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具体的乌托邦

三、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具体的乌托邦

论述至此，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唤醒乌托邦的精神就意味着我们要在艺术的引领之下，踏上爱与革命的道路。在这里，爱与革命相互交融，它们是同一条道路的两个不同的维度，前者强调它的出发点是关于人的存在的真理，后者表明这条道路的真实意义是使世界最终成为我们的家园。正是由于这二者互为表里，布洛赫才沿着乌托邦哲学的道路自然地走向了马克思主义。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宗教的联盟

对于布洛赫来说，马克思主义代表着对乌托邦道路的实现:

与此同时，拥有着数百万无产阶级的西方还没有发言;与此同时，在俄国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共和国;与此同时，那些关于我们的灵魂，关于我们的宗教良心的问题依然在燃烧着，依然没有熄灭，没有被压服，它们的绝对的要求还没有被实践。更重要的是，我们至少已经从一个世纪前的马克思对现实的看法中学习到了很多。马克思彻底地清除了社会主义逻辑中的所有简单的、虚假的、脱离现实的、抽象的热情和纯粹的雅各宾主义，还有我们当然不会忘记康德和巴德尔(Baader)的超越于所有的现实政治的精神……⁽¹⁵²⁾

在这段话中，布洛赫反复提到马克思主义，他一方面强调对于欧洲文明的危机来说，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代表着克服危机的一种现实可能性;另一方面他也特别指出马克思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已经能够切中生活中的真实问题，而不是一种抽象的革命热情。不仅如此，他还同时把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与另外一个传统相提并论，后者以康德和巴德尔为代表，它意味着我们对灵魂问题和良心问题的永恒的追问。那么这两个传统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它们之间是一种外在的并列的关系，还是内在的一致的关系?

在论述乌托邦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时，布洛赫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解答: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对“使内在的成为外在的”那个环节的具体实现，因此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在根本上是从乌托邦的精神的高度出发的。从布洛赫后来的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认为我们只有在这个高度上理解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事业的普遍的性质，才能说明马克思、恩格斯等非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何要选择革命的道路。反过来说也是一样，我们只有真正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等非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何要选择革命的道路，才理解了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的真正内涵。“这又把我们带回到那个问题，即在那些不需要革命的人那里，他们的革命态度是如何产生的，动机何在——如在十二月党人那里，在巴枯宁、列宁、马克思那里。他们并不需要革命——还有恩格斯，这个曼彻斯特的棉纺厂厂主，更加不需要它，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锯断自己正栖身其上的树枝!恩格斯了不起!因此，我们是在谈论一个道德问题。我们是在谈论骑士的美德，谈论我们可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发现的道德和文化的遗产。‘那是不公平的’——这个反资本主义的判断是建立在绅士的价值标准之上的。它回到了骑士的法典，回到了亚瑟王的圆桌的法典。一个不守信用的骑士会蒙受耻辱，而一个不守信用的资本家却会做成赚钱的交易。”⁽¹⁵³⁾直接地看，布洛赫在这里所讲的是道德的问题，但根据布洛赫对“内在的历程”的探讨，我们已经知道我们之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伦理的高度，又是因为我们在对存在的真理的追问中达到了乌托邦的高度。

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布洛赫在《乌托邦的精神》的最后明确地提出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宗教的联盟的思想。

“我们要知道这一点”，佐哈尔(the Zohar，犹太教卡巴拉密教文献)的手稿中曾经这样写道，“我们要知道，对于任何世界都有两重看法。一个表明它的外在的方面，即这个世界在它的外在形式中的一般规律。另一个则表明这个世界的内在本质，即人们的灵魂的本质。与之相应，也有两种不同程度的行为，即工作和苦修:工作是为了在外在性方面使世界更加完善，而祈祷则是为了使这个世界被包含在那个他者的世界中，使之被提升”。正是在这种相互呼应中，马克思主义与宗教统一在了一起，二者在功能上相互呼应，一方以去除人们的各种负担为己任，而另一方则以精神本身为己任，二者共同统一于那个朝向着新的王国的意志之中。也正是在它们二者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呼应之中，才流淌出一条汇聚了所有支流的主线:灵魂、弥赛亚、末日灾难，它代表着在总体性中觉醒的行为，提供了让我们去做和去认识的最后动力，构成了所有的政治和文化的先天形式……⁽¹⁵⁴⁾

