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

第十五讲　怎样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我们从两个角度讨论这个问题: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诊断，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构想。

一

苏东剧变后，围绕着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是用美好的语言歌颂当代资本主义已进入前所未有的鼎盛期，并断言资本主义会天长地久;二是竭力论证当代资本主义并没有随社会主义的受挫而显露出强大生命力，相反却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发出的是第二种声音，对当代资本主义最新发展动向进行分析批判。他们在这方面的最新理论成果，主要体现在对当代资本主义最新发展趋势与特征的概括及分析批判上。

第一，当代资本主义是“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像西方主流学者一样，认为今天已经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但他们对全球化持猛烈批判态度。在他们看来，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全球化的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无须怀疑，在全球化背后的历史事实是:随着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瓦解，以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转向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就成为一种全球化现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资本主义全球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也是资本主义在当代最深刻的变化。不过，他们反对仅从经济学角度看待全球化，而强调尽管全球化起源于经济一体化，但它绝不是一种纯粹的经济现象。它既是经济现象，又是政治现象和文化现象。总之，全球化成为改变人们生活的主导性现象。他们明确指出，目前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是不公正的，它是建立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和压迫之上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拦路抢劫”。全球化资本主义不仅没有消除或减轻两极分化，反而加剧了原有的两极分化，而且还产生了新的两极分化。这种新的两极分化不仅产生于发展中国家，而且还出现于发达国家。由于资本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廉价的劳动力，这样工人阶级的地位就更不如以前。不仅如此，全球化资本主义还严重削弱了民族国家的主权，为超级霸权与跨国公司干预国际事务和他国内政提供了极大便利。在全球化资本主义背景下，从国际层面看，权力日益集中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国内层面看，权力日益集中于跨国公司及其政治代言人。因此，全球化资本主义最终将直接导致后殖民主义，那些好不容易从殖民国和宗主国中挣得民族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又纷纷重新被纳入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中，重新沦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直接或间接的“附庸”。

第二，当代资本主义是“赌场资本主义”。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恰如一个巨大的赌场，它拥有赌场的所有要素，如赌徒、赌具、赌资、筹码和赌场规则等。因此，更加投机和更加冒险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又一个显著特征。当代资本主义的高度投机性主要体现在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体系中，这主要表现在:白天，卷入这个赌场中进行游戏的资金大得无法想象;夜间，游戏在世界的另一边继续进行。在所有大城市中高耸豪华的商务大厦里，房间里有一些一支接一支不停抽烟的年轻人，他们双眼盯着价格不断闪烁变化的电脑屏幕，通过洲际电话或电子设备来玩这种游戏。这个时候，他们就像赌场里的赌徒，紧盯着轮盘上咔哒旋转的象牙球，决定把筹码放在红盘或黑盘、奇数或偶数盘里。当代资本主义金融体系这一巨大赌场，把众多普通居民也卷入其中。尽管他们中的极少数人在这个赌场中也偶有小赢，但总体上普通居民无疑都是牺牲者。极少数人在这个赌场中的暴富，是以伤害大多数普通人为代价的。少数人越赌越富，多数人越赌越穷，这就是当代资本主义赌场的内在逻辑。当然，与当代资本主义的高度投机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高度风险性。可以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为一个风险社会，这个社会越来越充满着不确定性。

第三，当代资本主义是“数字化的资本主义”。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用“数字化的资本主义”说明当代资本主义已进入了信息时代，或者说，信息网络技术成为主要生产力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大特征。与许多西方思想家一样，他们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流通、消费、管理等关键经济活动过程都已经基本实现信息化，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影响生产效率和生产过程的关键因素;不仅经济生活信息化、网络化，而且整个社会生活都日益信息化和网络化。不过，与其他思想家不同，他们断定这种信息化、网络化非但没有改变资本主义性质，反而加剧了新的贫富分化、新的社会不公正、新的社会不平等。在这里，他们用“数字鸿沟”来形容这种不公正和不平等。所谓“数字鸿沟”，简单地说，就是人们在占有和使用先进信息技术和信息工具方面的差距。他们认为，造成这种“数字鸿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体系中业已存在的贫富不均和机会不公。财富越多、权力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享受信息社会的好处就越多;反之，越是贫穷、越是没有权力、受教育程度越低的群体，享受信息社会的好处就越少;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很可能不仅没有享受到信息社会的好处，反而自身被进一步剥夺。可见，他们把“数字鸿沟”与“民主鸿沟”、“文化鸿沟”联系在一起。

