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足迹与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生态足迹与经济发展问题研究_甘肃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研究成果汇编

一、引论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指出，甘肃省是我国西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战略通道，是黄河、长江的重要水源涵养区。甘肃省2557万总人口中汇集汉、回、藏、蒙等55个民族，是我国中原腹地联系新疆、青海、宁夏、内蒙古的桥梁和纽带。“甘肃稳则西北稳，甘肃兴则西北兴”。科学贯彻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加快甘肃发展步伐在全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人口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关键、最活跃和最富有创造性的生产要素。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报，甘肃省常住人口为25575254人。其中，兰州市3616163人，嘉峪关市231853人，金昌市464050人，白银市1708751人，天水市3262548人，武威市1815054人，张掖市1199515人，平凉市2068033人，酒泉市1095947人，庆阳市2211191人，定西市2698622人，陇南市2567718人，临夏回族自治州1946677人，甘南藏族自治州689132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6.12%，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3.88%。甘肃全省人口地域分布基本与各地、州、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吻合。但是，甘肃地域东西狭长，自然条件严酷，生态环境脆弱。如何更好地优化人口分布，使其与地域生态承载力相协调，与甘肃省跨越发展战略、城镇化发展战略和新农村建设总要求相符合，将是甘肃省人口发展战略和人口地域分布优化调整面临的重大课题。

本研究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以甘肃人口分布与地州市经济发展程度和生态环境承载力相适应为切入点，研究甘肃人口地域分布的空间格局特征，分析优化和调整人口分布的方向和主要措施。这一分析研究无疑对甘肃更好地贯彻落实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甘肃经济社会跨越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二）文献综述

1.生态足迹理论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生态足迹是指能够持续地提供资源或消纳废物的、具有生物生产力的地域空间。其要旨在于核定维持一定地域的人口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或者能够消纳人类所排放的废物的、具有生物生产性的地域面积。生态足迹理论最早由加拿大规划与资源生态学教授William E.Rees于1992年提出，后经由Wackernagel博士进一步完善推广而为世人所熟知。生态足迹理论认为，人类生产活动的扩展是有边界的，增长是有成本的。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每一项最终消费都可以追溯到提供生产该消费所需的原始物质与能量的生态生产性土地的面积。生态足迹理论的应用意义在于：通过生态足迹需求与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力（亦称生态足迹供给）进行比较，进而定量地判断某一国家或地区目前的生态可持续状态，以便对未来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科学规划和建议。

在国际层面，Wackernagel（1997）等对全球人口可利用的生态空间和生态占用空间两方面分别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1999年全球人均生态承载力仅为2.2hm2。Begum R等（2009）对马来西亚的生态足迹进行了实证评价，认为马来西亚人均需要0.304公顷的土地面积来支持资源消费现状。在我国，生态足迹法于1999年被引入，主要应用于测算省、市级地域的可持续发展状况。贺成龙等（2007）对沪苏浙的可持续发展做了基于生态足迹的评价研究，计算结果表明该地区已经出现了生态赤字并且超出了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承载力范围，现有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张志强（2001）等人对中国西部12省（区市）的生态足迹进行了计算和分析，研究表明西部地区12个省（区市）总人口的生态足迹赤字达16215×104km2，反映出人类的生产、生活强度超过了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区域生态系统处于人类的过度开发利用和压力之下。彭希哲（2004）等人用生态足迹理论也对我国西部12省（区市）的生态与适度人口进行了测算，认为西部目前的人口规模基本是合理的。但随着西部开发进程的加速，西部省区正在并将持续面临严重的生态压力。

总体来看，生态足迹理论在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测度层面研究较多，量化分析是其最显著的特点。这种量化有助于测量区域生态承载力，从而为优化经济活动布局和人口分布奠定研究分析基础。目前，关于甘肃各地州市人口分布、经济发展与区域生态承载力关系进行分析具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2.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研究人口发展问题横跨自然、社会、经济等多个领域，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分析的重大问题之一。许多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围绕着人口分布的测算、影响因素、人口分布的现状、特点及未来人口分布的预测等重要课题进行了研究和论述。

在人口分布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刘纪远等（2003）运用基于格点生成方法的人口密度空间分布模拟模型，模拟了中国人口密度的空间分布规律。李中才等对中国经济增长与生态足迹进行了协整与误差分析后发现，中国的GDP每增长1%需要消耗0.61%的生态足迹消费，认为我国经济增长处于资源和环境消耗型阶段。刘燕华等利用GIS技术分析了中国人口分布现状与水资源、海拔高度、地表起伏指数和多种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建立了综合的适宜人口分布模型，计算了中国各省的理论人口密度分布（刘燕华等，2001）。曹俪文（2008）对甘肃人口分布的现状、人口发展面临的形式进行了综述式的分析研究，探讨了相应的发展策略。刘峰等将空间统计分析与GIS相结合，深入探讨了甘肃省天水市人口空间的分布模式（刘峰等，2004）。近20多年的研究分析表明：我国区域人口分布特征同西方国家一样，呈现出距离衰减特征，即随着离城市距离的增加，人口密度逐步下降。城市人口增长快于边远地区呈现出向心集聚的趋势，但不同区域的集聚程度不一致（王法辉等，2004）。

