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明的“批判的不平等理论”

第三节　阿明的“批判的不平等理论”

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1931—）是埃及的著名经济学家，依附理论的创立者之一，左翼运动活动家，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84]。1931年9月14日出生于埃及开罗，1957年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并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担任过埃及经济发展组织高级经济学家（1957—1960）、马里政府计划化技术顾问（1960—1963），还受聘过法国普瓦蒂埃大学、巴黎大学和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经济学教授职位，1970年起担任联合国设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的非洲经济发展和计划研究所所长，1980年6月起，担任联合国未来非洲战略局负责人。阿明的学术思想不仅在非洲、西欧、北美，甚至在亚洲、南美洲都有一定的影响；自80年代以来他多次访问中国并且讲学，为中国学者所熟知。阿明的研究涉及广泛的主题，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全球化问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问题、苏联社会主义问题以及中国社会革命和在当代的发展问题，特别是非洲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以及当代世界发展的主要矛盾等问题。关键在于他很早就尝试着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来解答上述诸问题。正如阿明说过的，“我的思想自传是建立在几个核心问题的基础上的，这些问题一直是我关注的焦点，也是我一直试图解答的问题”^[85]。其实，“早在高中和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社会现实，并坚信社会主义是人类唯一可行的、解决资本主义各种弊端的方法。其中有一个核心问题，我对它的关注超过了其他所有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为什么资本主义扩张的历史，就是两极分化的历史？在这种扩张中，为什么不是反过来逐渐缩小‘发达的’中心地区与‘不发达’的边缘地区的差距？……在可见的未来期间内，资本主义的扩张是否有可能促进边缘社会的进步，缩小两极分化的程度？我对我这个问题的回答永远是否定的”^[86]，因为“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是世界范围内的积累规律所决定的”^[87]。这些观点恰恰构成依附理论的基本理念。

依附理论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地区兴起的重要理论。它的兴起在某种意义上“对西方主流发展理论——‘现代化理论’形成挑战”，其代表人物包括阿明、弗兰克、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ints）等学者。依附理论主要讨论了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欠发达、不发展问题及其深层原因和实质。依附理论认为，所谓世界体系是指这个世界由中心区与边缘区共同构成的整体。中心区集中了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边缘区包括了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二者的关系是依附与被依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依附理论用世界体系概念着重考察了非洲和拉丁美洲与欧美现代化和殖民主义的关系。在它们看来，虽然非洲、拉丁美洲、欧美都置身于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之下，都实施了西方现代化，但是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很少能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而造成这种状态的根本原因是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长期受到了中心区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掠夺和压迫，而且边缘区国家和地区极其严重地依附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技术、资本、经验等方面的支持。

阿明的著述丰厚，其中很多论著都包含了创见性的理论观点，代表作包括《非洲三国——马里、几内亚和加纳发展经济》（1965年）、《马格里布经济》（1967年，两卷本）、《象牙海岸的资本主义发展》（1968年）、《塞内加尔问题》（1968年）、《世界规模的积累》（1970年）、《闭塞的西非》（1971年）、《不平衡的发展》（1973年）、《不平等交换与价值规律》（1973年）、《资本主义的危机》（1975年）、《帝国主义与不平衡发展》（1976年）、《价值规律与历史唯物主义》（1977年）、《阿拉伯民族》（1978年）、《在当代历史和危机中的阶级和民族》（1980年）、《毛主义的前途》（1981年）、《现代阿拉伯经济》（1982年）、《欧洲中心论:对一种意识形态的评论》（1988年）等。

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依附理论对资本主义的思考与对世界体系的思考几乎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依附论者几乎都将资本主义体系等同于世界体系，这样一来，他们在研究方式上就形成了一种定式:在世界体系的视野中解析资本主义体系产生与扩张的特征和规律性。与其他学者有所不同，阿明以“世界一体化”、“全球化”、“不平等的发展”、“价值规律”和“金融扩张”等概念为理论基点，展开对资本主义体系产生与扩张的特征和规律性的研究。