粗看起来，布洛赫在这里似乎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和宗教机械地结合在一起，前者关注外部世界，而后者则关注人的内心世界。但如果我们结合着他的乌托邦思想来看，就会发现，这二者其实是同一条乌托邦道路的两个方面，正如“自我遭遇”和“使内在的成为外在的”是乌托邦道路的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一样。不仅如此，在布洛赫这里，宗教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盟在根本上还意味着对有神论的宗教的扬弃，意味着我们在人本主义的立场上对蕴含在宗教中的乌托邦的维度的继承。宗教在这里指我们沿着内在的道路达到“自我遭遇”，即达到关于我们的存在的超越的真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宗教的联盟最终成就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事业，它要使我们在这个没有上帝的时代支撑起自己的生活，赋予生活以意义。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所具有的乌托邦的高度，布洛赫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对现实的冷峻的认识，还是冷流(cold currents)和暖流(warm currents)交汇的产物:暖流是我们对乌托邦的未来的希望，是在这希望中对人的存在的体认，冷流则是对现实世界中的虚假和丑陋的洞察。

(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具体的辩证法

如果说在《乌托邦的精神》中，布洛赫还只是刚刚开始涉及马克思主义的话，那么他在《希望的原理》中则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进行了充分的论述。我们接下来将主要依据《论卡尔·马克思》⁽¹⁵⁵⁾来重点介绍其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具体的乌托邦的思想。前文已经提到，布洛赫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既是一条具有乌托邦的高度的道路，又是一条能够真正克服危机的现实的道路。这究竟何以可能?在《论卡尔·马克思》所收入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通过论述马克思对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的扬弃，而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具体的辩证法。作为介入历史之中的具体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使得历史的内容在我们的创造中不断展开。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具体的乌托邦。

我们先来看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的超越。布洛赫首先指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扬弃最集中地体现在他在辩证法的领域中实现了对黑格尔的颠倒。具体来说，就是它真正地占有了历史领域:我们通过在活动中自觉地把自身与历史的总体相关联而自觉地进行历史创造。当然，历史的总体是尚未完全实现的总体。落实到历史的主体方面，在马克思这里，历史的主体是在历史中意识着，并在以意识为内在环节的实践中改变着世界的人们。如此一来，辩证法和历史就达到了同一:首先，历史只有一个。历史是一个彻底的中介，在这个中介中人与自然达到同一，人既是历史的主体，同时又是历史中的一种物质性的力量。其次，经由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颠倒，辩证法彻底摆脱了直观，不是在历史之外对历史的直观(从费尔巴哈到黑格尔)，而是主体在历史过程中的创造性。

归结起来，在马克思这里，辩证法已经不再是人们站在历史之外对世界的直观，而是人们在历史中的创造。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辩证法使我们能够真正在历史中进行创造，真正能够支撑其自己的生命。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以人为其中的一部分的历史是一个物质的过程，这个物质的过程是敞开的。历史中的人们在意识着，他们在意识中把握着生活中的矛盾⁽¹⁵⁶⁾，并通过对矛盾的把握而把眼前的现实与尚未充分实现的历史总体联系起来。如此的意识生发于实践，同时它作为内在于意识之中的一个环节，又是生活中的一种现实的力量，在实际地改变着这个世界。这个过程是人的真理得以呈现的过程，也是人把这个世界逐渐地接纳下来，使之成为人的家园的过程。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历史与起源”的一致，而这个一致恰恰是辩证法的唯一内涵。辩证法使我们自觉到自己的历史中人的处境，正是由于这个自觉我们才会更加投入到创造性的实践中。以往的哲学在根本上是一种直观的立场，是使人抽身于历史之外的立场。这种直观的立场与辩证法的作用刚好相反，它使人停留在“纯粹的”理论领域中，无法直接加入到历史的矛盾运动中，更不能通过自觉地推动矛盾的展开而创造历史。

