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洛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乌托邦主义的阐述

第四节　布洛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乌托邦主义的阐述

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的一生是与世界历史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的一生中，经历了数次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从一战到20世纪初共产主义革命高潮在全世界范围的兴起，从纳粹上台到二战全面展开，从冷战开始到柏林墙的建立，他不仅亲历着这些历史事件，而且每一次都要对自己的立场作出明确的抉择。所以布洛赫的思想绝非学院化的思想，他在对世界历史的遭遇中和对人生困境的面对中展开思考。布洛赫的一生起起落落，但在其整个一生中，他一直坚持着一贯的立场，一直以中欧犹太知识分子中的左派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他的所有著作都有着明显的乌托邦的维度。从思想发展的角度看，他的一生大概经历了六个时期。

(一)青少年时期

1885年7月8日，布洛赫出生在德国路德维希港的一个铁路官员家庭中。他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被同化了的犹太人家庭，在这样的家庭中，布洛赫度过了一个并不快乐的童年。由于父母都未受过良好教育，对孩子不能持同情和理解的态度，再加上他在学校里的成绩一直平平，布洛赫的整个童年都是在不愉快的心境中度过的。他后来在《希望的原理》中关于童年写下了这样一段带有自传色彩的文字:“父母和教师从来都是使事情更糟。学校里的痛苦比后来的任何一种痛苦都令人难以忍受，除了囚犯的痛苦之外。孩子们与囚犯一样有着越狱的希望，因为外面的世界是尚不明确的，是充满着奇迹的地方。”⁽¹⁰⁴⁾童年时的痛苦经验使布洛赫在其后来的一生中一直处于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紧张和对立中，处于对未来的渴求中。

(二)一战时期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布洛赫的思想日趋成熟。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他坚决地站在左派的反战立场上，二是他的乌托邦思想已经形成。一战期间，布洛赫坚决地站在左派的反战立场上，并为此与卢卡奇发生分歧，与西美尔决裂。在谈到他与卢卡奇之间的思想的差异时，布洛赫指出:“第一次真正的差异出现在卢卡奇被应征入伍，同意回布达佩斯的时候。那是不属于‘生态保护区’的第一个观点上的差异。事实是他主动地回到了布达佩斯并故意让自己被应征入伍，而不是移居。相反，我却去了瑞士;我不想参战。卢卡奇以我所不能理解的道德的名义，认为他有责任回到布达佩斯并成为一个战士。这还不是深刻的差异，但它已经是分离的开始。”⁽¹⁰⁵⁾布洛赫之所以坚决反战，并不仅仅因为他当时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更主要的是他意识到这场战争毫无意义，它表明西方文化已深陷危机之中。这些思想在他反对西美尔的文字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达。一战期间，西美尔曾在海德堡作了一次演讲，布洛赫是听众之一，他惊异地发现这竟是一场支持战争的演讲!布洛赫对此感到难以理解，因为在他看来，选择支持战争，就意味着彻底否定掉他们以前共同持有的关于现实世界的观点，即现实世界是虚假的，当前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是人类的文化陷入危机的时期。“这个人曾经对我说:‘将来的历史会揭示出对德国来说最具灾难性的两个时期:第一是三十年战争时期，第二就是魏玛二世时期。’⁽¹⁰⁶⁾那是我不能理解的。”⁽¹⁰⁷⁾

布洛赫不仅在一战中看到了灾难，而且还看到了灾难之后的希望。他在写于1918年的一个名叫《军事失败将帮助德国还是伤害德国》的小册子中，明确指出如果在德国要想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的话，那么德国必须首先经历军事独裁的失败和毁灭。可以说，正是一战促成了布洛赫的乌托邦思想的形成。他的乌托邦思想有着明显的末世论的维度，于是就有了他在停留瑞士期间所完成的第一本代表作——《乌托邦的精神》(The Spirit of Utopia)。《乌托邦的精神》原定题目为《音乐与末日灾难》(Music and Apocalypse)，后来由于出版方面的原因才把它改为了现在的题目。从这点我们也可以看出一战对于该书的诞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18年，《乌托邦的精神》在慕尼黑出版。在书中，布洛赫既明确指出欧洲正在走向死亡，人类正在走向灾难，也为人们指出了走出灾难、走向完满的道路，那就是唤醒沉睡于人们内心深处的乌托邦的精神。带有着浓重的弥赛亚主义色彩的《乌托邦的精神》立刻吸引了思想界的注意，肯定者们视之为天才的作品，认为它既显现了作者的广泛的兴趣、广博的知识，也表达了作者对于人类问题的深刻洞见;而反对者们则因其怪异的风格、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而拒斥它。这种情况后来伴随了布洛赫的一生，他的独特思想总是会得到截然相反的两种反应。自《乌托邦的精神》起，布洛赫就一直致力于阐发乌托邦思想，1921年，他完成了《作为革命的神学家的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unzer as Theologian of Revolution)。1923年，他再版了经过修改的《乌托邦的精神》。