第一，世界一体化。所谓世界一体化，是指资本主义全球化或资本主义体系世界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全球资本主义以及现代世界体系等概念都是同义的。不过理论家们在使用它们时却各有倾向，比如“世界一体化”成为阿明理解资本主义体系产生与扩张的理论基点。他在《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的开篇中写道：“我坚决认为资本主义代表了世界历史上一个质的飞跃，它开始于将近公元1500年。我也要强调，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与此前社会中的原始资本主义因素(有的出现于很久之前）相比，是有区别的。出于同样的原因，我还要强调，那种全球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中心—周边力量对比的结构极为特殊，与此前的力量集中式的结构有着本质的区别。”^[88]在这里阿明揭示了“世界一体化”的基本内涵:其一，世界一体化与全球资本主义化紧密相连；其二，世界一体化是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化；其三，世界一体化并非是世界平等化而是不平等化；其四，世界一体化在结构上虽然表现为“中心—边缘”结构性特点，但是它却以“分散式”结构为基本特征的，因而它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氏族结构体系，因为后者在结构上虽然也表现为“中心—边缘”结构性特点，但是它以“集中式”结构为基本特征的；其五，世界一体化是世界的不平等化，而氏族结构体系并非是不平等的，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应有的平等性，因此“现代世界绘出了一幅世界历史图，根据这幅图，资本主义(欧洲）是第一个统一全球的社会体系”^[89]。由此可见，现代世界体系正是通过资本主义世界化而获得形成的，换言之，所谓世界一体化就是指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化。问题在于，通过世界一体化来整合全部力量，无论在质上、量上，还是作用空间(整个星球）上，现代世界都已经在所谓“现代全球体系(资本主义）”之中运作着，这样一来，“所有的因素都是内部因素”^[90]，显然，这是“先前的氏族性(地区性）体系内部的力量集中都不可同日而语”^[91]。现代世界体系之所以不同于先前的氏族体系，主要表现是:其一，氏族体系是地区性的、分散式的社会体系，如印度文明的社会体系、中华文明的社会体系、阿拉伯文明的社会体系、波斯文明的社会体系、奥斯曼—土耳其文明的社会体系等，而现代世界体系是全球性的、统一的社会体系；其二，氏族体系的主导性理念是政治意识形态(王权威严和至尊），而现代世界体系的主导性理念是经济意识形态(价值规律）；其三，氏族体系的力量是集中式的，由边缘向中心方向集中起来，形成一个中央政治帝国体系，而现代世界体系的力量是分散式的，由中心向周边方向扩散开来，形成一个统一的世界价值体系；其四，氏族体系中的成员是平等的、拥有相对独立的自主权，而现代世界体系中的成员是不平等的，中心区成员处于领导地位、起着支配作用，掌握着体系的霸权力量，边缘地区的成员则处于被支配地位，处于依附于中心区发达国家的援助性发展状态中，失去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主权的独立地位。

阿明曾经强调过，他的“现代世界体系”是指“19世纪后30年”形成的资本主义新形式，即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与之相关的世界殖民地的划分也已完成”。由此来看，阿明的“现代世界体系”是指资本主义体系在垄断资本的推动下向全球各地疯狂扩张，比如生产全球化、市场全球化、分工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等，统一的世界市场已经成形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新全球化”时代。不过阿明还认为，虽然“1492年——征服美洲的开始——是资本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同时诞生的日子，这两个现象是不可分的”^[92]，但是“全球体系不是资本主义的新形式”，所谓“资本主义的新形式”就是指以上所述的垄断资本主义体系，亦即“现代世界体系”。而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是指整个资本主义历史时期，它开始于15世纪。

第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特征。这个世界体系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阿明所理解的“世界体系”具有如下五个重要的特征:

其一，中心—边缘关系是世界体系的基本结构模式。多数依附理论从考察拉丁美洲不发达问题开始，揭示拉美与欧美的关系是边缘社会与中心社会的关系。比如弗兰克考察拉丁美洲的依附性发展问题时提出这种关系是宗主国—依附国关系，或者说大都市与卫星城市的依附性关系。多斯桑托斯在《帝国主义与依附》一书中提出了拉丁美洲的欠发达问题的实质是中心—边缘关系的依附性，并且揭示了这种依附关系中的新帝国主义本质。那么阿明与上述论者的观点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从总体上看，阿明从研究非洲不发达问题入手，揭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事实及其对非洲发展的破坏和限制，发现了非洲与欧美的关系是中心与边缘的不平等关系，非洲地区处于这个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欧美则构成了它的中心地带。所不同的是，阿明在后期著作中多次引用“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模式来重新阐释不平等发展理论，他承认这受到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的启发。