总之，在人口与区域发展关系的分析中，大多研究分析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或者生态足迹与经济增长的单向联系，鲜有将生态足迹、经济发展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从人口分布和区域发展的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对城市区域研究较多，农村区域相对少；对东部人口密集区研究较多，西部较少。特别是对于地域面积广袤，生态环境复杂的甘肃地区来说，结合经济发展进行人口分布问题的研究成果很少，研究仍很薄弱。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1.研究思路

如何按照适度人口规模要求优化甘肃人口地域分布，提升人力资源综合水平；如何在科学测算生态足迹基础上优化人口分布，提升生态承载力；如何按照甘肃跨越发展的总要求优化人口结构，优化地域发展环境将是本研究要探讨的中心议题。本研究首先系统梳理了地域人口分布理论、生态足迹理论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三者之间的有效结合点；其次，建立了人口分布（人口密度）、生态承载力（生态足迹）、区域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率）三者之间关系的协整分析模型，确立并验证了相关假设；再次，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甘肃历年统计年鉴数据为基础，分析了人口分布、生态承载力和区域经济发展三者之间的数量关系；最后，以协整分析结论为基础，提出了甘肃优化地域人口结构、提升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保护生态环境的具体措施。

2.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本课题主要以人口统计学、计量经济学方法为主，同时借鉴和参考了生态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整个研究强调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理论演绎分析和人口普查数据实证分析相统一。

本课题采用的研究方法有：普查数据分析法、协整分析法、文献资料查阅法。

二、甘肃不同功能区划下的人口分布与人口结构

（一）甘肃省区域发展战略与功能区划假设

1.甘肃“中心带动、两翼齐飞、组团发展、整体推进”的区域发展战略

区域发展战略是关于一定区域内与经济社会发展有关的全局性、长远性问题所作的总筹划和总决策。统筹兼顾，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甘肃经济社会发展整体落后，与发展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相比，堪称西部的“西部”。同时在甘肃境内，由于受自然地理环境、经济政策以及人为因素的影响，各个地州市之间的发展也表现出明显的差距和不均衡。这种客观存在的“双重”不平衡将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甘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关系到甘肃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全面小康社会的整体推进。

为了加快甘肃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1999年省委、省政府坚持从省情出发，提出了“中心带动、两翼齐飞、组团发展、整体推进”的区域发展战略和“五个大幅度提升”的奋斗目标。“十一五”时期，甘肃省国民经济驶入发展的快车道，基础设施不断加强，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居民收入显著提高，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综合经济实力显著提高。然而，在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下，甘肃经济的快速发展又以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这就使得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加之甘肃人口分布的不平衡又加剧了生态脆弱区的生态压力，生态系统呈现出由结构性破坏到功能性紊乱演变的发展趋势，资源环境因素越来越成为制约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日渐凸显，甘肃可持续发展能力面临严峻挑战。

2.甘肃省主体功能区划

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首次提出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划分，第一次从中央文件的高度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并要求根据主体功能区划来统筹谋划未来人口流动或再分布。主体功能区建设从本质上讲，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按照人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发展要求，以国土空间整体功能最大化和各空间单元协同发展为导向，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协调人地关系，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甘肃既是我国国土空间上功能较为复杂的地区，又是生态、经济问题较多的区域。根据甘肃省发改委确定的主体功能区划初步方案，甘肃省规划了四类主体功能区：兰州市和白银市白银区为优化开发区；黄河沿岸地区、西陇海－兰新经济带的城镇相对密集地区以及陇东的煤炭和油气资源基地为重点开发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和天然林保护范围为禁止开发区；其余地区为限制开发区。甘肃属于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的地区，严重的土地荒漠化和水土流失对西部生态安全构成重大影响。同时，甘肃又是西部地区的欠发达省份，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人民生活水平较低，又急需加快其经济发展，这就使得甘肃地区处于保护生态环境与发展经济的“两难”选择。这就要求甘肃主体功能区规划能够引导经济布局、人口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促进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实现甘肃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的“双赢”。

（二）甘肃人口规模和人口分布现状：基于主体功能区划分视角

1.甘肃省2000—2010年人口规模及其分布

人口分布是指人口过程在地理空间的表现形式及其发展演变情况，是人口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某一时间的集聚状况，时间方面表现为静态分布和动态分布，空间方面表现为水平分布和垂直分布。人口分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文所论及的人口分布仅指狭义的内涵，即指人口的数量分布及人口地理密度，反映一定地理区域人口的疏密程度和分布形式。主体功能区规划是分类、分区进行国土空间开发的一项具有创新性的政策。人口分布既是划分主体功能区的重要指标，也是主体功能区划完成后实现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

