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的当代任务和形态

十六、信仰的对话：辩证法的当代任务和形态

谁也不会否认，辩证法这个哲学术语是与黑格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只是通过黑格尔，辩证法这个希腊语词才清洗掉了论辩、诡辩的主观色彩，获得了思辨真理的必然性和确定性。海德格尔认为西方思想用了两千年的时间才达到“自身中介”的思想，^[1]正是黑格尔用自身中介、自我意识的具体同一性代替了古希腊哲学对话结构的他者性、非同一性，使辩证法成为世界自我意识的绝对真理。因此，可以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古希腊思想的完成，同时也是西方辩证法的终结。

20世纪以来的现代西方哲学大多是从反叛黑格尔开始的，甚至可以说拒斥、批判、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百年来西方哲学的根本任务。人们说，这是对黑格尔的特殊尊重，也可以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后来哲学话语的深层语法。这个难以驱除的哲学幽灵，以尖锐的形式在提问：辩证法之后能否有新的哲学思维？

现代西方哲学对辩证法的批判似乎集中在两个主题上，一是拒绝接受区别于科学真理的哲学真理、理性真理或思辨真理，拒绝接受区别于形式逻辑、知性逻辑的思辨逻辑、理性逻辑；二是以差异性、非同一性、他者性拆解辩证法的同一性、自我意识或自我学。黑格尔自觉地区分了表象思维、形式思维、知性思维与理性思维，区分了经验科学和哲学科学，用黑格尔喜爱的表达方式，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本质和真理。只有理性思维或思辨思维所达到的哲学真理才是真正的科学。现代西方哲学拒斥这种知识、科学、真理的等级表，并以经验科学的逻辑和有效性尺度取消了哲学的科学资格。众所周知，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划界尺度是双重的，一个是形式逻辑或形式科学的逻辑一致性即无矛盾性，一个是可以诉诸经验的可检验性。黑格尔的辩证法恰恰是一种思想内容自己运动的逻辑，是所谓的内涵逻辑。它要把经验上升为逻辑，把逻辑实现为经验或作为经验的本质。这种特殊的逻辑和真理如果真的存在，它的性质和验证方法也必然不同于经验科学。

黑格尔的辩证法要统一逻辑和经验、形式和内容、主体与实体等矛盾，从而达到具体同一的绝对知识或绝对真理。黑格尔所说的“绝对”主要是非对象性的意思，亦即思想以思想为对象的自我意识，也就是普遍精神在世界中的自我意识。自康德开始的德国古典哲学已把笛卡儿的“我思”转变为“纯思”，即普遍的纯粹思维，用马克思的说法是“无人身的理性”。因此，黑格尔的精神自我意识已取消了经验主体之间的差异性、多样性，从而也消除了对话辩证法的结构。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虽然也考察过主人和奴隶意识的辩证法，但却只是把它作为精神发展的一个意识形态环节，作为理性达到自我意识的中间驿站或所谓消逝的环节，它自身并没有终极的确定性和真理性。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大写的、人类的自我学，现代哲学所关注的个体的自我、经验的自我，只是普遍的理性或精神实现自身的环节和工具。黑格尔认为，个体的死亡是对共体或精神的最大贡献，因为人们在忆念死者时唤起了普遍的伦理意识。^[2]

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理性自我意识的绝对真理和方法，是区别于经验科学的哲学真理，是人类自我意识的自我学，也可以说是一种理论态度的世界观。这种特殊的真理和方法如何证明自己的真理性？黑格尔似乎诉诸一种历史的证明。他的《精神现象学》提供了一种意识形式或形态的历史证明；《哲学史讲演录》提供了哲学史的证明；他的“精神哲学”提供了世界史、文明史的证明。黑格尔的名言“密涅瓦的猫头鹰要在夜幕降临以后才觉醒”，意味着黑格尔把自己的哲学智慧看做历史的总结和真理。但如人们所指出的那样，历史主义埋藏着怀疑主义的黑色野兽，历史的开放性、未完成性使所有的历史真理都成为相对的、可疑的。随着经验科学通天彻地的辉煌成功，随着个体自我、经验自我对感性快乐的痴迷和执着，黑格尔理性自我意识的辩证法与它所欲证明自身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辩证法只是作为黑格尔所欲克服的机智、主观任性乃至诡辩的机巧而存留于世。

