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生命的进化——机械论与目的论
一般的绵延；无机体与抽象时间：有机体与真正的绵延；个体性与老化过程；变形与解释变形的不同方法；激进机械论与真正的绵延：生物学与物理学及化学的关系；激进目的论与真正的绵延：生物学与哲学的关系；对标准的探索；针对一个特殊实例进行的各种理论考察；达尔文与无法觉察的进化；德伏莱斯与突然变异；埃莫尔与系统发生学；新拉马克主义与后天特征的遗传性探询的结果；生命冲动
我们最有把握确定、也了解得最清楚的存在，无疑就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关于其他各种对象所具有的观念，也许全都是外在的和肤浅的，而对于我们自己，我们的知觉则是内在的和深刻的。那么，我们发现了什么呢？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存在”这个字的确切意思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我前一部著作【1】的结论。
首先，我发现：我总是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我或者是感到温暖，或者是感到寒冷；我或者欢乐，或者悲哀；我或者做事，或者不做事；我或者观看周围的东西，或者思考一些其他事情。感觉、感情、意志、意念——我的存在划分成了这些变化，也轮番具有了它们的各种色彩。因此，我一直在不断地变化。不过，这么说还不够。变化的剧烈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最初习惯的设想。
这是因为，我描述自己的每一种状态，犹如它形成了一个区段，并且仿佛是个分割出来的整体。我说我确实在变化，但是在我看来，这变化存在于从一种状态到下一种状态之间的过渡中：对于每个分割出来的状态，我往往会认为，在它作为当前状态的全部时间里，它始终如一。然而，只要稍加注意，我就会发现，在每个瞬间，所有感情、所有意念、所有意志都在发生变化：倘若一个精神状态停止了变动，其绵延（duration）也就不再流动了。我们以最稳定的内部状态为例，那就是我们对一个静止的外部对象的视知觉。这个对象也许始终相同，我可能从同一个侧面、同一个角度、在同一种光线下去观察它；但是，我此刻对它产生的视像，已经不同于刚才的视像；后面的视像比前面的稍长刹那，即使仅仅从这一点来说，两者已经有所不同了。我有记忆，它将过去的某些东西输送到当前。我的心理状态沿着时间之路发展，随着它所积累的绵延而不断地膨胀：它不断增长——它自身滚动着，犹如雪地上的雪球。不仅如此，我更深层的状态，例如感觉、感情、欲望等等，也都不像简单的视知觉那样，与一个始终不变的外界对象相对应。不过，忽视这种不间断的变化，直到变化足以给身体造成新态度、足以产生注意的新指向时，才去注意它，这是很容易出现的情况。于是，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才会发现自己的状态发生了变化。实际上，我们是在一刻不停地变化着，而状态本身不是别的，正是变化。
据此，我们可以说：从这种状态过渡到那种状态与保持在同一种状态中，两者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倘若“保持不变”的状态，其种类多于我们的设想，那么，另一方面，各种状态之间的过渡，也与被延长了的单一状态相仿，其相似程度也超过了我们的想象，转变是延续不断的。但是，我们看不到各个心灵状态的不断变化，正因为如此，当变化已经十分显著，以致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时，我们才不得不将它描述成被置于前一状态之后的新状态。我们还是以为这个新状态保持不变，如此循环反复，无尽无休。因此，心灵生活这种明显的非连续性，是由于我们的注意被一系列分割的动作固定在了心灵生活上：实际上只存在一个平缓的斜坡，但我们的注意行动则是断开的，为了跟随这种行动，我们就以为自己观察到的是一个个分开的台阶了。的确，我们的精神生活充满了不可预见的东西。其中可以产生上千个事件，每个事件都仿佛与其前面的事件毫不相关，又与其后的事件没有联系。然而，尽管它们显得具有非连续性，实际上，它们却是凸现于一个连续性的背景上，它们被分布在这个背景上，这个背景也的确存在着将它们分割开来的间隔；它们是交响曲中时时迸发的鼓点。我们的注意之所以固定在这些事件上面，是因为它们使注意更感兴趣，但其中的每一个都产生于我们心灵存在的整体流动。每个事件都仅仅是一个活动区域中得到最佳照明的点，这个区域包含着我们的全部感觉、全部意念和全部意志——一句话，它就是我们在任何既定瞬间的全部存在。在现实当中构成我们的状态的，正是这全部区域。现在，我们不能将如此界定的各个状态看做明确的元素。它们在一个无尽的流动中相互延续。
但是，我们的注意已经人为地将它们区分出来，分割开来，因此，也就必须通过人为的连结将它们重新联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的注意就想象出了一个不具形式的自我（ego），它不带倾向性，而且不可变动，我们的注意将它作为事件实体而建立的一个个心灵状态贯穿在这个自我上。它观察到的，并非一个个短暂的色阶层次流在相互融合，而是明确的、（因而也可以说是）固体的种种色彩，它们如同一条项链上面的珠粒，相继地串联在一起。于是，我们的注意就不得不设想出一条线，而这条线本身也是固体，以便将这些珠粒串联起来。但是，倘若这个没有颜色的基质被遮盖在它上面的东西不断地染上色彩，那么，正是在我们看来，它由于这种不确定性而根本就不存在，因为我们只能观察到被染上了颜色的东西，换句话说，我们只能察觉到心灵的各种状态。从实际上说，这个基质并不是现实，而仅仅是个象征，旨在不断提醒我们的意识想到：注意将一个个明确状态并置起来，这只是人为造成的印象；而实际上只有一个连续体在不断地展开。我们的存在若由一个个分开的状态组成，这些状态又被一个无动于衷的自我联合在一起，那对我们来说就不存在绵延了。这是因为，一个不变化的自我是不能持续的；同样，一种心灵状态在被下一个状态代替之前，若是始终如一，那它也不能持续下来。因此，将这些状态排列在假定能够维系它们的自我上，这就是徒劳的尝试：这些被维系在一个固体上的固体，绝不能构成流动的绵延。我们从这种方式里获得的，实际上是对内心生命的人为模仿，是一种静态的等价物。它之所以往往更适应逻辑和语言的要求，正是因为我们从中删除了真实时间这个要素。但是，由于心灵生活在掩盖着它的那些象征下面展开，我们就往往以为：心灵生活正是由时间构成的。
况且，也没有更持久、更实在的材料了。这是因为，我们的绵延并不仅仅是一个瞬间替代另一个瞬间；倘若如此，那除了当前之外，就什么都不会存在了——过去不会延长到现实中，既没有演进，也没有具体的绵延。绵延是过去的持续进展，它逐步地侵蚀着未来，而当它前进时，其自身也在膨胀。过去在不停地成长，因此，其保存时间也没有限制。我们已经试图证明【2】：记忆是一种机制，它或是将回忆放进一个抽屉里，或是为它们登记注册。没有任何注册表、任何抽屉，甚至可以确切地说，没有任何一种机能，能够服务于一种断断续续的机制；即使这种机制愿意或是能够这样做，也是如此；而将一个个过去彼此迭置起来，这是个毫不停歇的过程。在现实中，过去被其自身自动地保存下来。过去以其整体形式在每个瞬间都跟随着我们。我们从最初的婴儿时期起所感到、想到以及和意志所指向的一切，全都存在着，依靠在当前上面（而当前也即将加入它们的行列），压迫着意识的大门，而意识则没能将它们关在门外。大脑机制的作用，就是将这个过去几乎全部都拉回无意识中，而只让一种过去通过意识的门槛，它们能够说明当前情势，或者能够推进现在已经准备作出的行动——一句话，只有那些有用的记忆，才能通过意识的门槛。至多，一些为数不多的肤浅回忆，也可能会溜出那扇半开的大门。这些记忆，这些来自潜意识的信使，使我们想起自己不知不觉地拖在身后的那些东西。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也可能对它们毫无明确的概念，而只是朦胧地感到：我们的过去始终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就是我们自出生以来的历史——不，甚至应当说，我们就是自我们出生以前到现在的历史，因为我们全都带着先天的禀赋——倘若不是，那我们实际上又是什么呢？我们的个性又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我们想到的，仅仅是我们过去的一小部分，而我们正是通过自己的全部过去（包括我们心灵的原初倾向）去产生欲望，去发出意愿，去作出行动的。因此，我们的过去作为一个整体，在其冲动中向我们显示出来；它以趋向为形式被我们感觉到，尽管其中的一小部分只是以意念的形式而为我们所知。
过去就是如此存活着，因此，意识就不能两次处于同一种状态。环境也许依然是同一个，但它们将不再作用于同一个人，因为它们发现：此人已经处在了他历史中的一个新的瞬间。在每个刹那，我们的个性都在被其已经积累的体验所构成，都在不停地变化。通过变化，它避免了永远在其自己的深度上重复，尽管它表面上似乎始终如一。因此，我们的绵延才是不可逆转的。我们无法再活一次，即使是再重新活上片刻，也不可能，因为我们若要这样做，那就不得不从抹去全部伴随的记忆开始。我们纵然能够从自己的智力里抹掉这种记忆，也无法从我们的意志里消除它。
所以说，我们的个性在萌发着，生长着，成熟着，没有片刻停息。我们个性的每个瞬间，都是增添了某种新东西的前一个瞬间。我们可以进一步地说：它不仅是某种新东西，而且是某种无法预知的东西。毫无疑问，方才我所具有的和方才作用于我的东西，就是我的当前状态的原因。分解了我的当前状态以后，我不会发现任何其他元素。然而，即使是超人的智力也无法预见那种不可分割的简单形式，它将具体的组织赋予这些纯粹抽象的元素。这是因为，预见就是将已经在过去中观察到的东西投射到未来中；或者说，预见就是按照一种新的次序，为以后的时间设想出那些已经被观察到的元素的新组合。但是，从未被观察到的东西，同时又是简单的东西，却必定是无法预见的。我们的每一种状态就是如此，我们将它视为逐步展开的历史中的瞬间：它是简单的，它不可能已经被观察到，因为它在其不可分割性当中聚集了全部被观察到的东西，并且聚集了当前添加在它里面的东西。它是一种原初历史的一个原初瞬间。
一幅完成的肖像，表现了模特的特征，表现了画家的天性，表现了分布在调色板上的那些颜色。但是，即使知道这幅肖像要表现什么，任何人，包括画家本人，也不可能事先准确地知道这幅画将是什么样子，因为要预见到这幅肖像，就是要在它被画完以前把它画出来——这是个自相矛盾的荒谬假定。对于我们生命的一个个瞬间（我们就是描绘这些瞬间的画师），情形就更是如此。这些瞬间，个个都如同创造出来的作品。画家才能的形成或变形，只受到他作品的影响，同样，我们的各种状态，在其存在的那个瞬间，也都在改变着我们的个性，因为它们就是我们正在采取的新形式。因此，说我们的确取决于我们是什么，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不过，我们还必须补充一句话：在一定范围内，我们就是我们的所做所为；我们连续不断地创造着我们自己。自我的这种自我创造，是对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更完整、更合理的说明。这是因为，在这类材料里，理由的产生并不像在几何学中那样，几何学提出一些一成不变的客观前提，也必然引出客观的结论。与此相反，在这里，同样的理由也许支配不同的人，或者支配处在不同瞬间的同一个人，其作用截然不同，但都同样合理。实际上，它们已经不是同样的理由了，因为它们已经既不是同一个人的理由，也不是同一个瞬间的理由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既无法像几何学那样，以抽象的方式从外部去把握它们，也无法用它们去解决他人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人人都必须从自己内部解决自己的问题，都必须为了自己去解决这些问题。然而，对此我们却不必深究。我们现在只是在探讨我们的意识赋予“存在”这个字的确切意义。我们发现：对于有意识的生命来说，要存在就是要变化，要变化就是要成熟，而要成熟，就是要连续不断地进行无尽的自我创造。对于普遍意义上的存在，是否也应当这样说呢？
一个物质对象，无论它属于哪一种类，其呈现出的特征与我们刚刚描述的截然相反。无论它是否保持原状，倘若它因受外力影响而产生了变化，我们都会这样看待这个变化：这个对象的各个组成部分发生了移位，而这些部分本身并没有改变。倘若这些部分产生了变化，我们就应当将它们一一分解开来。因此，我们就应当下降到构成这些碎片的分子中，下降到构成分子的原子中，下降到生成原子的微粒子中，下降到那种“不可思议的东西”中，而其中的微粒子也许只是一种纯粹的旋涡流。总之，我们应当尽可能地步步推进这种分割或解析。但是，我们却应当止步于那些不可改变的东西。
所以，我们说：由各种元素构成的对象因其各个组成部分的移位而产生变化。但是，一个部分离开自己的位置后，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止它回到原位。因此，一组贯穿在某种状态中的元素总是会找到返回那种状态的方式，若不是依靠其自身，那至少是依靠某种使一切复归原位的外因。由此，我们就可以说：这组元素的任何状态都可以任意地重复，结果就是它们并不衰老。它没有历史可言。
从中无法创造任何东西，既创造不出形式，也创造不出材料。这组元素将要成为的东西，已经呈现于它现在是什么当中了，只是在“它现在是什么”当中，包含了与之相连的宇宙的一切点。超人的智力能够计算出时间任何一瞬中空间系统里任何一点的位置。整体的形式就是整体各个部分的排列，因此，从理论上说，在系统当前的构造里，就可以看到它种种未来的形式。
我们对于对象的全部信念，我们对被科学隔离出来的那些系统的全部运作，都依赖于一个事实，即时间并不吞噬它们。在我以前的一部著作中，我们已经涉及了这个问题，而在目前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将再次涉及它。目前，我们暂且仅仅指出：科学赋予一个物质对象或一个独立系统的抽象时间t，仅仅是一定数量的共时性的东西，或者在更普遍的意义上说，是一定数量的关联（correspondence），而无论这些关联之间的间隔属于什么性质，这个数量都始终相同。我们涉及内心材料时，从来不考虑这些间隔；即使我们考虑这些间隔，为便于计算其中的一个个关联，我们还是不计较它们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常识里充满了分离的对象，科学也是如此，它考察种种隔离的系统，两者所关心的，仅仅是这些间隔的起讫点，而不是这些间隔本身。因此，时间的流动就可能呈现为一种无限的急速状态，物质对象或独立系统的过去、当前和未来可能同时遍布在空间里，无论在科学家提出的公式里，还是在常识的语言中，都不存在任何可变的东西。数字t永远表示同一个东西；它仍旧能够代表各个对象的种种状态之间的、或各个系统与时间线段各点之间同样数量的关联，这些点已经被画了出来，因而将成为“时间的进程”。
不过，连续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即使在物质世界里也是如此。尽管我们对隔离系统的论证可能暗示出一点，即它们的历史（过去、当前和未来）或许能在一瞬之间像扇面那样散开，但在实际上，这个历史却是渐渐地自行展开的，仿佛像我们自己一样占据着一段绵延。我若想将白糖溶进一杯水中，无论我是否愿意，都必须等待白糖溶化在水里。事情虽小，意义却很重大。因为在这个事例中，我不得不等待的时间并非数学的时间，而数学时间则可以通用于整个物质世界的全部历史，即使那个历史于一瞬之间在空间里分布开来也是如此。它与我的渴望的极限是同一件事，换句话说，它与我的某一部分绵延是同一件事，我既不能任意延长它，也不能任意缩短它。它不再是某种被思考的东西，而成了某种活着的东西。它不再是一种关系，它是一种绝对。而这只能意味着：那杯水、白糖和白糖溶化在水里的过程都是抽象，我的感觉和理解的进展将它们从整体中切割出来，而那个整体则实际上可能就是意识。除此之外还会意味着什么呢？
诚然，科学隔离和封闭一个系统的操作并不都是人为的。若是没有客观基础，我们就无法解释它何以能在一些情况下被清晰地标志出来，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不能。我们将会看到，材料具有一种构成可隔离的系统（isolable system）的趋向，因而能够用几何学的方法去处理。实际上，我们应当用这种趋向去界定材料（matter）。然而，这仅仅是一种趋向。材料并不走向尽头，而隔离则永不完结。倘若说科学当真走到了尽头，隔离也彻底完成了，那也只是为了便于研究。人们懂得：所谓的“隔离的系统”依然受制于外界的某些影响。科学只是将这些影响先放在一边，这或者是因为科学发现它们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或者是因为科学往往愿意以后再去考虑它们。同样正确的是：这些影响是许许多多的连线，它们将这个系统与另一个更广泛的系统连接在一起，又与包含着这两个系统的第三个系统连接起来，如此继续，一直连接到那个客观上隔离最彻底、最独立的系统，即整个的太阳系。但即使是太阳系，隔离也不是绝对的。我们的太阳放射出的热和光，达到了最遥远的行星之外。另一方面，太阳也按照某种固定的方向运动，吸引着一个个行星及其卫星。连接太阳和宇宙其余部分的那条线，无疑十分纤细。不过，正是这条线，也连接到了我们在其中经历着绵延的世界最小粒子，而它是整个宇宙所固有的。