(三)两次大战中间时期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布洛赫的生活充满了动荡和变故。首先是他的个人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故。1921年，他的第一个妻子艾莎(Else von Stritzky)去世，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精神打击。他们成婚于1917年，布洛赫一直说是艾莎唤醒了他的宗教感。之后，布洛赫又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1922年，他与一位画家再婚，但他们的实质性婚姻关系只维持了不到一年。直到1934年，他与一位名叫罗拉(Karola Piotrkowska)的波兰籍建筑师成婚。罗拉同时也是一名积极的共产党党员，她一直陪伴着布洛赫走完了他的余生。与此同时，布洛赫的生活地点也处于不断的变动中。自1919年从瑞士回国以后，布洛赫先后去了意大利、法国和奥地利。1933年纳粹上台以后，为了躲避逮捕，他又离开了德国，成为流亡的左派犹太知识分子的一员，先后去了苏黎世、维也纳、巴黎和布拉格，直至1938年流亡美国。

这段动荡的日子对布洛赫思想发展主要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他与同时代的一些思想家展开了广泛的思想交往，二是他明确地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在一战后的这段时间里，布洛赫开始与阿多诺、本雅明、布莱希特、托马斯·曼等一批重要的知识分子交往，并与他们中的很多人结成了朋友。阿多诺在中学时就阅读了《乌托邦的精神》，后来又进一步对该书作了肯定性的评价。他敏锐地指出了这本书的核心思想:“关于历史的终点的弥赛亚主义的视角和朝向超越的挺进构成了《乌托邦的精神》的中心，其中的一切都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¹⁰⁸⁾后来，阿多诺也一直在关注着布洛赫的思想，并在他的《文学笔记》(Notes to Literature)中专门讨论了布洛赫的《痕迹》(Spuren)。本雅明与布洛赫的关系更为密切。他们在1919年初次会面之后，都感到自己的思想在对方那里得到了确证和回应。他们因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而走到了一起，他们都既反对同化的道路，也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道路，都认为犹太知识分子应该在对历史的弥赛亚主义的终点的洞见中担当起拯救人类的使命。布洛赫在后来的回忆中也提到了他们曾经有过的一段密切关系:“1926年在巴黎，我们经历了一种共生状态，它持续了半年。”⁽¹⁰⁹⁾后来他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又疏远了，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对待政治和革命的态度上产生了分歧。与此同时，布洛赫还与布莱希特、托马斯·曼等保持着思想上的联系。思想上的这些交往使布洛赫的乌托邦思想内容更加丰富，见解更加深刻。

一战以后，布洛赫还开始了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面对着一战以及战后在德国等国家先后兴起的革命高潮，布洛赫开始认真地面对政治和革命的问题，开始把政治革命的维度纳入他的乌托邦思想，并最终走向了马克思主义。这一过程始于他在一战时期在瑞士与雨果·巴尔(Hugo Ball)等无政府主义者的交往。由于反战，布洛赫与这批无政府主义者们走到了一起，他们在瑞士共同为反战工作。布洛赫一开始还怀有对“秩序”的向往，还对法国等国的民主制度寄予希望，正是在这批流亡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之下，他才开始接受革命，开始走向马克思主义。在《乌托邦的精神》中，我们可以看到，布洛赫不再绝对地坚持和平主义的立场，而是强调了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他在后来的访谈中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这与耶稣在山上圣训中所说的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在那里，我是唯一的受冒犯者，而我在这里所说的却牵涉容忍对我的邻人的冒犯。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能够而且应该使用暴力;山上圣训教导我们当只有我自己受影响的时候，我应该容忍，但是当我的兄弟是受害者的时候，我却不能容忍不义、迫害和屠杀。山上圣训并不是一个和平主义的传单。托马斯·闵采尔也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是比卢卡奇更好的基督徒。⁽¹¹⁰⁾布洛赫转向马克思主义，还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他的乌托邦思想之间有着内在的亲密关系，布洛赫所理解的乌托邦的精神不仅仅是内在的，而且还要向外扩张，要使内在的成为外在的，而马克思主义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和改造正是对这后一个环节的实现。虽然布洛赫一生都没有加入共产党，但他一直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在很长时间内对苏联持支持态度。