第四，当代资本主义是“消费资本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主义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传统，但明确将资本主义称为“消费资本主义”则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情。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越来越被物欲所包围，规模巨大的高消费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也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因此，传统资本主义走向“消费资本主义”，不仅标志着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也标志着社会已经发生了总体的文化转向。在这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深入批判了与福特主义相适应的消费主义。我们知道，福特主义是以生产的标准化和规模化为特征的，这种生产必然要求大规模的消费。汽车和住宅是现代家庭最重要的两个标准化的消费项目，正是它们体现了福特主义的生产逻辑向消费领域的渗透。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福特主义提高生活标准的策略导致了双重结果:一方面由于确保市场能够及时地吸收和消化掉了大批量的商品，从而避免了由产品过剩引发的经济危机;另一方面又由于用相对丰富的商品收买了工人，使工人失去了反抗异化劳动的意识，从而确保了社会稳定。应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方面的创造性贡献就是对后福特主义语境中消费主义新形式的分析批判。他们认为，以“灵活积累”为主要内容的后福特主义的出现，给大众消费领域带来了新的变化，后福特主义对新技术和新组织方式的采用，不仅进一步加快了生产步伐，而且也大大促进了交换、消费步伐。非物质形态的消费在消费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这样，人们的消费就出现了从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的转变。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甚至提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消费的已经不再是物品而是符号。在他们看来，后福特主义正在不断创造刺激、控制和引导消费的形式，这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利用消费对人的统治更加全面深刻。因此，他们强烈呼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应该从生产领域扩充到消费领域。

第五，当代资本主义是“涡轮资本主义”。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随着反竞争法和其他法规的解除、技术创新的推动，以及私有化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完全变成了“涡轮资本主义”。他们尖锐揭露了“涡轮资本主义”时代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就是:一部分人成了赢家，发了大财，大多数人则成为社会发展的牺牲品。由于诸如从天然气到商业银行这些新产业的管制被解除，一些人顷刻成为拥有巨大财富的新贵，另外一些人则通过股票市场价格的上升在一些传统产业中更加得心应手、游刃自如。只要能跟上这个“涡轮”旋转的，即使是一些平庸之辈也能得到丰厚报酬。问题在于，那些不得不与高科技竞争的企业工人则处于悲惨境地。在“涡轮资本主义”所提供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机会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找到合适的岗位，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就濒临犯罪的边缘甚至处于犯罪的中心了。可以说，在“涡轮资本主义”与犯罪之间存在内在的因果联系。事实上，在“涡轮资本主义”中，某些人的生活舒适具有相当程度的虚假性，因为这些人的生活水平已经大大超过了实际收入。事实上，个人消费信用卡非常容易得到，这些人都是在透支，其个人债务已经达到令人无法忍受的极限。“涡轮资本主义”发端于美国，现在渗透到了整个欧洲大陆，并且横扫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对之心存疑虑的拉丁美洲，传遍了处于发展中的亚洲各地。凡是“涡轮资本主义”所到之处，通过对原来属于国有的、需要国家补贴的、受到国家保护的、受到管制的、课以关税的、效率低下的工厂和企业的破坏，通过对竞争机制的引进，一方面使曾经处于掩体之中的稳定的工作被破坏了，另一方面使原有的资源产生了新的财富。最终结果正像在美国所看到的一样，那些改革的受益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与速度富裕起来，与此同时，也增加了一些新的穷人。当然，为“涡轮资本主义”提供条件和付出代价的，不仅是中年人的失业，即使那些保住了工作或找到了新工作的人也必须接受相对低下的工资待遇。

