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我国的文艺发展战略

创建我国的文艺发展战略

施华东

【内容提要】

文艺发展战略是要研究和解决较长时期内文艺发展的全局并照顾到文艺各方面各阶段性质的问题，它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的特征。然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文艺政策随着政治生活的变化而不断发生着变化，好的文艺政策能够促进我国文艺事业的一段时间的繁荣，而一个存在问题的文艺政策又使得我国的文艺事业的发展受到重创，这些文艺政策巨大差异性、甚至是颠覆性使得我国文艺的发展走了不少弯路。因此确立一个稳定的文艺发展战略是十分必要的，这个战略应该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并不因为我国政治生活的变化而发生频繁的、颠覆性的改变。

【关键词】

文艺发展战略　文艺政策　文艺政策演变

战略是筹划和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战略是同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依赖于社会物质生产、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和人的觉悟程度，为国家或政治集团所规定的基本政策服务。国家的社会制度，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主观指导，对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起决定作用。战略同国家的自然条件、地理位置、面积、人口、资源、交通运输，以及作战地区的地形、水文、天候等，也有密切关系。战略产生于战争实践，长期使用于军事领域，本义即军事战略。现代战略涉及的范围日趋扩大，西方国家陆续提出了“大战略”、“国家战略”、“全球战略”等一类概念。“战略”一词现已被各个领域所借用，诸如政治战略，经济战略，科技战略，外交战略，人口战略，资源战略，体育战略，等等。^[1]

文艺发展战略则是要研究和解决较长时期内文艺发展的全局并照顾到文艺各方面各阶段性质的问题。也就是说，把有关文艺发展的全局问题，提到较高的原则性上合乎规律地加以解决，这便是文艺发展战略。那么文艺发展战略包括哪些方面？从大的方面说，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据以制订文艺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二是文艺创作、文艺理论、文艺研究等应的方面的发展战略；三是有关文艺设施、机构、企事业的实的方面的发展战略。^[2]而文艺政策这个与之相关的概念在内容上与文艺发展战略有着明显的不同，文艺政策体现的是一个时期，一个阶段我们国家或者我党在管理文艺事务、促进文艺发展方面应该遵循的工作原则和奋斗目标。按照文艺政策的不同特征可以分为基本文艺政策、具体文艺政策、特殊文艺政策等。文艺发展战略特别体现宏观、长期这么一个特征，而文艺政策则相对具体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领导人在文艺政策的制定上都会有所不同；文艺政策的制定应该符合文艺发展战略的要求，使得政策具有连贯性、继承性。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文艺政策

1949年7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时的名称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是新中国文艺的开始，也是新中国文艺政策建构的开始。第一次文代会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文艺现象，也可以说是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文艺现象和政治现象。从文艺政策学的角度解读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有关文件，理应成为新中国文艺政策研究的逻辑起点。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之后，新中国文艺方针政策的进一步完善，经历了一个较为长期的、甚至是曲折的过程。这一建构的过程大体上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才基本告一段落。其间，我国文艺政策的类型多样，如1951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具有文艺政策意义的文章《一个急待表现的主题——镇压反革命》，就是一项临时性的一般文艺政策；1951年5月5日发布的《政务院关于加强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只是针对戏曲艺术的一项具体文艺政策；1952年2月10日《文艺报》发表的社论《文艺工作者与伟大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也是一项临时性的一般文艺政策；1955年7月22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处理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图画的指示》则是针对书刊图画的一项具体的文艺政策等等。而1956年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双百方针”，1957年周扬发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1961年6月周恩来发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提出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的公布以及1966年2月由林彪和江青共同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等，则是具有代表性的重大文艺政策事件。显然，由于当时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大起大落，新中国文艺政策本身也出现了变化和反复，有许多值得记取的经验和教训。^[3]