甘肃省人口分布历年都不均衡，占全省面积39.5%的河东地区（陇东、陇中和陇南地区）集中了全省近80%的人口，而占全省面积60.5%的河西地区人口比例占全省近20%。甘肃省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人口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甘肃省总人口数为2557.53万人，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2556.89万人相比，10年仅增加0.64万人，增幅仅0.03%，说明10年来甘肃省人口规模处于稳定状态（见表1）。在全省14个地州市中，10个地州市均出现了负增长，年均增长率低于全国0.58%平均水平。兰白优化开发区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比重由2000年的18.21%增长为20.82%，绝对人口数增加66.77万人，聚集了将近30%的全省人口，充分体现了人口往中心城市流动和集中的趋势，生态压力必将加大。大力推进吸引更多的人口流向重点开发区如酒泉、嘉峪关、张掖、金昌、武威、平凉、庆阳等市州，这样既可以缓解大城市由于人口过度集中而带来的人口压力，同时也充分发挥重点开发区的人口集聚功能促进自身发展。特别是嘉峪关市，虽然人口规模的增长速度（45.21%）在全省位居第一，但其人口基数偏小，人口总量也仅为23.19万人，人口密度小，有较大的人口集聚空间。

总体来看，近10年间甘肃省的人口规模和人口增长率基本稳定，但人口的区域分布差距依然存在，这是甘肃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分布不平衡的重要体现，也是甘肃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之一。

表1　甘肃省第五、第六两次人口普查中人口规模及其分布统计表

资料来源：甘肃省第五、第六两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整理

2.甘肃省人口空间分布差异统计检验

由表1可知，甘肃省人口分布差异比较明显，集中与差异并存。通过对表1中数据进行统计分布检验，得到相应的统计量（见表2）

表2　甘肃省人口分布统计量

2.甘肃人口分布总的变化趋势主要表现为：

（1）从总体上看，由于J－B（Jarque－Bera）统计量值均小于检验临界值，甘肃省人口分布服从正态分布规律，两头小，中间大。这表明，甘肃人口在区域分布上有集中趋势,人口数多的和少的地市州数量都占少数。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峰度值都小于3，说明10年来甘肃各地州市人口“两头小、中间大”的分布格局变化不大。但是甘肃人口分布中位数不等于平均值，人口分布存在偏移。两次普查虽然各市州人口均值都小于中位数，但对应的人口分布特征存在差异。第五次普查人口分布的偏态小于0，表现为负数，甘肃人口分布向左倾斜，也即向人口规模大的方向偏移。而第六次普查其偏态大于0，表现为正数，但其数值较小，人口分布向右倾斜的程度较小。2010年，人口规模达到200万以上的六个城市的人口数占甘肃总人口的比重高达64.22%。

（2）人口空间分布不平衡。甘肃人口分布的离散度或偏差系数（标准差/平均值）从五普的0.5534下降到六普的0.5361，虽然下降幅度不是很大，但说明甘肃人口分布的标准增幅小于平均值的增幅，人口分布的差异性有所减少。但由于区域内各空间单元在发展程度、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城镇化等方面的较大差异性使甘肃的人口分布出现了与其发展程度和自然生态环境承载力不相适应的不平衡状况。比如像嘉峪关（0.91%）、酒泉（4.28%）等重点开发区，人口密度小，远没有发挥其产业和人口集聚的效应。人口空间分布不平衡的这种格局将直接关系到区域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甘肃不同功能分区下的人口分布、生态足迹与经济发展

（一）生态足迹分析法

1.生态足迹理论

生态足迹理论最早是由加拿大规划与资源生态学教授William E.Rees于1992年提出，后经由Wackernagel博士进一步完善而为世人所接纳。关于生态足迹的概念，William E.R.曾将其形象地比喻为“一只负载着人类与人类所创造的城市、工厂……的巨脚踏在地球上留下的脚印”。1996年以后William E.R和Wackernagel又从不同的侧面对其进行了定义，“一个国家范围内给定人口的消费负荷”、“用生产性土地面积来度量一个确定人口或经济规模的资源消费和废物吸收水平的账户工具”。可见，生态足迹就是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按空间面积计量的支持一个特定地区的经济和人口的物质、能源消耗和废弃物处理所要求的土地和水等自然资本的数量。

生态足迹模型是通过测算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程度和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的生命支持服务来考察自然资本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差距，反映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程度和生产消费活动给自然环境带来的压力，以揭示不同区域内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危机或潜力。生态足迹的分析基于两个事实，一是人们能够计算自身消费的大多数资源和人类产生的大多数废弃物；二是这些资源和废弃物能够被转换成产生这些资源和同化这些废弃物的具有生物生产力的陆地或水域面积。

生态足迹理论作为定量分析人类对自然资源利用和人类需求与发展是否处于生态承载力范围之内的颇具操作性的方法，其计算基于6类生态生产性土地即耕地、草地、林地、水域、化石燃料用地和建筑用地。农产品的消费折算为耕地面积，动物产品的消费折算为草地面积，林产品的消费折算为林地面积，水产品的消费折算为水域面积，煤、油、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等的消耗折算为化石燃料用地，电力及热力的消耗折算为建筑用地。当然，进行这样的折算，是基于生态足迹的一个重要假设：即各类土地具有空间排斥性，如一类土地用于一种用途，就不能同时用于其他几种用途。通过对土地进行加总，能够从宏观上认识自然系统的供给能力和人类的需求状况。生态足迹法现已被广泛应用于定量测度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状况。