第六，当代资本主义是“新帝国主义”。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把当代资本主义称为“新帝国主义”，就是说，当代资本主义除了具有老帝国主义的特征之外，又出现了一些新特征。他们指出，在自由民族主义阶段(1880—1945)，帝国主义是列强冲突的代名词;在战后资本主义阶段(1945—1980)，帝国主义表现出如下特点:一是美国霸权主义之外的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战略趋向一致，二是帝国主义被迫撤离社会主义地区，并与民族解放运动进行谈判，商讨如何维护它们在亚非拉美边缘地区的存在。不过，随着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激进民粹主义垮台，帝国主义又一次处于攻势。在当今时代，“全球化”占据了意识形态领域，它不过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含有帝国主义特性这一事实的再一次确认而已。因此可以说，“全球化”就是帝国主义的同义词。在新帝国主义时代，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发生了新变化。它们不再是传统的一个或多个附属国依附于一个宗主国的关系，而是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形成三大中心集团，其他所有国家都处于边缘地带。这三大中心集团就是新帝国主义时代的宗主国，其他国家都或多或少处于附属地位。像传统帝国主义一样，新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也是垄断，但这种垄断已经变成资本、生产、流通在全球范围内的高度垄断，它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和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对国际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操纵控制来实现的。像传统帝国主义一样，新帝国主义的本性依然是对其他国家的剥削，但这种剥削已经成为许多资本集团对一些民族国家的人民进行的全球性经济剥削。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全球化意味着经济关系已经独立于政治控制，这样，民族国家的政治主权就出现衰落。当传统的民族国家主权让位于一种新的世界主权，一个超越民族国家主权和国家领土而囊括整个世界的“帝国”就开始出现，这就是“文化帝国主义”。总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进行全球经济扩张和金融垄断的同时，也竭力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强行塞给发展中国家，这就是“新帝国主义”的最主要特征。在“新帝国主义”时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拥有了世界性的政治和经济霸权，而且也已经拥有了世界性的文化霸权。

二⁽¹⁾

在考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之后，再分析他们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构想。我们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现代乌托邦社会主义，那在这里就要搞清楚几个区别: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乌托邦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主要是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社会主义的区别;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乌托邦社会主义与现代西方未来主义理论的区别;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乌托邦社会主义与经典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如果能够搞清楚这三个问题，那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理论实质、性质特征、功能作用，就能够加以很好地把握。另外，我们必须以解决现实问题的眼光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譬如说，恩格斯断言由于马克思提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从而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就是说马克思对科学社会主义有一个理论论证。那么，经过100多年之后，这样的论证到底有没有问题?现在是否还站得住脚?现在有一些人认为马克思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必要性和合理性的论证已经站不住脚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很大一部分是用来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接着引出第二个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否定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证，而提出一套新的论证，以重建现代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关系，这种新的论证方法是否合理，是否站得住脚?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怎样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构想?

要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乌托邦社会主义，首先是要搞清楚“乌托邦”这个词的含义。大家知道，“乌托邦”(utopia)一词来源于希腊语“无”(ou)“场所”(topos)，意思是“乌有之乡”。就是说，现实社会是不完美的，因而必须对它进行改造，改造之后的理想社会就是“乌托邦”。自从英国思想家托·莫尔在《关于最完善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一书中最早把它当作未来理想社会代名词以来，就为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科学社会主义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广为使用。“乌托邦”大体上有两层基本含义:一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乌有之乡;二是理想的完美境界。总起来看，乌托邦思想中一直包含着社会主义思想。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这部著作。以往人们一直将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相提并论，但曼海姆着力论述两者是有区别的:乌托邦不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也不是乌托邦;当然，乌托邦和意识形态也有相同之处:都和现实保持着距离，都要超越现实。不过，意识形态是想通过欺骗、扭曲从而制造假象来掩盖现实，所以意识形态反映的是假象;乌托邦并不是要掩盖现实，而是要引导人们用非现实的标准衡量现实，从而超越现实、打破现实。这样曼海姆就提出了这个观点，即:非现实的图景不是现实的假象，而是现实的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基本上接受了曼海姆对于乌托邦的解释，并认为乌托邦与社会主义具有发生学上的联系。