宇宙延续着。我们越是研究时间，就越是会领悟到：绵延意味着创新，意味着新形式的创造，意味着不断精心构成崭新的东西。科学区分出来的那些系统之所以延续，只是因为它们被与宇宙的其余部分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不可分离。的确，从宇宙本身就可以区分出两种对立的运动；后面我们将看到，这两种运动就是“下降”和“上升”。前一种运动只是打开一个现成的卷。大体上说，这种运动几乎有可能在瞬间之内完成，犹如松开弹簧。但是，上升运动则关系到成熟和创造的内在运作，其本质是延续的，它将自身的节奏加诸下降运动，而下降运动与上升运动是不可分割的。
因此，一段绵延，因而像我们自己这样的一种存在形式，就没有理由不被归于科学所隔离出来的那些系统，只要这样的系统能被重建为整体（the Whole）。不过，这些系统必须以这种方式被重建起来。至于被我们的知觉切割出来的那些对象，情况也是如此，而且更加明显。我们在一个对象上面观察到的明确轮廓（它使对象具备了个体性），只不过是我们可能施加于某个空间点的影响的某种图式（design）：我们看到物体的表面和边缘时，被送回我们眼睛里的，正是我们最终行动的计划，犹如被一面镜子反射回来一样。删除了这个行动，因而也删除了这个行动相关的主要方向（从错综纷繁的现实中，知觉为这个行动描绘出了这些主要方向），这个实体的个体性也就被重新吸进了普遍的相互作用中，而这种相互作用，无疑就是现实本身。
现在，我们已经考察了一般的物质对象。是否存在一些具有特殊地位的对象呢？我们观察到的那些实体，可以说是被我们的知觉从自然的材料上切割下来的；而这柄剪刀以某种方式沿着行动可能参照的各个线路的标志进行剪裁。但是，要作出这个行动的那个实体，甚至在真实行动之前就在材料上面标出了其最终行动图式的那个实体，必须将其感觉器官指向真实的流动、以便将那种流动凝聚成明确的形式、进而创造出一切其他实体的那个实体——一句话，那个有生命的实体——它是否与其他实体一样呢？
那个实体无疑也具备一部分空间扩展性，它也与其余部分的空间扩展性紧密相连，它是整体的一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它也服从于制约着一切材料及其所有部分的那些物理、化学规律。但是，将材料进一步分割成一个个分离的实体，这种分割若是联系到我们的知觉；物质点封闭系统的构成，若是联系到我们的科学，这个有生命的实体就被自然本身分离出来、并隔离起来了。这个实体由一些相互补足、又互不相似的部分构成。它行使着各不相同又相互牵连的种种功能。它是个体，而对其他的对象（即使是结晶体）就不能这样说，因为结晶体既没有不同的组成部分，也没有多样的功能。毫无疑问，即使是在有机界里也很难确定什么是个体、什么不是个体。即使在动物王国里，这个困难也十分巨大，而在植物界，这个困难几乎就是无法逾越的。何况，这个困难还来自一些深刻的原因，我们将在后面予以讨论。我们将看到，个体性（individuality）容许存在不同的程度，而这并没有在一切地方都充分实现，即使在人类当中，也是如此。但是，这却不能使我们有理由认为个体性不是生命的一种典型特征。我们不能对个体性作出精确而概括的界定，而那些接近几何学家的生物学家，则过分习惯于利用这一点了。完美的定义只能用于已经完成的现实；而充满活力的特征则永远不会被彻底实现，尽管它们总是处在将要被彻底实现的路上；它们并不就是一些作为趋向的状态。一种趋向只有在没有受到另一种趋向的阻碍时，才会完全达到其最初的指向。那么，生命领域中何以会产生这种情况呢？我们将表明，生命领域里往往隐含着种种对立趋向的相互作用。我们可以这样去谈论个体性：就特殊性而言，有机界中处处出现了指向个体性的趋向时，这种趋向也处处受到指向繁殖的趋向的对抗。完成个体性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器官组织的任何分离部分都不能单独存活。但这样一来，个体就不可能繁殖了。用从旧有机体分离出来的一个断片，建立一个新的有机体，除此之外，繁殖又能是什么呢？所以说，个体性自己家中就潜伏着它的敌人。个体性需要在空间里使自身永存，这就使它注定永远不能在空间里使自身圆满。生物学家必须恰如其分地考虑每一个体中的这两种趋向，因此，要求他对个体性作出适用于一切情况、并且自动发挥作用的界定，这没有什么益处。
然而，人们对生物的推论，却极容易以衡量无机材料的条件为依据。人们讨论个体性时，这种混淆表现得最为明显。人们向我们显示：切断蚯蚓的身体，其每个被截断的部分都会重新长出头部，并且从此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生存下去；将水螅切成许多段，其每一段身体都会变成一条新水螅；海胆的卵细胞碎片会发育出完整的胚胎，于是就会有人问我们：这些卵细胞、胚胎和蠕虫是不是个体性呢？——但是，现在有了一些个体，这并不就能自然地得出结论说方才就不存在个体。毫无疑问，我看到几个抽屉从抽匣里掉出来以后，就无权说那件东西的各个部分都在一起了。但事实是：抽匣当前状态中所包含的东西，并不比其过去状态中更多；而倘若说：抽匣现在是由与过去不同的几个部分组成的，那么，从它被制作出来的日期起，它就是如此。总之，我们的行动需要诉诸无机体，我们将自己的思维方式投注在它们上面，它们都服从于这样一条简单的规律：当前中所包含的东西并不多于过去，原因中已经存在着结果中所发现的东西。可是，假如有机体的显著特征就是不停地生长变化，而最表面化的观察已经证实了这一点，那么，在最初一瞬它是一个，而接下来它又是许多个，这就毫不奇怪了。单细胞有机体的繁殖就在于此——生命体分裂为两半，每一半都是完整的个体。的确，在更复杂的动物中，大自然使几乎是独立的性细胞具备了再生整个新个体的力量。但是，这种力量的某种东西却依然分散于其余的器官组织中，正如再生现象所证明的那样，而可以想见：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这种机能可能整体地被保持在一种潜在状态里，而一有机会就会显示出来。实际上，并不是只有在有机体不具备分裂成能够存活断片的力量的情况下，我才可能有权谈论个体性。只要表明一点就足够了，即在有机体分裂以前，它应当呈现出其各个组成部分的系统化，能够在有机体以后的各个分离部分中得到再生的，也正是这种系统化。这正是我们在有机界观察到的情况。因此，我们可以作出结论说：个体性永远不会完成，而分辨出哪个是个体、哪个不是个体，这常常是很困难的，有时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生命却依然表现出对个体性的探求，仿佛在竭力构成一些自然地隔离、自然地封闭的系统。
正是通过这一点，生命体才区别于我们的知觉、我们的科学人为地隔离和封闭起来的一切。因此，将生命体比作一个对象（object）是错误的。若想在无机界找到一个可以用于比较的术语，那就不应当将生命有机体比做确定的物质对象，而应当比做整个物质宇宙。诚然，这个比较没有多大价值，因为一个生命体可以被观察到，而整个宇宙则是由思维构造或重构起来的。不过，这种比较至少能提醒我们注意到结构的基本特征。有机体存活于一种延续的东西当中，如同作为整体的宇宙，如同每个有意识生命分别采取的存在方式那样。其处于整体状态的过去，被延伸到了其当前之中，逗留在那里，并实实在在地行动着。倘若不是如此，我们又如何能够理解它经历了一个个确定而标志鲜明的时段，它改变着它的年龄——一句话，我们又如何理解它具有一段历史呢？倘若我考察我的身体这个特定实体，我就会发现：它像我的意识那样，从婴儿期一点一点地成熟，直到老年期；它也像我自己一样地渐渐变老。确切地说，成熟与老迈的确仅仅是我身体表现出的特征；倘若我用同样的说法来描述我意识本身与之相应的变化，那只是一种比喻而已。倘若我从生命阶梯的顶端转而观察其底端，从最具层次分化的地方转而观察最不具层次分化的地方，从人的多细胞有机体转而观察纤毛虫的单细胞有机体，就会发现：即使在这种简单的细胞当中，也存在逐渐变老的相同过程。经过一定次数的分割，纤毛虫便无可再分了，尽管也许可能通过改变环境，去延迟那个时刻，其中必然出现由结合作用（conjugation）产生的复原现象，但那一刻依然不能无限地延宕下去。【3】诚然，处于这两种极端状态的有机体是完全个体化的，而在这两种极端状态之间，还可能发现许多种其他状态，其中个体性的标志并不那么明显，尽管其中某个地方无疑也存在衰老的过程，却不能说出正在变老的究竟是什么。同样，根本不存在能够精确而自动地适用于一切生命体的生物学普遍规律。只存在种种方向，生命沿这些方向延伸出了普遍意义上的物种。每个特定物种在构成它的每个行动中，都肯定着其自身的独立性，遵循着行动的随机性，多多少少地偏离着成长直线，有时甚至会重新登上斜坡，似乎并不顾及其最初的方向。说一棵树永不衰老，提出这种说法十分便当，因为树稍总是同样新鲜，总是同样能够通过发芽繁殖出新的树木。但是，在这样的有机体当中——它毕竟是个相互依存的生物单元，而不是个体——有些东西确实在变老，即使只是树叶及树干内部在变老，也可以这么说。分别考察每一个细胞，其老化都涉及一种特定的方式。无论何种存活的东西，全在其某个地方展开着一个注册表，而时间就时时被登记在上面。
可以说，这种说法只是个比喻。——实际上，将与时间相关的每一种表现都比喻为有效行动、将这些表现本身都比喻为现实，这是一种极其根本的机制。直接经验向我们显示：我们意识存在的根本基础就是记忆，换句话说，就是过去向当前中的延伸，或者简而言之，就是活动着的、不可逆转的绵延；而这种显示往往对我们不起作用。理性向我们证明：我们离那些被切割出来的对象及被常识和科学隔离出来的系统越远，我们越是深入地向它们内部开掘，我们就越是会发现一种真实，其种种最核心状态整体地变化着，仿佛累积起来的过去记忆使这种真实一去不返；而这种证明往往也对我们不起作用。这是因为：大脑的机械直觉比理性更强大，比直接经验更强大。我们后面将会看到：我们每个人无意识地携带于内心的形而上学倾向，根据人在生物中占据的特定位置对当前作出的解释，全都具有其固定的要求、其现成的解释及其不可更改的条件：它们全都在不断否定的具体绵延中联合在一起。对于各个部分的安排与重组来说，变化必定是可改变的；而时间的不可逆性则必定是与我们的无知相关的表面现象；不可逆性必定仅仅是指人无法将物体放回原处。所以说，变老不是别的，而只能是逐渐获得或失去某些实质的过程，也许是同时获得和失去。人们假定：时间对于一个生命体的现实性，就如同它对于砂漏的现实性一样，砂漏顶部空了的时候，下面的部分却填满了，而将砂漏倒置过来以后，全部沙砾就回到了其原先的所在。
诚然，对于从出生日到与死亡日之间所获得或失去的东西，生物学家的看法并不一致。有些人认为：从细胞诞生直到其死亡，原生质总量一直在不断地增长。【4】另一种理论更有可能，也更深刻；根据这种理论，营养物总量的减少，产生于一种“内部环境”中，有机体在其中时刻被更新；而（体内积累的）未排泄残余物总量的增加，最终“使它遍生硬皮”。【5】然而，难道我们必须像一位著名的细菌学家那样宣布：对老化过程的任何解释都不充分，因为它们都没有顾及噬菌作用（phagocytosis）吗？【6】我们似乎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资格。不过，这两种理论都肯定了某种物质的不断积累或丧失，尽管它们对于获得或丧失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几乎没有共识，这种情况还是清楚地表明：解释的框架已经被当作了先验前提（a priori）。在我们以后的深入研究中，我们将越来越频繁地看到这种情况：在思考时间的时候，摆脱那个“砂漏”形象，这并非易事。
衰老的原因必定是更深层的。我们认为：在胚胎的进化与完整有机体的进化之间，存在着不间断的连续性。那些导致生物长大、发展和衰老的刺激，同样也是使它经历胚胎生命全部阶段的刺激。胚胎发育是个不断改变形式的过程。任何试图标志出胚胎的全部连续面貌的人，都会陷入无限而迷失方向，我们面对一种连续体（continuum）时，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同样的情况。生命只是延长了这种先天的演化过程。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是：我们往往无法说清自己面对的，究竟是一个正在衰老的有机体，还是一个正在不断进化的胚胎。例如昆虫和甲壳类动物的幼虫，其情况就是如此。另一方面，在一个像我们自己这样的有机体里，青春期或绝经期之类的转折期（个体在其中发生了彻底的变形），则完全可以与幼虫或胚胎生命过程中的变化相提并论——只不过它们依然是我们老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已。这些转折期虽然都发生在确定的年龄，并且其本身也可能相当短促，但谁都不会认为它们因此就会显得是来自外部的“突如其来”（ex abrupto），完全是由于达到了某个年龄才产生的，就像我们二十二岁生日时，法律就赋予我们合法权利那样。很明显，在出生之后的每一刻里，甚至在出生之前的每一刻中，都进行着产生青春期之类变化的准备过程；随着年龄增长而达到那些转折期，这个过程就是（至少一部分是）这种渐进的准备。总之，衰老过程里真正至关重要的，就是那些无法觉察、没有穷尽、逐渐进展的形式连续变化。这种变化，无疑伴随着有机体解体的现象：对此，也仅仅对此，对衰老的机械解释将受到局限。这种解释会提到硬化症、残余物的逐渐积累和细胞原生质日益增生等事实。不过，这些看得见的结果下面却存在着一种看不见的原因。正如胚胎的进化一样，生物的进化也意味着不断记录绵延，意味着过去在当前里的持续存在，因而也意味着（至少是）有机体的记忆这种表面现象。
无机体的当前状态完全取决于前一瞬所发生的情况；同样，一个系统各个物质点的位置，也被科学根据这些点在前一瞬间的位置确定和分离了出来。换句话说，制约着无机材料的那些规律，大都能够用微分方程式表示出来，其中，时间（在其被数学家使用的意义上）将发挥独立变量的作用。生命的规律也是如此吗？生物的状态能在方才瞬间中找到其完整的原因吗？倘若我们赞成一个先验前提，即将生物看做与其他实体相似的实体，并且为了便于争论，就认为它与化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所操作的人为系统完全一样，那么，答案就是肯定的。但在天文学、物理学和化学中，前提条件都具有经过完备界定的含义：它表明，当前的某些侧面（科学认为它们很重要）可以作为直接过去的函数而加以计算。然而，生命领域内却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在生命领域，计算至多能够涉及有机体解体的某些现象。相反，对于有机体的创造，对于理所当然地构成生命的进化现象，我们却无论如何都不能进行数学计算。有人会说，我们无法对它进行数学计算，这是由于我们的无知。但这一点也同样清楚地表明了一个事实，即生物的当前状态无法在其直接过去中找到解释；有机体的全部过去都必须添加在当前那个瞬间里，而那就是有机体的遗传——实际上，那是一段漫长历史的全部。这两个假定中的第二个（而不是第一个）确实不但代表了各种生物科学的方向，也代表了它们的当前状态。有些人认为：某些超人可能会以计算我们太阳系的方式，去计算生物，这种想法逐渐产生于一种形而上学，自从伽利略作出物理学发现以后，这种形而上学就采取了更精确的形式，但是，我们将证明，它总是人类思维所固有的形而上学。这种思维方式表面上的清晰、我们将它视为正确的急切心理，以及如此众多的杰出头脑不加佐证地接受它的那种热情——总之，对这一切影响我们思维的诱惑，我们全都应当有所警惕。它对我们的吸引力，完全足以证明它何以使我们满足于一种先天的偏爱。但是，我们将进一步看到，当今具有的种种先天智力趋向，肯定是在生命的进化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它们绝不是让我们用来解释生命的：它们具有另外的作用。