其二，价值规律是世界体系扩张的主体逻辑链条。阿明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世界体系，而且是第一个世界体系。这个体系的所有组成部分通过参与世界劳动分工而成为世界性的。这种分工是大众的基本消费品和它的产品之间的分工，并且伴随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商品化程度。在这一点上，这个体系是一个由世界化价值规律统治的世界经济体系”^[93]。重要的是，“价值规律影响的不仅仅是经济生活，而且是现代世界(资本主义）的整个社会体系，也就是说影响新体系（‘经济主义’或者不如说是‘经济剥削’）特有的意识形态内涵，就像它影响体系的经济基础与政治—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经济学的统治地位’，‘政治是压缩过的经济’或‘财富决定权力’……）之间的新型特定关系一样。这种体系之所以高级，不仅仅表现在它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而且表现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层面(现代民主观念）。同时，体现这种体系特点的增长指数是整个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体系在无法改变的积累规律作用下的必然产物”^[94]。

其三，两极分化(贫困化、不平等发展）是世界体系的本质内容。阿明曾经解释道：“世界化的价值规律必然引起两极分化，即贫困化伴随着世界范围内的财富的积累，这是一种在以前的历史中没有出现过的新现象。它引起了所有占据着人们视线的主要冲突:边缘人民的暴乱和各中心之间为争夺世界体系的统治权而进行的斗争，就像它影响战略的有效性一样，而这些战略将潜在导致对体系的超越。”^[95]他还强调，人们在理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两极分化现象时需要注意:首先，“两极化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内在规律。现存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世界现象，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方面是不可减少的，也不会减少，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模式运行的基础是结合了商品、资本和劳动的三维市场……我认为这种现象本身就足以引起不可避免的两极化”^[96]。其次，资本主义两极化表现为中心对边缘的剥削。“这不是一个武断的选择，而是经济在资本主义模式中的统治地位，以及资本积累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支配的体现。因此中心和边缘的关系本质上是经济的。”^[97]再次，两极分化还体现为“工业化国家和与之相对的非工业化国家”^[98]之对立关系。不过人们应当知道，工业化本身并非是平行活动，也不是平衡活动，而是非平等、不平衡的活动，不论在中心区还是边缘区，都是如此。在此基础上，阿明又将世界体系划分为“四个世界”:第一世界(中心区的最发达工业化国家）、第二世界(介于中心区与边缘区之间的发达工业化国家）、第三世界(边缘区中已经开始工业化的国家）和第四世界(边缘区中尚未开始工业化的国家）。

其四，体系扩张体现为周期性变化。阿明认为，“没有一个社会现象——甚至可能还包括自然现象——的发展过程是规律的、连续的和不确定的，资本主义扩张当然也不例外，迅速增长的阶段过去之后，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艰难的调整时期，给各历史阶段的读者一种很长的周期变化的印象”^[99]。换言之，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周期发展是世界资本主义固有的本质特征。资本主义体系扩张不仅是周期性的变化，而且是长周期的变化。他还提醒人们：“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把严格意义上的经济现象与社会现实中其他领域的变化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综合地考察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变化特征和规律性，这样一来，它的“长周期”发展规律就不难被发现了。

其五，霸权及霸权转移是世界体系扩张的重组力量，也是它的重组方式。阿明指出：“世界体系派的一些创始人认为，应当把资本主义的历史……作为某一特定强国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连续施加霸权影响的历史来重新阅读。”^[100]的确，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五个世纪贯穿了霸权及其转移，比如，1350—1648年的热那亚霸权、1648—1815年的荷兰霸权、1815—1945年的英国霸权和1945年至今的美国霸权，这些霸权及其转移有效地保障了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持续进行。不过从本质上看，对于资本主义体系扩张来说，霸权的存在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力量，只有体系的霸权，才能维护“中心—边缘”结构。正因如此，阿明强调道：“我认为不要混淆资本主义扩张和发展这两个概念，尽管在平常使用时，这两个概念经常被混淆。资本主义从本质上来说是极化的，而从定义本身来看，发展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它可以战胜这种极化。我认为发展的概念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舞台上，发展的思想唱了主角，但它没有对上述两个概念作出明确的区分。对一些国家——万隆时代（1955—1975）第三世界的民族资产阶级——来说，‘发展’的目标是留在世界体系内，通过适当的国家政策(国有化、工业化，等等）去‘赶超’；对另一些国家——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同样的目标（‘赶超’，其意义显然差不多）却被混同为建设‘另一种社会’的自相矛盾的目标的一部分。”^[101]