辩证法真的“终结”或成为“死狗”了吗？仔细思考上述现代西方哲学对辩证法的两点批判，我们能否开启辩证法研究的新视界？我们可以肯定，第一，辩证法不是经验科学意义的真理，它是一种罗尔斯所说的“全整论说”或我们所说的世界观理论，其中包含着超越经验的思辨设定或信仰，因此它不可能完全由经验检验或证明；第二，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古希腊哲学或柏拉图主义的完成，它对纯粹思维或理性自己运动逻辑的揭示，已经受到了柏拉图主义的先行定向。思维、理性已经被预设为具有绝对同一性、统一性的力量，辩证运动的全部历程不过是证明这种同一性的历史材料而已。因此，黑格尔思维和存在同一的辩证法缺少真正的异质性、他者性，亦即缺少真正的矛盾和差异，特别是缺少其他“全整论说”的对抗和限制。综合以上两点，我们能否在今天这个所谓全球化的时代，也是各种不同的宗教、哲学、文化相互冲突的时代，打开辩证法的一个潜在视界，即信仰对话的辩证法？

不能否认黑格尔是一个具有世界视野的哲学家，他在自己的时代力求把握整个世界的世界精神。但是，黑格尔用哲学的方式把握世界，在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等人看来就是用西方特有的思维方式把握世界，因此他只能用西方的理性标准编排民族精神的等级表，并从中构造世界精神转移、升华的历史神话。在黑格尔看来，古代中国因为只有一个人有自由，所以也就没有理性和哲学，古代印度也只是达到了“无”这样一种初始的逻辑学环节。这种对东方的蔑视，不仅是历史材料和历史知识限制的结果，更为根本的原因是德里达所说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所必然导致的西方中心主义。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认为，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最大贡献是开启了思的视域，从而为各种不同的“全整论说”或思的视域进行平等的对话提供了可能。^[3]

把辩证法的当代任务和形态规定为信仰的对话，并非是应对全球化过程中宗教、文化冲突的权宜之计，而是辩证法、哲学或形上之思的演化和拓展。如前文所述，德国古典哲学对普遍的纯粹思维的反思和规定，是伟大的人类精神遗产，是具有永恒意义的科学真理。因为人类一切科学、文化和文明的创造，都是思维能动作用的产物，反思和规定思维能动作用的规律和原理，确实是为人类文明奠基的伟大事业。但是，哲学家反思这个绝对基础的思维仍是有前提的、历史的、文化的，因而是相对的，它所获得的仍是有限的科学真理而非绝对真理。我喜欢把辩证法或哲学称为“关于绝对的相对真理”。这意味着，对思维能动作用的反思有区别于西方哲学视域的思的可能性。在《实践理性的自然基础——中国哲学对意识能动性的理解》一文中我认为，中国哲学对意识能动性或思维能动性的理解是实践理性的能动性，即人有在自然情欲需要中自觉中节、中道的理性能力，并且这种能动性即在情欲需求中有着内在根基。这种意识能动性的理解，不仅一般地区别于西方哲学的理论理性，也区别于康德的实践理性。^[4]对思维能动作用的不同反思规定，即是对人性理解的根本差异，这种根本差异才是哲学的、宗教的矛盾，才是哲学对话的居所。