2.基础数据

根据甘肃省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将人类生产、生活消耗的资源分为生物资源和能源资源。消费量的计算包括生物资源消费量和能源消费量。

（1）生物资源消费量。在生态足迹计算中，生物生产性土地是指具有生物生产能力的土地或水体。主要考虑6种类型：耕地、林地、草地、建筑用地、水域和化石燃料用地。本研究采用全球一致的均衡因子，产量因子采用某国家或某地区某类土地的平均生产力与世界同类土地平均生产力的比率（表3）。甘肃省生物资源消费项目包括农、林、牧、渔四大类生物产品的消费，折算成的生物生产性土地是耕地类土地产品、林地类土地产品、草地类土地产品、水域土地产品的消费。生物资源数据主要有农产品、动物产品、林产品、水果和木材几大类。

表3　生物生产性土地的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

（2）能源消费量。甘肃省能源消费数据主要包括：柴油、焦炭、煤炭、原油、汽油、煤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气、天然气、热力、电力等。计算能源足迹时，将能源消费转化为化石燃料用地面积。采用世界上单位化石燃料生产土地面积的平均发热量为标准进行折算（表4），根据能源折算系数将当地能源消费所消耗的热量折算成一定的化石能源土地面积。

表4　能源消费类型的折算系数

（二）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和生态盈余指标的测算方法

1.生态足迹（占用）计算

（1）划分区域内人类生产、生活消费的消费项目。本研究将消费分为生物和能源两大类，并进一步分为一些更细的消费项目。

（2）计算区域各主要消费项目年消费量，计算公式为消费＝产出＋进口－出口。然后根据当年人口数计算出人均年消费量值Ci（kg/人）。

（3）根据平均生产能力数据，将各消费项目的人均年消费量折算为生态生产性面积Ai（hm2/人），计算公式为Ai＝Ci/Pi，其中Pi为相应的生态生产性土地生产第i项消费项目的年均生产力（kg/hm2）

（4）计算生产各种消费项目人均占用的各类生态生产性土地总和，各消费项目均与相应生态生产性土地相对应。

（5）由于单位面积耕地、草地、林地、水域、建筑用地、化石燃料土地这6类生物生产土地面积的生产能力差异很大，计算出的各类生物生产土地面积不能直接相加，因此给每种类型生态生产面积乘以一个均衡因子将各类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转换为等价生产力的土地面积，对它们加总计算出人均生态足迹总和。

ef＝∑rj×aaj

式中：ef———人均生态足迹；rj———均衡因子；aaj———各类生物生产土地面积；j＝1,2，3，……6表示6类生物生产土地面积。

（6）计算区域总生态足迹

生态足迹计算公式为EF＝N·ef

其中，EF为区域总生态足迹；N为人口数；ef为人均生态足迹，其值为ef＝∑γAi＝∑γci／pi，γ为均衡因子；Ai为人均i种消费项目折算的生态生产性面积，i为消费项目类型；pi为i种消费品的平均生产能力；ci为i种消费品的人均年消费量。

2.生态供给（容量）计算

（1）计算地区实际的各类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

（2）由于同类生态生产性土地的生产力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利用产量因子将不同地区同类生态生产性土地转化为可比面积，计算各类生态生产性土地的人均生态容量，其计算公式为：

某类人均生态容量＝该类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均衡因子×产量因子

（3）计算区域总生态容量

EC＝N×ec＝N×∑（aj×rj×yj）上式中：EC—区域生态承载力；N—人口数；ec—人均生态承载力；aj、rj、yj分别为第j类消费商品人均生物生产面积、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

3.生态冗余（或赤字）的计算

生态冗余（或赤字）＝生态容量﹣生态足迹

即：ED＝EC－EF＝N（ef－ec）

上式中：ED为区域生态赤字（盈余），表示资源供需平衡的协调性；EF为总的生态足迹；EC为区域生态承载力；N为人口数；ef为人均生态足迹；ec为人均生态承载力；若ED＞0，则生态盈余，表明该区域的生态供给可以承受人类负荷，该区域发展模式处于相对可持续状态；ED＜0，则说明出现生态赤字，表明该区域的人类负荷超过了其生态供给，区域发展模式处于相对不可持续状态。同时，某区域的ED也反映了该区域人口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状况。目前全球有人均0.4hm2的生态赤字，因此评价区域环境的可持续性应该在这个前提下进行。

（三）基于生态足迹法的甘肃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

本研究拟利用生态足迹模型，选取甘肃省1990—2009年的时间序列作为研究对象，进行长时间序列的生态足迹动态分析，了解甘肃省区域生态系统承载力变动状况，为评价甘肃省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依据。根据以上计算方法和历年《甘肃统计年鉴》的截面数据，对甘肃省1990－2009年间20年来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进行实证计算（表5）。

