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万年连续进化模式

（五） 世界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万年连续进化模式

原创性、独特性和连续性，这是中华文明三个最显著的历史特征。

这种连续性具有内因外因双重根源：

内因是中华文明从距今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文明起源时代起点开始，就在东亚大陆黄河、长江大两河流域的广阔空间，逐步形成了特别巨大的文明场、文明群，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母体结构，形成了多元文化综合创新的独特进化机制，形成了兼容并包的文化基因。

外因是中华文明具有相对独立、相对隔离、内部多元、外部安全的生态地理环境系统：接近一千万平方公里的东亚大陆中心地带，东边是世界最大的海洋太平洋，西边是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还有难以逾越的千里戈壁，北边则有古代人迹罕至的西伯利亚大森林，加上大漠高山。虽然东西南北都有类似“丝绸之路”式的国际商道、洲际商道，使中华文明保持了同其他文明之间的相互交往，避免了封闭落后状态，但这种古代交往形式毕竟是相当有限的，由此保障中华文明相对独立、相对安全地连续发展起来，得天独厚地在近一万年间成功避免其他五大原创文明都曾发生的种族文化、语言文字的断裂突变。

从世界文明史的宏大眼光来看，中华古典文明至少有六个高峰期、辉煌期，在古代世界文明史上处于领先地位，写下光辉篇章：

公元前10000年前后，中华文明起源的奠基期与起步期；

公元前3000年前后，中华文明原始形成期；

公元前1000年前后，中华文明雏形期；

公元前500年前后，中华文明定型期；

公元元年前后，从秦始皇至汉武帝，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中国国家制度基本定型期；

公元1000年前后，中华文明的古代转型期。

我们按照“考古发现——古典文献——现代科学理论”三结合的原则，宏观鸟瞰近一万年来中华古典文明的六个辉煌期。

中华文明第一个辉煌期，在距今一万年前，中国与环地中海地带，成为世界文明起源的东西两大源头。

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第二个辉煌期，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炎黄时代的中华文明原始形成期，在“黄河—长江”这个中国特有的大两河流域，出现了古典农业、多元文化、综合创新，出现了文明时代四大标志“金属工具—书面文字—原始城市—原始国家”，与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大体同时，或时间稍晚，同为世界文明时代的最早发源地，世界文明起源东西两大中心之一，再加上爱琴海文明、古印度河文明、中南美洲文明，并称为世界六大原创文明。

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炎黄时代，初步形成了雏形状态的中国原始国家；

公元前2500年前后尧舜时代，进而形成了初具轮廓的中国早期国家；

公元前2000年前后开始的夏代，最终形成比较完整的中国古典国家。

中华文明的第三个古代辉煌期，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殷周之际的中华文明雏形期，正是中国青铜时代的文明高峰，开创了中华文化的三大元典——《易经》、《诗经》、《尚书》，在古代世界文明中断期可谓一枝独秀。

第一，殷商后期把中国青铜时代文明发展到高峰阶段，同时也把中华文明形成的四大标志“铜制工具、书面文字、原始城市、原始国家”，发展到一个大大高于炎黄时代起源期的新水平。

第二，西周之初的周公改革，强调家国同构的宗法制度、人伦精神、六艺教育，为中华古典文明的总体框架奠定雏形。

第三，公元前1000年前后、殷周之际，《易经》、《诗经》、《尚书》这三大中华文化元典，都在这个历史转变时代应运而生，成为中国民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文化基因形成的源头活水。

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曾经辉煌一时的古代文明世界，却处于低潮期、中断期之中，除中国之外的其他五大原创文明几乎都发生了中断，低落或逆转；

公元前1750年前后，印度河流域的原创文明率先走向衰落，进入这一地区，扫荡了古老文明的“雅利安人”，还停留在原始社会后期阶段，公元前1595年、1516年，古巴比伦王国先后被赫梯人，加喜特人两次灭亡，后来虽建立起巴比伦第四王朝，但是千年之间始终未能完全恢复元气，后来又不只一次发生种族文化，语言文字的断裂。