布洛赫在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有出版于1930年的《痕迹》和出版于1935年的《我们时代的遗产》(Heritage of Our Times)。前者集中地反映出布洛赫的思想特征，他总是在一些看似细小的痕迹中解读出人们的乌托邦的动机;后者则是一本分析和批判法西斯主义的专著，在其中他并没有像卢卡奇在《理性的毁灭》中那样，简单地把法西斯主义看做反动的和非理性的，而是围绕着“非共时性”(nonsynchronity)等概念，说明法西斯主义正是由于能够以一些虚假和扭曲的形式满足人们的乌托邦渴望才被广大群众接受的。

(四)流亡美国时期

从1938年到1949年，布洛赫一直生活在美国。作为一个流亡美国的德国知识分子，他所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在一个有着陌生语言的文化中继续承担知识分子的使命。1939年，他在给一批流亡的德国文人所作的演讲中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清楚地指出了三种选择:一是完全放弃自己的过去和德语，投入到美国文化中，这在布洛赫看来意味着一种自我仇恨;另外一种与之正相对立，企图“在这里的文化中创建一个德国孤岛”⁽¹¹¹⁾;布洛赫对这两者都持批判的态度，他认为正确的道路应该是凭借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来为美国的文化作出贡献:“德国的流亡知识分子带着自己的根:成熟的语言，古老的文化。他把这些价值带给美国。他并不是通过把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变成像博物馆里摆放的物件一样来表达自己对德语和德国文化的忠诚，而是要在新的生活材料中焕发出它们的力量。”⁽¹¹²⁾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布洛赫本人并没有真正实践这最后一条道路，他实际上走的是第二条道路。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一直拒斥学习英语，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以霍克海默为代表的德国流亡知识分子对他的排斥，霍克海默因为他拒绝批判苏联而拒绝了他想在社会研究所谋取职位的申请。布洛赫在美国的这段时间，基本上是依靠做建筑师的妻子的收入来维持生活的。

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三卷本的巨著《希望的原理》(Principles of Hope)、关于黑格尔的著作《主体—客体》(Subject-Object)、关于自然法的著作《自然法和社会主义》(Natural Law and Socialism)和关于宗教的著作《关于出埃及和天国的宗教》(Religion of the Exodus and the Kingdom)等。但是这些著作只有极少数得到了出版，1946年，《希望的原理》的一部分以《自由和秩序，社会乌托邦摘要》(Freedom and Order，A Digest of Social Utopias)为名出版，1949年《主体—客体》的西班牙语版在墨西哥出版。

(五)重返东德时期

从1949年到1961年的十多年，布洛赫是在东德度过的。当布洛赫在1948年收到莱比锡大学的邀请时，他欣然接受了邀请，并于1949年回到东德，在莱比锡大学接任了伽达默尔的哲学教授席位。布洛赫坚持回国，主要是出自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他对事业的追求。一直以来，布洛赫从未在任何大学、研究所等学术机构任过职，也一直没有过稳定的收入，因而当他在六十多岁时获得这个机会的时候，他的兴奋之情难以言表。另一方面就是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热情。布洛赫在1949年接受东德的官方报纸的采访时说:“我已离开了那个腐烂的世界。……以前，那被称为‘新世界’，但现在在这里新世界就和我们在一起。”⁽¹¹³⁾