从表5的时间序列分析可知，在1990—2009的这20年间，甘肃省人均生态足迹逐年增加，人均生态承载力则逐年下降，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供给呈反向发展趋势，这充分表明随着经济加快发展，自然生态系统面临越来越大的生态压力。在1990—1995年，人均生态足迹处于供大于需的阶段，生态承载力供给能够满足当时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生态足迹，甘肃省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承载力基本处于协调状况。但自1996以来，连续出现生态赤字，而且有逐年扩大的趋势，2009年高达1.26，说明甘肃的人口对自然生态系统的需求量已经超出了自然系统的生态承载力的范围，生态承载力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矛盾加剧，人地关系紧张，甘肃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生态环境处 于不安全状态。

表5　甘肃省1990—2009年人均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

注：（1）因计算过程复杂，篇幅有限，这里只汇总各年度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总的计算结果，其中生态承载力中已减去12%的生物生产土地面积以保护生物多样性。（2）计算所用数据来自2000－2010年《甘肃年鉴》和人口普查资料；（3）生态盈余计算结果为负数表示生态赤字；（4）年末人口数据源于《建国以来甘肃省人口变动情况》统计表。

（四）甘肃人口分布、经济发展与生态足迹协整分析

在协整分析中采用的变量主要有：人均GDP、城市化率、人均生态足迹、人均生态承载力和年末总人口。其中人均GDP和城市化率数据来源于历年《甘肃统计年鉴》，其余数据见表5。

1.平稳性检验。

时间序列建模之前，必须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认研究变量的平稳性和单整阶数。采用ADF检验对反映人口分布、经济发展与生态足迹的5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结果表明，在1%或5%的显著性水平下，年末总人口序列（lgroosp）平稳，城市化率序列（lurbanr）与人均生态足迹序列（lef）为2阶单整序列，人均生产总值序列（lagrp）与人均生态承载力序列（lec）为一阶单整序列。

表6　ADF单位根检验

①检验类型（C，T，L）分别代表是否包含常数项、趋势项以及滞后阶数。

2.协整检验。

协整是指同阶单整的两个或多个非平稳的变量序列，若其某个线性组合后的序列呈平稳性，则称这些变量序列间协整关系存在。对于单方程的协整检验，一般采用Engle和Granger提出的EG两步法，这是一种基于回归残差的协整检验。本文研究两两变量关系，适宜采用EG两步法进行检验。

表7　人均生态足迹与城市化率的回归方程和协整检验

由于城市化率序列（lurbanr）与人均生态足迹序列（lef）同为2阶单整序列，人均生产总值序列（lagrp）与人均生态承载力序列（lec）同为一阶单整序列，可以进一步检验两组序列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先分别建立城市化率序列（lurbanr）与人均生态足迹序列（lef）、人均生产总值序列（lagrp）与人均生态承载力序列（lec）的静态回归方程，再对静态回归所得到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7、表8所示。此外，由于年末总人口序列（lgroosp）平稳，本文不再研究年末总人口变化后对生态足迹及经济增长的影响。

由表7可知，城市化率序列（lurbanr）与人均生态足迹序列（lef）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也就是说，从长期看，甘肃城市化进程与人均生态足迹之间存在密切的正向关系。同样，由表8可知，人均生产总值序列（lagrp）与人均生态承载力序列（lec）之间也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即从长期看，甘肃以人均生产总值衡量的经济增长与生态承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反向关系。

表8　人均生态承载力与人均生产总值的回归方程和协整检验

3.Granger因果检验。

由于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根据格兰杰定理，那么至少存在一个方向上的Granger因果关系存在。采用AIC准则，本文确定最优滞后阶数。检验结果如表9所示。结果显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城市化率到人均生态足迹、人均生产总值到人均生态承载力的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这说明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人口分布变化影响了甘肃人口生态足迹不断拓展的步伐。但人均生产总值所代表的经济增长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经济增长模式，在人口分布发生结构变化时，只能以简单的生态足迹扩大来实现外延式的经济增长。

表9　城市化率、人均生态足迹、人均生产总值Granger因果检验

（五）简要结论

第一，近20年来，由于甘肃一直处于人口净外流状态，常住人口的增长速度相对要慢于其他沿海发达省份，区域内人口增加对资源索取所引致的生态足迹扩大是相对有限的。

第二，目前甘肃人口空间和自然增长率基本处于稳定状态，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随之由城市化带来的甘肃区域内人口结构的变化又引起原有人口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扩大了对资源的索取，生态赤字有不断扩大趋势。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人口分布变化影响了甘肃人口生态足迹不断拓展的步伐。

第三，长期以来，甘肃省的经济增长方式为能源、资源消耗型，即人均GDP增长的同时，人均生态承载力不断下降，因而，在人口空间分布发生变化时，只能以简单的生态足迹扩大来实现外延式的经济增长。

第四，区域内重要的自然资源，如水资源等极度匮乏，人口城市化增加了对资源的消费水平，脆弱的生态环境极易受到损害，导致人均生态承载力的快速下降，区域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威胁。

因此，必须在甘肃主体功能区划的要求下，在有效控制人口总量增长的同时，高度重视对人口分布区域差异的合理调控，促进人口在各地区间的合理分布，实现甘肃人口空间分布与生态环境承载力、经济发展程度的相协调。