那么，现代乌托邦社会主义与近代乌托邦社会主义有什么区别呢?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存在误区，常常把现代乌托邦社会主义近代化。在我们看来，尽管两者之间存在许多共性，如都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都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但它们之间的区别还是明显的，这在于近代乌托邦主义毕竟是在资本主义刚刚起步、还没有成熟的情况下提出来的;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乌托邦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很高的程度，许多人都在为资本主义高唱赞歌的情况下形成的。所以，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出发点是有区别的:前者求助于启蒙理性、公平正义等抽象原则，用这些抽象原则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后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一般不是从理性、正义这些抽象的原则出发，而是具体化为心理分析、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存在本体论。诚然，现代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色彩不如近代乌托邦社会主义那么浓厚，但是，它的乌托邦精神更加自觉、理论形态更加完整、论证更加精致，因而它对乌托邦的原则捍卫更有深度和力度。

下面考察现代乌托邦社会主义和现代其他乌托邦理论，如未来主义的区别。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等人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基本上是乌托邦的，尽管他们自称是“现实的乌托邦”，以区别于幻想的乌托邦。我们认为，未来主义与现代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区别主要有三点:一是前者站在维护资本主义立场上来“诊治”资本主义的病症，未来学家有许多是民主社会主义者;后者站在批判资本主义立场上试图“取代”资本主义制度，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有许多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二是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未来学家对未来社会的乌托邦设想完全建立在科学技术基础之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不是奠基于科学技术的基础，相反他们批判并试图超越科学技术。三是未来学家宣扬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趋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乌托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完全不相干。所以有人说，未来主义的乌托邦是资本主义乌托邦;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是社会主义乌托邦。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这里，我们还会面临一个理论问题，这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乌托邦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在哪里?应该说，它们的界限就在于论证的哲学基础。恩格斯从社会基本矛盾出发而非从思想原则出发来论证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在展开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批判从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来论证社会主义客观必然性，他们反对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视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看作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历史背景与理论背景看，现代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产生与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关。我们知道，作为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中派的考茨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他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经济决定论、历史宿命论，这引起了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内部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右派和以卢森堡为代表的左派的批评。伯恩施坦批评考茨基太偏重于经济决定论、太偏重于生产力。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如何发展，其发展结果如何，并不是生产力、经济发展所必然决定的;同时，资本主义之所以具有生命力，也不是由生产力、经济发展决定的。如果纯粹从经济领域出发来考察资本主义的话，那么资本主义就永远繁荣昌盛。伯恩施坦认为，伦理社会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卢森堡批评考茨基想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她强调马克思本人的黑格尔遗产，最主要的是辩证法，即历史过程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辩证过程。所以，社会主义既不像伯恩施坦说的那样没有历史必然性，也不是像考茨基说的那样是一种自然必然性。卢森堡认为，列宁在革命时期是否认经济决定论的，因为十月革命与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是相违背的，但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又强调经济决定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历史与理论背景下研究社会主义的，他们要寻找社会主义的必然性究竟在哪里。

当然，现代乌托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也有一定关系。在当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有一个疑问: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分析，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现代社会还有用吗?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分析肯定不再适用于现代资本主义，因此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科学分析之外寻找其他道路，而除科学道路之外，唯一可行的道路就是乌托邦。与此同时，他们也看到在现代社会中存在着严重的国家干预，因而经济不再是自主的，就是说，商品交换和劳动领域不再是自发地联系起来的，有时往往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所以，国家已经不再仅仅是隶属于传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再拿文化来说，这个问题就更加明显，资本主义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不是因为经济发展不够，而是在于人的文化，在于人的心理意识。综合这几个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诊断已经失去了效用。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应该如何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应该如何寻找一种新的理论框架来超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分法?新的出路究竟在哪里?他们给出的答案就是要求社会主义从科学走向乌托邦。

总之，无论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过程还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都说明了这一点:社会主义并没有随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旗帜鲜明地提出回到乌托邦，重建社会主义与乌托邦的联系。从而否定了恩格斯从社会矛盾运动、从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出发来理解社会主义必然性的做法。