从1949年到1955年，布洛赫与东德官方基本上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虽然布洛赫在课堂上所讲的哲学绝不是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但也还被认为是在可允许的范围之内的。这中间也曾有过小小的波折，1952年，受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朗斯基审判案⁽¹¹⁴⁾的影响，人们开始批判布洛赫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解读，但这件事对布洛赫的影响不是太大。可以说，回到东德以后布洛赫很快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受他影响的不仅有大学里的学生，还有后来的一批东德的年轻作家，甚至还包括东德的一些意识形态理论家。更重要的是，布洛赫的思想也开始被传播到西德，并对那里的一批年轻人产生了影响。哈贝马斯在回忆其青年时代时，就明确指出:“由于布洛赫和阿多诺的著作，我们惊奇地发现马克思并没有过时，体会到马克思主义传统不仅仅有历史学和语言学上的意义，而且对于系统的研究也有很重要的意义。”⁽¹¹⁵⁾在这几年里，布洛赫还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其中既有在流亡美国期间写下的著作，如德文版的《主体—客体》、《希望的原理》的第一、二卷等;也有他又新近完成的著作，如《阿维森那和亚里士多德左派》(Avicenna and Aristotelian Left)、《基督徒托马修斯，一位没有痛苦的德国学者》(Christian Thomasius，A German Scholar without Misery)等等。

从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以后，布洛赫与官方之间的关系就彻底恶化了。由于布洛赫对斯大林的批判，也由于他在学生中间的广泛影响，东德官方视之为对政府的威胁，认为他是反政府的民主社会主义团体的精神领袖。于是，在东德展开了一场对布洛赫的迫害:他的学生纷纷被捕入狱，他的妻子在做了25年的共产党员之后被开除出党，他被赶出了大学讲台，他的著作被拒绝出版……布洛赫对此感到难以置信:“在几年非常敬业、非常认真的教学之后，在出版了那些丝毫无损于我们的共和国和我们的事业的著作之后，我竟然被以这种无与伦比的丑陋和粗鲁的方式对待，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¹¹⁶⁾1959年之后，布洛赫的境遇稍微好了一些，《希望的原理》的第三卷被允许出版。但对布洛赫的限制和迫害却没有完全停止，所以当柏林墙建起的时候，恰好在西德的布洛赫夫妇俩就决定留在西德，他们实在担心如果选择回去，那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出去了。

(六)西德时期

布洛赫一生的最后十几年是在西德的图宾根大学度过的，在这里他度过了一个乐观、热情、活跃的晚年。1961年，布洛赫在图宾根大学的就职演说中尖锐地提出了“希望能否被失望”(can hope be disappointed)的问题，并且明确地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在经历了这么多波折、承受了这么多迫害之后，布洛赫要强调的是乌托邦希望的永存。虽然我们的希望在现实生活中总是以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告终，但这些失望永远不会彻底取消希望，在每一次的“否”之后都还会有更强有力的“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的希望是乌托邦的希望，在乌托邦的希望的引领之下，我们的历史是一个开放的过程。

布洛赫本人在整个晚年也在实践着乌托邦的哲学，挥洒着对生活的热情。在这段时间中，他出版了大量的著作，进入了学术上的收获期，其中既有《自然权利与人的尊严》(Natural Right and Human Dignity)、《图宾根哲学导论》(Tübinge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基督教中的无神论》(Atheism in Christianity)、《唯物主义的问题》(The Problem of Materialism)等专著，也包括正在进行的17卷的全集。与此同时，他的思想也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对一批年轻的基督教神学家的影响。莫尔特曼(Jürgen Moltmann)、默茨(Johannes Metz)等人深受布洛赫的哲学思想的启发，并因而开创了一条新的基督教神学道路。从此，对于基督教神学家们来说，布洛赫成了最为重要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作者。另外，布洛赫还积极地参与各种社会活动，频频出现在报纸和电台上，表达着自己对社会中的种种不合理现象的批判和不满:他反对美国入侵越南、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他支持反对反犹势力、反对右翼出版社、反对核战争的斗争……

综观布洛赫的一生，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位勇敢地承担着拯救人类的使命的思想者，他一生都在用自己充满激情的思想与实践去唤醒沉睡于人们内心深处的乌托邦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