区分人工系统和天然系统、区分无生命体和有生命体的任何尝试，全都会立即遇到这种趋向。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发现，去想象有机体具有绵延、而无机体不具有绵延，这同样困难。我们说，一个人工系统现在的状态完全取决于其方才的状态，这难道不像我们仿佛引进了时间、仿佛那个系统与真正的绵延有些瓜葛吗？另一方面，尽管全部过去都参与了生物当前瞬间的构成，难道有机体的记忆没有进入当前的直接过去瞬间、因而使直接过去的瞬间成为当前瞬间的唯一原因吗？——这种说法忽视了具体时间与抽象时间的主要区别：真实的系统沿着具体时间发展，而抽象时间则参与我们对人工系统的观察。说一个人工系统的状态取决于它在方才瞬间究竟是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呢？一个瞬间之前没有直接过去的瞬间；它不可能存在，正如一个数学点无法触及另一个数学点一样。实际上，“直接过去”的瞬间，就是由间隔dt连接到当前瞬间的一瞬。所以，你想要说的，只是被方程式确定的系统的当前状态，微分系数进入了这些方程式当中，例如ds/dt、dv/dt，即从本质上看，就是当前的速度与当前的加速度。所以，你说的其实仅仅是当前——的确，它实际上就是与其趋向一同作为考察对象的当前。实际上，科学所运用的那些系统，全都处于共时性的当前状态中，这种状态始终在不断更新；这样的系统从来不会处于真正的具体绵延之中，而在真正的具体绵延里，过去始终与当前紧连在一起。数学家计算一个系统处在时间尾端t的未来状态时，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止他作出这样的假设，即宇宙从这一刻开始消失、而后来又突然重新出现了。发挥作用的正是t次瞬间，而那将是个纯粹的瞬间。至于在这个间隔中（即这个真实时间中）会流动什么，这并不重要，因而也不在计算之列。倘若数学家说，他将自己放进了这个间隔，那他的意思就是：他在一个特定的瞬间，将自己放置在了某一个点上，因此他就再度处在了某个时间t′的尽端上；至于直到T′的那段间隔，则与他无关。倘若他通过考察微分的dt，将那段间隔分割成无限小的部分，他就因此而仅仅表达了一个事实，即他将要考察的是加速度和速度；换句话说，他将要考察的，是能够标志出趋向、能使他计算出既定瞬间中系统状态的那些数字。但是，他说到的始终是一个既定的瞬间，换句话说，是一种静止的瞬间，而不是流动的时间。总之，数学家处理的世界，是一个每时每刻都在死去而又再生的世界，笛卡儿说到“连续的创造”时，想到的就是这样的世界。然而，在如此设想出来的时间当中，进化（它是生命的唯一本质）又如何能够产生呢？进化意味着过去被真正地持续保留在当前里，意味着绵延，实际上它是个连接符，是一个连接环节。换句话说，了解一个生物（或者叫自然系统），就是要领会绵延的真正间隔；而对一个人工系统（或者叫数学的系统）的知识，则仅仅适用于了解处于端点的状态。
所以变化的连续性，过去在当前中的持续保留，真正的绵延——生物似乎与意识一样地具备这些特征。我们能否进一步说生命也像意识活动那样是创新、是永不停息的创造呢？
在这里提供生物演化论（transformism）的证据，这不在我们的计划之内。我们只希望用一两句话来解释：在目前这部书中，我们为什么应当认为它充分而确切地表达了实际已知的事实，并且接受它。在对有机体的自然分类中，已经萌发了生物演化的思想。实际上，自然学家是先将相近的有机体放在一起，然后再将有机体种群（group）划分为亚群（sub-group），其中有机体之间的相似性更强，接着再继续划分下去：在划分的整个过程里，种群特征显现为普遍的主题，而每个亚群都在它上面表现出特定的变异。现在，在植物界和动物界，我们在生殖者与被生殖者之间所发现的，正是这样的关系：在前代经历过、其后代又共同拥有的织物背景上，每个后代都绣出了自己独一无二的花纹。后代与先辈之间的差别的确很小，我们可以问：同样的有生命材料是否呈现出足够的可塑性，使它能够依次采取像鱼类、爬行类和鸟类那样不同的形式呢？但是，观察却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断然的回答。观察表明：鸟类胚胎一直发展到一定时期时，它与爬行类的胚胎还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一般胚胎生命的全过程中，存在一系列变形，这些变形可以与（根据进化论的观点）一个物种向另一物种过渡中发生的变形相提并论。作为两个细胞（雄性细胞与雌性细胞）结合的结果，一个细胞就是通过分裂完成了这个（变形）工作的。在我们眼前，生命的最高级形式每天都在从非常初级的形式中涌现出来。于是，经验表明：通过进化，最复杂的东西能够从最简单的东西里产生出来。那么，它实际上是这样产生的吗？古生物学尽管其证据尚不充分，但它诱使我们相信它就是如此产生的；因为，每当它比较精确地辨认出物种的连续次序时，这种次序就恰恰是胚胎学和比较解剖学考察使任何人都会作出的假定，而古生物学的每个新发现都会给生物演化论以新的确证。这样一来，来自纯粹观察的证据就不断得到了加强，而另一方面，实验则一个接一个地驳回了那些反面意见。例如，德伏莱斯（H. de Vries）最近的实验表明了重大变异能够突然产生，并且有规则地转变，由此克服了那种理论造成的最大困难。这些实验使我们能够大大缩短生物进化似乎所需的时间。它们也使我们不那么苛求古生物学。因此，作出了通盘考虑之后，生物演化论的假定就显得越来越接近真实了。它并不是可以严格论证的；不过，即使没有被理论的或实验证实的确定事实，依然存在一种不断发展的可能性，因为当缺乏直接证据时，在它那个方向上还是一直似乎有证据在指出：这就是生物演化论所提供的那种可能性。
然而，让我们承认生物演化论也许是错的吧。让我们假定：推论或者实验表明，各个物种是通过一种非连续性过程而形成的，而我们今天对那种过程一无所知。这个学说引起我们的特殊兴趣，被我们视为特别重要，就这个意义说，它会不会受到影响呢？分类的主要轮廓可能依然存在。胚胎学的确切资料也将会依然存在。比较胚胎学和比较解剖学之间的对应也将会依然存在。所以，在有生命的形式之间，生物学能够并且应当继续建立与生物演化论今天的设想相同的关联和亲族关系。诚然，那将是一种观念的亲族关系，而不再是一种具体的密切联系。但是，古生物学的确切资料也将依然存在，因此，我们还是将不得不承认：我们找到的具有观念的亲族关系的种种形式，都是相继出现的，而不是同时出现的。现在，只要进化论者的理论对哲学还具有重要意义，它已经不再要求其他什么了。它首先就在于建立观念上亲族关系的关联，它首先就在于主张：在各种形式之间，无论什么地方出现了这种（可以说是）逻辑上的密切关联，在将这些形式具体化的物种之间，就存在一种时序上的连续关系。在任何情况下，这两种论点都能够成立。于是，无论是在一种创造性的思维里（其中，有关不同物种的概念都是相互产生的，完全如同生物演化论所主张的那样，即各个物种本身都是在地球上产生的）；还是在自然本身对生命有机体的规划中（它逐渐地自动形成，其中，纯粹形式的逻辑关系和时序的密切关系，与生物演化论提出的那些关系完全相同，生物演化论认为它们是有生命个体之间真正的密切关系）；最后，抑或是在生命的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中（它发挥自身的影响，犹如它们相互产生）；我们仍旧不得不假定：这一切当中的某个地方存在着进化。因此就要完全颠倒进化的过程，即从可见的转为不可见的。生物演化论今天所告诉我们的，几乎全都将被保留下去，有待于以另外一种方式加以解释。所以，如同几乎所有科学家所声称的那样，忠实地坚持生物演化论的观点，这难道不是更好吗？一个问题是：进化论在何种程度上描述了事实，在何种程度上它将那些事实象征化，除了这个问题之外，进化论中就没有任何东西不能与被它宣称要取代的那些学说相调和了，即使与特创论（它往往与它们对立），也是如此。出于这个理由，我们认为，生物演化论的语言现在自行强加在了一切哲学上，正如生物演化论教条式的主张自行强加在了科学上一样。
不过，我们绝不应将普遍的生命再说成是一种抽象的东西，或干脆说成是个标题，然后将一切生物都列在这个标题下面。在某个瞬间，在某个空间点上，已经涌现出了一种可见的流动；这生命之流，穿过它接连组织起来的那些实体，从这一代流到下一代，它已经分散于各个物种中，散布于一个个的个体里，不但没有丧失自身的半点力量，其力量反而不断强化，与它的前进成为正比。众所周知，根据魏斯曼（Weismann）所主张的“种质连续性”理论，繁殖有机体的性元素将其特征直接传给被繁殖有机体的性元素。在这种极端形式中，这个理论已经似乎值得商榷了，因为只有在例外情况下，受精卵分裂时才会出现性腺的征象。但是，尽管胚胎生命开始时，一般并不呈现产生性元素的那些细胞，不过，它们总是在那些并未具备任何功能性分化、其细胞由未变形的原生质构成的胚胎组织以外形成，这也是事实。【7】换句话说，受精卵越是遍布于胚胎的大量生长组织上，其生殖力就越是减弱；不过，当它被如此稀释时，它却正在将自身的某种新东西集中于某个特定点，这就是说，它集中了一些细胞，而卵细胞或精原细胞将从中发展出来。因此可以说：虽然种质并不是连续的，但至少存在生殖能量的连续性，这种能量仅仅在某些瞬间里才被消耗，这些瞬间仅够为胚胎生命赋予必要的冲动，而会在新的性元素中尽快得到补偿；在新的性元素中，它再次等待时机。从这个观点考虑，生命就像穿过成熟有机体的媒介、从一个胚芽流入另一个胚芽的一股水流。有机体本身仿佛只是一个增生体（excrescence），一个由于先前胚芽在新的胚芽中竭力延续自身而萌发的芽体。这种根本的东西，就是被朦胧地实行着的连续前进的过程，是一种不可见的前进，每个可见的有机体在其被给予的短暂生存期内，都加入了这个进程。
现在，我们越是将注意力固定在生命的这种连续性上，我们就越是看到：有机体的进化类似于意识的进化，其中，过去挤压着当前，因而导致一种意识新形式的突然迸发，它与先前的形式不能同日而语。没有人会否认：植物或动物物种的外貌是特定原因造成的。不过，这仅仅意味着：根据事实，我们若能知道这些原因的细节，就能通过它们来解释产生出来的形式；但是，预见这个形式则全无可能。【8】也许可以说，倘若我们能够知道其全部细节，能够知道使它产生的诸种条件，我们就可以预见到那个形式。但是，这些条件就建立在那个形式当中，是构成那个形式存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该形式历史中的那个阶段，它们是特定的，在那个阶段里，生命在产生形式的那一刻找到了自身：我们如何能够事先知道一种独一无二的情势呢？如何能够事先知道从未发生过、以后也不会再度发生的情势呢？在未来当中，只有与过去相同、或者能以与过去相同的元素重构出来的那些情势，才是可以预见的。天文学、物理学和化学的事实，就是如此；构成某个系统的一切事实，也是如此，在这种系统里，被假定为不变的种种要素只是简单地放置在一起；其中仅有的变化就是位置的变动；想象物体都能复归原位，这在该系统的理论上也并不显得荒谬；结果，其中同样的总体现象，或至少是其中相同的基本现象，全都能被重复。但是，原初情势将自身的某种东西传给了它的各种要素，换句话说，传给了该情势产生的各个局部视角，那么，这样一种情势又如何能在它真正产生之前被原样描绘出来呢？【9】我们所能说的只是：（情势）一旦产生，通过分析，就会使从中分解出来的各个要素得到解释。现在，适用于产生一个新物种的东西，也同样适用于产生一个新个体，并且更概括地说，也适用于任何有生命形式的任何瞬间。这是因为，变异只有获得了某种重要意义，只有达到了一定的总体性时，才能导致新物种的产生，虽然如此，每一种生物还是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着变异，这个过程连续不断，无法察觉。很明显，即使是我们现在听说的“突变”（mutation），也只能当一系列看似不变的各代物种中都产生了孕育这种突变的过程（或者更确切地说，产生了一种成熟的过程）时，才有可能产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生命犹如意识一样，每一刻都在创造着某种东西。
但是，我们的全部智力都起而排斥这种关于绝对独创性的观念，排斥关于形式的不可预见性的思想。我们的智力是在生命进化中形成的，其根本功能就是指导我们的行为，就是为我们加诸事物的行动预做准备，就是预见一个既定情势之后可能产生的有利及不利事件。所以说，智力从既定情势中本能地选择出来的东西，都与已知的东西相近；它寻找出这些东西，为的是运用其“同类相生”（like produces like）的原则。借助常识去预见未来就是如此。科学虽然最大限度地提高了这种能力的精密性和准确性，却并未改变其基本特性。如同日常知识一样，科学在研究事物的时候，仅仅关心其重复的那个侧面。尽管整体是全新的，科学却总是力图将整体分解为种种要素或方面，它们极近似于过去的复制品。科学只能在被假定为重复自身的对象范围内工作——换句话说，科学只能在（通过假定）被从真实时间的行动中抽取出来的对象范围内工作。一段历史的连续性瞬间里所有不能复归、无法逆转的东西，全都不在科学研究的范围之内。为了对这种不可复归性和不可逆转性有个概念，我们就必须与适应思考最基本要求的科学习惯决裂，必须对思维施以暴力，必须去对抗智力的天生偏爱。然而，那恰恰就是哲学的作用。
所以，虽然生命以不可预见形式的连续性创造在我们眼前展开，却对我们毫无效用：因为观念总是执著于那个形式，总是以为不可预见性和偶然性仅仅是表面现象，是我们自身无知的外部反映。据说，那些被感觉为连续历史的东西，将会分裂成一系列相继的状态。“那些使你产生全新状态的印象的东西，一经分解，就会成为一个个初级的事实，每一个都是已知事实的重复。被你叫做不可预见的形式的东西，只不过是旧有要素的新排列而已。那些初级原因作为整体已经决定了这种安排，它们本身就是以新的次序重复的旧有原因。了解这些要素，了解这些初级原因，就有可能预见作为其总合及结果的有生命形式。我们将现象的生物学方面分解为物理化学的因素，我们将越过（如果必要的话）生理学和化学本身；我们将从物质进展到分子，从分子进展到原子，从原子进展到微粒子；我们最终必定会进展到某种东西，它可以被看做类似于天文学中的太阳系。你若否认它，你就违背了科学机械论的根本原则，你就是在武断地证实：有生命材料并不是由与其他材料相同的元素构成的。”我们的回答是：我们并不怀疑无机材料与有机材料的基本同一性。唯一的问题是，被我们称做生物的那些自然系统，是否必定就相似于科学从无机材料中切割出来的那些人工系统，是否就不应当将这些自然系统比做那个构成整个宇宙的自然系统。我由衷地赞成说生命是一种机制。但是，生命究竟是整个宇宙中被人为隔离出来的那些部分的机制，还是那个真正整体的机制呢？我们设想：那真正的整体很有可能就是一种不可分割的连续性。确切地说，我们从中切割出来的那些系统，因此根本就不是一个个部分；它们可能是对于整体的局部视角。所以，将这些局部视角放在一起，你甚至连开始重建整体都谈不上，正如即使将一个对象的一千个不同侧面的照片叠置起来，你也无法重建那个对象本身一样。对于生命，对于你竭力使之再度产生的物理化学现象，情况也是如此。毫无疑问，分析会将有机体的创造过程分解成数目不断增长的物理化学现象，而化学家和生理学家自然是除此之外，别无所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化学和生理学将理解生命的钥匙交给了我们。
弧线上极小的元素非常接近于直线。这个元素越小，它就越接近直线。在极端情况下，它既可以被看做弧线的一部分，也可以被看做直线的一部分，这由你决定，因为这个元素的每一个点都是与其切线（tangent）相同的一段弧线。与此相同，在任何一点和所有的点上，“生命力”（vitality）便是物理化学力的切线；不过，这些点其实只是一个头脑采取的一些观察点，这个头脑在生成那个圆弧的运动的各个瞬间上，想象出了一些停顿点。实际上，生命由物理化学元素构成，这就如同圆弧由直线构成一样。
一般地说，一门科学所能达到的最激进的进展，就是用全部结果去构成整体的一种新格局（scheme），方法是根据与整体的关系，将这些结果变成沿着一种运动持续性而不时采取的共时性不动视点。例如，这就是现代几何学与古代几何学的关系。古代几何学是纯静态的，它运用那些一成不变的图形；而现代几何学则研究函数的变化，换句话说，它研究描述图形的那种连续运动。毫无疑问，为了更加严谨，可以从数学过程中删除对运动的一切考察；但是，将运动引进图形的生成，这毕竟是现代数学的起源。我们相信：倘若生物学能像数学那样接近其对象，它与有机实体的物理化学的关系，本来可以变成现代数学被证明与古代几何学那样的关系。物理学和化学所研究的物质与分子全然表面化的移位，通过与内在生命运动（它是变形，而不是平行移位）的联系，就会变成相当于一个运动对象与其空间运动那样的关系了。况且，就我们的观察所及，我们从某个生命行动的确定范围过渡到它暗示出的物理化学事实，这个过程会近似于从函数过渡到其导数（derivative），从弧线方程（即生成圆弧的那个连续运动的规律）过渡到赋予圆弧共时性方向的切线方程。这样的一门科学将是一种研究变形的力学，对于它来说，我们研究平行移位的力学就将成为一种特殊情况，一种简化，一种在纯粹数量层次上的推测了。正如函数的无限性具有同样的差，这些函数也通过一个常数而相互区别，因此，正常生命行动的物理化学元素的整合也许只能决定那个行动的一个部分，即那个留给不确定性的部分。但是，这样的整合只能在梦中出现；我们也并不自称那个梦会变为现实。我们只是通过在尽可能广的范围内作出某种比较，力图表明我们的理论在哪些观点上与纯粹的机械论相一致，而两者的分歧又出现于何处。
然而，用无机体去模仿有机体，这也许非常有用。不仅化学家制造有机综合体，我们也已经成功地人工再造出了有机体某些事实的外表，例如间接细胞分裂和原生质循环。众所周知，细胞原生质影响细胞膜中的各种运动；另一方面，间接细胞分裂则要经过一些非常复杂的手术，有些涉及细胞核，另一些涉及细胞质。这些手术将中心体一分为二，于是沿细胞核制造出了一小块外周组织。如此被分开的这两个中心体，吸附在丝状体受损的双重尾端（其中主要是原生细胞核），并与它们一起形成两个新的细胞核；围绕这些细胞核，构成了两个新的细胞，它们将替代前面的那个细胞。现在，至少一部分此类手术已经成功地模仿出了细胞的大致轮廓和外貌。将一些糖或者食盐磨成粉，并加入几滴存放很久的食油，再将一滴这样的混合物放到显微镜下观察，便可以看到一种泡沫状蜂窝结构，（根据某些理论）其形态与原生质的形态相仿，而其中发生的运动则与原生质循环极为相像。【10】在同样的泡沫结构中，若抽去一个蜂窝结构里的空气，便可以看到一个吸管的形成，它如同由细胞核分裂而形成的中心体周围的那些吸管。【11】即使是对单细胞有机体的外部运动（至少是变形虫的外部运动），有时也能从机械学的角度作出解释。一滴水中的变形虫的位置移动，就如同一个通风的房间里尘埃的来回运动。变形虫的团块物始终在吸收着周围水中包含的某些可溶物质，并向水中吐出某些其他物质；这些连续不断的交换，如同被滤纸隔开的两个容器之间的交换一样，会在这个小小的有机体周围创造出一个永远在变化的旋涡流。至于变形虫似乎形成的临时延伸或假足，却并不像受到周围媒介的吸力那样容易形成。【12】同样，我们也许会进而去解释纤毛虫用振动的纤毛作出的一些更复杂运动，不仅如此，其纤毛还可能仅仅是固定的假足。