我们再来看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的扬弃。布洛赫指出，在根本立场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后方的唯物主义”，与之相反，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则是真正“冲上了前线的唯物主义”。前者之所以成立，是因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与他要批判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一样，是站在生活之外对生活的“直观”;后者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它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内部结构的批判，把自己内在地放进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关系之中，并成为一种促使矛盾得以展开和解决的现实力量。在它对现实生活的批判中，最重要的是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处境的现实根源的揭示。具体来说，有如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在认识论上，费尔巴哈无力回答我们究竟该怎样理解“物质”，那个所谓的世界的最初。根据《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布洛赫认为马克思的独特贡献就在于他不仅把这个物质的世界理解为把人作为一个部分也包含于其中的世界，而且把它理解为以人的劳动为中介的世界。因此，在这个世界中，就已经蕴含着人的劳动以及人的意识。在马克思这里，劳动有明显的两个层次:以异化的形式而展开的生产劳动和“革命的、批判的实践”。与马克思的立场相对比，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立场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的立场都具有明显的缺陷。唯心主义的立场把这个世界理解为由人的理性或人的精神所创造的世界。前者指唯心主义哲学把理性理解为对数学化的知识的生产，并把整个世界都理解为是由这种理性的活动所带出来的世界。这一思想之所以能够产生并被广泛地接受，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采取了数学的、纯粹的量的形式。德国的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主要以黑格尔为代表，他以精神的劳动来同时包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两种不同的劳动，即工人的被规定的劳动和资产阶级的生产数学化的知识的劳动，并直接把这种精神的劳动理解为成就主体、创造历史的活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立场的主要缺陷在于，它由于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被异化的劳动持极端轻视的态度，就企图绕开劳动，用人的纯粹的知觉来直接达到最初的世界。这样，它就把知觉和世界都彻底地抽象化了，在这个世界中只有抽象的人和人通过抽象的知觉而达到的抽象的世界。

其次是在对“人性”的理解上，费尔巴哈陷入了一种抽象的乌托邦的立场。布洛赫明确地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立场:宗教的立场、费尔巴哈的有宗教的残余的立场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的立场。通过讲述这三种立场的不同，布洛赫要强调的是，前两种立场在根本上都意味着一种无力的或抽象的乌托邦的立场。它们一方面无力对现实世界进行深入到政治和经济层次上的批判;另一方面又在一个超越的世界(或抽象的世界)中寄托了对于未来的希望。为了说明这一点，布洛赫特别地抓住了费尔巴哈的“类”或“人性”的概念。关于这种抽象的人类学的立场的现实根源，他指出这是一种新斯多葛主义的立场。关于这种立场的抽象性和无力性，他指出这最多只是对市民社会中的单个人的直观。但同时他也强调，马克思没有丢掉的是在这种立场中所保留着的对未来的希望。这种人道主义的立场在马克思那里逐渐失去了抽象的性质，成为具体的共产主义立场。共产主义的立场的具体性就体现在:它是对现实社会内部矛盾的具体的批判，这种批判本身是在现实社会中已经生成的、革命的、批判的实践活动的内在组成部分。

再次，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上，布洛赫一方面强调理论是实践中的一个环节，它的真理要在实践中才能达到，另一方面又指出革命的实践的伦理必须有理论的环节。关于前者，布洛赫逐次批判了三种错误的立场:古代哲学和早期近代哲学的立场、黑格尔哲学的立场、青年黑格尔派的立场。关于古代哲学和早期近代哲学的立场，布洛赫指出，它所坚持的是理论本身的绝对独立性，真理被认做完全处于理论之中。在这种立场的背后，是对生产性的劳动的极端轻视。关于黑格尔的哲学的立场，布洛赫指出，它有着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历史的过程中，他承认观念的真理性就在于它的实现;另一方面，在哲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这个根本的问题上，他又以理论本身为所有一切的根本目的。关于青年黑格尔派，布洛赫在这里涉及了它的四个重要代表人物。在布洛赫看来，他们的根本问题就在于，把理论的批判仅仅只与那个批判的主体相连，最后竟然发展到批判者与群众之间的完全对立。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的立场更加接近费希特的哲学的立场，费希特也是在彻底否定现实世界的前提之下，强调那个纯粹的主观的实践活动。在指出上述这三种立场在根本上都是把理论和实践分离开来之后，布洛赫又转向了革命的伦理问题，并同时展开对费尔巴哈的抽象的爱的立场和“社会主义者们”的反动的爱的立场的批判。布洛赫在这里之所以转向这个问题，是要强调正如理论无法离开实践一样，实践也无法离开理论。费尔巴哈的抽象的爱的立场是一种神秘主义，因为这个模糊的“爱”的概念就表明他无力对于现实世界中的实际的复杂性进行辨析;“社会主义者”们高举着“爱”的旗号，也是一种神秘主义的立场，但这种立场更加具有反动性，因为它有明确地遮蔽矛盾和斗争的含义。要瓦解掉这种神秘主义，就需要在实践中有明确的理论批判的环节，只有通过这个理论的批判环节，我们对未来的希望才能够被具体地落实在现在这个充满着矛盾的社会生活中。也只有这样，革命的伦理才能够被落实为革命的实践。