二、不平等的发展

那么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不断扩张对世界发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阿明和弗兰克、多斯桑托斯等学者在研究非洲和拉美地区的贫困和落后问题时发现，世界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对现代世界的发展产生了两大后果:一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形成了，二是世界两极化(或者说，边缘对中心的依附性发展）格局形成了。前一种后果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必然产物，而后一种后果又是前一种后果的必然产物，都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必然产物。正如阿明曾经所说的，“自古以来，历史就呈现出地区不平衡发展的特点。但只是到了近代，两极分化才成为全球融入资本主义体系的无处不在的副产品”^[102]。由此来看，两极分化的发展模式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化过程中”，并且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形成而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和巩固。那么如何理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等的发展”呢？

第一，不平等发展的方式——世界规模的积累。何为“世界规模的积累”？它是指资本主义通过在世界范围掠夺剩余价值来完成自身的资本积累。阿明在《世界规模的积累》中也解释过:虽然“积累、扩大再生产是资本主义，无疑也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一条主要的内在规律”，但是它并非是“前资本主义各种生产方式运行的一条内在规律”。^[103]然而“发达国家(中心）的组成部分和‘欠发达’世界(外围）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最终表现为价值的转移运动，这就是世界规模的积累问题的本质”^[104]。在阿明看来，世界规模的积累是这样炼成的：“每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受制于它的各种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关系时，就出现了后者向前者的价值转移，而这是原始积累的机制造成的。所以这些机制不仅属于资本主义之前的历史时期，在现代社会中也存在。这一有利于中心的原始积累的既革新又持久的形式，构成了世界规模的积累理论的范围。”^[105]世界规模的积累涉及中心—外围关系问题，也就是说，研究“不平等发展”问题不能“局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小范围之内，它应该置身于更大的、资本主义形态理论范围之中”^[106]。这是因为政治在世界规模的积累中占据统治地位，政治力量在凭借军事力量的情况下使得各地剩余价值集中地流向中心地区国家。可以说，中心—边缘关系是不平等的价值关系，它导致了边缘地区的剩余价值大量流失，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资本，沦落到依附于中心地区国家的援助来维持自身生存的困境。换言之，“世界规模的积累”本质上是中心地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掠夺边缘地区国家和民族的剩余价值的方式和途径。

第二，不平等发展的实质——新帝国主义。无论不平等发展还是世界规模的积累，它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并且长期存在着，其原因正在于其帝国主义本性。阿明认为，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是保障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稳步扩张的基本条件，关键在于，这一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对边缘地区国家和地区实施帝国主义统治的不平等关系。虽然新帝国主义的掠夺价值的方式不再体现为军事手段，但是通过资本主义霸权体系向边缘地区国家和地区强行输送来自中心地区国家的所谓先进的制度、技术、文化以及资本和人才等，不仅牢牢地控制着输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实质性地控制了它们的外交、社会发展方向以及发展资源的配置权，而且利用现代国际分工机制造成边缘地区国家和地区始终处于价值链的末端，成为中心地区国家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廉价的原材料供应地。在这种不平等的交换体系中，中心地区国家获得了持续不断的剩余价值，而边缘地区国家和地区则丧失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剩余价值和资源，即丧失了脱贫致富的资本。在他看来，新帝国主义的反动性不仅表现露骨，而且影响深远，它试图把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永久地置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控制之下，作为其原料、廉价劳动力和剩余价值的永久供应地和工业品的永久倾销市场，从而牢牢地限制了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严重地阻碍着它们的发展，这正是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长期处于“欠发达”或“不发展”状态之真正根源。正如他说过的:“现代帝国主义不能为广大亚非拉地区的绝大多数人提供任何东西，而这些地区的人口占全世界的80％。在这里，帝国主义的继续发展可能只是让少数拥有特权的群体受益，在某些情况下还导致其他群体(尤其是占人类将近一半人口的农民）的严重贫困，特权群体中许多人甚至会考虑采取有计划的种族灭绝措施。由于资本继续对整个外围进行统治，那里的人们随时都可能揭竿而起(这个‘风暴区’如今被世界体系的操纵者用刑律术语称为‘流氓国家’和‘恐怖主义巢穴’），因此全球化需要军事化。这种进程排除了真正的民主化，不能使这些地区的人们真正有可能实现社会进步”^[107]。这就是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特征。