然而，对此类解释和概说的价值，科学家们却颇为不以为然。化学家们已经指出，即使在器官中（他们并未扩大到有机体），科学迄今还并未重构出什么，而只有生命活动产生的废物；格外活跃的可塑材料一直无法形成综合体。当代最著名的自然学家之一已经强调：在被观察到的有生命组织现象中，存在两种对立的秩序，一种是“前进演化”（anagenesis），另一种是“倒退演化”（katagenesis）。前进演化能量的作用，是通过吸收非有机物，将层次较低的能量提高到其应有水平。它们构成了机体组织。另一方面，生命的实际功能（当然是除了吸收、生长和繁殖之外的功能）则具有倒退演化的秩序，表现出了能量的衰退，而不表现能量的增长。物理化学所研究的，正是具有倒退演化秩序的事实——总之，就是研究已经死去的，而不研究活着的。【13】当然，对另外一类事实，则似乎无法进行物理化学分析，即使这些事实并不具有前进演化（就这个词的专门意义说）的性质，也是如此。至于对原生质外表的人工模仿，在原生质生物结构问题尚未解决时，应当在理论上赋予这个问题真正的重要意义吗？我们目前还远远无法以化学的方式合成原生质。最后，对变形虫的运动作出物理化学解释，不仅如此，对纤毛虫的行为作出物理化学的解释，在许多曾仔细观察过这些初级有机体的人看来，这似乎是不能成立的。甚至就在这些最低等的生命表现中，人们也发现了一种有效心理活动的踪迹。【14】但是，最具有启发性的事实是：对组织学现象的深入研究不是助长了、而是削弱了以物理和化学去解释一切的趋向。组织学家威尔逊（E. B. Wilson）在他那部殊堪嘉许的著作中，对细胞发育作出了如下的结论：“总的来说，对细胞的研究似乎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哪怕是）最低等的生命形式与无机界之间的距离。”【15】
总之，那些仅仅关心生物的功能活动的人，往往以为物理和化学会将解释生物过程的钥匙交给我们。【16】实际上，它们研究的，主要是生物内不断被重复的那些现象，即化学曲颈瓶里发生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生理学何以带有机械论趋向的原因。与此相反，那些将注意力集中于生命组织的微观结构、集中于其起源与进化的人，则既有组织学家，也有胚胎发生学家，他们不仅对曲颈瓶里的现象感兴趣，而且对曲颈瓶本身感兴趣。他们发现：这个曲颈瓶通过一系列真正构成了一段历史的、独一无二的行动，创造出了它自身的形式。因此，组织学家、胚胎发生学家和自然学家，对于生命活动的物理化学特征的相信程度，远远不及生理学家那样毫无保留。
实际上，无论是这两种理论中的哪一种，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以化学方法制造初级有机体的可能性，全都不能宣布说实验具有权威性。它们都无法去证实。由于科学尚未向有生命物质的化学合成迈进一步，前一种理论便无法得到证实；而由于没有一种方式能通过实验证明一个事实的不可能性，第二种理论也无法得到证实。但我们认为：生物（即一个被自然封闭起来的系统）与被我们的科学隔离出来的那些系统并不相似；我们已经从理论上阐明了我们这种见解的理由。我们懂得，对于变形虫之类的初等有机体来说，这些理由并不那么有力，因为变形虫几乎不进化。不过，我们若考察那些经历了变形的规则循环的复杂有机体，那些理由的说服力便增加了。生物越是带有绵延的印记，有机体与纯机械结构的区别就越是明显，绵延仅仅在纯机械结构表面掠过，却并不穿透它。将绵延用于整体生命的进化，从这种进化构成的最低等生命形式，直到维系这种进化的有生命材料的结合与连续，即一个不可分割的单一历史，在这种情况下，上述理由的说服力表现得最为鲜明。从这样的观点看，进化论的假定与机械论的生命概念，似乎并不像普遍认为的那样相近。当然，对于这种机械论概念，我们尚未提出数学上的最后反驳。不过，我们从对真实时间的考察中得出的反驳，在我们看来也是唯一能够成立的反驳，它越是变得更严密而令人信服，进化论的假定就越是显得更加坦率。我们不得不更多地讨论这一点，不过，让我们首先更清楚地说明我们正在准备讨论的生命这个概念。
我们说，对被我们的思维从整体中人工分离出来的那些系统，机械论的解释是适用的。但是，对整体本身，对这个整体所包含的、似乎模仿了整体的那些系统，我们却不能先验地（a priori）承认它们能够从机械论的角度加以解释，因为倘若那样解释，时间便会毫无用途，即使是非真实的时间，也一无所用。实际上，机械论解释的本质就在于：将未来与过去视为当前的一些可以计算出来的函数，因而宣布一切都是既定的。根据这种假定，在能够进行这种计算的超人智力看来，只需瞥一眼，过去、当前和未来便能一目了然。诚然，相信机械论解释具有普遍性和完美客观性的科学家们，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全都根据此类假定来行事。拉普拉斯（Laplace）以最高的精确性明确阐述了这样的假定：“一种智力若在既定瞬间知道赋予自然生命活力的全部力量，知道构成自然的生物的各方面情势——假定这里说的那种智力极为广大，因而能够对这些资料进行分析——那么，它就能够把握一个公式，这个公式和宇宙中一些最大天体的运动和最微小原子的运动的公式相同：对于这种智力来说，不存在任何不确定的东西，而未来则如同过去一样，也会被它看得一清二楚。”【17】杜·布瓦-雷蒙德（Du Bois-Reymond）说：“我们可以想象对于自然的知识达到了一个点，在这个点上，世界的普遍过程有可能用一个数学公式表示出来，用一种共时性微分方程的巨大系统表示出来，由此可以计算出每个瞬间里世界上每个原子的位置、方向和速度。”【18】赫胥黎（Huxley）以更具体的形式表述了同样的思想：“整个世界，有生命的世界和无生命的世界，都是构成宇宙原始星云的各种分子的力量按照确定的规律彼此相互作用的结果，进化的这个基本前提若是正确的，那我们也照样能够确定：现存世界预先就潜藏于宇宙蒸气中，而足够的智力则能依照关于那种蒸气分子特征的知识，预言1896年大不列颠动物群的情况，其准确度如同说到一个寒冷的冬天人们呼出的水蒸气一般。”在这种学说里，时间依然被提及，虽然人们说出了这个词，想的却并非时间。这是因为，这里的时间已经丧失了效力，倘若说它做了什么，那它就是“无”（nothing）。激进机械论（radical mechanism）意味着一种形而上学，其中，真实的整体完全以永恒性作为基本条件；其中，事物明显的绵延仅仅表示思维的一种弱点，即无法在同一时刻知道一切。但是，对于我们的意识（换句话说，即对于我们最无可争辩的经验）来说，绵延却与此颇为不同。我们将绵延知觉为一股我们无法逆它而行的水流。它是我们存在的基础，我们还感觉到：它是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的根本实质。在我们眼前昭示一种普遍性数学令人目眩的前景，这毫无用途；因为我们不能为了满足一种系统的要求而牺牲经验。这就是我们不接受激进机械论的理由。
然而，激进目的论（radical finalism）也由于同样的理由而照样不能被接受。极端形式的前定论（teleology）学说，例如我们在莱布尼茨（Leibniz）学说里看到的那样，意味着物体与生命只是实现了一个预先安排的规划。但是，倘若一切都能够被预见，倘若宇宙中不存在任何发明与创造，那么，时间便又成了无用的东西。正像在机械论的假定中一样，目的论也假定一切都是既定的。如此被理解的目的论其实只是逆反的机械论。它来自同样的推论，而仅有一点不同，即在我们的有限智力沿着连续事物的运动里（其连续性被缩减为单纯的外表），目的论在我们前面（而不是后面）举起了一盏被它称为向导的明灯。它将未来的吸引力替换成了过去的推动力。但是，连续仍旧是一种纯然的外表，如同运动本身一样。在莱布尼茨的学说里，时间被减弱成了一种令人困惑的知觉，这种知觉与人所处的位置相关，对于位于事物中心的头脑，这种知觉会像一团升腾的迷雾那样消散。
但是，目的论也像机械论一样，并不是一种具有严格纲领的学说。它容许我们随心所欲地变通。机械论哲学既可以被采用，也可以被放弃：倘若最小的尘埃由于偏离了机械论预见的路径，显示出了最起码的自发性，那就必须放弃这种哲学。相反，那种关于终极原因的学说却永远不会被明确地驳倒。倘若它的一种形式被否定了，它又会采取另外一种形式。它本质上属于心理学的原理极具灵活性。它的范围可以扩展，因而使它带有综合性，以致只要你拒绝纯粹机械论，便立即会接受目的论的什么东西。因此，我们将在本书中阐述的理论，必将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目的论的色彩。因此，确切地表明我们准备接受目的论的哪些东西、放弃其中的哪些东西，便十分重要了。
我们首先要说明：在我们看来，将莱布尼茨的目的论打破为无数的碎片，使之变得比较浅显，这种做法是向错误的方向迈进了一步。然而，这正是目的论学说的趋向。它充分理解到：倘若说，作为整体的宇宙是某个计划的实现，这无法从经验的角度加以证实；那么，甚至仅仅在有机界，要证实全部的和谐性也几乎并不容易多少：事实将同样雄辩地证实相反的东西。大自然将生物放置在一起，而它们彼此并不和谐。她在每一处呈现出秩序的地方同时呈现出无序，在呈现出进化的地方同时呈现出退化。但是，尽管无论是材料的整体还是生命的整体都无法证实目的性，目的论者仍然说：分别从每个有机体的角度看，目的性难道不符合事实吗？在有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当中，不是存在着惊人的劳动分工吗？不是存在着奇迹般的一致性吗？无限的复杂中不是存在着完美的秩序吗？每个生物难道不是实现了其本质中固有的计划吗？——从根本上说，这种理论就在于将目的性的原初概念打破为零星碎片。它不接受（确切地说，它嘲笑）关于外部的目的性的思想，按照这种思想，生物是根据相互间的关系而排定的：它假定青草是为了让牛吃掉，羊是为了让狼吃掉——这一切都被认为是荒谬的。但我们又听说，存在一种内部的目的性：每种生物都是为了其自身而造成的，其各个组成部分都为了整体的最大利益而共同协力，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这个整体的各个组成部分被明智地组织在了一起。这就是早已被视为经典的目的性的概念。目的论已经缩小到了一个点上，即它从来不在同一个时间内包含一个以上的生物。通过缩小自身，目的论大概会以为自己会少暴露一些遭受攻击的表面。
实际情况是，这样做大大增加了目的论的受攻击之处。我们的理论尽管也许显得激进，但是，目的性仍旧要么就是外部的，要么就根本不存在。
让我们考察一下最复杂、最和谐的有机体吧。据说，一切元素都为了整体的最大利益而共同协力。这再好不过，然而，我们不要忘记：这些元素中的每一个，其自身都可能是个处于某种情况之下的有机体；使这个小有机体的存在从属于那个大有机体的生命时，我们承认外部目的性的原则。所以，“目的性永远是内部的”这种思想是一种不攻自破的概念。一个有机体由各种组织构成，其中的各个组织都为其自身而活着。构成这些组织的各个细胞也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严格地说，倘若个体的所有元素完成了从属于个体本身的过程，我们便有可能认为它们并非有机体，有可能将有机体这个名称仅仅留给该个体，并且有可能仅仅分辨出外部的目的性了。但人人都知道这些元素可能具有真正的自治性。不必说噬菌细胞（phagocytes），其独立性发展到攻击滋养它的有机体的程度；也不必说胚芽细胞，它沿着体壁细胞之外具有自己的生命；只要提到再生（regeneration）现象就够了：一个元素或者一组元素突然显示出（无论其正常空间和功能何等有限）它偶尔能够超越它们；在某些情况之下，它甚至可能被看做整体的等同物。
这里存在着种种活力论（vitalism）的障碍。我们不应当像常人那样责难这些理论，不应当用问题本身来回答问题，“活力原则”可能的确解释不了什么问题，但它至少是为我们的无知贴上的标签，当机械论诱使我们忽略那种无知时，它能提醒我们时时记住这一点。【19】但是，由下面的事实表达活力论的观点却十分困难：在自然界里，既不存在纯粹的外部目的性，也不存在绝对清晰的个体性。构成个体的有机元素自身就具备一定的个体性，倘若个体自称具有自己的活力原则，那每个个体也都会要求这种原则。不过，在另一方面，个体本身的独立却并不充分，并不足以完全脱离其他物体，并不足以使我们将“活力原则”赋予它本身。在一切有机体当中，高级脊椎动物这样的有机体最具个体性。然而，高级脊椎动物只是由一个作为其母体一部分的卵子和一个属于其父体的精子发育而成的；而卵（即受精卵）则是两个祖先之间的连接环节，因为它同时具备先辈的两种性质；我们若是考虑到这一点，就能够懂得：每一单个的有机体，甚至人的有机体，只不过都是由其父母联合体的萌芽发展而成的。那么，个体的活力原则究竟起于何处、终于何处呢？我们将被一步步地带回去，一直到达个体最遥远的祖先：我们将发现该个体与这些祖先相一致，与原生质胶状物的那一小块物质相一致，而原生质胶状物大概是生命系谱之树的根本。在一定程度上，作为面对这个原始祖先的个体，它也与该祖先不同方向的全部后代相一致。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每一个体都始终由看不见的连结与生物的总体相联合。因此，试图将目的性限制在生物的个体性上，这是毫无作用的。倘若生命世界存在目的性，那这种目的性就包括一个个体所拥有的全部生命。毫无疑问，每一个体都拥有的这种生命，呈现出许多裂缝和不连贯性，它依然不属于能由数学计算的一个生命，无法允许每个生物被个体化到某种程度。不过，它毕竟形成了单一的整体。或者是彻底否定目的性，或者是提出一种假说，它不但将有机体的各个部分与有机体本身协调起来，而且将每个生物与其他一切生物的集合整体协调起来，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
将目的性碾成粉末，这也不会使它更容易为人所接受。我们应当全部否定有关生命固有的目的性这个假定，否则，对这个概念就必须进行处理，而这种处理与将它碾成粉末极为不同。
激进目的论的错误，如同激进机械论一样，在于过分扩大了我们智力的某些天然概念的应用范围。最初，我们仅仅为了行动才思考。我们的智力被注入行动的模型中。一俟行动成为必然，沉思便是奢侈。现在，为了行动，我们从筹划一个目的入手；我们先拟订一个计划，然后继续拟订实行该计划机制的细节。我们只有知道自己能以何为依据，才有可能进行上述的第二步操作。因此，我们必须设法从自然当中吸取那些相似的东西，它们能使我们预见未来。所以，无论是否有意识，我们都必定要利用因果性（causality）的规律。不仅如此，我们头脑里有效因果性的思想越是敏锐，这种思想就越是会以数学因果性的形式出现。由于这种规划表达了更严格的必然性，因而更具有数学依据。正因为如此，我们只要顺从我们思维的倾向而成为数学家便可以了。但另一方面，这种天然的数学，却不过是我们意识的一种顺从习惯底下僵硬的无意识架构而已，这种习惯总是将同样的原因与同样的结果联系在一起；而这种习惯的目的，通常是指导由意图激发的行动，或者说，是指导与旨在一种模式的重构相结合的那些运动（这两种说法的意思相同）。我们天生就是几何学家，同样，我们也是天生的艺匠（artisan）；而我们之所以是几何学家，完全因为我们是艺匠。因此，人类的智力是为了满足人类行动的需要而形成的，就这个意义而言，这种智力同时进行着规划、计算、调整符合目的的手段、设想越来越多的几何形式的各种机制。无论是将自然看做一台受制于数学规律的出色机器，还是将它看做一个计划的实现，看待自然的这两种方式都仅仅是两种思维趋向的结果，这两种趋向相互补充，并且具有共同的根源，即生命的必然性。
基于这个原因，激进目的论的许多观点都极为接近激进机械论。这两种学说都不愿看到：在事物的总体进程中（或者更简单地说，在生命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可预见的形式创造。在考察现实的时候，机械论仅仅关心具有相似性的方面或重复的方面。因此，它受制于一条规律，即自然中仅仅存在“同类相生”。越是强调机械论里的几何学，机械论就越是不能承认有什么东西是被创造出来的，即使是纯粹的形式，也是如此。于是，由于我们是几何学家，我们便拒绝那些不可预见的东西。诚然，我们的确也会接受它们，因为我们也是艺匠，因为艺术的生命就是创造，因为艺术意味着一种潜在信念，即天性的自发。但是，无关利害的艺术却如同沉思那样，乃是一种奢侈。我们在成为艺术家的很久之前，便已经是艺匠了；而一切制造无论何等粗糙，全都依赖于相似性和重复，这就像作为其支点的自然几何学一样。制造以其准备复制的东西为模型；即使是发明，也是以（或者它自认为是以）重新组合各种已知元素为依据。制造的原理是“我们必须使同类相生”。一句话，严格运用目的性原理，正如严格运用机械因果关系的原理一样，引导出了“一切都是已知的”这个结论。这两种原理分别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了同一个意思，因为它们是对同一个需要作出的反应。