四、甘肃优化人口分布、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策略

（一）注重因地制宜，整体推进甘肃不同功能区人口空间分布的优化

人口因素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最关键的力量，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力的发展最终是要靠人的发展来实现。由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数据可知：全省人口地域分布基本与省区经济发展水平、可利用土地面积相适应。但是地处黄河上游的甘肃，受地形地势、自然环境、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甘肃区域内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仍不均衡。主要的分布特点是：人口分布向地理位置优越、资源禀赋好、经济发展比较快的中心城市集中，而越是自然环境差的、位置偏远的城区人口分布稀疏，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生态功能的破坏。这种人口空间分布的差异性和不均衡性，将直接关系到甘肃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也关系到全面小康社会的推进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由于甘肃地域东西狭长，自然条件严酷，生态环境脆弱，因此我们应该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划下人口流动的方向，即从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向重点开发区和优化开发区有序流动以达到合理分布的标准，结合甘肃不同功能区特有的自然区位条件以及各地州市所处的不同经济发展状况，因地制宜，从整体上优化甘肃不同功能区的人口空间分布，使其与地域生态承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与甘肃的跨越式发展战略、城镇化发展战略和新农村建设总要求相符合，实现甘肃人口空间分布与经济、生态的相协调。

第一，打造兰白都市经济圈，依靠区位优势，使其成为甘肃地区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区域，通过经济的快速发展来提高区域的人口容纳度，吸引更多的人口流入，缓解生态脆弱区人口压力。

第二，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引领和带动重点开发区搞好基础设施，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壮大经济规模，使重点开发区成为支撑经济发展和人口集聚的重要载体。

第三，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的主体功能是提供全国或区域性的生态保障区。限制开发区要坚持保护优先、适度开发、点状发展，因地制宜发展资源环境可承载的特色产业，加强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引导超载人口逐步有序转移；禁止开发区域必须实行强制性保护，控制人为因素对自然生态的干扰，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开发活动。

因地制宜，优化甘肃人口空间分布，做到既能促进甘肃经济快速协调发展，又能使甘肃脆弱的生态环境得到修复改善，也做到既要求经济的发展为保护生态提供物质保障，又使得宜人的生态环境为经济的发展提供生态安全保障，做到“物尽其用”，推动经济与生态的双向互动，解决甘肃面临的“两难”问题，实现发展经济和保护生态的“双赢”和耦合，推动甘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二）发展循环经济，提高区域生态承载力，降低生态压力，促进人口生态需求与区域生态供给平衡，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为特征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其经济增长程度与资源采掘数量成正相关关系，即经济越是发展，就越需要自然生态系统提供更多的资源，即生态需求不断上升，生态压力越来越大。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表明：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以依靠资源条件实现经济的持续繁荣，经济发展会因本地资源的耗尽、外地替代资源的出现、技术变迁减少资源需求等因素导致经济发展出现停滞。而且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成本往往导致经济发展长期处在生产要素和投资导向阶段，并且容易形成严重的外附性依赖，对区内的自然环境影响也呈现出“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生产特点，经济发展具有“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单向（度）流动的线形趋势。在这种模式下，随着生态供求矛盾的加剧，就出现马克思所说的“物质变换裂缝”，从而使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之间形成恶性循环，人地关系紧张，不断消耗和削弱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一点，在甘肃表现得尤为突出。

长期以来，甘肃作为资源富集区，在“立足资源搞开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传统发展模式下，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的依赖关系。近些年来，虽然经济取得了相对较快的发展，但人们进行的开荒毁林、放火烧山、滥砍滥伐的掠夺式经营，不仅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而且使甘肃地区先天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更加脆弱，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贫瘠、草场退化，导致经济发展受到生态环境的严重制约，自我发展、自我循环能力渐趋低下。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后又无力恢复和治理，生态环境恶化与我们的盲目、过度发展互为因果、相互强化，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的累积效应，即“生态环境恶化→经济发展滞后→无节制开发资源→生态环境更加恶化”的累积恶性循环。甘肃地区经济发展以对资源的过度开发为依赖，不但没有改变西部地区经济整体落后的现状，反而使生态承载力逐年下降，生态赤字严重，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出现了“脆弱—落后”的恶性循环。甘肃经济发展若不能主动走出以资源的无限制的投入和不计生态代价为特征的传统发展模式，也就不会摆脱经济发展与生态恶化的二律背反困境。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深层次矛盾，必须摒弃传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探索既能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又能保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是当今世界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的最佳选择。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曲格平，2008），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使经济增长和发展呈现出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是一种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一种全新的善待地球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运行机制，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资源”的反馈式的闭路循环流程，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让所有的物质和能源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持久的利用，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做到低开采、高利用和低排放。循环经济是支撑低碳经济、通向绿色经济的生产方式、发展方式。循环经济有助于甘肃从根本上解决脆弱—落后的恶性循环问题，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今后的发展中，一要积极推行清洁生产方式，尽量采用清洁技术，形成清洁、节约、环保的新型工业和农业生产体系，对生产和生活废弃物进行分类循环利用和环境无害化处理；二要进行产业生态化改造，建立和发展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绿色服务业、废弃物再利用、资源化和无害化产业，构建循环经济网络，使循环经济成为推动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模式，不断改善和修复已经被严重破坏的自然生态环境，不断促进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不断提高区域生态承载力和产出效能，降低生态压力，促进人口生态需求与区域生态供给的平衡，增强甘肃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加快城镇化发展步伐，实现人口向经济中心区域和高生态承载力区域靠拢和集中，充分发挥中心城市人口集聚功能。