下面我们简要分析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乌托邦主义的几种形式。

第一，布洛赫的乌托邦社会主义。

我们认为，要搞清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乌托邦社会主义，首先是要弄清楚布洛赫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目前，社会主义研究者在研究布洛赫，很多宗教研究者也在研究布洛赫。布洛赫在其主要著作《乌托邦精神》、《希望原理》中阐发了自己的希望哲学思想。要搞清楚布洛赫的希望哲学思想，关键要把握他的两个基本概念:“尚未”(Noch-Nicht)和“希望”(Hoffnung)。如果不搞清楚这两个概念，就无法理解他的希望哲学。从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序列看，“尚未”就是还未到来的现实。在布洛赫那里，“尚未”是一个本体论概念。因为在他看来，本质不是完成了的客观现实，而是存在于尚未实现的状态中。世界就是向未来开放的、包含了多种可能性，并且这些可能性还未完全实现的过程。像“尚未”一样，“希望”也是一个本体论概念。就是说，希望并不仅是一种主观现象，更是任何事物都具有的一种趋势，希望的核心就是乌托邦。在搞清楚这两个概念之后，我们就需要弄清布洛赫乌托邦理论的关键在哪里。布洛赫认为，仅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从经济运动来论证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是行不通的。因为经济运动的结果并不能导致社会主义，相反，如果仅仅停留在经济运动中，那么，社会主义理想中那些超越经济因素的文化价值就会被排斥。甚至可以这样说，经济运动越发展社会主义就离我们越远。所以，社会主义理想中的许多超越经济的因素应该依靠乌托邦加以论证。因为社会主义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一种乌托邦向往中尚未展开的文化现象。那么，如何展开人们的乌托邦的想象呢?这就要依靠“尚未”和“希望”。布洛赫强调，任何事物中都存在着“尚未”和“希望”，但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规律”，而只是一种潜能。布洛赫承认自己坚持内在目的论，但却不是宗教目的论，即不把历史看作是按照神的目的展开的过程，而是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一种内在的发展动力，都有一种朝向“尚未”的“希望”。正是这种朝向“尚未”的“希望”，使历史得以展开。通常认为，要想了解布洛赫的思想就得和谢林的思想联系起来，甚至有人认为布洛赫是马克思主义中的谢林，因为他们的哲学都具有神秘主义色彩。不过，布洛赫的贡献之一，就在于他肯定乌托邦和社会主义之间具有发生学的本质联系。

第二，弗洛姆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

关于社会发展的未来问题，摆在人们面前的有两种思潮，一是乌托邦主义;一是现实主义。那么，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哪一种更具有现实性和根本的意义?弗洛姆指出，不要以为现实主义或现实社会主义离现实很近，其实它离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恰恰很远，在现实主义中，社会主义是无法兑现的。相反，乌托邦主义尽管表面上远离现实生活，但它却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即超越现实社会的理念。因为这种乌托邦社会主义所体现的就是人道主义理想和精神。由此可见，弗洛姆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其实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在这种乌托邦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中，弗洛姆基于何种理论来论证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应该说，呼唤人的自然本性的复归是弗洛姆思想的主题;或者说，他对社会主义必然性与合理性的论证是基于人的需求而展开的。在这里，他坚决反对将社会主义归结为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归结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他说这是以狭隘的经济主义眼光来肢解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内涵。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来自于人性复归的要求，资本主义之所以不合理，是因为它不人道，违背了人的本性和要求。但不能像经济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对物质利益的追逐构成人性的根本内容。事实上，将人理解为追逐利益的存在物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描绘的人的图像。无疑，在维护和强化人的利益追逐方面，资本主义制度是迄今最为理想的制度。但是，如果将人的本性定位于追逐利益的存在物，那么，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将失去现实意义和价值。人们往往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解为对资本主义剥夺人的利益和需求的批判，继而把这种批判化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分配关系的批判，并认为社会主义只是在这种经济批判中获得物质利益分配的合理性内涵。其实，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是揭示资本主义对人的真正需求的压抑、扭曲，以及资本主义以虚假的物质需求取代人的真正需求。所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最终可以归结为对人为物役的异化批判。传统社会主义理论通常认为，只有发展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才是实现社会主义、达到人的解放的前提;但弗洛姆认为，只有消除人的异化状态、实现人性的复归，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