这又成为它们抛弃时间的原因。真正的绵延一步步地吞噬着事物，在那些事物上留下自己的齿痕。倘若一切事物都是即时的，倘若一切事物都在内部变化，那么，同一个具体现实便绝不会再度出现。因此，只有抽象的重复才是可能的：被重复的只是我们感觉的某些侧面，尤其是我们智力的某些侧面，它们从现实中凸现出来，而这正是由于我们的行动（我们智力的全部努力都指向行动）只有在重复中才能活动。因此，智力便不顾时间的虚象，而集中于那些重复的东西，专注于将相同的东西密切相连的工作了。它不喜欢流动的东西，它将接触到的一切都加以固化。我们并不思考真正的时间，然而我们却生活着真正的时间，因为生命超越智力。我们对自身在进化的感觉，我们对纯粹绵延中一切事物都在进化的感觉，就是在智力概念周围形成那种（被恰当地称作）消退到黑暗中的模糊边缘。机械论和目的论都仅仅考虑在中央闪耀的明亮核心。它们忘记了，这个核心乃是由其余部分凝缩而成的；它们忘记了，必须使用整体，既要使用那些流动的东西，也要使用被凝聚的东西以外的那些东西，才能把握生命的内在运动。
的确，那种边缘若是存在，无论它何等纤细，何等朦胧，都比它围绕的明亮核心更具有哲学上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正是它的当前表现，使我们确认了那核心是个核心，确认了纯粹智力是一种经过凝聚的更广泛力量的缩略形式。并且，正因为这种模糊的直觉对指导我们针对事物的行动（这种行动仅仅发生在现实的表层）毫无帮助，我们就可能设想它不仅可以作用于表层，而且可以作用于表层下面。
我们一旦走出激进机械论和激进目的论桎梏我们思想的种种包围，真实就像某种新事物的不间断喷泉涌现了出来，它刚刚造成当前，便立即降落到过去；在这一确定时刻，它被智力扫视，而智力的双眼永远向后观望。这已经是我们内在生命的状况了。对于我们的每个行动，我们会很容易地发现它前面的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行动就是其先前行动机械作用的结果。我们同样可以说每个行动都是一个意图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我们行为的演进过程中，机械作用无处不在，目的性也无处不在。然而，我们的行动若涉及我们的个性，若真正是我们的行动，那它就是不可预见的，纵使其先前行动在这个行动被完成时解释了它，也是如此。并且，尽管这个行动实现了一个意图，但它作为当前和新的现实，却不同于那个意图，而除了再度开始或重新安排过去之外，那个意图从来都不指向其他任何目的。所以说，（这里的）机械论和目的论只是我们行为的外部视角。它们吸收了我们行为的智力性。但是，我们的行为在它们之间滑动，并且延伸得更远。这仍然不是说自由行动是无常善变、毫无道理的。任意的行为，就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现成解决方案中间摇摆不定，而最终选择其中之一。这种行为根本不是真正成熟的内心状态，根本不是真正的演化。它只是屈从了模仿智力机制的意志——无论这个论断显得何等似非而是，它都是如此。与此相反，一个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行为，则属于一种并不试图伪造现实的意志，这种意志始终保持自身（换句话说，它始终在演进发展），逐步成熟，发展为行动，而智力将能够把这些行动无限地分解为无法察觉的种种元素，却从未达到过这个目标。自由行动与这种观念毫无共同之处，而其“合理性”（rationality）却必须由这种非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来界定，这种性质任由我们在其中发明随便多少不可理解性。这就是我们自身进化的特征，不用说，这也是生命进化的特征。
我们的理性冒失妄为，积习难改，竟然以为自己根据天生的或争得的、先天的或习得的权利，已经具备了了解真理所需要的全部基本要素。即使如此，它也承认它并不了解呈现在它前面的对象；它相信自己的无知仅仅在于，它不知道其久负盛名的分类表中，哪一张表适用于这个新的对象。我们应当将这个新对象放进哪个准备拉开的抽屉里呢？我们应当给它穿上哪件已经裁好的服装呢？是这个，还是那个，抑或是另外一个呢？而“这个”、“那个”以及“另外一个”，则全都总是些已经被想象出来、已经被知道了的东西。我们必须为新对象创造出新概念，也许是必须为它创造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种念头使我们深感不快。然而，哲学史明明存在，它向我们表明了各种体系之间的永恒冲突，表明了不可能令人满意地给真实穿上我们现成概念的成衣，表明了制造衡量尺度的必要性。但是，我们的理性却并不走向这个极端，而是怀着自豪的谦逊，一劳永逸地宣布说，它仅仅涉及相对的东西，而绝对的东西则不在它的范围之内。这番事先声明，使它能毫不踌躇地运用其习惯的思考方式，因此，它以不接触绝对为借口，对一切作出绝对的判断。柏拉图第一个建立了“要了解真实就是找到其理式”的理论。换句话说，要了解真实，就是要将它强行装入事先存在、为我们随意支配的框架——仿佛我们生来就具备普遍知识一样。然而，对于人类的智力，这个信念却是十分自然的，实际上，它总是在确定应当将新对象列在哪个先前已有的标题下面。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全都是天生的柏拉图主义者。
这种方式的不足之处，没有任何地方表现得比在种种生命理论中更加明显。在向着作为一般的脊椎动物的演化过程中，在向着作为特殊的人类及智力的演化过程中，倘若生命已经不得不在中途放弃了许多不适应这种特殊组织样式的元素，不得不（像我们将要表明的那样）将这些元素交给其他一些发展线路，那么，我们必定会再度发现、必定要将其与严格意义上的智力重新结合起来、以便把握生命活动的真正性质的东西，不是别的，而正是这些元素的全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有可能获得朦胧直觉边缘的帮助，它围绕在我们明确的（即智力的）表现（representation）周围。这是因为，这种无用的边缘是演化原理的一部分，它并未缩减成我们组织的特定形式，而是不请自来、毫无必要地处在这个形式的周围，舍此它又能是什么呢？当然，正是在这里，我们必须寻找一些暗示，以扩展我们思想的智力形式；我们应当从这里吸取必要的冲动，以便提高我们自己。形成有关生命整体的概念，这不可能是将一些简单的概念结合起来，而生命本身在其进化过程中已经将这些简单概念留在了后面。局部怎能等于整体？内容怎能等于形式？生命运作的副产品又怎能等于运作本身呢？然而，当我们将生命定义为“从同质性向异质性的过渡”时，或者当我们用从并置智力断片中得来的任何其他概念去界定生命时，这就是我们的错觉。我们将自己置于进化达到成熟的某个点上——那无疑是个主要的点，但不是唯一的点；在这个点上，我们甚至并不需要保留全部的发现，因为在智力中，我们只保留一两个可以自我表达的概念；而正是这个局部的局部，却被我们宣布为整体的表现，宣布为某种确实超越了具体整体的东西的表现，即（这个“整体”仅仅是其当前状态的）进化运动的表现！实际情况是，要表现进化运动的真正性质，全部的智力应当并不算多——不，应当说还嫌不够。我们还必须为它补充进化的其他一切终结点。我们必须将这些变化多端、多种多样的元素看做许许多多的摘要，它们以其最粗陋的形式出现（至少是曾经以这种形式出现过），它们相互补充。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对进化运动的真正性质略有感觉。即使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无法彻底把握它，因为我们还是只能把握已经进化了的东西（它是进化的结果），而无法把握进化本身，因为它是产生结果的行动。
这就是我们正要讨论的生命哲学。它宣布自己要超越机械论和目的论。但是，我们在开始时已经说过，这种生命哲学更接近目的论，而不是更接近机械论。深入讨论这一点，更精确地表明这种生命哲学与目的论的异同，这想必不会出什么差错。
我们的哲学近似于激进目的论，但其形式较为模糊。这种哲学将有机界表述为一个和谐的整体。但是，这种和谐远非它被宣布的那样完美无缺。它允许众多的不和谐，因为每个物种，甚至每一个体，全都仅仅保留着某些冲动，这些冲动来自普遍的生命冲动，全都具有为其自身利益而运用这种能量的趋向。其中包含着适应（adaptation）。因此，各个物种及个体全都仅仅考虑它们自己——由此便有可能产生与其他生命形式之间的冲突。所以说，其实并不存在和谐，和谐只是原则上存在。这就是说，原始冲动是一种共同的冲动，我们向生命之流追溯得越高，不同趋向就越是会显得相互补充。因此，一条大街拐角的风虽然分成了不同的方向，但它们全都是同一阵风。和谐，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互补性”（complementarity），只有在群体中才能被揭示，只有在趋向中、而不是在状态中，才能被揭示。尤其要指出的一点（也是一直被目的论严重误解的一点）是，与其说和谐位于我们前面，不如说它位于我们后面。这恰恰就是因为和谐与冲动相一致，而并不与共同的渴望相一致。试图给生命标上一个终点（就这个字对于人类的意义说），这将毫无用途。言及一个终点，就是设想了一个事先存在、有待于实现的模式。因此，设想一个终点，也就是假定一切都是既定的，就是假定从当前里能够读出未来。设想一个终点，就是认为生命的整体性运动也像我们的智力那样，而后者的运作不过是对生命静止的、片断的观察，因而当然位于时间之外。与此相反，生命却在时间中进展和延续。当我们走过了一段路以后，我们当然能够回顾它，标出它的方向，用心理学术语记下这种情况，而将它说成是在追寻终点。我们就应当如此进行自我表达。然而，对于将要被走过的路，人类的大脑却可能一无所知，因为那条路是被将要走在上面的行动同步地（pari passu）创造出来的，它除了是这个行动本身的方向之外，什么都不是。因此，在每个瞬间，进化都必定要承认一种心理学解释，从我们的角度看，这是最佳的解释；不过，这种解释除了在反思时以外，既没有任何价值，甚至也没有任何意义。目的论的解释（例如我们将要提出的那种）绝不应当被看做对未来的预期。它是参照当前而观察过去的一种特定样式。一句话，目的性经典概念的推论既嫌过多，又嫌过少，既过分宽泛，又过分狭窄。在用智力解释生命时，它过多地限制了生命的意义：智力（至少是我们在自己身上发现的智力）在发展过程中已经被进化所形成；它被从某种更大的东西上切割了下来，或者说，它只是一种投射（projection），是具有起伏及深度的真实的某个层次所必需的投射。真正的目的论应当重构的，或者说，（若是可能）应当一次性地观察到的，正是这种更带综合性的真实。但在另一方面，将相似的东西连接起来，观察到并且制造出重复，这种机能却超越了智力，正是因为如此，这个真实才无疑是创造性的真实；换句话说，这个真实在其种种效应里扩张并且超越了其自身的存在。因此，这些效应就不是事先赋予它的，所以它就无法将它们视为终点，尽管这些效应一旦产生，就容许对它们作出合理的解释，正如那些再现了模型的物品容许对它们作出合理解释那样。总之，终极原因的理论若是将自己局限于将智力归因于自然，那它走得还不够远；而它若是假定当前里存在以意念形式出现的、事先存在的未来，它又走得太远了。而第二种理论（它错在过分）来自第一种（它错在欠缺）。我们必须以更带综合性的真实，去替换严格意义上的智力，而对于更带综合性的真实，智力不过是一种摘要而已。因此，未来就显现为过去向当前中的扩展，当前中并不包含以被表现的终点的形式出现的未来。而未来一经实现，就会对当前作出解释，当前也将对它作出解释，甚至会作出更多解释；必须尽量将未来看做一个终点，不仅如此，还必须尽量将它看成一种结果。我们的智力有权从其习惯的角度去抽象地考察未来，因为智力本身就是对其存在原因的一种抽象观察。
的确，这样一来，原因便似乎不在我们的把握之内了。生命目的论已经逃避了一切精确的确证。倘若我们超出了它的某个方向，又会如何呢？实际上，我们离开本题，做了一番必要的讨论之后，又在这里回到了被我们视作根本的那个问题上：事实能够证明机械论的不足吗？我们说，只有坦诚地接受进化论的假定，才有可能证实这一点。我们现在必须表明，倘若机械论不足以说明进化，那么，证明这种不足的办法，就不是停留在目的性的经典概念上，更不是将它浓缩或者稀释，恰恰相反，而是更前进一步。
让我们立即指出我们的证实的原则。我们谈及生命时说，生命从起源开始，就是同一个冲动的延续，它分成了各种不同的进化路线。通过一系列的增添，一些东西成长发展起来，而这些增添就是许许多多的创造。这种发展造成了各种趋向的分离，这些趋向若是不变得互不相容，其成长就不能超出某个点。严格地说，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止我们去想象，生命的进化有可能通过分布于数千个世代中的一系列变形，发生在一个单一的个体上。要么，不是单一的个体，也可以假定任何数目的个体，它们彼此相继，形成以由低到高的直线发展序列。在这两种情况下，进化都将（可以说）仅仅具有一个维度（dimension）。但是，进化实际上出现在数百万的个体上，发生在各个不同的线路上，每条线路都结束于一个岔口，而从这个岔口又放射出一些新的路径，如此发展，乃至无穷。我们的假定若是正确的，沿着这些不同道路运作的基本原因若是属于心理学方面的，那这些原因就必定保留了某些共同的东西，尽管它们的结果并不相同，这就如同久别的校友都保留着对童年时期的同样记忆一样。道路可能分岔或者分出旁支，一些分散的元素可能会沿着这些支路、按照独立的方式发展，尽管如此，使各个部分的运动得以继续的，依然是整体的原始冲动。所以，整体的某些东西必定一直存在于各个部分当中，而这种共同元素会以某种方式被我们看清，也许正是极不相同的有机体中呈现出相同的器官，使我们看清了这些共同的元素。例如，假定机械论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进化就必定通过一系列彼此相加的事件而发生，每个新的事件若是有利于当前生命体所表现的那些先前有利事件的总和，那它就会被选择而保留下来。将两个截然不同的事件系列加在一起，使两种截然不同的进化将达到近似的结果，这如何可能呢？两条进化路线的差别越大，偶然的外部影响、或者偶然的内部变动在它们上面造就同样器官构造的可能性就越小，倘若产生分支时根本不存在这种器官，那就尤其如此。但是，与此相反，按照我们这样的假定，两个产物之间的这种相似性却是很自然的，甚至在最新的通道里，冲动中也存在某种得自源头的东西。因此，纯粹机械论将是可以驳倒的，而目的性（在我们理解的特定意义上）若能证明在进化的不同路线上，生命可能制造出相似的器官和不相似的手段，那么它将在某个特定方面得到证实。而证据的说服力，将与如此选择出来的路线的差异性、与在它们当中发现的相似结构的复杂性形成正比。
可以说，结构的相似，乃是由于生命演化总体条件的相同；而这些永久性的外部条件，会使构成这种或那种器官的种种力量朝同样的方向发展，尽管短暂易变的外部影响和偶然的内部变化是多种多样的。当然，我们并非没有看到“适应”这个概念在当今科学中所发挥的作用。生物学家对这个概念的利用自然各有不同。有人认为，外部条件能够通过在有生命物质中引起的物理化学变动，使有机体以直接的方式朝一个明确的方向变化；例如，这就是埃莫尔（Eimer）提出的假说。另一些人则更忠实于达尔文主义的精神，他们相信条件的影响只是间接地发挥作用，在生存竞争中，这些影响有利于某些物种的代表，这些物种的产生机会已经最佳地适应了环境。换句话说，一些物种认为外部条件的影响是积极的，因而说它们确实引发了变异，而与此同时，其他的物种却说这些条件仅仅具有消极的影响，因而只能消除变异。但在这两种情况下，外部条件都被假定为能使有机体对其环境作出精确的调整。因此，这两种人都试图用对相似条件的适应去机械地解释结构的相似性，而结构的相似性正是我们反对机械论的最有力论据。所以，在进一步讨论细节之前，我们必须立即概括地指出：为什么我们认为用“适应”做解释尚不够充分。
我们首先要指出，在上面的两个假定里，后一个是唯一不模棱两可的假定。自动淘汰不适者的适应过程，达尔文主义的这个思想既简单，又明确。不过，这个思想认为制约进化的外部原因仅仅具有消极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它在解释复杂器官（例如我们马上就要着手考察的那些器官）的进化和（可以说）由低向高的直线发展时便困难重重。两条截然不同的进化路线上的两种极为复杂的器官，却具有相似的结构，在解释这一点时，这个思想遇到的困难简直不知要大多少！偶然变异（accidental variation）无论多么微小，都意味着大量物理化学微小原因的作用。因此，偶然变异的积累（例如必然产生复杂结构的那种积累）就必定要求几乎无数种无限小的原因共同发挥作用。这些原因完全是偶然的，处在时空的不同点上，它们何以会以同样的次序重现出同样的东西呢？谁都不会认为会出现这种情况，而达尔文主义者本身也仅仅会主张：相同结果也可能来自不同的原因；要到达同一个地点，有不止一条路可走。可是，我们绝不能上一个比喻的当。那个到达了的地方，并不会给出通向它的路途的形式；而一个有机结构，却恰恰是进化为了达到它而必须经历的那些微小区别的累积。解决这部分问题时，生存竞争与自然选择可能毫无用处，因为我们这里关心的，并非已经死亡的东西，而我们不得不考察的，是那些已经存活下来的东西。现在我们看到，通过结果的逐渐积累，进化的各个独立路线上已经形成了相同的结构。以偶然的次序出现的那些偶然原因，何以能被假定为反复地造成同样的后果、何以能被假定为数目无限的原因和无限复杂的结果呢？
机械论的原理是“同样的原因产生同样的结果”。当然，这个原理并不总是意味着同样的结果必定来自同样的原因，但在特殊情况下，它确实会包含这种影响力。这种特殊情况就是，那些原因在其造成的结果中依然可以见到，并且确实成了构成结果的要素。两个步行者从不同地点出发，随意游逛，而最终居然相遇了，这也绝非怪事。不过，在他们的全部行程中，他们居然会描出两条能够精确地相互重合的弧线，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些路线越是复杂，这种未必可能性（improbability）就越大；倘若那些曲曲折折的路线无限复杂，那就成为不可能性（impossibility）了。在一个器官里，数千个不同的细胞按照确定的次序排列着，而这些细胞本身全都是某种有机体，与器官的复杂性相比，那曲折路线的复杂性又算得了什么呢？