第三，不平等发展的结果——激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阿明认为，世界规模的积累实质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被统治的不平等关系，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统治关系，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统治关系，后者在世界规模的积累中占有统治地位。这种“统治关系”应当是指世界资产阶级对世界无产阶级的不平等统治关系，包括中心资产阶级对中心无产阶级的不平等统治关系、中心资产阶级对外围无产阶级的不平等统治关系、中心资本主义国家对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平等统治关系，其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不平等统治关系又是最核心的不平等统治关系。正如埃马纽埃尔（A． Emmanuel）所说的，在分析世界规模的积累时，一方面应当“肯定中心和外围的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另一方面“由此得出结论，不平等交换促使人们要重新考虑阶级斗争问题”^[108]。他强调，虽然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是由“建立在主要的，即有限的生产资料(它变成为资本）私有制基础之上的生产关系与在发展中必然表现出来的生产组织的社会性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垄断“使这种矛盾进一步升级……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化成熟了”^[109]。这样一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会变得越来越尖锐，而垄断以及垄断国家都不可能成为解决这种矛盾的根本方法，只能诉诸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已成为一个世界体系，而不是各国资本主义的简单总和。因而反映这一体系特点的诸多社会矛盾带有世界规模，即矛盾不是孤立地发生在每个国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而是发生在世界资产阶级与世界无产阶级之间。可是世界资产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不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之内，而是在资本主义形态的体系之中……这些形态有中心形态和外围形态”^[110]。这就是说，今天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世界体系内的事务，即全球概念意义上的斗争，因为世界资产阶级“主要是中心资产阶级，加上在它的羽翼下的外围资产阶级”^[111]，世界无产阶级包括中心无产阶级和外围无产阶级，尤其外围无产阶级担当了斗争的主力军。不过“外围无产阶级不完全是，而且主要也不是由现代化大企业的雇佣工人组成的”，还包括“广大的农民，他们参与了世界性的交换，他们和城市工人阶级一样，为不平等交换付出了代价。这种不平等交换体现在中心和外围剩余价值率的差别上。尽管广大农民生活在往往带有前资本主义形式的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之中，但他们归根结底还是由于与世界市场一体化而被无产阶级化了。外围无产阶级中还有日益增多的城市失业者，这是外围结构所造成的——它也是使外围的剩余价值率更高的条件之一。在当今世界上，他们正是那些‘除了身上的锁链外一无所有’的群众。在他们身上自然也反映了外围无产阶级化的‘不成熟’形式”^[112]。那么今天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前途是什么呢？