第三，马尔库塞的乌托邦社会主义。

一提起马尔库塞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就很容易想起他的一篇讲演:“乌托邦的终结”。这篇讲演的主题并非是要终结乌托邦，而是弘扬乌托邦精神。通常，人们往往由于乌托邦的非现实性而嘲笑其空洞性，但马尔库塞指出，在今天，乌托邦恰恰有着深刻的现实性与合理性，因为它已经兑现为参与现实生活的重塑。然而，那种局限于纯粹抽象和无所作为的乌托邦已经开始了它的终结史。正是由于马尔库塞对乌托邦精神的积极态度，所以，他彻底反对生产力崇拜，认为仅有生产力的发展不可能带来社会主义;相反，社会主义主要来自于人的人的本性和人的需求。与弗洛姆不同，马尔库塞将人的本性和人的需求奠基于人的本能结构，即爱欲的基础之上。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主义由于建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基础之上，从而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尔库塞认为，当人们消除了生产力崇拜，将社会主义重新建立在人的本性和人的需求基础之上时，社会主义就必须从科学走向乌托邦——这就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纲领。

马尔库塞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基并不在于生产力水平的高低，而在于人的本性和人的需求，它植根于人的能结构之中。这样，革命的源泉并不在于物质匮乏与无产阶级遭受剥削和压迫的现实，而是在于人的本性和人的需求的异化。就是说，发达工业社会压抑了人性，扭曲了人的真正需求，它强加给人们的需求是虚假需求。所以，只有使人的需求性质和结构发生革命性变革，社会主义才有实现的可能，人性才实现真正的复归。在马尔库塞看来，社会主义存在的生物基础，即爱欲构成人的本能结构，它规范着人的需求;社会主义实践就是向人的本性和真正需求复归的一场革命，是人的本质的一场革命。由此可见，马尔库塞用乌托邦和人道主义思想来论证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可以追溯到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代表的人道主义思想。

第四，哈贝马斯的交往乌托邦。

乌托邦社会主义一般都反对社会主义的生产范式，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与弗洛姆、马尔库塞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不过，哈贝马斯反对从人性的异化与复归、人性的压抑与解放角度谈论社会主义。他指出，传统马克思主义试图借助生产范式说明社会主义合理性的做法已经过时了，现在的关键是要实现范式转换，从生产范式转变为交往范式，即借助交往范式重新塑造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实际上，生产范式和交往范式分别对应着关于社会主义的不同理解:一是劳动乌托邦，一是交往乌托邦。哈贝马斯认为，借助劳动乌托邦来说明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因为劳动乌托邦停留在生产范式中论述社会主义。然而，不论通过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还是通过劳动解放过程中人性的异化和复归来说明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都是不充分的。在生产劳动范式中，人们将社会解放和人的解放寄托于劳动解放，寄希望于劳动内容和形式的改变;当然，劳动的改变并不可能产生更为合理的社会形态，并不能形成更为合理的生活方式。因为在现代社会，不论以何种方式改变劳动形式，结果只是缓和了社会矛盾，但并未出现新的社会制度。这样一来，新的社会形态就不能到生产范式里去寻找，而应该从劳动乌托邦转变为交往乌托邦，即借助于交往合理化建构更为合理的社会。

我们认为，哈贝马斯关于通过劳动变革不可能产生新的社会形态的断言，以及将劳动概念窄化为生产范式概念，并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原为交往范式等做法，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至少他对劳动乌托邦的批评缺乏力度，关于交往乌托邦的构想仍具有理想主义因素。关于这一点，连哈贝马斯本人也不否认:如果说我还保留了一点乌托邦的话，那完全是因为我相信，民主能够揭开当今世界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的戈尔迪之结。世界末日的情绪将会消耗我们的精力，而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在这里都是无用的空话⁽²⁾。他指出，人类不可能没有理性之光的照耀，不可能没有乌托邦的理想，或者说，人类不可能没有对未来文明的美好期盼。哈贝马斯始终坚持这个观点，即近代的自我确证始终是从一种现实性的意识得到鼓舞的，在这种意识中，历史的思想和乌托邦的思想是彼此融在一起的。不过，18—19世纪的乌托邦是劳动乌托邦，而20世纪的乌托邦是交往乌托邦。

