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

4、自然层面：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
——保护自然与经济发展统一论

（1）我们需要进一步认识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极其严重性。

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经济社会空前大发展时期，也是中国生态环境大破坏时期。

在这一时期，上至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下至各级领导同志，也作出了不少努力，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至今形势仍是相当严峻，或许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

在有些时候、有些局部，中国生态环境破坏趋势有所遏止，有所改善；

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生态环境破坏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根本遏止，更不能说得到根本改善。

（2）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认识解决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特别迫切性。

相比较而言，不少人认为中国贫富分化问题最尖锐、最急迫；也有不少人认为，反对官僚腐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最急迫、最尖锐；然而，只有很少人认为，中国生态环境问题最尖锐、最急迫、最深层、最难办。

实际上，应当说，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甚至比分配不公、贫富分化、官僚腐败、政治改革等问题，更具有十万火急的迫切意义。

原因就在于，生态环境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发展前景，而且关系到亿万中国人的生存前提，世世代代中华民族的生存前提，说到底是现代化发展，还是整个民族及其生存环境的自我毁灭？

原因就在于，生态环境的发展还是破坏，在许多情况下，具有不可逆性，一旦破坏了，几乎就永久不可恢复了，如原始森林毁坏了，水源枯竭了，河流干涸了，怎么努力也难以完全挽回了。

原因就在于，许多自然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一旦用尽，永远无法再生。

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物种多样性破坏已经接近于临界点，如果再不及时采取重大有利措施，生物多样性体系就将破坏殆尽。

（3）中国生态环境问题表现形式的特殊复杂性。

由于中国经济具有“发达工业城市与广大落后农村”并行不悖的二元一体结构，中国生态环境问题属于二者交叉的特殊混合类型，矛盾表现形式上有三大特殊性：

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少数发达城市中，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污染性废弃。这些地区的工业化、现代化程度，往往与西方发达国家相距不是很远，因而工业发展所带来的废水、废气、废物等副产品，与之伴生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严重困扰着这些地区的城市居民。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沈阳这样的大城市中，污染性废弃问题尤为突出。这类问题的覆盖面，人口方面主要是占全国13亿人口1/5的近3亿城市居民，土地范围方面主要是占国土不到1/10的沿海及内地的大中城市。尽管人数和地方不是很大，但由于大中城市是国民经济辐射中枢，因而造成的影响是全局性的，不可低估。

在内地的广大农村中，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掠夺性开发。在这些广大地区中，工业化、现代化程度还是很低的，往往尚处于近代工业化起步阶段，同时又碰上人口众多的巨大压力，因而在许多地方呈现出与发展中国家类似的症状。再加上长期的僵化模式和错误指导，造成了对自然资源的野蛮式开发。不顾土壤肥力再生的抢掠式种植，不顾生态的毁林开荒，毁灭水源的围湖造田，不管草原承载能力的超额放牧，对野生动物资源的滥捕滥杀，竭泽而渔式的捕捞水产，对宝贵森林资源的乱砍滥伐，对矿产资源的哄抢式开发——这一切都是掠夺式开发的典型表现。这类生态问题的发生范围，是占全国人口80％的农村居民，是占国土面积90％的广大农村。其范围之大，人口之多，显然是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真正重点所在。

在少数城市与广大农村的结合部上，一种新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特殊表现形式，就是乡镇企业带来的二重复合型生态环境破坏。上述两种不同类型的生态环境问题，都在这里得到了具体表现：一方面，它已经容纳了近1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另外还有2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看来都需要从这里找到出路，因而在这种巨大人口压力下，有时不得不采用落后技术，对资源进行野蛮式开发；另一方面又由于技术设备比较落后，缺少必要防污措施，不得不把大量废水、废气、废物，排放到广大农村乡镇的生态环境之中。据统计，遍布全国，数十万家的乡镇企业，40％以上都有程度不同的污染问题。

（4）中国万年发展的连续进化模式与生态环境问题的历史长期性

中华民族走过了多灾多难的历史道路，加重了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特殊严重性。从大禹治水以来的数千年中国文明史，贯穿了寻求天人合一的大智大勇，充满了血与火的慷慨悲歌。古代中国的生态环境曾经相当优越，黄土高原的森林覆盖率超过50％，东北、四川、云南的森林覆盖率更超过80％。应当说，在以天人关系为核心的生态环境问题上，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显示出超群智慧。“天人和谐”、“天人合一”的古老命题，既有神秘色彩，又有深刻哲理，至今仍有不可超越的精神魅力。

建国五十多年来，在整治经济的破烂摊子上，我们有巨大的历史性成就，虽屡经磨难而终于建成了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而在整治生态的破烂摊子上，则可谓得失参半，有一些前所未有的巨大建树（如三北防护林，星罗棋布的小水库等等），但也有过不只一次的重大失误。影响到生态环境的主要是三次：第一次是1958年大跃进，九千万人上山砍树，大炼钢铁；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中，以粮为纲，毁林开荒，围湖造田；第三次是改革初期，企业短期行为的普遍化，生态保护措施没有相应跟上经济发展，40％的乡镇企业都程度不同地带来环境污染问题，有的甚至成了严重的污染源。这三次失误，都严重冲击了中国生态环境，性质不同的是：前两次是经济上的大破坏，伴随着生态上的大破坏，造成的是显性危害，来势迅猛，制止也快；第三次是经济发展伴随着生态破坏，眼前的发展掩盖了长远的、潜在危害，要想根治，时间更长。