信仰的对话、哲学的对话仍需某种同一性的设定，否则，对话即成为自言自语的哲学独白。在我看来。这种同一性即是人性的自然统一性，这是哲学对话的先验形而上学前提。所谓人性自然统一性不是经验事实上的人的同质性，因而也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如基因测序的方法来证明。人性自然统一性是人类共同生活、和平相处的逻辑前提，因而是一种先验的承诺和设定。赵汀阳在《“天下体系”：帝国与世界制度》这篇精彩的长篇论文中，论证了古代中国“天下”理念作为一种世界理论和世界理念的意义，并强调“在中国的帝国理论中，‘天下’是个具有先验合法性的政治/文化单位，是关于世界社会的绝对必要的思想范畴”。^[5]借用中国古代的范畴，我们可以说人性自然统一性即是“天民”的统一性。《诗》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如果说“天下”是关于文化、制度的世界想象，那么“天民”则是关于人性的文化统一性的想象，我们所以不使用人性的文化统一性范畴，意在强调人性统一性的先验的文化设定，因而称之为自然统一性。它也可以说是关于“天民”或“世界公民”的绝对必要的思想范畴。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性自然统一性的设定，是不同种族、民族和国家的人们相互承认、相互交往乃至相互合作的先验前提，是世界公民概念的固有内涵，因而也可以说是一个分析的真理。但由于世界公民、人性等概念的历史性和复杂性，人性统一性的具体规定，或者说人心是什么、心之理是什么的反思认识，却有不可还原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每种不同的宗教、文化和哲学的人性理解，规定了一个民族和文化的精神特质，用海德格尔的说法，它规定了一种思的视域和方向，甚至决定了民族的历史命运。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它规定了人们对世界的感受方式、体验方式和情感态度。总之，对人性自然统一性的思辨的或超越的设定，作为一种精神奠基，高度地凝聚着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智慧、体验和情感。不同宗教、哲学、道德传统的形上差异，虽然可以在生活世界的交往中、在功用的经验层面上得到某种程度的调整和弥合，而一旦自觉地进入信仰的或形上的对话领域，这势必触及人们的根本激动，它将是一场比“生或死”的选择更为深刻、尖锐的精神戏剧的冲突。

美国哲学家奎因曾以野外语言学家的思想实验论证了翻译的不确定性，否定了意义的同一性。赵汀阳以“理解不能保证接受”和“对话上的时间投资会导致利益上的损失”为由，宣告了“对话哲学”的破产。^[6]显然，我们这里设想的信仰的对话、哲学的对话，是属于“无论经过什么样的理性对话仍然是不可互相接受的”这类问题。但是，形上理念的对话也许可以超越哲学解释学、哈贝马斯的对话伦理学的视域，获得自身可能性、合法性的基础。首先，形上理念的对话是超越现实利益从而是绝对利益的对话，它或许可以不受时间成本的限制，而展开为漫长的话语的斗争，表现为一种新的辩证法的无限进展。其次，哲学解释学、对话伦理学所理解的理性对话，从根本上说仍是西方的理性视野，它缺少勒维纳斯和利奥塔等人所强调的“他者”和异质性，从而使理性对话或者成为一个传统的自身延续，或者成为启蒙理性普世化自身的环节和过程。而信仰的对话应是异质性的传统、“他者”之间的思的视域的碰撞，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思的“前视轨”之间的跳跃、游移和相互往来。它允许一种不同于西方理性的话语进入对话、展示自身，显明自己的真理和逻辑。

信仰的对话之所以可能，在于各种不同传统对人性自然统一性的理解都是理性的，尽管其理性的方式各有不同。没有不可理解的信仰，是信仰对话的预设前提。各种不同的信仰体系，其信仰的对象、信仰的情感态度和信仰的论证方式可能千差万别，但信仰都有某种可以解说、传授的可理解性，亦即有进入公共话语的通道，否则，它就不能成为公众的信仰，而只能是某种神秘的私人“记号”。在我们看来，信仰体系中的超越对象或超验本体千差万别，而且似是信仰的核心，但如康德已揭示的那样，支持各种形上证明的意识机能，却是理性固有的超越倾向，或所谓“幻相的逻辑”。这意味着一种对信仰体系的超验本体进行先验还原的批判思路。对人性自然统一性的先验理解，是理解任何一种信仰体系或“全整论说”的可能进路。如何理解人性，就如何想象神性。或者相反，如何想象神性，就蕴含着某种人性理解的先验前提。

从关于人性自然统一性的先验设定进入信仰的对话，是解决超验形而上学对抗和冲突的可能路径，而且这是一种相对平静、理性和学院化式的相遇，较之充满激情的宗教辩论乃至宗教战争肯定会有更大的相互理解的可能性。对人性自然统一性的理解和设定，也是每一文化传统乃至每一个体更为亲切和熟悉的东西，所谓天道远，人道近，人们可以从自身生活的切近处，直接体验作为“他者”的文化传统关于人性设定的合情或合理之处，从而拓展自己本有的人性想象。比如，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以来，即从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分中规定了人性作为意识性和理论理性的实在性，从而形成了一种纯粹理论态度的生活理想，这不能说有什么错误，而且对其他非西方民族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想生活维度。但如果把理性实体化、绝对化，这就不仅遮蔽了人性作为道德理性或实践理性、人性的语言性、身体性等多种可能的理解，而且必然导致西方中心主义乃至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自工业革命以来，由于西方经济、军事等的优势地位，已逼迫东方特别是东方的知识分子充分理解了西方的人性体验，以致很多东方学者比西方人更希腊化、西方化。这至少表明，信仰的对话、人性自然统一性的不同理解的沟通是完全可能的。