最后，布洛赫指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根本超越就体现在，他找到了撬动历史的阿基米德支点。卢卡奇和布洛赫都非常重视要找到阿基米德支点。阿基米德支点之所以这么重要，是因为它决定着直观的立场与辩证法的立场之间的根本区别:直观就意味着游离于历史之外，无法找到阿基米德支点以进入历史并创造历史;辩证法则意味着能够通过阿基米德支点而进入历史并创造历史。在卢卡奇那里，那个阿基米德支点就是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而布洛赫则分别用了三种方式来表述这个阿基米德支点:不仅指向过去，而且在本质上指向尚未来临的将来的知识、劳动着的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他人的关系。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三种表述指向的是同一个内容:能够撬动历史的那个阿基米德支点是现实的历史中人;这些人不是抽象的个体，而是他们所处于其中的具体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他人的关系;这样的历史中人之所以能够撬动历史，是因为他们在历史中达到了关于现在的发展趋势的认识，或者说是因为他们能够在未来的视域中把握现在。更进一步地说，这样的历史中人也就是代表着社会中的新因素的无产阶级，他们所达到的指向着未来的知识就是具体的乌托邦。

论述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布洛赫在其乌托邦思想中创造性地实现了对宗教的传统(犹太教弥赛亚主义和基督教末世论传统)和辩证法的传统(德国唯心主义辩证法传统)的融合。宗教的传统使布洛赫敏锐地洞见到现代社会中人的存在的超越的维度的丧失，并通过重走自康德以来的那条内在的道路来追问人的存在的真理;辩证法的传统则使它能够把这条道路具体地放在历史中展开，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矛盾的批判中来追问关于人的存在的真理，在对历史的尚未充分展开的总体性的自觉中来进行对历史的创造。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布洛赫的乌托邦思想是在辩证法的道路上扬弃宗教的遗产，是对人本主义道路的顽强的坚守。

【注释】

(1)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72页。

(2)参见Michael Lowy，“Interview with Ernst Bloch”，in New German Critique，1976，No．9，pp．35－45。

(3)转引自R．Wiggerhaus，The Frankfurt School: Its History，Theories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Oxford: Polity，1994，p．67。

(4)H．Marcuse，“The Realm of Freedom and The Realm of Necessity: a reconsideration”，in Praxis，1969，No．1，p．20．

(5)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44页。

(6)同上，第148页。

(7)同上，第148页。

(8)同上，第149页。

(9)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51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96～97页。

(11)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51页。

(12)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54页。

(13)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63页。

(14)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74页。

(15)在1967年的新版序言中，卢卡奇认为，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上:异化(alienation)［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是物化(reification)］和同一的主体—客体(the identical subjectobject)。关于异化，卢卡奇承认他此时还没有理解异化与对象化的区分，而这一区分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得到明确阐述。正因如此，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他也像黑格尔一样，找不到走出物化的世界的现实出路，最后只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同一的主体—客体上，而前者却仅仅是一个理论的虚构。

(16)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29页。

(17)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29页。

(18)同上，第236页。

(19)《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275页，转引自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37页。

(20)George Luka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translated by Rodney Livingstone，Cambridge: The M IT Press，1971，p．172．

(21)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50页。

(22)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50页。

(23)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54页。

(24)同上，第258页。

(25)关于这点，卢卡奇在解释工人们关于自己的商品地位的意识，为什么只是一个关于客体的意识而不是客体的自我意识时，已经作了明确的说明。

(26)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79页。

(27)同上，第284页。

(28)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68页。

(29)同上，第292页。

(30)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99页。

(31)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1页。

(32)Georg Lukacs，Tailism and the Dialectic，London，New York: Verso，2000，p．47．

(33)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2页。

(34)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84页。

(35)黑格尔:《哲学全书》德文版第81节，转引自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63页。

