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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与和谐发展

时间:2022-03-18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和谐发展是当代中国发展哲学的中心问题。由此,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对以往所有旧式发展观的超越,它为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指明了方向。可以这么说,科学发展观的实现过程,就是体现社会主义和谐发展的过程,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换句话说,人类不合理的、不科学的社会发展观和发展方式所导致的单一式、对抗式、盲目式的发展模式,是发展出现不和谐问题的根本原因。
科学发展观与和谐发展_发展观的变革与构建和谐社会

和谐发展是当代中国发展哲学的中心问题。坚持以人为本,是实现和谐发展的根本前提,而“五个统筹”的实质就是要努力实现社会各方面的和谐发展。因此,科学发展观的实现过程,实际上就是体现社会主义和谐发展的过程。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激烈推进过程中,我们正在见证中国自走向现代以来,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所经历的重大变化。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经验事实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于:人、社会、自然之间有着互构互生、共存共荣之义,有着休戚相关、血肉联体之情。由此,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对以往所有旧式发展观的超越,它为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指明了方向。可以这么说,科学发展观的实现过程,就是体现社会主义和谐发展的过程,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

一、和谐发展:当代中国发展哲学的核心问题

首先,人们在提出社会发展问题的时候总是针对社会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时空范围内发展上存在着的不协调、不平衡甚至严重失衡的现实情况,虽然这种不协调、不平衡的状况在一定限度内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但是不协调、不平衡的状况超过一定的界限(和谐的度)就会走向发展动力的反面,就会造成社会的畸形的、片面的发展,最终导致社会陷入混乱和无序状态,使得社会不能实现健康发展。因此,以中国发展为问题域的发展哲学,如果离人们最关心的这个基本问题愈远,那么,其价值也就愈小。

其次,由于现代化意味着对传统社会稳定状态、结构和发展模式的否定,是加速的发展和巨型的结构涨落,因而现代化进程常常伴随着社会失衡和动乱。亨廷顿认为:“现代化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33]而由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的自然经济格局中的旧习、工业化过程中的社会危机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弊端共存的复杂样态,决定了中国社会震荡更加复杂、频繁、剧烈。在这种状态下,简单的人与物的关系问题或者其他简单二分法的关系问题,都难以成为以通过追踪现代化的道路来体现自己的理论品格的发展哲学的基本问题,因此关注现代化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问题应是发展哲学责无旁贷的中心任务。

再次,也有学者认为,对理性、合理性问题的反思和质疑,是当代发展哲学的核心问题。如果说发展哲学的本质是对理性、合理性问题的反思和质疑,笔者没有异议,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就是革命的、批判的。马克思曾经明确地指出,“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34]。但如果由此把对理性、合理性问题的反思和质疑,看做是当代发展哲学的中心问题,我们认为恐怕不妥。因为对理性、合理性问题的反思和质疑,只是寻找整个社会和谐发展的前提,发展哲学就是通过对发展作前提性的批判,以求解发展之谜,探寻发展的内在和谐。说到底,和谐发展问题才是发展哲学要解决的中心问题。

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实现过程,实际上就是体现发展的和谐性的过程,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发展哲学如果无视当代中国社会进程中的这个最关键最基本的现实性问题,并运用自己的学科特点和优势对它加以研究和引导,而是闭门造车,去摆弄那些在话语上连自己也晦涩难懂的抽象化学术性问题,那么,发展哲学也就必然失去其存在的意义。所谓和谐发展,简言之,就是实现人、自然、社会之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之间的协调、均衡、有序的良性发展。有人认为,马克思只重视发展的对立、冲突的一面,而不重视发展的协调、和谐的一面,这是对其发展理论的极大曲解。实际上,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理论中,非常注意各种因素的和谐发展问题,如主张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人与社会和谐相处,人与人的平等互助,经济与人的协调发展,公平与效率的兼顾,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协调发展。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有关人与社会、自然之间关系的许多精彩的论述中,举出其中的两段加以佐证,“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这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35]从中也可以看出,这种理想的发展方式,只有在新型的、理想的社会制度中才可能完全实现。而在资本主义及之前的所有社会,都表现为发展的不和谐性,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方式上都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突出表现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对立冲突和异化,如人与自然的异化(无休止的攫取造成的全球生态问题)、人与社会的异化(社会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扭曲)、人与他人的异化(金钱关系所形成的人际关系的冷漠与紧张)、人与自我的异化(人异化为金钱的奴隶而造成的自我的失落)。