公元前1085年，古埃及文明进入后期阶段，国家发生了分裂过程，已长达两三千年的古埃及文明如强弩之末，古埃及象形文字也走向死亡，此后古埃及文明不只一次发生中断。

公元前1250年前后，当希腊各邦联军用“特洛伊木马”的妙计攻陷这个小亚细亚城邦国家之后，多利亚人却从马其顿沿北希腊南下，攻下了中希腊、南希腊和克里特岛，原创性的克里特·迈锡尼文明被扫荡殆尽，一度又回到原始社会晚期阶段，史称“黑暗时期”，此后也不只一次发生中断。

中南美洲文明，由于种种复杂内因外因，也发生了人所共知的断裂。

中华文明的第四个古代辉煌期，在公元前500年前后春秋战国之际的中华文明定型期，中国有大器晚成的古代“铁器革命—农业革命—交通革命—城市革命—商业革命”，“老子道学—孔子儒学—孙子实学”成了中华智慧三大源头，并由此引出了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在世界文明轴心期中与古希腊文明形成双峰竞秀的历史格局。中华文明定型期有五大经济支柱：

第一，后来居上的铁器革命

由于中国有世界最发达的青铜冶炼技术，因而在铁器革命方面也有领先于世的四大发明：

铸铁（生铁）高温冶炼技术的发明；

铸铁柔化技术的发明创造；

渗碳制钢技术与宝剑制造技术的发明创造；

铁制农具乃至西汉大铁犁的发明创造。

第二，最先走向精耕细作的农业革命

铁器革命的后来居上，超前发展，推动起源最早的中国农业，在春秋战国时代，在公元前500年前后，最先从粗放式的原始农业，转向精耕细作的古代集约式农业，这种独步一时的古代农业革命，具有四个领先于世的重要创新：

铁制农具的普遍应用；

牛耕技术的应用推广；

施肥技术的创造发明；

南渠北井的灌溉技术。

第三，早熟形态的古代交通革命

主要包括四大创新：

初步形成以主要都市为中心的全国道路交通网络；

开始建立遍及全国的驿传制度；

人工运河初步沟通全国六大水系；

业已开通水陆两途的国际民间商道——丝绸之路。

第四，超越早期原始城市的古代城市革命

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中国发生了古代城市革命，从早期的原始城市，走向早熟形态的中国古代城市，出现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大飞跃：

城市规模上有大飞跃，出现了一批像临淄这样的三十来万人口的大都市；

城市数量上有大飞跃，大小城市总数达六七百个之多；

城市功能上有大飞跃，商业都会的经济功能大大增强；

城市结构上有大飞跃，走向城市并重的二元结构；

城市体系上有大飞跃，初步构成古典城市群。

第五，早熟形态的古代商业革命

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中国发生古代商业革命，从原始形态的商业，走向早熟形态的中国古代商业，其中包括三个方面的重大革命；

商业形态的革命，从非专业化的原始商业走向早熟形态的中国古代商业；

货币革命，出现金属货币、黄金重币乃至统一法币与证券流通；

度量衡革命，建立统一规范、精确的全国度量衡制度。

正是在如此深厚的经济基础之上，在公元前500年前后的春秋战国之际，继承发展周易这个最初源头，出现了中国哲学、中国思想、中国智慧的三大源头，也是世界思想史上的三枝奇葩：

第一是老子首倡的道家之学，以“道”为中心范畴，首倡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方法论，开创中国思辨理性之先河，代表了以柔克刚、无为而治的阴柔辩证法。

第二是孔子首倡的道家之学，以“仁”为中心范畴，首倡仁者爱人、中庸之道的价值观、伦理观，开创中国社会理性之先河，其思想基调代表了一种讲求中庸之道的中和辩证法：

第三是孙子道倡的兵家实学，以竞争取胜、全胜之道为思想主旨，首倡知己知彼、实事求是的实学传统，开创中国实用理性之先河，思想基调代表了一种积极进取的阳刚辩证法。

以这三大源头的综合创新为契机，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在中国思想史、世界思想史上各现异彩。