(36)Fifth Congressof the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bridged Report，publish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p．17，转引自Karl Korsch，Marxism and Philosophy，New York and London: NLB，1970，p．16。

(37)Karl Korsch，“Schriften zur Sozialisierung”，转引自Karl Korsch，Marxism and Philosophy，New York and London: NLB，1970，p．10。

(38)Karl Korsch，Karl Marx，Chapman and Hall，London，1938，reprinted in New York，1963，p．169．

(39)Karl Korsch，Marxism and Philosophy，New York and London: NLB，1970，pp．40－41．

(40)Hegel，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Vol．3，London，1896，p．409．

(41)Hegel，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Vol．3，London，1896，p．409．

(42)Ibid．，p．415．

(43)Hegel，Philosophy of Rght，translated by T．M．Knox，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p．11．

(44)Karl Korsch，Marxism and Philosophy，New York and London: NLB，1970，p．30．

(45)Karl Korsch，Marxism and Philosophy，New York and London: NLB，1970，p．40．

(46)Ibid．，p．45．

(47)Karl Korsch，Marxism and Philosophy，New York and London: NLB，1970，p．47．

(48)Karl Korsch，Marxism and Philosophy，New York and London: NLB，1970，p．60．

(49)“意识形态”在这里特别指已经与革命实践完全脱离了关系的抽象理论。它与依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含义不同。

(50)Karl Korsch，Marxism and Philosophy，New York and London: NLB，1970，pp．140－142．

(51)Karl Korsch，Marxism and Philosophy，New York and London: NLB，1970，p．131．

(52)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09页。

(53)Karl Korsch，Marxism and Philosophy，New York and London: NLB，1970，p．96．

(54)Karl Korsch，Marxism and Philosophy，New York and London: NLB，1970，p．93．

(5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页。

(56)鲁达斯(Rudas)就是沿着这个思路来批评卢卡奇关于“被赋予的意识”(imputed consciousness)的思想的。

(57)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Deoffray Nowell Smith，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s，1971，p．ⅩⅧ．

(58)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Deoffray Nowell Smith，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s，1971，p．ⅩCⅢ．

(59)参见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Deoffray Nowell Smith，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s，1971，p．ⅩⅩⅪ。

(60)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Deoffray Nowell Smith，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s，1971，pp．326－327．

(61)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Deoffray Nowell Smith，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s，1971，p．389．

(62)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Deoffray Nowell Smith，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s，1971，p．8．

(63)Ibid．，p．9．

(64)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Deoffray Nowell Smith，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s，1971，p．5．

(65)Ibid．，pp．6－7．

(66)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Deoffray Nowell Smith，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s，1971，pp．7－8．

(67)Ibid．，p．12．

(68)参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指被物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笔者注

(69)关于这一点，将在“革命与争取领导权的斗争”一节中展开。

(70)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Deoffray Nowell Smith，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s，1971，pp．332－333．

(71)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Deoffray Nowell Smith，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s，1971，pp．334－335．

(72)Ibid．，p．15．

(73)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Deoffray Nowell Smith，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s，1971，p．15．

(74)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Deoffray Nowell Smith，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s，1971，p．15．

(75)《狱中札记》的编者已经在注释中指明，上述的这个论断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提出的，而不是马克思本人提出的。——笔者注

(76)a state，葛兰西在这里应该是指这个阶级成为代表着国家的领导阶级。——笔者注

(77)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Deoffray Nowell Smith，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s，1971，p．381．

(78)《狱中札记》的编者在注释中说明，列宁在其著作中并未明确地提出领导权的概念。葛兰西在这里之所以把领导权的概念明确地归功于列宁，是因为他认为列宁在其关于十月革命的理论中已经表达了类似的思想。

(79)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Deoffray Nowell Smith，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s，1971，p．382．

(80)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Deoffray Nowell Smith，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s，1971，p．382．

(81)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Deoffray Nowell Smith，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s，1971，p．334．

(82)Ibid．，p．365．

(83)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Deoffray Nowell Smith，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s，1971，p．366．

(84)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Deoffray Nowell Smith，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s，1971，p．366．

(85)参见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Deoffray Nowell Smith，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s，1971，pp．351－361。

(86)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Deoffray Nowell Smith，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s，1971，p．336．