这些问题的暴露恰好说明旧的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性,以及被新的发展方式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换句话说,人类不合理的、不科学的社会发展观和发展方式所导致的单一式、对抗式、盲目式的发展模式,是发展出现不和谐问题的根本原因。

社会主义社会根除了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根源,但是仍然可能存在着发展观和实践方式的不科学不合理的问题。事实也证明,我国以往的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出现许多不和谐的问题,有的问题还相当的严重,就是由于落后的(有时甚至是错误的)发展观以及粗放式的发展方式所导致的。实现发展的和谐性,就是要扬弃以往不科学不合理的发展观和实践方式,追求我们党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合理的实践方式。

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

它体现为以下三点具体内容:一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二是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三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经济、政治、文化需要,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那么这些内容与和谐发展又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只有坚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表明,人的素质的高低,受教育程度,人的价值观念、思维能力、行为方式和创新意识等现代化的程度,直接决定了人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作用,尤其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日新月异的情况下,人的素质对发展先进生产力已经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当今世界的竞争,根本上是人的竞争,是人的素质的竞争。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而在生产力中,人又是核心要素,其他要素只有通过人才能起作用。我国改革的实践证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仅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也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与完善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不断促进他们的身心和谐,以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始终是我们党必须履行的核心要务。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讲,没有人的全面发展,就没有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关系的全面的和谐发展,也就没有我国的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的和谐发展;没有高素质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发展壮大,社会主义的发展就必然缺乏后劲。我们应该注意到,当前在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上还存在着一些不和谐的现象,比如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人被物化的现象,人在社会中找不到应有的主体地位;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出现了贫富悬殊、不公正和冷漠自私的现象;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灵魂与肉体的冲突,许多人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或多或少地存在问题。回避矛盾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我们只有认真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坚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采取切实措施,“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36],以促进人的劳动能力、社会关系和个体素质诸方面的自由而又充分的发展,才能不断消除那些不和谐的现象,从而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发展。

其次,只有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才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作为以唯物史观为自己理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必须理论联系实际,真正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全心全意地为广大人民群众谋求体现他们根本利益的发展。如果不能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能够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根本利益,那么,也就肯定无法充分调动全体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样一来,不仅不能够使经济社会和谐发展,而且会最终危及社会主义的政权。

最后,只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经济、政治、文化需要,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才能使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既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客观需要,也是社会主义和谐发展的标志。相反,如果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推进,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社会群体和社会成员一方,那么就说明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只是为少数社会群体少数人所享用。这样的发展不可能是和谐的发展,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37]

总之,科学发展观坚持的以人为本,就是突出人是社会的核心和主体,而和谐发展从根本上讲,也就是围绕人这一核心和主动协调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关系,保证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环境等各个层次结构中的各个要素之间的协调和发展。没有以人为本这一理念,就无法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也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的和谐发展。

三、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是实现“五个统筹”

“五个统筹”的实质就是要努力实现社会各方面的和谐发展。从唯物辩证法的视野来看,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为了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就必须善于发现矛盾、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在我国发展的关键时期和改革的攻坚阶段,人与自然的矛盾、城乡矛盾、区域矛盾、经济社会矛盾、内外矛盾比较突出。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城乡之间的关系、区域之间的关系、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成为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和及时协调统筹好的重大关系。

1.统筹人与自然关系是和谐发展的前提

我们知道,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以资源环境为其绝对永恒的自然基础。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层面上,当代人与其自然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这种对立是通过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表现出来的,如自然资源锐减、环境遭到严重污染等。这一问题在我国社会发展中表现得较为严重,以下就以水土资源为例对此加以说明。我国七大江河水系中劣五类水质占41%,城市河段90%以上遭受严重污染,海河、辽河及淮河的有机污染已不亚于英国污染最为严重时期的泰晤士河;黄河水资源取用率高达92%,水污染每年损失100多亿元,过度开发利用使河流经常干涸断流;我国土地的沙化面积正在加速,每年以3436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一年等于损失一个大县的面积。[38]