粉碎“四人帮”后，文艺界百废待兴，一批文艺作品开始冲破“文革”的藩篱，直面现实生活，表达人民的心声。与之同时，要求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的作家作品平反的呼声四起。文艺理论批评也开始了对“四人帮”推行的极左文艺路线、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以及阴谋文艺的批判。1977年，《人民文学》编辑部在北京召开了在京的文学工作者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当时的中宣部长张平化，副部长朱穆之，文化部部长黄镇，副部长刘复之、周巍峙、贺敬之、林默涵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长刘白羽等。会议提出，“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就是要坚持毛主席制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同一切违反十一大路线，违反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倾向作斗争……深入揭批‘四人帮’，打好第三战役，把被‘四人帮’颠倒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颠倒过来，坚持推倒‘文艺黑线专政’论等一系列谬论。”1978年5月27日，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茅盾致开幕词，郭沫若作了书面发言，称“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界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会议，是文艺界承前启后、拨乱反正、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文化部长黄镇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会上作了题为《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而奋斗》的讲话。这次会议还明确宣布全国文联、全国作协恢复活动，《文艺报》正式筹备复刊。1978年10月31日《文学评论》编辑部召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座谈会。会议提出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正确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工作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促使我们的文艺大大向前发展。1978年12月5日，《文艺报》和《文学评论》在北京联合召开文艺作品落实政策座谈会，给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李建彤的《刘志丹》、赵树理的《三里湾》、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吴晗的《海瑞罢官》等一批在过去受到错误批判的作品和作者平了反。这次会议表明，文艺界在新时期拨乱反正不断深入的大背景下，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开始走出“两个凡是”的阴影，既对“四人帮”的极左文艺路线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也对十七年的文艺思想有了初步的反思。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了十二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这个报告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含义，论证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前提，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及其解决途径，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路线为我国当代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科学的思想基础，从而从根本上与形形色色左的和右的思想倾向划清了界限。它不仅为拨乱反正后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的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而且对文艺性质和任务也作了全新的界定。从文艺政策及其指导思想的角度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要着眼于发展和建设，在文艺领域就是“要以解放和发展文艺生产力为中心，以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为目的。这个中心和目的，是我们检验一切文艺工作的标准。”

1992年初，邓小平在著名的南巡讲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994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勾画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这就不仅深化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实践，也极大地激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事业的发展。面对市场经济，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和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作家艺术家难免感到不适应，“狼来了”的惊呼一时四起。然而事实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和改革的深入，社会各个领域的经济意识不断增强，商品经济正以不可抗拒之势，席卷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商品经济的现实基础，使文艺这个昔日的贵族武士，开始染上了金钱的“铜臭”。文艺作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已逐渐成为不可回避的事实。正是在这样背景下，文艺政策的建设，必然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和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这种调整首先应将指导思想从过去的计划经济对文艺的要求转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文艺的认识上来。归结起来，就是应从文艺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也必须以特殊的方式进入市场流通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出发，重新认识文艺的特征和本质属性以及它的功能和作用，从而导致新时期文艺政策在指导思想上发生重大转变。随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市场经济条件下调节文艺发展的政策文件，文艺发展也以前所未有的活跃态势推动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艺政策的特征

文艺与政治的矛盾冲突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政策所面临的一对基本文化矛盾。其内涵主要涉及文艺政策对文学艺术的文化功能定位。从理论模式角度讲，文艺政策的文化定位首先涉及一个基本的选择，那就是，究竟是从政治本位的角度来制定和实施文艺政策还是从文艺本位的角度来制定和实施文艺政策？显然，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主要是从政治本位角度来进行的。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认识。

首先，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出发点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国当代社会政治问题，从而需要文艺在为政治服务方面保持一种适应性功能和作用。如果说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制定也需要解决某些文艺问题的话，那也主要是所谓文艺发展的方向路线问题。这些问题其实也都是社会政治问题。关于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出发点，最早可以追溯到1942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结论”部分曾专门讲到，这个会在一个月里开了三次，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另一个则是如何去服务的问题。前一个问题的结论是，“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后一个问题的结论是，“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问题和这样的结论？主要是因为民族革命战争这个最大的政治的需要。为此，毛泽东还特别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他的回答是：“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这就不仅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制定文艺政策的出发点的问题，而且从理论方法和价值判断的角度提供了一个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依据。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沿用了这样的基本依据，继续把为工农兵服务和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作为新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同时也将此作为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出发点。朱德总司令在第一次文代会上代表党中央发表的祝贺讲话中明确讲到：“中国人民在革命胜利以后，将把主要力量用在建设方面。文学艺术工作者在将来的新时代中，要担负比过去更重大的责任，这主要的就是用文学艺术的武器鼓舞全国的人民，首先是劳动人民，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改正缺点，来努力建设我们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郭沫若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所作的《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中还提到：“我们的文艺运动历来就有一种和政治运动相结合的宝贵的传统。”所有这些讲话、报告、文件等归结起来，主要都是讲新中国的建设需要文学艺术的帮助，文学艺术应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条重要战线发挥自己的作用。此后，无论是1956年毛泽东关于“双百方针”的阐释，还是1961年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都体现了从社会政治本位的出发点，尽管其中不乏对文学艺术规律的深刻把握和精辟论述。