城镇化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重要动力，没有城镇化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实现。城镇化水平越高，城镇的辐射带动作用就越强，也就越能促进人口的合理流动和分布。因此，加快推进甘肃城镇化建设步伐是促进人口合理分布和实现区域均衡、协调发展的可行途径。由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资料分析显示，2010年甘肃省四大区域的城镇化率相比较，兰白地区城镇化率为57.9%，河西地区是53.6%，陇东南地区的城镇化率为27.1%，两州两市最低仅为23%，两州两市与兰白地区的城镇化率差距最大的；就全省而言，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6.12%，目前甘肃城镇化水平总体较低。

按照生态足迹理论，若生态冗余为正，则说明区域处于可持续发展状态；若为负，则为不可持续发展状态。由表5可知，甘肃省自1996年以来，连续出现生态赤字，甘肃人口对自然生态系统的需求量已经超出了自然系统的生态承载力范围，生态供求矛盾加剧，生态系统严重退化，其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程度和生态承载力处于不协调状况。主体功能区是在我国处于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时期，各种区域发展问题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是解决区域发展无序，促进区域均衡、协调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我们应该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划下人口流动的方向，即从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向重点开发区和优化开发区有序流动。加强对中等城市及小城市的培育，积极扶持一些区位条件好、社会经济发展实力较强的城镇，寻求新的经济增长极，完善基础设施系统，加强与区域中心城市以及周边小城镇的经济社会联系，吸引人口向经济中心和高生态承载力区域靠拢和集中，吸引人口生产要素在中小城市聚集，扩大中小城市的规模，使其更有效地支持特大城市、大城市的发展，辐射带动周边其他城镇的建设。

根据甘肃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可确定兰州经济区和河西地区作为甘肃省重点发展区域。兰州是甘肃省的经济政治核心区，应充分发挥其区位、资产存量优势及技术、人才、知识、信息等密集优势，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信息化、城镇化的进程，强化省会城市的经济集聚功能和辐射能力。河西地区应以城市经济区为核心加快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甘肃东部地区，可将天水作为甘肃东部区域的中心城市，重点发展其电子产品和旅游业，使其成为带动东部区域发展的增长极。同时，在发展特色经济上，河西地区的种植业、中部地区的马铃薯、花卉等具有相对优势，应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组建具有一定规模的大企业集团；对于石油、化工、电子等竞争性产业，大力实施“走出去，引进来”战略，加大与国外及国内其他城市的资本、技术的联合，提升本地企业的竞争力，推动城镇化进程。显然，如果实现了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的协调，则就能够实现人口向经济中心和高生态承载力区域靠拢和集中，从而减轻区域生态压力，逐步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

（四）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推动工业经济生态园区化发展，降低产业生态需求，形成生态化经济结构

工业园区作为一种促进、规划和管理工业发展的手段。它是国家或区域政府通过行政或市场化等多种手段，划出一块区域，制定长短期发展规划和政策，建设或完善适于工业企业进驻和发展的各种环境，聚集大量相关企业，使之成为产业集约化程度高、产业特色鲜明、集群优势明显、功能布局完整的现代化产业分工协作区和实施工业化的有效载体。也就是说，工业园区是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区域内通过完整而周全的规划来建设适于工业实体进驻和发展的区位环境，其目的在于吸引工业投资，缓解工业对中心城市的压力和环境污染、推进城市化发展，促进区域发展。工业生态园区是工业园区的一种类型。它是工业生态理论的重要实践，工业生态学把整个工业系统看作一个生态系统，认为工业系统中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动与储存不是孤立的简单叠加关系，相反，它们可以像在生物生态系统中那样循环运行，它们间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复杂的、相互链接的网络系统。理想的工业生态系统应能以完全循环的方式运行，可以达到“零污染”、“零排放”。在这种状态下，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废料，对某一个部门来说是废料，对另一部门来说却可能是资源。就甘肃来说，建设工业生态园区是国民经济发展中涌现出的新型经济板块，也是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手段和提升产业聚集度的平台。它具有投资密度大、资源共享、节能降耗、降低生态需求，减少污染的特点和明显的产业聚集效应，是区域经济的重要增长极。

按照产业聚集和规模经济的要求，建设各具特色、设施配套、功能齐全、环境优良、资源共享、分工协作的工业生态园区，对于地处内陆的甘肃地区来讲是建设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的重要途径。天水是甘肃的老工业基地之一，天水经济区在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光机电一体化、集成电路、高精尖数控机床等方面拥有较强优势，应加速电子工业生态园区化发展；陇东经济区包括庆阳市、平凉市各县区。煤炭资源和油气资源比较丰富，应大力发展能源园区化发展，形成新的产业集群，全力打造甘肃能源石化基地。