那么，让我们转到另外一个假定，看看它如何解决这个难题。这个假定说，适应并不仅仅是淘汰不适应者，正是由于外部条件的积极影响，有机体才塑造了其自身的形式。这一次，相似的结果可以解释为来自相似的原因了。显然，我们应当坚持纯粹机械论。不过，我们若是仔细观察，就会看到：这不过是字面上的解释，我们再次上了词句的当。这种答案的机巧就在于，在同一时间内，将“适应”这个术语理解为截然不同的两种意义。
我若是向同一个杯子里轮流倒入水和酒，这两种液体就会具有同样的形式，而形式的相同性便源自内容对容器适应的相同性。这里，“适应”的确意味着机械的调整。其理由是，明显存在着材料使自身去适应的那个形式，它是现成的，它已经将自身的形状强加在材料上了。然而，有机体适应它不得不生存于其中的环境，其中事先存在、等待着材料的那个形式又在哪里呢？环境不是可以向其中注入生命的模具，不能让生命去采用其形式：一个比喻的确很可能使人们看不清这一点。形式尚未出现，生命必须为自己创造出一个形式，这个形式应当与为它造就的环境相适应。生命将不得不最充分地利用这些环境，抵消其不利，而利用其优势——一句话，就是建立与外部行动不同的机能，对外部行动作出反应。这样的适应不是重复（repeating），而是回应（replying），是一种迥然不同的东西。倘若说依然存在着“适应”，那它的含义就是：你可以用这个术语表示（例如）一道几何题与条件相适应的解。我承认，如此理解的“适应”的确说明了不同进化过程产生相似形式的原因，相同的题当然要求相同的解。但这样一来，就必须如同求几何题的解那样，引入一种智力活动，或者至少引入一种发挥同样作用的原因。这就是再度引进目的性，而这一次，目的性却比以往更加充满了人神合一的（anthropomorphic）要素。总之，适应若是被动的，若是在环境赋予模具的起伏上的纯粹重复，它就无法造就任何试图使它造就的东西；而适应若是主动的，若是能针对条件提出的问题得出经过计算的解，以此作出回应，那它就超过了我们最初指定的方向（在我们看来，它走得太远了）。然而，实际情况是，在“适应”的这两种含义之间，存在一条秘密通道；每当你运用它的第二种含义、而马上就要被当场拿获（flagrante delicto）时，这条秘密通道就是你的逃脱之路。其实，服务于通常的科学实践的，正是第二种含义；但是，通常提供其哲学的，却正是第一种含义。你将一切特殊意义上的适应过程说成是有机体作出的一种努力，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外部环境的机能。于是，你就将一般意义上的适应说成是一种没有倾向性的材料被动接受的、来自环境的真正印记。
我们还是举例说明吧。这里，首先总体地比较一下植物与动物，这将是很有意思的。植物与动物在性别方向上完成了平行的进化，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异。在高等植物和动物当中，这种受胎作用本身是相同的，因为它（在植物和动物身上）就是两个细胞核的结合，在结合之前，它们的特征和构造不同，而一经结合，便立即变为彼此相同；不仅如此，而且双方性元素的准备也都在相似的条件下进行：从本质上看，这个准备就是减少染色体的数量和排除一定量的染色物质。【20】然而，植物和动物已经在独立的线路上演进，受惠于不同的环境，也面对不同的障碍。这里出现了一直在分化的两大系列。无论在哪条线路上，都有成千上万的原因共同决定着形态和功能的进化。不过，在这两个系列中，这些无限复杂的原因却分别造成了相同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几乎不能被叫做一种“适应”现象：适应何在呢？外部环境的压力又何在呢？性别的发生并不具有明显的实用性；它被以最多的方式加以解释；而一些非常尖锐的探询者，甚至将植物的性别看做（至少是）自然分配给植物的一种多余物。【21】不过，我们不打算纠缠这些众说纷纭的事实。一些更简单的例证，将更加清晰地强调出“适应”这个字的模糊性，强调出超越机械因果论观点和人神合一目的性的必要性。目的性学说始终在强调感觉器官的结构奇妙无比，以将自然造化喻为聪明工匠的运作。现在，人们在低等动物身上也发现了这些器官（它们处于初级状态），而在最简单有机体的色素斑和脊椎动物无比复杂的眼睛之间，大自然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处于中间状态的形式，因此，我们最好还是说：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自然选择自动地完善了这个器官。总之，倘若存在一种似乎能被证明能够激起适应的原因，那自然选择便正是这个特殊的原因。这是因为，对于性繁殖等过程的功能及意义，在与其发生条件相关的范围内，虽然会引起种种讨论，但眼睛与光的关系却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将这种关系称为适应的时候，必须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所以，我们若能表明，在眼睛这个特殊实例中，这两个学说援引的原理都不充分，那我们的论证马上就会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了。
让我们考察一些实例吧（目的论者一直抓住这些实例不放），它们就是人类的眼睛这种器官的构造。目的论者毫不费力地表明，在人眼这种极度复杂的器官里，一切元素都奇迹般地协调合作。一部讨论终极原因的有名著作的作者说，为了行使视觉，“巩膜组织表面的一点必须变为透明，才能使照明光线穿透它……；角膜和眼窝开口必须严格对应……；在这个透明的开口后面，必须有折射介质……；暗室底端必须有视网膜……；必须有无数个垂直于视网等等，等等。”【22】终极原因论者作出了进化论者的假定，作为回答。我们人类的眼睛，在其一种功能中就包含了数千个元素的协调运作，考察这样的眼睛，当然会认为一切的确都是奇迹。不过，看看那个功能在纤毛虫身上的原始状态吧，它在那里减弱成了色素斑对光的纯粹可感光性（这几乎纯粹是化学的），这个功能起初也许只是一个偶然事实，是由器官的轻度复杂化造成的，这种轻度复杂性又造成了功能的改进。它既可能通过某种不为人知的机制被直接完成，也可能只是通过它带给生物的有益效应、通过生物因此而为自然选择提供的契机而间接完成。因此，对我们人类所具有的这种眼睛的发展成型，便可以作出一个解释，它产生于功能与器官之间数不清的作用和反作用，除了机械原因之外，没有受到其他任何原因的介入。
的确，像目的性学说以及机械论本身那样，倘若将这个问题直接摆在功能和器官之间，它便很难得到解决。这是因为，器官和功能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术语，它们密切地相互制约，以致不可能先验地（a priori）说，在表达两者的关系时，我们究竟是应当像机械论那样从前一个术语开始，还是应当像目的论所要求的那样从后一个入手。不过，倘若我们比较两个性质相同的术语，即将器官与器官相比较，而不是与器官的功能相比较，那么，这个讨论的结果就会截然不同。这就有可能使讨论一点一点地获得进展，得出越来越有说服力的结论，而我们作出进化论的假定越是坚决，就越有机会获得成功。
我们将脊椎动物的眼睛与软体动物（例如普通的扇贝）的眼睛放在一起。在两种动物的眼睛上，我们发现了相同的基本部分，它们由相似的元素构成。扇贝的眼睛具有视网膜、巩膜，以及由人类那样的细胞结构构成的晶状体。甚至存在视网膜元素的特殊倒位（inversion），而一般非脊椎动物的视网膜并不如此。虽然软体动物的起源可能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无论我们持哪种观点，在一个问题上却是一致的，即在扇贝那样复杂的眼睛出现前很久，软体动物和脊椎动物已经从它们共同祖先的主系上分开了。那么，它们眼睛结构的相似性又从何而来呢？
就这一点，我们分别向进化论解释中两个相互对立的体系提问——其中一个是“纯偶然变异”的假定；另一个是“受外部条件影响的定向变异”的假定。
众所周知，当今有两种颇为不同的形式提出第一个假定。达尔文曾经谈到由自然选择积累起来的极微小变异。他并非不知道存在突发变异的事实，但他认为，这些“突变”（sports，这是他的叫法）只是些无法使自身永存的畸形；他认为物种产生于无法察觉的变异的积累。【23】许多自然学家依然持这种观点。然而，这种观点却往往会转化为一个与之对立的思想，即随着同时呈现出几种新特征（这些特征多少都与先前的特征不同），一个新物种便突然产生了。许多作者已经提出过这后一种假定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贝特森（Bateson）在一本出色著作【24】里提出的。这个假说由于德伏莱斯（Hugo de Vries）的惊人实验而具有了深刻意义，并且具有了巨大的说服力。这位植物学家研究月见草属植物（Oenothera Lmarckiana），在几代之后获得了一些新物种。他从实验中得出的理论最引人兴趣。物种都要依次经历稳定期和变形期。“易变”（mutability）期到来时，在不同方向上，会突然产生大量意想不到的形式。【25】——在这个假定与“无法察觉的变异”的假定之间，我们并不想偏袒任何一个。确实，也许两者都具有一部分的正确性。我们只想指出，被引起的变异若是偶然的，那无论这种变异是大是小，都不能成为我们已经引述的那种结构相似性的原因。
首先，让我们采取达尔文关于“无法察觉的变异”的理论，并且假定，微小差异的产生是由于机会以及连续的积累。有机体的一切组成部分都必然相互协调，这一点也绝不能忘记。至于功能究竟是器官的结果还是原因，这并不重要，有一点是确定的——器官若不发挥功能，那它将毫无用途，也不会成为选择的契机。倘若视觉中枢以及视觉器官本身的几个部分没有与视网膜同时发展，那么，无论视网膜的微观结构如何发展，无论它将变得如何复杂，这种进展都将可能阻碍视觉，而不是有利于视觉。变异若是偶然的，它们又如何能在同一时间里发生于器官的各个部分、而使器官继续行使功能呢？达尔文深知这一点，而这正是他将变异看做无法察觉的理由之一。【26】这是因为，视觉器官的一个点上偶然产生的差异若是非常微小，那就不会阻碍这个器官的功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第一次偶然变异有待于一些补充性变异的积累，才能使视觉更加完善。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但只要那些补充性变异尚未产生，无法察觉的变异就既不会妨碍、也不会帮助眼睛发挥功能。在那种情况下，自然选择如何能够保留变异呢？你会不很情愿地找出理由，说微小变异是有机体建立的边齿石（toothingstone），是为建立以后的结构保留的基础。这个假定（它与达尔文原理几乎没有相符之处）造成的困难，甚至在说明一个器官的变异时也难以回避；这个器官沿着进化的单一主线发展，它就是脊椎动物的眼睛。但是，当我们观察到脊椎动物的眼睛与软体动物的眼睛相似之处时，这个假定就绝对迫使我们不得不相信了。倘若这些变异是纯偶然的，那么，在进化的两条独立路线上，如何会以相同的次序产生不计其数的、相同的微小变异呢？分别地看，这些微小变异个个都毫无用处，它们又是如何为选择所保留，如何在这两个路线的进化中按照同样的次序积累起同样的东西呢？
那么，让我们转向“突然变异”的假定，看它是否能够解决这个难题。它当然减少了在一个观点上遇到的困难，却使另外一个观点的困难增加了。软体动物和脊椎动物的眼睛若是由于不多几次突然跃进才发展到了今天的形式，那么，我理解这两个器官的相似性时的困难，就会比其相似性来自相继获得无数极小相似性时少一些。无论是哪种情况，起作用的都是机会，不过，在第二种情况下，却不要求机会造出像它在第一种情况下必须造出的奇迹。我不仅能更好地理解需要增加的相似性数量何以会减少，而且能更好地理解每个相似性如何能被保留而与其他相似性共存；因为元素的变异现在已经足以能被视为有利于生物了，因而也成了选择运作的对象。但是，这里又生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同样艰难，它就是视觉器官的所有组成部分都突然改变了，它们如何会依然保持良好的协调，而使眼睛继续行使其功能呢？哪怕仅仅是一个部分的改变都会使视觉失灵，除非这种改变绝对是无限小的变化。所以，各个部分必须同时改变，每个部分都要参照其他部分作出改变。我赞成一个见解，即在不那么幸运的个体身上，可能确实已经产生了大量互不协调的变异；自然选择可能已经淘汰了这些个体；而只有那些适应延续视觉、能够保留和改进视觉的联合体，才能存活下来。同样，这些联合体也必须被产生出来。并且，假定机会将提供一次这样的恩惠：在一个物种的历史进程中，机会重复了本身相同的恩惠，以使每个时刻都同时产生新的复杂体，它们奇迹般地互相参照，互相调整，因而联系着先前的复杂体，并且按照相同的方向继续前进，我们能承认这一点吗？尤其是，我们如何能够假定一系列纯粹的“偶然”造成了这些突然变异呢？沿着两条独立的进化路线，这些变异具有相同的次序，并分别使越来越繁多、越来越复杂的元素完美和谐。
当然，这里将会援引相互关联（correlation）规律；达尔文本人就援引了这个规律。【27】这个规律认为，变化并不是定位于有机体的一个单一点上，其他的点上也必然存在这个变化的反弹力。达尔文引述的那些例证，至今依然是经典性的，例如生着白星眼（blue eye）的猫通常都耳聋，无毛狗的齿系（dentition）都不完整等等，这些都得到了证实。但是，我们现在还是不要玩弄“相互关联”这个字眼吧。一致（solidary）变化的集合整体是一回事，而互补（complementary）变化的系统则是另一回事；后者的变化相互协调，能够维持甚至改进一个器官在更复杂条件下的功能运作。毛发（pilus）【28】系统的异常应当伴随着齿系的异常，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即使我们不去援引特殊的解释原理，也是如此。这是因为，毛发与牙齿是相似的构造，【29】而阻碍毛发构成的胚芽的化学变化，也可能同样妨碍齿系的成型：白星眼的猫的耳聋，也可能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在这些不同的实例中，“相互关联的”变化仅仅是些一致（solidary）变化（更不用说它们实际上是些损伤了，也就是说，是缩减或抑制，而不是增添，这两者大不相同）。但是，我们言及眼睛不同部分突发的、“相互关联的”变化时，使用的却是这个词的全新意义，它意味着存在一整套变化，它不仅同时发生，不仅被起初的共同体紧连在一起，而且彼此协调良好，使器官继续行使相同的简单功能，甚至使器官更好地行使那些功能。胚芽中产生的变化既影响视网膜的成型，又可能同时影响角膜、虹膜、晶状体、视觉中枢等的成型；倘若必要，我承认这些构造原初性质之间的差别，大于毛与齿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别。但是，说所有这些同时发生的变化居然能够改进甚至哪怕仅仅是能够维持视觉，那么，根据突然变异的假定，这正是我无法接受的，除非引进某种神秘的原理，其职能是特别维护功能的利益。可是，这将使我们放弃关于“偶然”变异的观念。实际上，在生物学家的头脑里，“相互关联”这个词的两种意思常常被互换使用，这正像“适应”这个词的两种意思被互换使用一样。在植物学上，这种混淆几乎是合法的；在植物学里，物种通过突然变异而成型的理论，建立在最坚实的实验基础上。在植物当中，形式与功能的联系远不像在动物当中那样密切。甚至形态上的深刻区别（例如叶片形式的变化）也对行使功能根本没有明显的影响，因此，要使植物继续适于生存，也并不需要一整套互补性变化。但是，在结构非常复杂、功能非常微妙的动物身上，尤其是在像眼睛这样的器官上，情况就不同了。在这些情况下，不可能将简单的一致变化与同时是互补性的变化看做同样的东西。必须仔细区分“相互关联”这个词的两种意思，若将其中一种意思用于推理的前提，而将另一种意思用于结论，这就大错而特错了。当援引相互关联原理去解释细节、以便说明互补性变异时，人们正是这样做的。于是，普遍意义上的“相互关联”就被用来指胚芽的任何变异造成的任何一组变异了。因此，在当代科学中，“相互关联”这个概念便先是被像目的论者那样地使用；它被理解为：这是便于自我表达的唯一方式；解释这些原理的性质、从科学转到哲学时，你可以纠正这个概念，回到纯粹机械论。这样一来，你的确回到了纯粹机械论，不过，你借助的唯一方法就是赋予“相互关联”这个词一个新的意义，而这个新意义却使相互关联无法被用于要它解释的细节。
总之，倘若造成进化的偶然变异是无法察觉的，那就必须诉诸一些良好的基因（即未来物种的基因），来保留和积累这些变异，因为选择不会照顾到这一点。相反，倘若偶然变异是突发的，那么，为了使先前的功能得以继续，或者为了使新的功能取代原有功能，同时发生的一切变化就必须是互补性的。因此，我们便又回到了良好基因上，这一次是为了汇集各种同时性的变化，而前一次是为了确保连续变异方向的连续性。但是，无论哪种情况，独立的进化路线上同样的复杂结构的平行发展，都不是由于偶然变异的纯粹累积。这样，我们就面对着已经考察的两个重要假定中的第二个。假定变异不是由于偶然的内部原因，而是由于外部环境的直接影响。让我们看看，根据这个假定，我们应当沿着哪条途径去解释两个系列眼睛结构的相似性，而从种系发生学的观点看，这两个系列是彼此独立的。