如果从哲学层面来分析其原因的话,那就是天人对立观支配下的工业文明对自然的过度征服和掠夺,才导致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失和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困境。当今,科学发展观意识到人与自然共处于一个生态系统,从更高层次上的“理性”高度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主张人类必须运用自己的理性智慧来自觉地、合理地展开对象性的活动,由此提出了走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努力实现人与自然之间良性循环的和谐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是要超越“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追求一种“新的人类中心”的价值观念,或者说是带有创新性质的“与自然共荣共存共进性的人类中心”观念。这不仅是人类历史上发展观的重大突破,也是社会主义和谐发展的科学前提。

2.统筹城乡关系是和谐发展的基础

中国的改革起于农村,随后,农村经济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生活水平总体上有了普遍的提高。但是城乡之间的差距还是显而易见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农村人口远低于城镇人口;养老、医疗保险,农村不仅普及率不高,而且水平低;更为严重的是城乡之间贫富差距、收入差距较大。例如,1997年农民的人均收入为2090元,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160元,两者收入差距为1∶2.47;2003年农民的人均收入为2622元,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500元,差距已扩大为1∶3.24。[39]同时,我国有80%的人口在农村,如果农村不能够得到发展,那么社会的和谐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因此,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应该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走向。

3.统筹区域关系是和谐发展的重要保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发展很快,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发展很慢,造成了地区间发展很不平衡的现实情况。例如,西部地区面积占全国71.3%,人口占30%,而GDP却只占全国的18%;而东南沿海5—6个省的GDP超过全国的50%。1991年东西部地区人均GDP差距为1.86倍,2001年扩大为2.44倍。其中上海人均GDP与贵州GDP相差13倍。[40]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有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各种危机。因此,逐步扭转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促进地区协调发展,是国家长治久安、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保证。

4.统筹经济社会关系是和谐发展的核心

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但发展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且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狭义)、环境等方面协调的持续演进的系统运动过程。这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各种“发展”之间存在不可替代的关系,此发展无法弥补彼发展,例如,经济发展、财富增加,并不等于分配制度合理,不能代替政治民主或社会公平。由此引发的政策含义是,每一种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各种发展之间必须保持协调配套的和谐关系,不能一味倾力于某一方面的“单兵独进”,不能厚此薄彼,更不能顾此失彼,否则,就不能达到事物整体的和谐发展。因此,人们在致力于谋求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必须适时改革经济制度,调节利益关系,以拓展经济发展的广阔空间,提高社会的公平程度;必须改革、完善政策制度,创造稳定有序、民主宽松的政策环境,为人民广泛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创造条件;必须变革思想关系,更新思想观念,确立与社会发展走向相一致的思想文化体系,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等等,以最终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5.统筹内外关系是和谐发展的关键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速,使得我们发展的竞争半径不断扩大,对外关联度和参与度更加密切和深刻。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的发展必须要考虑国际环境科学发展观主张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使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保持一种协调互补、和谐共生的运行状态,以尽可能实现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趋利避害,不断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总之,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作为一个有机的存在,它要求获得全面发展,并达到全面和谐。换句话讲,和谐发展的构成是社会保持其有机体性质的决定性条件。而和谐发展只有实现于人类科学的发展观和合理的实践中,那就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载《半月谈》2003年第20期。

[2]《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载《半月谈》2003年第20期。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47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74页。

[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6]福武直:《现代日本社会》,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8页。

[7]亚诺什·科尔内:《突进与和谐的增长》,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2—113页。

[11]王来平:《协调之忧》,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版,第12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0—486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385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4—125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页。

[17]《经济大词典》,海洋出版社1992年版,第80页。

[18]蔡拓:《可持续发展——新的文明观》,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0页。

[20]《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1—202、208页。

[21]《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1—202、208页

[22]〔美〕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研究的作用》,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0页。

[23]〔美〕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

[24]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自2001年7月2日《人民日报》。

[2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26]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编著:《我们共同的未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1—62页。

[27]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讲话》,载自2004年4月5日《人民日报》。

[28]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29]陈文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125页。

[30]陈文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页。

[31]《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载《半月谈》2003年第20期。

[32]《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载《半月谈》2003年第20期。

[33]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8页。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122页。

[36]《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载2004年2月22日《光明日报》。

[3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111页。

[38]王明贤:《试论经济增长方式与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载《宁夏党校学报》2006年第2期。

[39]王伟光:《关于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载《中共中央党校报告选》(增刊)2006年第48期。

[40]叩响和谐社会大门——人大议案中感受民生“四不平”[EB/OL].http://WWW.chubei.com/2005—03—14ca7033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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