第四，不平等发展的解决之道——构建社会主义世界。从以上分析看，“当代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不再是人类追求个人和集体解放的适当框架，无论单个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是如此。资本主义不仅是一个以剥削工人(尤其是工人阶级）为基础的体系，而且已经成为全人类的敌人”^[113]。所以我们“必须视之为一种‘过时的’世界体系，我甚至要说它是‘老态龙钟’，尽管它表面上还在成功地扩张。为了保卫人类，我们要根据一些基本原则采取措施。这些原则不同于支配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积累和再生产原则”^[114]。阿明还批驳了下述观点，“即认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世界范围资本主义扩张的时代，而不是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代。而且那种在‘欧洲的一个小角落里’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才刚刚开始向南方和东方扩展和蔓延。由此可见，帝国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最后或最高阶段，而是走上世界资本主义进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因此任何超越现行模式的转变的条件尚未产生出来，因而在发达地区，帝国主义战线上的断裂不可能发生在中心地区的薄弱环节，也就是不能产生真正改变帝国主义制度性质的革命”^[115]。阿明认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由于新帝国主义对边缘地区的剥削和压迫更加沉重，因此，“在边缘地区，分阶段进行的连续不断的革命自然在议事日程之上，而且这些地区的变革并不一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116]；而且一旦爆发，这类社会革命就极有可能向社会主义方向推进。这样说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取代资本主义，因为“社会主义不是各国社会主义的简单总和”，而是“把世界组成一个统一的、消灭了不平等的整体”^[117]。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世界呢？在阿明看来，要使世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首先“必须巩固当前，巩固它自己，也就是说使自己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才能具备在现代化世界中充分发展和充分参与的条件”^[118]。这些是什么样的条件呢？阿明回答道:其一，“在准备过程中，为了能同不断滋生着资本主义的五大垄断力^[119]相抗衡，就必须重组意识形态力量和政治力量”^[120]。这种斗争需要以意识形态文化前沿的基本问题为着力点，比如，“（1）普遍和特殊之间的辩证关系；（2）政治民主和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3）所谓的经济效率(以及它的表达方式——‘市场’）和平等友好的价值之间的辩证关系；（4）按照上述内容确立全球化社会主义的目标”^[121]。其二，“我们不得不提出真正的更民主的世界组织形式，从而能够在消除不平等的基础上重塑经济关系。在此意义上……似乎应该优先考虑围绕大区域来重组世界体系，大区域能够把外围国家被分散的部分聚拢起来。这些大区域包括拉丁美洲、阿拉伯地区、非洲、东南亚地区，此外还有中国和印度(全球仅有的大陆国家）”^[122]。其三，通过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领域、政治和社会体制方面的变革与合作，来创建“一个真正全球化的经济和金融体制”^[123]。其四，以自然资源为基础，构建一个合理的、统一的国际分工体系。阿明还强调道：“从世界统一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国内市场基础上，也不能建立在世界市场基础上。按照恩格斯的话来说，社会主义不能是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东欧正在朝这个方向演变。这种演变反映了它的那种制度的过渡性质。这种过渡无疑是以国家官僚资本主义为方向的。同样，国际劳动分工(或地区劳动分工）也不能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因为市场必定突出不平等。国际劳动分工的方法第一次真正服从于地球表面自然资源以及人力流动(即国家形式的维持或消亡）的分配。在国家尚未完全消亡之前，专业化应该建立在十分平等的基础之上。以非洲为例，非洲有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人口也少。非洲的自然禀赋不在于农产品的专业化，它本来就是强加于非洲的。非洲的禀赋在于集中发展大型的现代工业，如铝(现在却在加拿大进行加工）、特种钢(需要钴、镍等，而非洲有丰富的蕴藏，特种钢应该逐步代替普通钢）、木材和木材工业、化学(可使用大陆上巨大的水力发电资源）等。”^[124]总而言之，“只有当社会主义达到这一目标时，才能说它已彻底完成”^[125]。这样的社会主义“首先是另外一种人类文明……引导人们创造一个新人……如果没有新人类……没有更先进、更好的人类就没有社会主义。我们因此认为，社会主义理想中的新人应该是比资产阶级个人自由观拥有更多自由的人”^[126]。从这个意义上讲，“毫无疑问，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应当被“定性为‘人民民族主义’社会”^[127]。

三、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理解

曾枝盛先生说过，依附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出现“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理论为背景的”^[128]。阿明的“批判的不平等理论”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其实阿明自己也说过：“我是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作品来做到这点的。”^[129]那么阿明如何重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呢？

第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阿明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关于不平等理论的批判方法。他还这样说过：“马克思主义不是‘对(资本主义）市场运行的科学分析’。马克思主义远不止是这些，而且完全是另一回事。”^[130]这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他批评性地解释道:那种“将马克思主义说成仅仅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是停留在(资产阶级）经济主义的领域里”，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理解，而且这与庸俗经济学的理解是一致的。因为“庸俗经济学的任务是发现指导市场运行的‘规律’……对作为整个实实在在存在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和政治体系不感兴趣，而去研究同现实毫无关系的想象中的资本主义规律”^[131]。那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样的理论？

其一，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不是进化论。阿明认为，马克思在“对商品约束理论(拒绝将资本主义看做历史终结）加以研究(及揭露）”时创见性地“提议建立历史唯物主义”^[132]，因此“我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看做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一部分，它是以支配社会和自然的普遍规律为基础的”^[133]。然而第二、第三国际理论家们把马克思主义导向了相反的理解道路上，因为他们“继承了某些进化论观点，使它不能撕下资产阶级进化论的欧洲中心论面纱”，正因此他们把社会历史看做是“五个社会形态”的进化过程。这与马克思理论是相悖的。以阿明之见，一方面“对马克思来说，支配着整个资本主义的积累法则应能迅速地征服世界、把整个世界的社会条件提升到同一个水准，甚至由此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创造客观条件”^[134]；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本来是反进化论的”，“这是由于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所面临的真正历史性挑战还未被人们理解。资本主义在它的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化的扩张中提出了一种它不能够实现的世界的单一化”^[135]。只不过，“马克思过度地估计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作用，他把资本积累看成了单纯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忽视了资本主义价值规律对市场各个层面的整体整合(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要求。这也是马克思理论往往被人们误解为社会进化论的原因所在”。然而“我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不包括进化论的观点，而是从人类行动的主观性来确定它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中的地位……我把两极分化理解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中心问题，这就涉及‘超越资本主义’的过渡问题，这就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136]有所区别”^[137]。也就是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社会进化论。