公元前500年前后，正值世界文明轴心期，出现了东西并峙的两大文化高峰：西方古典文化高峰是古希腊文化；东方古典文化高峰是中国古典文化。

这个时代不仅是中华文明的古代高峰期，而且是世界文明史上一个举世瞩目的辉煌期。

中华文明在古代世界历史上的第五个辉煌期，是秦汉时代，尤其是从秦始皇到汉武帝那个时代，中国真正彻底实现了古代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强大帝国。

中华文明定型期的最大历史成果，是逐步建立了具有民族文化基础的统一的古代民族国家—秦与汉，在秦皇汉武时代，中国古代国家形态基本定型。

与单纯靠武力征服而造成的西方强大帝国相比，特别是大体同时存在的罗马帝国相比，中国秦汉两代帝国的显著特点是：有统一的民族文字，有统一的民族文化，有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

在中国几千年古代历史上，在三分之二以上时间里巧妙维系了国家统一，历史奥秘在于巧妙保持了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一与多、分与合的辩证法：

政治上军事上，中央集权，高度统一；

经济上既有统一赋税、统一管理，又适度兼容自成一体的地方经济和特别分散的小农经济；

文化上，既有以儒家为主的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又适当兼容儒、释、道多元文化存在，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存在。

在中国历史上，既形成了以汉族为主的主体民族，同时又形成了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美容并包、共同发展的历史格局。

这是中华文明长治久安、连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中国古代国家形式由此基本定型。

中华文明在古代的第六个辉煌期，是公元1000年前后的唐、宋、元时代，尤其是两宋时代的中华文明转型期，以宋代商业革命为经济基础，推动了儒、释、道三大文化的综合创新，产生了三大发明及一系列科学创新，在西方中世纪出现文化衰退之际，中国文化与阿拉伯文化代表了中世纪世界文明的东方之光和两个高峰。

宋代文化复兴、文化转型，也有深厚的经济基础，首先是宋代商业革命，总体上仍属于古代商业范畴，但也包含近代商业革命先兆。由此带来“交通、工业、农业、人口”这四大领域，不同程度上也出现了某些近代革命先兆。

以此为背景，推动了中国多元文化的综合创新，特别是儒、释、道三大文化的综合创新：儒家的价值观、伦理观，佛家的思辨性、心性论，道家的宇宙观、方法论，这三大智慧流综合到一起，成为宋代理学、宋代文化的新框架。

说到中国古代文明，中国人向来以四大发明为最大骄傲，殊不知其中三大发明主要集中于公元1000年前后这一百年间：

1044年，曾公亮等人编著的中国古代军事技术的第一部百科全书《武经总要》，第一次总汇发表了宋代形成的三个火药制作配方；

1045年前后，布衣平民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1086年，宋代大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一书中，首次明确记载了罗盘制作原理。

宋代科学技术还有十大领域，不仅达到中国古科技鼎盛阶段，而且达到古代世界文明高峰：

（1）秦九韶、杨冶、杨辉、贾宪等人开创的宋代代数字，组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数学学派，达到了那个时代的世界数学高峰。

（2）宋代天文学高度发达，先后制造五架巨型浑天仪，苏颂等人创造水运仪象台，有组织地进行了五次恒星位置观测工作，留下了著名的石刻苏州星图。

（3）地学有较大发展，乐史的《太平寰宇记》是中国地理学史上的一部继往开来的大成之作，沈括以飞鸟七法绘成《天下州县图》，还出现两幅石刻地图《禹迹图》、《华夷图》，接近于近代地图。

（4）建筑学与技术大发展，李诫编成中国建筑技术的百科全书《营造法式》，俞皓《木工》三卷是中国木结构工艺的总结之作，汴粱和临安这两大都城的建筑技术已达到古代世界最高水下。中国古代造桥技术当时也达到全盛阶段。