其次，新中国文艺政策以社会政治为本位的文化选择必然导致新中国文艺政策在功能上把文艺当作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关于文艺作为政治工具的说法源远流长。新中国文艺政策在这一问题上最主要的依据仍然来自毛泽东1942年所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延讲”的引言部分，毛泽东开宗明义讲到：“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在“延讲”的结论部分，毛泽东进一步专门对“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进行了集中阐述。毛泽东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由于毛泽东的崇高地位，也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所确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与革命战争年代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深刻一致性，上述关于文艺的文化定位不仅被沿用下来，而且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1957年3月《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特别谈到：“有人说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也不要了，我看为工农兵服务是不错的。你不为工农兵还为谁？资产阶级也要改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也要是工人阶级，你说不要为他们服务，中国就没有其他人了。有人说文艺不要目的，一有目的就概念化。我看，不要目的的文艺作品，也可以出一些吧。出两种，一种要目的的，一种不要目的的，行不行？……有些主张文艺不要目的的，其实是要目的，只是不要你这个目的，在无目的的掩护下，有他的目的，就是要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目的的。”可见新中国对于此前确定的文艺政策的沿用还不只是惯性的作用，而是相当自觉的选择。

第三，新中国文艺政策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也主要是政治的。所谓政策效应，也叫政策效果，是指政策主体制定和实施某项政策后对政策对象所产生的影响和效果的总称。由于某项政策的特定内涵、政策本身的性质及其实施方式的特点，导致政策效应有时是正面的、积极的，与政策主体设计的方向一致；有时是负面的、消极的，与政策主体设计的方向相反；有时是直接的，有时是间接的，有时甚至是意外的。新中国文艺政策在制定政策时的出发点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大局，对文艺作出的文化定位是政治。因此，它所产生的政策效应也主要是政治的，包括把文学艺术事业纳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总体目标中来，使其成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制中的一个方面；对作家艺术家进行思想改造，使他们把立场彻底转到革命方面来，成为革命战士中的一员，自觉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把文学艺术创作与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不仅要“主题先行”，而且要“写中心、唱中心、演中心”，使文艺发挥党和政府的宣传工具的作用。而且，新中国文艺政策所产生的政治效应往往是直接的，有时甚至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中期党的“双百方针”的提出，迅速在文艺界产生积极反响，涌现出一大批敢于突破禁区大胆探索的文艺创作和理论作品，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象；60年代初期在党的政策调整之际，历史题材创作趋于活跃，“题材问题”、“山水诗”、“共同美”的话题展开争鸣，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学术讨论空气”；而60年代中期随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等文化大革命时期政策的出台，文艺界立刻陷入灭顶之灾，大批作家作品被点名批判，扫地出门，一派肃杀景象。所有这些都是典型的新中国文艺政策效应，而且是直接的政治效应。反之，新时期以来文艺界的拨乱反正乃至许多延续至今的文艺方针政策，所追求的仍然主要是政治效应以及政治效应和艺术效应的统一。^[4]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完善了所有制结构，充分发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实行了党政分开、政企职责分开等具体有效的措施，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实践证明，这是行之有效的。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尤其是文艺方面，同样也实行的是这样一些政策。如，胡惠林在《文化政策学》一书中论述中国文艺体制改革的内容与政策取向时就列举了四个方面：（1）推进国有、国办文艺生产单位改革，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2）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文化市场健康发展。（3）改革文化经营体制，完善分配结构与分配形式。（4）实行党政职能分开、政企职责分开，依法管理文化艺术事业。^[5]应该说，针对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文艺一切为政治服务，管得太宽太紧太死的状况，以上几条改革性政策在方向上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它似乎也忽略了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在本质上的差异，那就是：物质是实用的、功利的，而精神是用来陶冶人的性灵、超越实用功利的。政府在物质建设和精神建设两个方面采取了基本整齐划一的策略，使文艺的发展完全靠市场来选择，而现在中国的文艺市场又并不完善，就使文艺发展显得太松太活而失去了一定的精神规范。艺术领域的市场化确实使广大文艺从业人员从以往的“一切为了政治”、“一切为了劳苦大众”的紧箍圈里跳了出来，但同时造成了“一切向钱看”、“经济效益第一”的恶性倾向。一方面，粗制滥造的东西越来越多，低水平简单重复的东西越来越多，只要有人买有人看，只要有“高效益”有市场，就可以去做；另一方面，一些宝贵的文艺遗产，由于循环周期较长，成本高收益小，制造不出来“高效益”，在文艺产业自主经营的情况下，就没有人愿意去搞。^[6]

三、在文艺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制定我国的文艺政策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文艺政策随着政治生活的变化而不断发生着变化，好的文艺政策能够促进我国文艺事业的一段时间的繁荣，而一个存在问题的文艺政策又使得我国的文艺事业的发展受到重创；因此确立一个稳定的文艺发展战略是十分必要的，这个战略应该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并不因为我国政治生活的变化而发生质的改变。