对其他宗教、哲学等信仰体系的接受或皈依，未必都是充分理解的结果。理解不能保证接受，接受未必归于理解。但信仰的对话却不应以接受为宗旨。完成于黑格尔的西方辩证法作为同一性哲学已被阿多尔诺、利奥塔等指控为“死亡哲学”，“奥斯维辛”之后，唯一的理性、唯一的人性理解，都潜含着形而上学的恐怖。信仰对话的辩证法也不是多样性、差异性、“他者性”的简单并存，甚至也不是抽象的“和而不同”。人们不会忘记，当年的日本侵略军正是高喊着“东亚共荣”、“日满亲善”之类的东方话语血腥地屠杀着我们的同胞。这不仅因为任何美好的形而上学话语都有被盗用、污秽的可能，而且也因为中国哲学这些美好的理念自身缺少确定性。“同则不继，和实生物”的和谐原则，表达了一种充满生机、活力的宇宙理解。夫妇和、家和、阴阳和、五味和、五音和，等等，既有形上的“和谐”理念，也有形下的经验知识，但似乎缺少先验的证明和论说，较之西方哲学的逻辑同一律、和谐原则或规律，如作为抽象的形式法则，应该说有所不及。它可能使经验层面的“掺和”、暴力的介入获得形式的合法性。在我看来，“和”的理念应与儒家的“仁”、“良知”、“良能”等相互论证，形成先验的观念体系，亦即一种确定性的先验人性理解。勒维纳斯的“他者”的无限责任的伦理学，似乎也接近这种人性理解。

信仰对话的辩证法，是关于人性自然统一性不同理解的对话，是各种关于绝对的相对真理之间的批判考察，它仍是绝对真理的追求。与黑格尔自我意识的辩证法不同，它是在真正的世界视野亦即各种不同的思的视野之间追寻那使一切人类文明得以可能的先验条件，那个绝对的基础。信仰的对话所获得的不是一种思的视界可能达致的绝对真理，而是多元互补的开放的真理体系，这其中有差异，有和谐，有永无止境的辩难和探索，各个不同的思的视域在对话中拓展自己对绝对的理解，当然也有可能在批判的反思中转换视域，出现新的哲学形态。这不意味着任何关于人性自然统一性的理解都有同等的价值，先验的人性设定也总要受到经验的矫正。比如，就一种纯粹理论态度生活的可能性而言，古希腊哲学关于人性即为理论理性的理解是充分的；就一种道德生活的可能性而言，中国哲学关于人性即为“良知”、“良能”的理解是充分的。如果用理论理性的利益计算或所谓理性选择解释道德生活，则既不经济，也不充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从根本上说是基于理论理性的人性假定，它只能部分地解释人类经济生活的可能性，而不是充分的解释。能否把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都还原为一个先验的解释原则？这意味着对一种超越人类视域的神的视域的期待。按照勒维纳斯的理解，人只能从他人的面孔、他人的视域中超越自己、走向无限。永恒的，漫长的对话、特别是各种“全整论说”或信仰的对话，可能就是辩证法或当代哲学唯一能够接近真理的道路。

【注释】

[1]［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648页。

[2]［德］黑格尔著，贺麟、王玖兴译：《精神现象学》(下)，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0～12页。

[3]孙利天：《后现代主义哲学与东方思想》，《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5期。

[4]孙利天：《实践理性的自然基础——中国哲学对意识能动性的理解》，《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5期。

[5]赵汀阳：《“天下体系”：帝国与世界制度》，《世界哲学》，2003年第5期，第12页。

[6]赵汀阳：《“天下体系”：帝国与世界制度》，《世界哲学》，2003年第5期，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