第五，高兹的生态乌托邦。

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中指出，经济理性以工业生产逻辑为中心，认为多的、大的就是好的，但在今天，以工业生产(生产发展和经济扩张)逻辑来理解社会主义的内涵的做法已经被现实粉碎了，所以应该从工业社会的乌托邦走向后工业社会的乌托邦。因为工业社会的生产逻辑无法说明社会主义必然性，相反，从工业生产逻辑、经济理性出发，只能证明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就是说，经济理性与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应该用生态理性来说明社会主义。“生态理性”仍坚持人类中心主义，不过需要进行一场人的需求革命，借舒马赫的话说就是，“少的、小的就是好的”，以此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这样，从生态理性出发，就可以阐发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下面两个部分，将具体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发展，即他们对市场社会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最新研究。

三

当邓小平明确提出计划和市场只是经济手段，不是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改革的目标时，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发出了将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去的强烈呼声。尽管西方对“市场社会主义”的讨论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初，但直到苏东剧变后，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讨论才成为社会主义研究的主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仅对市场与社会主义关系进行了确认，而且在如何具体结合等方面也提出了许多具有启发性的见解。

第一，他们提出民主、平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所以市场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主要是市场与民主、平等原则的结合。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将生产资料公有制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强调公有制仅仅是一种手段，平等、公正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核心价值。倘若按照传统社会主义观点，将公有制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那么，市场社会主义的作用就不明显;但如果将平等、公正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那么，市场对社会主义的作用就能真正显示出来。他们强调，应当以生产方式的平等化原则替代传统社会主义原则。这一替代原则可简要表述为:尽可能地使每个人都具有平等的资源和生产能力。

第二，他们指出，仅仅肯定市场对增强社会主义效率的重要性，尚不足以说明市场对社会主义的作用;只有论证市场对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平等、公正的作用，才能将市场对社会主义的作用充分揭示出来。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市场经济与平等、公正是相互冲突的，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市场对平等、公正的作用主要是正向的。实际上，专制政治的经济基础是计划经济体制而非市场经济体制。他们论证说，市场具有平等的激励体制，它可以促进自由，使民主得以保障。

第三，他们强调，只有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避免市场运行机制带来的负面效应。在高度肯定市场经济体制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平等、公正具有正面作用的同时，他们又指出市场经济体制也具有负面作用，如弱肉强食现象。不过，在他们看来，所有这些负面作用是由市场与资本主义的结合造成的，即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于是他们得出结论说，为了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体制的正面作用和避免负面作用，必须将市场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里，他们反对将市场描述为一种完全非人为的程序，而主张国家应当介入这一程序，就是说，他们主张运用计划手段来弥补市场手段的不足。

第四，他们认为，必须赋予社会主义公有制以新的内容，如市场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结合。他们说，如果像传统社会主义理论那样仅仅将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解为国有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制，那么，它与市场机制确实是相冲突的，如此一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就只能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但是，如果将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解为社会所有制，那么，这种经济体制就是私有与国有结合的、私有经济占相当比重的混合经济体制，由于它在公平分配利润的同时，又能激发企业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这样，这种经济体制下的企业之间的竞争就仍然存在。于是，就必须借助于市场这一手段来进行调节。市场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结合点就在这里。

毫无疑问，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市场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确认，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修正和发展。他们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研究热潮的掀起，是那些不满于资本主义制度并寄希望于社会主义的群众，在经历苏东剧变后陷入“双重幻灭”困惑的产物。这里的“双重幻灭”是:一方面苏东剧变使人们对既无平等、更无效率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希望破灭而产生的幻灭感;另一方面尽管资产阶级宣传机器一再宣称资本主义才是通向未来之路，但面对资本主义既无效率、更无平等的现实，同样令人产生幻灭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企图通过证明市场与社会主义的有机结合，在平等与效率方面具有双重吸引力，而提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借此重构社会主义蓝图，是完全合情合理的。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不仅确认了市场与社会主义能够结合，而且在如何具体结合等方面的见解也非常具有启发性。