（5）水利工程技术大发展，以隋唐大运河为干道，初步形成运河网络，长江三角洲与四川成都平原形成灌溉网络，发展出一整套新的水利工程技术，

（6）农学与技术有重大发展。陈敷的《农书》第一次提出了集约化新农业理论，并蕴涵着生态化农业的新观念：曾之瑾写出了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第一部农具专著《农具谱》，宋代还有系列新农具。

（7）中医学与技术有新发展，首创国家制药局、国家药店、国家药典、国家设立的校正医书局，中医学理论上出现“金元四大家”的理论争鸣，首创独立的儿科、妇科、法医学等。

（8）造船航海技术有十大发明创造：平衡舵、船壳包板、铁装甲船、人工船坞、披水板等稳定装置、水密隔舱等防沉技术、过水眼平衡技术、大型海船造船术、船海图、利用八面风技术、航海指南针等。

（9）司马光《资治通鉴》等，标志着史学在宋代发展到新的水平。

（10）哲学上出现了宋代诸子的百家争鸣，为中国与世界展示了新的理论星空。

公元1000年前后的世界文明，呈现了“西方不亮东方亮”的历史格局：

西方文化失去了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辉煌，向着中世纪黑暗时代逆转，公元1000年后，虽有历史转机，仍是步履维艰；

东西方之间的阿拉伯文化在1000年前后迅速崛起，超越了西方文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两宋时代的中华文明不仅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鼎盛阶段，而且成为世界文明的东方曙光。

纵观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华文明的古代辉煌有四大特点：

一是上下五千年：上一个五千年，是中华文明起源时代五千年；下一个五千年，是中华文明形成之后发展五千年；从公元前3000年前后炎黄时代的中华文明起源形成期开始，到公元1000年前后两宋时代中国古代文明达到鼎盛时期，以后又靠惯性力量与多元文化综合优势，把优势一直保持到1750年英国产业革命之前的所谓“康乾盛世”时代，上上下下，堪称长达两个五千年的万年历史长河。

二是连续不中断：世界文明史上的其他五个古代原创母文明，无一例外地发生中断，惟独中华文明历史长河，虽然也有跌宕起伏，却从未发生断裂，像一条从未断流的长江大河，保持了别具一格的发展延续性。

三是六个高峰期：公元前一万年前后，中国最早开始了农业文明起源进程——公元前3000年前后，炎黄时代的中华文明起源期，与西亚两河流域古代文明、古埃及文明，同为发源最早、原创性最强的三大古代文明发源地——公元前1000年前后，殷周之际的中华文明雏形期，欧、亚、非大陆的其他四个原创母文明都发生低落中断，惟独中国青铜时代文明独树一帜——公元前500年前后，春秋战国之际的中华文明定型期，与古希腊文明呈双峰竞秀之势，再加上古代印度文明则呈三足鼎立之势——公元元年前后秦汉之际，中央集权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制度基本定型，与西方罗马帝国并驾齐驱，而在文化统一、长治久安、持续发展上更胜一筹——公元1000年前后，两宋时代的中华文明转型期，以三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明达到鼎盛期，在世界文明史上独步一时，至少是与东西方之间的阿拉伯文明比翼齐飞。

四是三大领域：中国古典文明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主要表现在三大领域，第一是在哲学智慧、价值观念、人文科学方面，第二是在实用技术方面，第三是在古代自然科学理论方面——李约瑟等人对后两个方面做了比较深入系统的专门研究，而对最为重要的头一个方面至今鲜有专门研究。

总之，纵观世界文明史，其他五个原创文明，由于种种复杂历史原因，包括内因外因，往往不只一次发生种族文化、语言文字的断裂突变，至今早已成为湮灭千年的“中断的文明”、“失落的文明”、“逝去的文明”。

惟有我们中华文明开创了“起源五千年、发明五千午”的万年连续进化模式；

惟有我们中华文明，在万年历史长河中，先后迎来六次辉煌，历经百劫而不衰，屡历磨难而常新；

惟有我们中华文明，具有一以贯之的语言文字、民族传统，具有代代相传的永久魅力，在新世纪、新千年的起点上仍保持巨大生机活力。

在世界文明史的历史长河中，这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