其二，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经济决定论。马克思理论“是关系到作为历史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的特殊性”^[138]的思考，这是因为马克思“将‘商品拜物教’(商品异化）置于资本主义特殊性的核心地位”^[139]，并且从异化论上解读了资本主义的本性特征。阿明认为，以马克思之见，“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被经济所控制，经济不仅最终起决定性作用，而且占据统治地位。驾驭经济的‘规律’就像‘自然规律’一样俨然成为置身于社会之外的‘客观’规律。而过去的制度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占统治地位的不是经济”^[140]。尽管如此，马克思不是经济决定论者，“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说的那样，‘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社会中占统治阶级地位的意识形态’。从我的角度来看，我同别人一起将经济规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同客观现实联系在一起:与其政治—意识形态框架相比，经济规律自治化更适用于从前的体系……这不仅表现在，它为了资本总利润，要求经济服从于资本主义管理调整；还表现在，经济必要手段的限制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它通过改变社会关系，尤其是对财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允许生产力为劳动者阶层服务。在今天，越来越趋向于，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共同分享这一观点‘世界一体化不可逆转’……这一社会思想的快速飞跃同样使人们明白，面对现代世界的挑战，为什么答案(怎么做？）是不一样的:服从改革调整，还是拒绝，革命式的(沿历史方向）或是被动式的(主张历史在背后起作用）”^[141]。之所以如此，至少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经济自主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在氏族社会中，经济需求是从属于政治的”^[142]。另一方面“任何一种需求都不受它自身特有的那种逻辑支配，不管它是属于最终决定因素(经济的）或是属于支配性因素(像氏族社会中的政治因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因素，我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是文化因素占支配地位）。这些固有的逻辑都是独立的，它们之间不是互补性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们谁都没有必要补充谁，更无须自发地去补充对方。因此它们陷入了频繁的冲突，并且我们不能先验地预见它们中的哪一个将会占优势。在我看来，马克思精辟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经济逻辑是其决定性特征，也就是说，经济逻辑是渠道，通过这个渠道，经济逻辑可以支配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反过来我认为，无论是马克思本人，还是历史上的其他马克思主义都没能就其他各种需求的逻辑问题作出过这样的有力分析”^[143]。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可以被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经济决定论。

其三，马克思主义是“现代性之批判现代性”^[144]。阿明认为：“随着马克思批判启蒙运动资产阶级解放的理性开始”，他的“这一批判开创了现代性的新篇章，我称之为现代性之批判现代性”^[145]。马克思的批判创立了一种“解放的理性”，它再也不以“‘自由、平等、产权’的三联思想来表示其分析和主张。在衡量了无法解决的冲突——维持资本主义的产权与普及人类平等之间的冲突——的程度之后，解放的理性只能取消三联思想中的第三部分，而代之以‘博爱’这个词……博爱自然意味着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博爱意味着用一种新的、由全体社会成员执行并为其自身利益服务的社会所有制形式来替代这种特有的、排他的所有制形式。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整合由民主来操作，民主不再仅仅是狭义上的对政治生活管理上的需要，而是管理社会所有制的需要。民主整合将代替在尊重资本主义所有制范围内进行的本质上是局部和不平等的整合——套用一句当今最经典的话来说，也就是仅仅通过‘市场’进行的整合”^[146]。从这个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既是启蒙运动哲学的继续，又是与这一哲学的决裂，它构成了这个矛盾运动的一部分”，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主义揭开了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基本经济理论谜团，并达到了这样的高度，致使马克思以后的人们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进行思考”^[147]。所以说，“如果没有马克思，也肯定不会有以上我写到的对启蒙运动解放理性的批判……马克思是无法绕开的”^[148]。

其四，阿明认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有过多种特定的形态，比如苏联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院式马克思主义等，但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一种”，即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因为“无论怎么看……完全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它的某种特定的形态，比方说苏联意识形态，这完全是不公平的……相比于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关系，苏联意识形态更为接近资产阶级的思潮”^[149]。当然我们也不能把众多特定的马克思主义干脆当做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学说”，而是应当把它们看做“解读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方法”。

第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还有什么价值吗？阿明不仅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而且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不时地被宣告死亡”的原因。他说：“事实是，抛弃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今天的时尚。为方便这种抛弃，人们首先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苏联的表现样式，然后指责它犯有‘解释的滥杀’。所谓‘解释的滥杀’，是指这样一种在决定论框架内解释现实的倾向，该决定论框架使得每一事件不仅能够被解释，而且是资本主义发展客观规律的必然结果。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或许应该受到这种指责。但以此来衡量马克思本人，也对他进行指责，那显然是不公平的。”^[150]