软体动物和脊椎动物虽然是分别进化的，但它们全都暴露在光的影响之下。光是造成一些明确结果的物理原因。光的行动方式是连续的，它能在恒常方向上产生连续变化。脊椎动物和软体动物的眼睛，当然不大可能是通过纯粹机会使然的一系列变异产生的。即使将光作为选择装置，以便只保留有用的变异，（即使从外部加以监控）机会的变幻也不可能使两者中以同样方式互相协调的元素按同样的方式并列起来。然而，倘若假定光直接作用于有机材料，以改变材料的结构、将这种结构变为其自身的形式，那结果就不一样了。这样一来，两种结果的相似性就可以用原因的同一性来解释。越来越复杂的眼睛，如同光在一种材料上越来越深的印痕；这材料是有机的，并且具有接收光的天然倾向。
然而，能将一种有机结构比喻为一个印痕吗？我们已经提醒过读者注意“适应”这个词的模糊性了。一种日益适应外部环境模具的形式，其渐进的复杂化是一回事；而一种从这些环境中越来越多地吸取益处的器官，其日益复杂的结构，则是另一回事。在前者，材料仅仅接收一个印痕；而在后者，材料则产生积极的反作用，它解决一个问题。我们说“眼睛已经变得越来越适应光的影响”时，显然是在使用“适应”这个词的第二种意义。不过，我们往往有意无意地从这个意义转向另一个意义；于是，一种纯粹机械论的生物学，也会将无生命材料的被动适应（即屈服于其环境的影响）极力等同于有机体的积极适应，而积极适应就是从环境影响中吸取可以据为己有的益处。必须承认：大自然本身似乎在诱使我们的大脑去混淆这两种不同的适应，因为她往往开始于消极适应，而后来，她才会建立起一种积极反应的机制。因此，在我们考察的这种情况中，在低等有机体的色素斑里就无疑能够发现眼睛的最初雏形；这个斑点可能确实产生于物理原因，即来自光的单纯行动；而在简单的色素斑与像脊椎动物那样复杂的眼睛之间，存在大量处于中间形态的眼睛。然而，我们从一个事物逐渐变为另一个事物，这并不意味着这两个事物的性质相同。一位演说家为了操纵听众而首先为听众的激情所打动，我们也不能由此推论说“追随与领导是一回事”。现在，有生命材料要使环境变得有利，它除了先使自己消极适应环境之外，别无他途。要指挥运动，必先从适应它入手。生命是从迂回屈就开始的。色素斑与眼睛之间的各种中间形态全都无关要旨，这些中间形态无论怎样繁多，色素斑与眼睛之间的差距，都依然如同照片与照相机之间的差距一样。当然，照片已经逐渐变成了照相机，可是单单有光这种物理力量，是否就能造就这个变化，将光留下的印象转变成使用它的机器呢？
有人可能会说：在这个问题上，考虑实用性完全不着边际；眼睛不是为了看而形成的，而我们看是因为我们有眼睛；器官就是器官，而“实用性”是我们用来标明这个结构的功能效果的词。然而，我说眼睛“利用了”光，这并不仅仅是指眼睛能看；我也暗示了这样的意思，即这个器官与运动机构之间存在着一种极为精确的联系。脊椎动物的视网膜在一根视觉神经上被延伸，而该神经又被与运动机制相连的大脑中枢所继续。我们的眼睛对光的利用，在于它使我们能够借助反射运动、去利用那些被我们认为有用的对象，躲避那些被我们认为有害的对象。现在，由于光可能以物理方式造就色素斑，它就当然也能够以物理方式确定某些有机体的运动（例如纤毛虫的纤毛对光的反应）。但谁都不会认为：光的影响以物理方式造成了神经系统、肌肉系统、骨骼系统，造成了脊椎动物视觉器官中延续下来的一切。当人们说到眼睛的逐步成型时，不仅如此，当人们考虑到分别与眼睛相关的一切时，实际上就是在谈一种与光的直接行动迥然不同的东西。人们暗暗地赋予了有机材料某种独特的（sui generis）能力，赋予了它一种神秘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建立极为复杂的机能，以利用它承受的简单刺激。
然而，这恰恰就是被宣布为不必要的东西。据说，物理学和化学给了我们理解一切的钥匙。在这方面，埃莫尔（Eimer）的出色工作极具启发性。众所周知，这位生物学家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全力去证实：变形产生于同一方向上外部影响对内部的持续作用，而不是像达尔文认为的那样，产生于偶然的变异。他的理论建立在对最高利益的观察之上，其出发点是对某些蜥蜴外皮颜色变异过程的研究。在这以前，多夫梅斯特尔（Dorfmeister）那些业已陈旧的实验曾表明，相同的蝶蛹，根据其顺应冷热的实际情况，会产生种类极为不同的蝴蝶；这些蝴蝶长期被看做是独立的物种，即vanessa levana和vanessa prorsa（丽蛱蝶属的两种蝴蝶）：中间状态的气温造就中间形态的形式。我们可以将这些事实与在一种小型甲壳纲动物身上观察到的重大变形归入一类；这种甲壳纲动物就是Artemia salina（卤虫），当它生活的水中盐的含量增减时，它就产生变形。【30】在这些实验里，外部因素似乎起到了作为变形原因的作用。可是，这里的“原因”究竟是指什么呢？我们无需彻底分析因果性这个观念，而只要指出一点就可以了，这个术语的三种含义通常被混淆。原因的运作可以是推动，可以是释放，也可以是展开。一个弹子球若是撞击另外一个弹子球，它就以推动的方式确定了后者的运动。引爆炸药的火花是通过释放来运作的。驱动唱机、逐渐放松的发条，则展开了刻在圆筒上的曲调。【31】那个被演奏的曲调若是结果，发条的放松若是原因，那我们就必须说：原因通过展开（unwinding）而起作用。区别这种情况的依据，是原因与结果之间一致性的大小。第一种情况中，结果的数量和性质随着原因的数量和性质的变化而变化。第二种情况中，结果的数量和性质都不随着原因的数量和性质的变化而改变：结果是不变的。第三种情况中，结果的数量取决于原因的数量，但是原因并不影响结果的性质：发条驱动圆筒转动的时间越长，我听到的曲调就越多，但那个曲调的性质，或者我听见的那部分曲调的性质，却并不取决于发条的运作。其实，只有在第一种情况下，原因才解释结果；而在另外两种情况下，事先都多少给定了结果，而被激起的前件（antecedent）（当然，它们的程度不同）与其说是原因，不如说是契机（occasion）。现在，说水的咸度是卤虫变形的原因，或者说温度决定了某种蝶蛹变为蝴蝶时翅膀的颜色和花纹，这时使用的“原因”这个词，是否是其第一种意义呢？显然不是：这里，因果性具有一种中间性的意义，它界于展开与释放之间。的确，埃莫尔说到变异的“万花筒般的”特征时，【32】或者当他谈到有机材料的变异以确定的方式运作、如同无机材料按照确定方向结晶一样时，【33】这似乎就是他本人的意思。也许可以承认：皮色的变化只是个物理化学过程。不过，倘若将这样的解释加以扩大，用来解释（例如）脊椎动物眼睛的逐渐成型，那就必须假定生物的物理化学就是光的影响使有机体构成了视觉器官的发展系列，它们全都极为复杂，却全都能够观看，能够看得越来越清楚。【34】为了划定如此不同凡响的物理化学，最坚定的目的论者还能说出些其他什么呢？软体动物卵子不可能具有与脊椎动物卵子相同的化学成分；向这两种形式中的第一种演变的有机物，不可能具有与向其他方向演化的有机物相同的化学成分；在光的影响下，相同器官构造全都相同；当人们向机械论哲学指出这些时，它的处境难道不会变得更加困难吗？
我们越是思考这一点，就越是会懂得：无数微小原因形成了两种不同累积，其相同的结果造就的产物，与机械论哲学的原理截然对立。我们将这个讨论的全部力量都集中在了引自种系发生学的一个实例上。但是，个体发生学将为我们提供同样令人信服的事实。就在我们眼前，大自然时时刻刻都在得出完全相同的结果，有时也在相邻物种中，通过不同的胚胎发生过程，得出完全相同的结果。最近几年，对“异质胚芽”（heteroblastia）的观察大量增加，【35】而它必然反驳了胚胎层特异性（specificity of embryonic gills）的经典理论。我们继续对脊椎动物和软体动物的眼睛进行比较。我们可以指出：脊椎动物的视网膜产生于幼年胚胎原始大脑的扩展。它是个规则有序的中枢，并向外周移动。与此相反，在软体动物身上，视网膜则直接来自外胚层，而不是通过胚胎脑脊而间接形成的。所以说，人类与扇贝属软体动物产生相似视网膜，但两者的进化过程却极为不同。不过，我们不必走得太远，不必去比较相距如此遥远的两种有机体，而只要看看有关同一个有机体再生的某些非常奇特的事实，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倘若除掉梭尾螺（triton）的透明晶状体，这个晶状体就会通过虹膜而再生。【36】注意：原来的晶状体来自外胚层，而虹膜则来自中胚层。不仅如此，在花斑蝾螈（Salamandra maculata）身上，若是除掉它的晶状体，剩下虹膜，那么，虹膜的上半部分就会再生出晶状体；但倘若虹膜上半部分本身也被去除，再生就会产生于虹膜剩余区域内部或者视网膜层上。【37】因此，处于不同部位、构造不同的局部，最初旨在行使不同的功能，而在必要时，它们却能够行使相同的职能，甚至能够制造出机器上的同样部件。在此，我们确实看到了不同原因的结合产生了相同的结果。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都必须援引某种内部的指导原理，才能解释这种结果的趋同（convergence）。在达尔文、尤其是在新达尔文主义关于“无法觉察的变异”理论中，不存在此类趋同的可能性；在关于“突发的偶然变异”的假定中，在通过外力与内力的某种机械结合、为各种器官的进化指定明确方向的理论中，也都不可能存在这种趋同。因此，现在有待讨论的，就只剩进化论的唯一现有形式了，那就是新拉马克主义（neo-Lamarckism）。
众所周知，拉马克【38】认为：生物有能力通过使用或放弃使用其器官而产生变化，有能力将如此获得的变异传给其后代。当今，相当一部分生物学家持有此类学说。他们认为，产生新物种的变异，既不仅仅是胚芽本身固有的偶然变异，也不受制于一种独特的（sui generis）决定机制，这种机制在确定方向上发展确定的特征，它们并不顾及一切实用性。产生新物种的变异来自生物适应其生存环境的根本努力。其结果可能确实仅仅是某些器官的机械运作，外部环境的压力机械地引发了这些运作。但是，产生新物种的变异也可能暗示出了意识和意志，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似乎能为这个学说的最杰出代表——美国自然学家寇普（Cope）所理解。【39】所以说，在进化论的所有后来形式当中，唯有新拉马克主义能够承认进化的内部心理原理，尽管它并不总是如此。在我们看来，新拉马克主义也是唯一能够解释进化的独立路线上出现相同器官的进化论。这是因为，我们完全是可以想见：旨在将相同环境转变为有利因素的同样努力，可能产生同样的结果，尤其当环境提出的问题仅仅承认一种解决办法的时候，更是如此。但是，无论是否不必因此而更深刻地理解“努力”这个术语，问题依然存在；而这个术语的意义比任何新拉马克主义者所设想的都更具心理学意味。
这是因为，单纯的长度变异是一回事，而形式的改变是另一回事。谁都不会否认，一个器官能通过锻炼而得到加强和发育。然而，这还远远不是软体动物和脊椎动物的眼睛那样的前进发展。若将这种发展归因于光的影响（它长时间持续，却被被动地接受），我们就又回到了被我们批评过的那种理论上。与此相反，倘若将这种发展归因于内部的活动，那这种活动就必定是某种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努力”（effort）大不相同的东西，因为，我们从来就不知道有哪种努力能使一个器官产生哪怕最微小的复杂化，也没有任何努力能够产生无数完美协调的复杂性，并且必然地从纤毛虫的色素斑进化到脊椎动物的眼睛。然而，即使我们承认动物界进化过程的这种概念，我们又如何能够将这个概念用于植物界呢？在植物界，形式的变异似乎既不意味着功能的变化，也并不总是造成功能的变化；甚至即使变异的原因属于心理方面，我们也几乎无法将它称为一种努力，除非我们对这个词的含义进行非同寻常的扩展。实际上，我们必须深入开掘“努力”这个词的意义，去寻找更深刻的原因。
我们相信：倘若我们希望找到有规则遗传变异的原因，就尤其有必要这样去做。这里，我们不准备讨论有关后天特征可传递性（trans-missibility）的种种争论；我们更不打算对这个问题采取过分明确的立场，而这个问题现在正属于我们的范围。但是，我们不能对这个问题继续完全无动于衷。今天的哲学家们不能让自己满足于模糊的概括，而必须跟随科学家们去研究实验细节，并与他们讨论实验结果，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情。倘若斯宾塞（Spencer）【40】从解决后天特征的遗传性问题入手，那么，毫无疑问，他的进化论本来会具有截然不同的形式。倘若（在我们看来有可能）个体形成的习惯被传递给其后代只是一些极其例外的情况，那么，斯宾塞心理学就需要全部重修，斯宾塞哲学的一大部分也将土崩瓦解。因此，我们不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在我们看来是如何自行出现的，以及我们可以从何入手去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后天特征的可传递性被确定为一种教条之后，却被以同样教条式的方式加以否定了，因为论证从（被假定为）胚芽细胞本质中引出了一个先验前提（a priori）。众所周知，魏斯曼基于他的种质连续性（continuity of the germ-plasm）假说，将胚芽细胞（卵子和精子）看做几乎完全独立于身体细胞之外的东西。由此出发，许多人曾经主张、而且现在依然主张：后天特征的遗传传递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倘若实验会偶然表明后天特征是可以传递的，那就因此将证明：种质并非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独立于体壁细胞囊以外，而后天特征的可传递性就会因此而（ipso facto）变成可以想象的了。由此便可以说，这个问题与可想象性和不可想象性毫无关系，只凭实验就能够解决。然而，困难恰恰由此产生。我们所说的后天特征通常是指习惯或者习惯的影响，而在许多习惯的最深处，则存在着天然的禀赋。所以，我们永远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被传递的果真是个体的体细胞所获得的习惯吗？它是否不是一种先于习惯而存在的天然倾向呢？这种倾向会留在个体自身携带的种质里，它仿佛就是个体本身，因而仿佛是产生于胚芽。因此，（举例来说）没有证据表明鼹鼠的失明是因为它养成了地下生活的习惯；它的失明也许是由于它的眼睛萎缩，因而注定要生活于地下。【41】倘若这是真的，那丧失视力的趋向就在胚芽间被传递，而鼹鼠本身的细胞却既不获得什么，也不丧失什么。砌墙匠的儿子比父亲更快地成了好砌墙匠，我们不能由此就推论说：父亲的习惯被传递给了儿子；因为在成长过程中，某些天生禀赋有可能从生成父体的胚浆传到生成子体的胚浆，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因原始冲动效应而发展，因而使子体比父体具有更大的顺应性，而（可以说）并不受父体的影响。动物逐渐驯化的许多实例也是如此：很难说清使一些特定物种、或者使其代表特别被选定为驯化对象的，究竟是被传递的后天习惯，还仅仅是某种天生的趋向。实际情况是，淘汰了可以作出多种解释的所有值得怀疑的情况及事实以后，所剩下的，除了布朗-塞格德（Brown-Séquard）那些著名的实验以外，就几乎没有任何确定无疑的实例能证实后天的、被传递的特性了。他的实验曾经被其他生物学家重复并证实。【42】布朗-塞格德切断天竺鼠的棘索或坐骨神经，造成了能够传递给后代的癫痫。绳状体等部位坐骨神经的损伤，给天竺鼠造成了各种麻烦，有时甚至使它由遗传获得的子体具有了颇为不同的形式，如眼球突出症、足趾缺损症等等。但这并不能证明：在这些遗传传递中，动物身体细胞对其种质产生了真正的影响。魏斯曼很快提出反驳说，布朗-塞格德的那些手术可能使天竺鼠体内产生了某些特殊微生物，它们在神经组织中找到了养料，并通过穿入性元素而将疾病传递出去。【43】布朗-塞格德本人回答了这个反驳；【44】但是，对它还可以提出更有说服力的回答。瓦桑和彼隆（Voisin and Peron）的一些实验已经表明：癫痫发作之后，（将病毒注射到动物体内后）则出现了消灭病毒的现象，【45】而癫痫则能够造成痉挛症。在布朗-塞格德制造的神经损伤之后产生的营养失常，或许恰恰和这种导致痉挛的病毒有关。倘若如此，毒素就从天竺鼠转移到其精子或卵子，从而引起了胚胎发育过程的总体紊乱，而除了对成熟有机体的某个点产生影响之外，这种紊乱却没有任何明显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所发生的情况便如同夏尔兰（Charrin）、德拉玛尔（Delamare）和缪苏（Moussu）的实验中一样，即肝肾受损的妊娠期天竺鼠，将这些损伤传递给了它们的子体，这完全是由于母体器官的损伤已经造成了特殊的“细胞毒素”（cytotoxins），它们影响了胎儿的相应器官。【46】的确，在这些实验当中，正像这几位生物学家先前的观察那样，【47】受到毒素影响的，正是那些已经成型的胎儿。但是，夏尔兰的其他研究结果却表明：相似的过程也能对精子或卵子产生同样的影响。【48】因此，结论就是：布朗-塞格德实验中出现的后天特性的遗传，可以解释为毒素影响胚芽的结果。无论损伤的定位如何精确，损伤的传递都是由与（举例说）酒精中毒感染相同的过程造成的。可是，一切变为遗传性的后天特性，难道不会是由同样的过程造成的吗？