（5）要解决中国保护自然问题、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统一问题，必需采取综合治理的系统方法，这里试着列出关系全局的十大举措：

①思想先行，观念创新。

要深入宣传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实践观，树立自然存在前提论的思想，自然是人类母亲，而不是要征服的敌人。

要更多宣传当代科学发展观与全球性问题研究最新成果，包括最近联合国关于气候变暖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

更深入发掘中国古典哲学中天人合一宇宙观，万年连续发展的大智慧、活智慧、新智慧。

要根本超越“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工业化路子。

②政策创新，更加重视。

政策上应有一个重大的创新，就是强调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是发展的前提，实行发展经济与保护自然相统一的方针，更加突出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是一项命运攸关的重大国策。

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应当采取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两手兼顾的大战略：没有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我们就没有资金、技术、经济实力去有效地治理保护环境；而没有生态环境的基本平衡，经济增长就失去了持续、协调、稳定的自然前提与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近30年来，已经对这一问题越来越重视了。但重视程度仍然不够，这种不够带有根本性质。

“十五”规划中所有其他目标都达到，惟有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目标没有达到，主要问题还在于各级领导重视不够。

在长远规划和每年经济工作会议中，都应把这一条放到更加重要的地位上来。

③更加明确，创新之路。

要努力探索资源节约型的中国工业化、现代化新道路。

西方现代化走的是以资源高消耗、支撑生活主消费，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

苏联模式的现代化道路，是以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支撑国家实力发展的高速度。

中国必需具体分析自己资源的独特性，特别珍惜土、水、林、能这四大稀缺资源，走出中国资源节约型发展道路，其中包括六大原则：

资源节约原则——开源节流原则——天人平衡原则——勘探先行原则——综合利用原则——精心保护原则。

在城市，主要发展防污工业。

在农村，主要发展生态农业。

21世纪中国，应当努力创造天人和谐的新型生态文明。

这意味着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上，有重大哲学创新。

这意味着天人关系，人与自然关系，要有一个从服从关系、征服关系到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关系的根本转变。

这意味着，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文明圈与文明圈之间，要扬弃对抗、冲突、战争关系，走向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新型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国际关系。

④评估体系，更加科学。

要有新的政绩观，不仅要看经济发展、发展速度，而且要看自然保护、生态环境，后一点甚至更长远、更根本，因为它不仅常涉到你这一任内的发展问题，而且关系到后人还有没有可能发展的大问题。

评价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文明城市建设，企业发展，都应把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作为一条更加重要的评价标准。

⑤严格审批，一票否决。

对企业建立，项目开工，尤其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在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方面，要实行更加严格的审批制度。

凡是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威胁的重大项目，必需要坚决否决，决不能放松手软。

在这方面，必需要有制度保证。

⑥第一把手，永久问责。

对各级领导，各个项目，各个企业的第一把手，应实行严格的个人负责制，而且是永久问责制。

也就是说，各个单位第一把手，必需对保护自然生态环境，负政治、法律刑事上的责任，有了重大问题，必需追究责任。

不仅在任期间要追究责任，而且是永久责任，谁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谁破坏了民族生存前提，谁要永久负责！

⑦人民监督，从严执法。

严重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事件，仍然屡有发生，一个重要原因，是执法不严，形同虚设。

应当在这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更加严格地执法，对于破坏严重者，严惩不贷。

为此，也需要在政治改革上推进一步，建立与强化人民监督系统，解决生态环境产权不明，因而生态破坏没人管的大问题。

⑧北京、上海、广州等东部大城市群，必需更加严格地控制规模、控制人口，控制自然生态环境，决不能造成发展失控，环境崩盘。

⑨西部大开发更应实行经济发展与自然保护相统一的方针，把保护自然作为发展经济的前提，那里是中华民族的生存之根。科技创新，最大希望。

现代科学技术带头发展，是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的火车头。又要经济增长的一定速度，又要生态系统的基本平衡，这好像是中国现代化大门上两道难开的铁锁。钥匙在哪里？出路在哪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科学技术的超前发展与不断创新。只有现代科技的带头发展与不断创新，才能给经济增长注入永不衰竭的强大活力，促使其保护协调、稳定、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也只有现代科技的带头发展与不断创新，才能有效制止野蛮式开发和污染性废弃，迎来天人和谐的新型生态文明。

让我们更加勤奋地开拓耕耘，去迎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美好春天，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春天，天人和谐的未来新型生态文明的美好春天！

（本文见《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2008年，第86-127页。）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3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45页。

(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1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上卷第104页；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49页。

(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99，879，917页。

(8)同上书，第875页。

(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926、927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3页。

(1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11、312页。

(12)同上书，第304、305页。

(13)同上书，第305页。

(14)《列宁短篇哲学著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3页。

(15)《列宁短篇哲学著作》，第340页。

(16)同上书，第341、342页。

(17)《列宁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8页，第207页。

(18)《列宁短篇哲学著作》，第370页。

(19)《列宁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7页。

(20)《列宁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6页。

(21)王东：《中华腾飞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125页。

(22)《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页。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83页。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371页，第383页，第379、380页。

(2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

(26)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序言第11页。

(27)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2年，第1页。

(28)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2、53页。

(29)王东：《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81-794页。

(3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

(3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

(32)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下卷第1364页。

(33)王东：《中华国富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36页。

(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上卷第376页。

(35)《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卷第327、328页。

(36)《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4卷第168页，第43卷第367页。

(37)林克等：《历史的真实》，香港：利文出版社，1995年，第47、48页。

(38)《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卷第121页。

(39)《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卷第3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