创建我国的文艺发展战略首先就是要制定我国文艺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首先应确定应该走持续发展的路，而不是走高速发展的路。持续发展的路，也就是在我国文艺的现有基础上持续地向前发展。一则文艺与经济不同。经济可以在某一时期内高速发展（但也不可能长期地高速发展），文艺则受着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不平衡规律的制约，不可能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文艺的各个部门也都同时高速发展。二则由于文艺的特殊性，它也不可能高速发展。特别是文艺创作、文艺理论、文艺研究要的是质量，而它们的质量，是不能要求一年比一年递进的，只能在整体上要求后一时期比前一时期有所提高、有所突破。用经济高速发展的要求来套文艺发展是不科学的也是行不通的。三则追求文艺的高速发展，势必弊多利少，这已为“大跃进”时期的实践所证明。当时要求民歌创作得越多越好，越快越好，用担挑，用箩装；当时要求做到人人唱歌，人人跳舞，人人画画，一个县出一个鲁迅，各省市放文艺卫星，结果既伤害了经济基础，又使文艺遭受了挫折。这样的所谓高速发展的路，我们再也不能走了。那么，所谓持续发展又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那就是无论是在文艺的虚的方面还是在实的方面，都是持续地、切实地向前发展。从文艺的虚的方面来说，要采取各种措施，保证文艺创作、文艺理论、文艺研究的质量在整体上后一阶段、后一时期要比前一阶段、前一时期有所发展和提高；从文艺的实的方面来说，一切文艺企事业和文艺设施，则要根据需要和可能，持续地、稳步、科学地向前发展。

发展文艺创作、文艺理论、文艺研究方面的战略应该是我国文艺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研究战略问题，要研究“对于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就文艺创作来说，文学创作对文艺创作的全局具有决定意义。文学创作上去了，其它各种艺术部门的创作或早或迟地会跟着上去；文学创作质量不高，国家的文艺创作水平从全局来看也就不可能是很高的。所以，我们的党和国家特别重视作家协会会员代表大会的召开绝非偶然。在文学创作中，又是什么样式的创作对于文学创作全局有决定意义呢？不是别的，恰恰是长篇创作（包括长篇小说和长篇叙事诗）。在近代和现代，世界各国的文学创作水平，一般都是以该国长篇创作的质量来衡量的。这绝不是人们低估短篇、中篇小说以及散文、抒情诗的意义，而是因为长篇的容量最大，能够最真实、最广泛、最深刻地反映和艺术地概括一个时代，成为该时代的史诗和现实主义历史。因此，就我国文艺发展的战略而言，重点是抓文学创作；而在文学创作领域内，重点又是抓长篇。文学是如此，其它如戏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等各个艺术部门的创作，都应抓住本艺术部门中对于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着重发展和提高它们的创作质量。文艺理论的发展战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来说，就是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科学。这个问题，周扬同志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过，但直到现在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这就需要群策群力，不仅要在理论上弄清楚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科学，而且要在实践上编写出不止一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科书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创作学、文艺心理学等等文艺书籍来。文艺研究的战略就是要把文艺研究的重点转移到研究和解决社会主义文艺的现实问题上来。这不是说其它方面的研究不搞，而是说重点要放在这一方面。现在有些人只承认考证出某一古代作家的生卒年月是研究，是学问，而不承认评论、探讨、研究当代文艺现实问题也是研究，也是学问，而且是更好的研究，更大的学问。这是一种偏见。把我国文艺研究的战略放在这方面来，将会使我国的整个文艺研究面貌为之一新，学风为之一变。

发展我国文艺企事业、机构、设施的战略应该是我国文艺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促进我国文艺企事业、机构、设施建设并不是一般地从数量上增添现有的文艺企事业，而是把发展重点放在文艺信息中心建设方面来。发达的文艺信息中心系统，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文艺理论、文艺研究的发展就加快了，质量也就提高了。此外，还要进一步发展和装备图书馆、出版社等企事业单位以及与获取、开发、存储、传输、处理、使用文艺信息密切相关的产业。总之，发展我国文艺企事业的战略，应把重点放在发展信息业上。

【注释】

[1]http://baike.baidu.com/view/66855.htm。

[2]陈辽：《谈文艺发展战略》，《文学自由谈》，1985年第1期，第104—105页。

[3]周晓风：《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基本类型》，《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4]周晓风：《论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化选择》，《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5]胡惠林：《文化政策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龙鸿、王玲娟：《对中国当代文艺现象及文艺政策的思考》，《重庆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