首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马克思理论要比“纯”经济学理论深刻得多。

阿明宣称道：“我只想说，反对资本主义的言论，只有击中资本主义的要害，也就是说，击中它永恒的、本质的特点，就是经济学主义的异化，这样的批判才是真正的和彻底的。在我看来，马克思构想的意义即在于此。”^[151]

其次，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要比后现代主义更具有洞见力。历史地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早于今天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为我们提供的风行一时的批判”^[152]。关键还在于“后现代主义并没能提出超越资本主义框架的概念工具，在此意义上，我认为，后现代主义并非富有见识的开创者，后现代主义也没有展示出能激发人们对社会变革进行创造性设计的能力。简而言之，与马克思著作中表达过核心思想的那些批判相比，后现代主义批判的彻底性要逊色一些”^[153]。因此“我认为，在这一旅途上，马克思是真正的开拓者”^[154]。

再次，阿明提出：“我总是认为马克思的方法更好，因为它的抽象程度刚好。生产方式这一观点还给了历史一个真正具体的空间。在这一抽象程度上，我们发现了资本主义质的飞跃的重要性和本质。这个质的飞跃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认为无法同等看待过去社会中的竞争和现代全球体系内部的竞争。”^[155]

最后，阿明勇敢地宣称：“我一直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156]； “马克思的‘不是理解世界，而是改变世界’的论点永远都是我生活的方向指导”^[157]。因此“要想实现我的‘野心’，就要走出经济学的狭窄框架，而上升到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158]。

尽管如此，阿明依然坦言道：“我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做《圣经》来读”^[159]，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不完善的地方。

第三，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命运。从目前的情形上看，问题不在于要不要马克思主义，而在于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见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在阿明看来，这就需要人们着力去做好以下三项工作:

其一，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阿明在《自由主义病毒/欧洲中心论批判》一书中提出:马克思主义“既是分析挑战，也是根据既定方向制定改造世界的战略的有效工具。但是也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要承认，在这方面马克思只是从思想和行动上开了个头。换句话说，人们要以马克思为基础进行发展，而不是到此为止”^[160]。我们既不能教条主义地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成结论及其字面意思，也不能“过度性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意义，只有在发展中理解马克思的学说，把它作为创造新理论、新思想的基础，才能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特定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才能辨别出真假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优势与劣势。

其二，广泛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阿明在《世界一体化的挑战》一书中说过：“我是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作品来做到这点的——但同时我也在读其他人的书。”^[161]在另一处他又说道：“马克思的著作没有完成，正如一切人类作品，都是不完整的。”^[162]这就清楚地说出了: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只有把马克思的著作作为基础性读本，同时又广泛地阅读其他人的作品，才是可取的选择。

其三，从思考全球化的实质上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化时代，所谓“欠发达”、“依附性发展”、“贫困化”、“两极化”等问题不是逐渐被消灭，而是越来越深刻化了。那么怎样克服全球化时代的“两极化”等危机问题呢？这就需要加强世界范围内的危机管理，“通过市场实现的全球化是一个反动的乌托邦。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提出一个人道主义的全球化方案来反击它。实现这样的计划意味着要构建一个全球政治体系，这个体系并不服务于全球市场，而是规定市场参数，同样民族国家在历史上也曾代表了国内市场的社会框架，而不仅仅代表其消极的安排。因此全球政治体系在下列四个领域中都负有主要责任:①在适当层次上，在全球范围进行裁军，消除军备，将人类从核威胁和其他大屠杀中解放出来。②以平等的方式利用全球的资源，减少不平等现象。……③通过协商在世界主要区域之间建立开放而灵活的经济联系，而这些区域目前的发展是不平等的。这将需要逐步减小中心区国家对技术和金融的垄断。……④为了正确控制全球或国家通讯、文化和政治政策领域的规则，应该进行协商活动。这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代表社会利益的政治组织——也就是创建一个‘世界议会’，而它将超越联合国体系现存的国家间的机制”^[163]。这就需要用马克思主义考察现存的世界体系的新特征，揭示全球化的危机或世界管理的危机都不过是由于世界规模的积累，加剧了中心区国家对外围区国家和地区的剥削和掠夺，直接造成了外围国家和地区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开展社会主义革命，是一条不错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