四

苏东剧变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战胜了生态中心主义，在生态运动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并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成果之一，就是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论述。

从一定意义上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主要分歧，是关于环境恶化、生态危机根源问题的分歧。前者把批判的矛头直指资本主义制度，后者回避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说，前者断定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后者对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的批判，基本上不涉及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力主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是基于他们关于资本主义与生态保护必然对立的判断。他们认定，资本主义危机从本质上说是生态危机，这主要源于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然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追逐利润的动机，那么，消除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也就是对这一制度进行根本变革，变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当然，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生态社会主义。这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露与批判，变成了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论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具体图景也进行了一番描述，例如:

第一，生态社会主义必须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他们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归根到底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经济理性的危害在于，一方面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另一方面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成工具关系，核心问题就是使劳动者失去人性。经济理性不惜对资源的肆意开采，不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追求最大限度的生产和消费;生态理性则尽量节约劳动、资本、资源，努力生产耐用的、具有高使用价值的东西，以满足人们适可而止的需求。他们指出，隐藏在这两种对立的理性背后的是两种完全对立的动机，即利润动机和生态保护动机。所以，要实现生态理性，就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这就意味着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可以且应当与生态理性联系在一起，或者说，生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性存在于生态理性的合理性之中。

第二，生态社会主义必须引导人们在生产领域而非消费领域中寻求满足。在他们看来，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的过程就是引导人们在生产领域而非消费领域中寻求满足的过程。将消费与满足、消费与幸福等同起来，正是现代工业社会处于异化之中的明证。因此，应该将注意力集中于生产领域而非消费领域。这绝不仅仅是注意力的转移，而是创造出一种人们直接参与其中并满足自己需要的环境。他们断定，让人在生产领域中得到满足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有效途径。人的需求对生态环境的压力，现在已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必须把人的需求视为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所以，必须减低人的消费需求，改变高消费生活方式，尽可能地让人们依靠自己的双手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第三，生态社会主义必须打断“更多”与“更好”之间的联结，使“更好”与“更少”结合在一起。这样，社会主义才能成为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他们认为，只要在消费领域能够真正打断“更多”与“更好”之间的联结，实现“更好”与“更少”的结合，那么，就将进入“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的境界，这就是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这里所说的“更少地生产”应正确地表述为:人们根据自己的想象而不是根据需要来进行生产。正是根据想象来进行生产，即最大限度的生产率和利润率的经济标准服从于社会—生态标准，所以能够使人进入一种新的境界。随着“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的实现，人们所生产的是为所有人真正所需要的东西，既不给予任何人以特权，也不缩小任何人的权利。这样的社会，诚如马克思所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社会平等就从这里产生。

第四，生态社会主义必须使所有人的劳动活动和自由活动都具有丰富的意义。在他们看来，引导人们在生产领域寻找满足就是让每一个人都有施展才能的劳动岗位，并使这种劳动成为自主性行为，从而使劳动者从中获得最大限度的满足。在这里，至关重要的是，不能使劳动仅仅成为谋生的手段，如果这样的话，劳动就必然失去意义、动力和目标。事实上，人们为获取报酬而进行劳动并不是自己选择的目标，而是根据付酬的人制定的程序和时间表。鉴于目前出现了将一大批人驱逐出经济活动领域，而只让一小部分职业精英从事经济活动，从而使前者沦为后者仆人的状况，他们特别强调当前公平地分配劳动岗位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社会主义具体图景的描述，从一个新的角度刻画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然，他们的生态社会主义构想在许多方面还显得粗糙，有待于进一步阐发和论证。

【注释】

(1)本节的论述借鉴了陆俊的《理想的界限——“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一书中的有关内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2)哈贝马斯等:《作为未来的过去》，章国锋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