(87)Ibid．，p．367．

(88)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Deoffray Nowell Smith，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s，1971，p．388．

(89)Ibid．，p．346．

(90)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Deoffray Nowell Smith，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s，1971，p．405．

(91)参见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Deoffray Nowell Smith，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s，1971，p．345。

(92)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Deoffray Nowell Smith，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s，1971，p．420．

(93)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Deoffray Nowell Smith，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s，1971，p．420．

(94)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Deoffray Nowell Smith，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s，1971，p．441．

(95)Ibid．，p．445．

(96)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Deoffray Nowell Smith，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s，1971，pp．445－446．

(97)Ibid．，p．444．

(98)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Deoffray Nowell Smith，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s，1971，p．370．

(99)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Deoffray Nowell Smith，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s，1971，p．371．

(100)指德国古典哲学、法国政治哲学和实践以及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笔者注

(101)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Deoffray Nowell Smith，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s，1971，p．400．

(102)指关于从天然的领域向自由的领域过渡的断定。——笔者注

(103)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Deoffray Nowell Smith，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s，1971，p．405．

(104)Ernst Bloch，The Principleof Hope，translated by N．and S．Plaice and P．Knight，Oxford: Basil Blackwell，1986，p．23．

(105)Michael Lowy，“Interview with Ernst Bloch”，in New German Critique，translated by VickiWilliams Hill，1976，No．9，p．38．

(106)指西美尔支持战争的讲座。——笔者注

(107)“Die Welt bis zur Kenntlichkeit verandern”，Interview with Ernst Bloch，May，1974 in Arno Munster edited，Tagtraume vom aufrechten Gang，Seches Interviewsmit Ernst Bloch(Frankfurt am Main，1977)，p．34．

(108)Theodor Adorno，“Henkel，Krug und fruhe Erfahrung”，in Noten zur Literatur，Vol．4，Frankfurt-am-Main: Suhrkamp Verlag，1974，p．92．

(109)Ernst Bloch，“RecollectionsofWalter Benjamin”，in OnWalter Benjamin: Critical Essaysand Recollections，edited by G．Smith，Cambridge: M IT Press，1988，p．339．

(110)Michael Lowy，Interview with Ernst Bloch，in New German Critique，translated by VickiWilliams Hill，1976，No．9．p．40．

(111)Ernst Bloch，“Disrupted language，disrupted culture”，in Direction，December，1939，p．36．

(112)Ernst Bloch，“Disrupted language，disrupted culture”，in Direction，December，1939，p．36．

(113)Zudeick，Der Hintern des Teufels，Moos and Baden-Baden，Elster，1985，p．186．

(114)捷克斯洛伐克1952年的斯朗斯基审判案(Slansky trial)是一场有预谋的审判案，其背景是斯大林在晚年所策划的最后一次整肃活动。在此背景之下，在苏联的卫星国中发生了一系列的审判案。在这些审判案中，被挑选出来作牺牲品的党内高级官员都由于“犹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而被指控犯有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罪。在此基础上，他们又被进一步指控和臭名昭彰的非犹太复国主义机构有牵连，尤指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这些审判的目的在于指控一切犹太人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而一切犹太复国主义团体都是“美帝国主义走狗”。

(115)J．Habermas，Autonomy and Solidarity，London: Verso，1986，p．37．

(116)J．R．Bloch，“How can we understand the bends in the upright gait?”，New German Critique，1988，No．45，p．32．

(117)Ernst Bloch，The Spirit of Utopia，translated by Anthony Nassar，Meridian，2000，p．1．

(118)参见Ernst Bloch，Thomas Munzer als Theologe der Revolution，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1962。

(119)Ernst Bloch，ThomasMunzer als Theologe der Revolution，Frankfurt:Suhrkamp Verlag，1962，s．119．

(120)Ernst Bloch，The Spirit of Utopia，translated by Anthony Nassar，Meridian，2000，p．2．

(121)Ernst Bloch，The Spirit of Utopia，translated by Anthony Nassar，Meridian，2000，p．173．

(122)Ernst Bloch，The Spirit of Utopia，translated by Anthony Nassar，Meridian，2000，p．177．

(123)Ibid．，p．178．

(124)Ibid．，p．178．

(125)Ernst Bloch，The Spirit of Utopia，translated by Anthony Nassar，Meridian，2000，p．187．