近几年来，伴随着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出现“两个大转移”的趋势，即国际制造产业向国内转移、国内制造业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应该充分利用甘肃地区资源禀赋以及原有的工业基础，积极主动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努力实现与发达地区产业的对接，接受国际和国内发达地区强大的经济辐射。甘肃应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以建设和发展工业生态园区为平台，不断提升产业聚集度，促进和推动工业经济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和产业结构整体水平的优化升级，实现产业发展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共赢。

（五）强化生态文明建设意识，实施生态脆弱区生态移民工程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积累到一定程度的转型和升华。生态文明要求人类按照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观点思考问题，并根据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实际可能性，最优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甘肃地处黄河上游，地形地势复杂多样，气候条件变化大，森林覆盖率低，土地荒漠化、沙漠化现象严重，自然灾害频频发生，生物多样性锐减，区域内生态条件脆弱，从而产生了“生态脆弱的欠发达地区发展经济的战略两难”问题。

结合甘肃地区发展经济和保护生态的双重任务，我们应该不断强化生态文明建设意识，通过区域的科学发展进一步协调人与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以改善环境质量为出发点，以发展生态产业为支点，统筹甘肃城乡发展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推动整个区域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对于甘肃来讲，限制开发区如何发展，禁止开发区如何保护的问题是首要问题。如何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同自然环境保护的关系，做到在加快经济区发展的同时保护资源环境和防止生态破坏，实现甘肃经济、社会与生态的有效统一和耦合，为此应该根据主体功能区划要求，不断强化生态文明建设意识，实施脆弱生态区经济结构调整和生态移民。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甘肃地区作为经济落后且生态环境脆弱的区域，要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利用好区域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减少生态需求，实现产业结构生态化。在具体措施上，一是依据本区域社会经济和自然生态特点，把产业链与生态链进行有机整合，加强生态环境脆弱区生态功能的恢复建设，充分发挥甘肃地区的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将生态产业和替代产业发展纳入重点支持范畴，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建设与经济发展的统一，促进生态产业发展。二是要大力倡导建立无废物的生态产业体系，即构建一个减少型—再利用型—再循环型的经济框架。甘肃14个地州市在气候条件、地形地貌、水土资源、农业技术、地下矿藏等方面都各自具有独特的优势。各地应根据自身的资源优势、产业特色和产品优势发展特色生态经济企业，如生态旅游企业、生态农业企业、生态服务企业和生态环保型能源企业。三是发展生态科技，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态技术用于培育和扶持优势骨干企业，促使企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同时加快将先进的生态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使其资源优势更好、更快的转变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四是要在少数民族地区拓展和推广少数民族原有的生态经济传统，形成多元化的生态经济模式。云南哈尼族的梯田文化、云南丽江的纳西族生活园区等极具推广价值。五是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划背景下人口流动的方向将自然条件相对较差而人口密度较高的生态脆弱区实施生态移民，既能够减轻脆弱区的生态压力，又能为中心城市的发展注入新的生产力，实现生态脆弱区发展经济和保护生态的双赢。

五、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区域人口规模及其分布状况将直接关系着区域可持续发展。本文以两次人口普查资料为依据，通过分析甘肃省人口数量变化和空间布局特征可知，近10年间甘肃省的人口规模和人口增长率基本处于稳定状态，但人口的区域分布不平衡，这既是甘肃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表现，也是甘肃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之一。

根据主体功能区划，重点开发区是甘肃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重点区域，也是承接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人口转移，支撑省内经济发展和人口集聚的重要空间载体。因此，我们应该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划下人口从禁止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向重点开发区、优化开发区有序流动的要求，加快发展重点开发区，推动甘肃地区人口的合理分布，解决人口分布的区域不平衡问题。

甘肃既是自然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又是经济发展的欠发达地区。在经济发展与生态脆弱处于二律背反的窘境下，甘肃面临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的“两难”问题。立足于甘肃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的现状，结合甘肃不同地州市的人口分布状况，通过甘肃省1990—2009年间20年的经济发展、人均生态足迹、人均生态承载力和人口分布的协整分析表明，目前甘肃地区生态供求矛盾加剧，生态环境处于不安全状态，甘肃当前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城市化进程带来的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变化影响了甘肃人口生态足迹不断拓展的步伐，人均生产总值所代表的经济增长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不断损害人均生态承载力的传统粗放经济增长模式，在人口分布发生结构变化时，只能简单依靠生态足迹扩大来支撑外延式经济增长。

为贯彻甘肃区域发展战略，规范甘肃空间开发秩序、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的空间均衡和甘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一要注重因地制宜，整体推进甘肃不同功能区人口空间分布的优化；二要发展循环经济，提高区域生态承载力，降低生态压力，促进人口生态需求与区域生态供给平衡，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三要加快城镇化发展步伐，实现人口向经济中心区域和高生态承载力区域靠拢和集中，充分发挥中心城市人口集聚功能；四要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推动工业经济生态园区化发展，降低产业生态需求，形成生态化经济结构；五要强化生态文明建设意识，实施脆弱生态区经济结构调整和生态移民。

本课题承担单位：兰州商学院经济学院

课题组负责人：陈增贤

课题组成员：张存刚　赵锋　介小兵　宋爱军　朱一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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