(126)Ernst Bloch，The Spirit of Utopia，translated by Anthony Nassar，Meridian，2000，p．167．

(127)在对待不再意识(the no-longer conscious)这种无意识的态度上，布洛赫与弗洛伊德明显不同，弗洛伊德尤其重视这些不再被意识到的东西，认为它们(性冲动、死亡本能等)是决定人的生命的最根本的东西，而布洛赫则认为他们不是根本性的，不是照亮我们的存在的黑暗的乌托邦之光，最多只是前者的密码。

(128)Ernst Bloch，The Spirit of Utopia，translated by Anthony Nassar，Meridian，2000，p．192．

(129)Ernst Bloch，The Spirit of Utopia，translated by Anthony Nassar，Meridian，2000，p．202．

(130)Ibid．，pp．197－198．

(131)Ibid．，p．198．

(132)Ibid．，p．198．

(133)Ernst Bloch，The Spirit of Utopia，translated by Anthony Nassar，Meridian，2000，p．197．

(134)Ernst Bloch，The Spiritof Utopia，translated by Anthony Nassar，Meridian，2000，pp．228－229．

(135)指关于我们的存在的问题。——笔者注

(136)Ernst Bloch，The Spirit of Utopia，translated by Anthony Nassar，Meridian，2000，p．228．

(137)所以说他的哲学是脚踏大地的哲学，无论是毁灭，还是救赎，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切近而实在的。

(138)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耿济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46页。

(139)Ernst Bloch，The Spirit of Utopia，translated by Anthony Nassar，Meridian，2000，p．3．

(140)布洛赫在具体展开其内在的道路之前，首先以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为例，说明了他本人的哲学道路的特点。他首先强调，康德哲学高于黑格尔哲学，因为前者通过坚持人的内在性而凸显了我们对应当的感受性(sensibility);而后者则通过使内在的成为外在的，而使我们彻底丧失了这样的感受性，使得人与虚假的外在世界之间的张力消失了。因此，他继承的是康德哲学的道路;但与此同时，他又指出，康德哲学只有通过黑格尔的哲学才能完满起来，即内在的乌托邦的精神必须发挥外在的、宇宙的功能。

(141)Ernst Bloch，The Spirit of Utopia，translated by Anthony Nassar，Meridian，2000，p．234．

(142)Ibid．，p．237．

(143)Ernst Bloch，The Spirit of Utopia，translated by Anthony Nassar，Meridian，2000，p．237．

(144)关于这一点，可参见Levinas在《对布洛赫的阅读，走向总结》一文中的解释:“一种人类居留联系的构成，存在着存在的事件，是同一种事件，同一种自动占为己有的隐现生成。你的事在被做着的主有格的显现。在走到尽头的存在的这一显现中，有着人与存在的对立的终结，有着真实状态的终结。已成型世界的改变，在这世界中，人们通过在实践中引入各种形式——这一客观过程是那么紧密地、或者本真地、或者那么独特地与这一实践相连，在客观性都在主有格中昂扬起来，变成主有的，变成你的事在被做着的主有词。或许，主有词的初始之地就在于此，而不是在对事物的拥有中。”

(145)Ernst Bloch，The Spirit of Utopia，translated by Anthony Nassar，Meridian，2000，p．266．

(146)Ernst Bloch，The Spirit of Utopia，translated by Anthony Nassar，Meridian，2000，p．266．

(147)Ibid．，p．267．

(148)Ibid．，p．267．

(149)Ernst Bloch，The Spirit of Utopia，translated by Anthony Nassar，Meridian，2000，p．269．

(150)转引自罗赞诺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张百春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82页。

(151)参见Ernst Bloch，The Spirit of Utopia，translated by Anthony Nassar，Meridian，2000，p．274。

(152)Ernst Bloch，The Spirit of Utopia，translated by Anthony Nassar，Meridian，2000，p．2．

(153)Michael Lowy，“Interview with Ernst Bloch”，in New German Critique，translated by VickiWilliams Hill，1976，No．9，p．39．

(154)Ernst Bloch，The Spirit of Utopia，translated by Anthony Nassar，Meridian，2000，p．278．

(155)On Karl Marx，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1971，选自《希望的原理》(第三卷)。

(156)这个矛盾既是历史中的新生力量与旧的社会秩序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是人的存在与异化的现实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