肯定和否定后天特征可传递性的人的确全都赞成一点：某些影响（例如酒精的影响）能够同时影响到生物及其包含的种质。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缺陷的遗传性，其结果就是：父体的细胞似乎作用于种质，尽管实际上身体细胞和胚浆全都受到了同一种原因的影响。现在，让我们像那些相信后天特征可以传递的人们那样，假定身体细胞能够影响种质。假定这第二种情况如同第一种一样，而对身体细胞影响的直接后果是种质的总体改变，这难道不是最自然而然的假定吗？倘若这是正确的，那么，后代的变形竟与父体的变形相同，这种现象就是一种特殊情况，并且属于某种偶然了。这就像酒精中毒感染的遗传性一样：它从父亲传给孩子，但每个孩子表现出的形式有所不同，而其中没有一个与父亲相同。我们用字母C代表胚浆的变化，它或者是正的，或者是负的；换句话说，它或者代表获得某种性质，或者代表失去某种性质。其结果将是：决定新有机体成型过程中相应部分的相同变化的，既不是原因的准确再生，也不是某部分身体细胞的某种改变造成的种质改变；除非这个有机体的其他所有新生部分都对C产生某种免疫性：这样一来，相同的部分就会在新的有机体中产生变化，因为恰好只有这个部分的发育受到了新影响的支配。即使如此，这个部分也还是有可能以别的方式被改变，而这种方式与改变生成后代的有机体相应部分的方式截然不同。
因此，我们就应当提出：在偏离（deviation）的可遗传性与特征（character）的可遗传性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借此获得新特征的个体，偏离了其先前具有的形式，偏离了其中包含的胚芽（或者更经常是半胚芽）在其发育过程中再生出的那个形式。倘若这种变形并不产生能够改变种质的物质，或者并不对营养造成明显影响、使种质失去某些基本元素，那它就绝不会对后代的个体造成任何影响。通常的情况可能就是如此。与此相反，倘若它确实产生了某种影响，那么，这很可能是由于它在种质里造成了一种化学变化。通过一种例外情况，这种化学变化可能会使有机体内再度产生原始的变形（而胚芽刚刚要在这个有机体内发育），但是，其中还有许许多多机会将发挥作用。在后一种情况下，被生成的有机体也许会偏离正常类型，其程度与生成它的有机体相同，不过其方式则大为不同。它从遗传获得的是偏离，而不是特征。因此，总的来说，个体养成的习惯也许在其后代身上并无回响；而倘若后代身上存在这种回响，那么，后代身上的变形也许与前代没有明显的相似性。至少这是一种在我们看来最有可能的假说。无论如何，因为缺乏反面的证据，只要一位杰出的生物学家【49】所要求的那个决定性实验尚未进行，我们就必须坚持观察的实际结果。现在，即使我们采取后天特征可传递性理论中最有利的观点，并且假定表面的后天特征（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一种先天特征多少有些迟来的发展，事实依然会向我们表明：遗传传递是一种例外，而不是常规。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期盼它发育出像眼睛这样的器官呢？我们必须假定：同一个方向上的大量变异必须先被积累，然后才有可能从纤毛虫的色素斑进化到软体动物的眼睛和脊椎动物的眼睛；当我们想到这一点时，就看不到（我们观察到的）遗传如何能够确定这些差异的累积，即使我们假定个体的努力能够分别造成这些差异，也是如此。换句话说，新拉马克主义也像所有其他形式的进化论一样，无法解决这个难题。
我们将进化论的各种当前形式交给一个共同的检验，并且表明：它们全都遇到了同一个不可克服的困难，而我们绝不打算将它们一概否定。恰恰相反，它们当中的每一种都有相当数量的事实作为支持，因而其本身必定都是真实的。它们每一个都必然与进化过程的某个方面相关。一种理论将自身严格限制在特定的观点上，以便维持其科学性（即为细节的研究指出明确的方向），这也许甚至是必需的。然而，这些理论从各自的局部角度去观察的那个真实，却必定会超越它们全部。那个真实是哲学研究的特殊对象，哲学并不局限于科学的精确性，因为它考虑的根本不是实际的应用。因此，让我们用一两句话来分别指出进化论的三种现有形式（我们认为）对解决那个难题作出的积极贡献，分别指出它们所漏掉的东西，并指出这三重的努力（在我们看来）应当在哪一点上联合起来，以对进化的过程获得更全面的概念，尽管这必然会使这个概念稍欠明确。
新达尔文主义者说：变异的基本原因是个体携带的胚芽本身固有的差异，而不是个体生涯中的经历和行为；我们相信这很可能是正确的。这些生物学家无法使我们理解的是：将胚芽中固有的差异看做纯粹偶然的个体差异。我们不能不相信，这些差异是一种冲动的发展，它跨越个体，在胚芽之间传递；因此，这些差异就不是纯粹的偶然；它们很可能在同一时间、以同一个形式出现在同一物种的所有代表身上，或者至少出现在一定数量的同一物种身上。实际上，转变论（theory of mutations）已经对达尔文主义的这个观点作出了深刻的修正。它强调：经过很长一段时期之后，在一个既定瞬间，全部物种都必定会受到一种变化趋向的困扰。因此，变化趋向就不是偶然的。的确，变化本身可以是偶然的，因为根据德伏莱斯（De Fries）的观点，转变产生于物种不同代表的不同方向上。但是，我们首先必须懂得：这个理论若是能得到许多其他植物物种的证实（德伏莱斯仅仅通过月见草属植物Oenothera Lamarkiana证实了这个理论），【50】那么，在植物变异中，机会所发挥的作用就有可能比在动物变异中大得多（我们将要进一步解释这一点），因为在植物界，功能并不严格地依赖于形式。尽管实际如此，新达尔文主义者还是常常认为：转变的时期是确定的。因此，转变的方向也可能如此，至少在动物界是如此，在我们将不得不指出的范围里是如此。
由此，我们就看到了类似埃莫尔假说的一个假定，根据这个假定，不同特征的变异全都在一些确定方向上代代相继。在我们看来，这个假定在埃莫尔本人为它划定的范围内似乎可信。当然，有机界的进化无法事先总体地确定下来。相反，我们说：生命的自发性通过相继的新形式的连续创造而体现出来。但是，这种不确定性不可能是彻底的，而必定为确定性留出某个部分。例如，眼睛这样的器官，必定是经过定向的连续变化才形成的。我们确实无法看到如何以其他理由来解释：具有不同历史的物种的眼睛何以会具有相似的结构。我们与埃莫尔见解不同的地方是，他认为物理和化学原因的结合足以保证结果；相反，我们已经试图通过眼睛的实例来证明：倘若这里存在着“定向进化”（orthogenesis），那其中就存在心理的介入。
某些新达尔文主义者的确在借助一种具有心理学性质的原因。我们认为，其中就包含了新达尔文主义最坚实的立场之一。但是，倘若这种原因不是别的，而正是个体的有意识努力，那它就仅仅能在为数不多的情况下发挥作用了——它至多能在动物界里发挥作用，而在植物王国里，它却毫不奏效。即使在动物界，它也只能在受到意志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那些点上发挥作用。即使在它发挥作用的地方，也不清楚它何以成为一种如此深刻的变化的向导，这种变化使复杂性不断增加：后天特征被有规则地传递，从而添加在一起，这至多只不过是可以想见的情况；但这种传递似乎是一种例外，而并非常规。定向的遗传变化不断地积累自身，增加自身，以建立越来越复杂的机能，它必定要与某种努力相联系，但这种努力比个体的努力要深刻得多，它更独立于环境；同一物种的绝大多数代表都具有这样的努力；这些努力是这些物种负载的胚芽中固有的，而不仅仅存在于它们的实体中；因此，这种努力就肯定能够被传到这些物种的后代身上。
我们经过多少有几分迂回的道路，又回到了我们最初的那个思想上，即生命的原始冲动（original impetus），通过连接代际间隔的成熟有机体从前一代胚芽传给下一代胚芽。这种冲动沿着进化的路线持续，被这些路线分开，它就是变异的根本原因，至少是那些被有规则地传递的变异的根本原因，是那些积累和创造新物种的变异的根本原因。总之，从物种开始从共同的祖先分化起，它们就在各自的进化过程中强化了自己的差异。然而，在某些确定的点上，它们又可能出现共同的演变；实际上，倘若接受“共同冲动”的假定，它们就必须如此。我们现在必须通过我们选定的同一个实例更精确地表明的，正是这一点；而这个实例就是软体动物和脊椎动物眼睛的成型过程。不仅如此，关于“原始冲动”的思想还将因此而得到更加清晰的说明。
在眼睛这样的器官里，有两点惊人之处，其一是结构的复杂性；其二是功能的简单性。眼睛由各个明确的部分构成，例如，巩膜部分、角膜部分、视网膜部分和透明晶状体部分等等。这些部分当中每一部分的细节都是无穷的。视网膜本身包括三个神经元素层，即多极细胞层、双极细胞层和视觉细胞层；每一层都具有自身的个体性，因而也就无疑是个极为复杂的有机体：结构严密的视网膜组织确实极为复杂，用寥寥数语根本无法说明。总之，眼睛的机制中包含着无数的机制，个个机制都复杂已极。然而，视觉却是个简单的事实。只要睁开眼睛，视觉行动便产生效应。正因为这个行动的简单，大自然在建立眼睛这个无比复杂的机器的过程中哪怕最微小的疏忽，都会使视觉无法产生。器官复杂性与功能单一性之间的对立，正是使我们驻足不前的东西。
机械论学说想要向我们表明的是：在外部环境影响下逐步建立起来的机能，或因作用于组织的行动而被直接干预；或因更适应部分的选择而被间接干预。然而，无论这种理论采取何种形式，倘若将它用于解释这些部分的细节，它都无法说明这些细节的相互关联。
现在我们看看目的论学说。它认为：这些部分是为了某种目的、按照事先计划被组合在一起的。这样一来，目的论就将大自然的运作比做了工匠的工作，而工匠同样是为了实现一个构想、或者为了模仿一个模型，将各个部分组装起来。在这一点上，机械论反驳目的论的人神合一性，这是正确的。但是，机械论却看不到它自己也在按照这样的步骤行事，并且多少有些残缺不全！诚然，机械论摆脱了那个准备去追求的目的，摆脱了那个理念上的模型。但它同样认为：大自然像人一样工作，将各个部分结合在一起；而只要对胚胎的发育瞥上一眼，便能知道生命运作与人的工作方式极为不同。生命的进展并非元素的联合与相加，而是解体与分化。
我们必须超越这两种观点，而从根本上说，机械论和目的论都仅仅是这样的观点，即认为人的思维以参照人类的工作为指导。但是，我们从何处去超越这两种理论呢？我们说过，分析一个器官的结构时，我们可以将它无限地分解下去，尽管整体功能十分简单。器官的无限复杂性与功能的极端简单性之间的这种对立，应当使我们眼界大开。
一般地说，同一个对象在一个方面简单、而在另一方面无限复杂时，这两个方面无疑全都同等重要，或者可以说，它们全都具有同等的现实性。在这些情况下，简单性属于对象自身，而无限复杂性则属于我们围绕对象所采取的视角，属于我们的感觉或智力用以向我们表现对象的象征符号，更概括地说，属于种种不同次序的元素，我们用这些元素去人为地模仿这个对象，但由于这些元素性质不同，它们与对象之间依然没有可比性（incommensurable）。一位天才画家在画布上画出一个人体。我们可以用色彩纷繁的马赛克方块模仿出这幅画。我们再现模特的身体曲线和光影，而我们使用的马赛克方块越小，数量越多，色调越丰富，我们的模仿就越是接近原作。但是，要精确再现出这个模特，则需要无数个能表现出无数色彩层次的、无限小的元素；画家将这个模特构想为一个简单物体，并希望将它作为一个整体转移到画布上，而它完成得越是彻底，它就越是能够使我们将它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直觉的投射（projection）。现在，假定我们眼睛的构造使它在画家的作品上仅仅能够看到马赛克效果；或者说，假定我们智力的构造使它只能将作品上的人体外观解释为马赛克拼图。这样一来，我们便只能说这幅画是由许许多多小方块组成的。我们也就处于机械论假说的影响之下了。我们还可能补充一句：除了这个拼合图象的具体性之外，必定还存在一个画家据以工作的计划；这样，我们实际上就是在用目的论者说法表述我们的思想了。然而，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我们都不会对真实的作画过程作出描述，因为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那些被拼合在一起的方块。被投射到画布上的，不是别的，正是这幅图画，即这个简单的行动，它进入我们的知觉，正是通过这个基本事实，它在我们眼前被分解成了成千上万个小方块，而当这些小方块被重新组合在一起时，它们就呈现出了一种完美的排列。因此，具有奇迹般复杂性的眼睛就仅仅是视觉的简单行动，它为我们而划分成了众多细胞的马赛克；我们看到了它完美无比的次序，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将这个整体设想成了一个组合体。
倘若我的一只手从A点举到B点，在我看来，这个运动就同时发生在内外两个方面。从内部去感觉它，它是个简单的、不可分割的行动。从外部去观察它，它就是特定弧线AB的路线。在这段弧线上，我们能够分辨出随便多少个位置点，而这条线本身则可以被界定为这些位置点的某种相互协调。但是，这些数目无穷的位置点及其连接次序，已经从我的手从A到B的不可分割行动中自动地产生出来了。机械论在这里将仅仅能够看到这些位置点；而目的论将考虑到它们的次序。但是，机械论和目的论都遗漏了那个运动，而那个运动才是现实本身。从一个意义上说，那个运动并不仅仅是位置点及其次序；因为，这个运动不可分割的简单性，已经足够确保这些连续位置点的无穷性及其同时被赋予的次序了——这个运动中还有另外一种既非次序、又非位置点、却依然是最要紧的东西，那就是运动性（mobility）。但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这个运动又少于位置点的序列及其连接次序；因为，要按照一定次序排列一个个位置点，首先就必须设想出这种次序，然后用这些点来实现这种次序，这当中必然存在组合的工作，必定存在智力，而手的简单运动并不包含这两者。这个运动既不是智力（就人类智力这个意义说）的工作，也不是组合的工作，因为它并非由一个个元素构成。眼睛与视觉的关系正是如此。在视觉中，并不仅仅存在眼睛的复合细胞及其相互协调：从这个意义上说，机械论和目的论全都走得不够远。但在另一个意义上，机械论和目的论又走得太远了，因为它们都将赫拉克勒斯（Hercules）最艰巨的劳作【51】交给了大自然，认为大自然已经将无限复杂元素的无限运动，提高成了视觉的简单行动，而大自然造就眼睛的运作就像我举起自己的手一样毫不费力。大自然的简单行动已经自行分解成了无数元素，它们被发现全都在为了一个意念而相互协调，正如我手的运动抛掷出了无数个位置点，后来被发现全都在为了满足一个等式一样。
我们发现，按照这种思路去观察事物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总是习惯于将有机体组织看做人工产品。然而，制造产品是一回事，而生成有机体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制造是人类独有的活动。制造就是将局部材料组装在一起，这些局部材料是我们按照这样的方式切割出来的：我们能将它们配置在一起，能从它们当中获得一种共同的行动。可以说，我们先将某种行动设想为中心，再将这些局部围绕着这个中心排列起来。所以说，制造就是从外周向中心的工作，或者像哲学家们所说的那样，是从众多向单一的工作。与此相反，生成有机体则是从中心向外周的工作。它始于一个点（这个点几乎是个数学上的点），然后围绕这个点放射出不断扩展并具有同一中心的波（Wave）。制造工作涉及的材料数量越多，它就越有效果。制造依赖于集中和压缩。与此相反，生成有机体的行动则多少具有些爆发的味道：它最初要求尽可能小的地方，需要一丁点材料，仿佛生成有机体的那些力量很不愿意进入空间。精子启动了胚胎生命的演化过程，而精子就是有机体最小的细胞之一；而真正参与这个启动过程的，又仅仅是精子的一小部分。
但是，这仅仅是表面上的区别。我们认为，深入表面，可以发现更为深刻的差异。
一件制造出来的物品，准确地描绘出了制造它的那件工作的轮廓。换句话说，制造者在他的产品上发现了他投入其中的东西。倘若他打算制造一台机器，他就先要将这台机器的部件逐一切割出来，然后将它们组装在一起：机器被制造出来以后，既显示了各个部件，也显示了各个部件的组合。工作的全部结果代表了全部工作；而工作的每一部分则对应于结果的每一部分。
我现在承认：绝对科学的方式能够而且应当像解释制造一台机器那样，去解释有机组织的生成。只有如此，它才能够对有机体作出最起码的解释。这是因为，绝对科学的目的并不是向我们表明事物的本质，而是为我们提供向事物作出行动的最佳手段。物理学和化学都是相当先进的科学，而仅仅在我们能够借助物理学和化学的过程去处理有生命材料的范围内，有生命材料才会成为我们行动的对象。因此，倘若首先将有机体比做机器，那只有从科学的角度才能去研究有机组织的生成。各个细胞将是这台机器的部件，有机体则是这些部件的组合，而将这些部件组织化的基本运作，将被看做组成整体的运作过程的真正元素。这便是科学的观点。在我们看来，哲学的观点却大为不同。
对我们来说，有机体机器的整体可能（严格地说）代表着整个有机化的工作（然而，这只是个接近真实的说法），而这部机器的各个局部与这个工作的各个部分并不一一对应，因为这部机器的现实化并不代表所用手段的总和，却代表着所消除的障碍的总和：与其说它是绝对的现实，不如说它是现实的否定（negation）。因此，正如我们先前的一项研究所表明的那样，视觉这种能力有权获取我们眼睛无法观察到的无数事物。不过，这样的视觉不应当延续到行动当中；它很可能适合于一个幽灵，却并不适合于一个生物。生物的视觉是有效的视觉，它局限于那些能被生物施加行动的对象：它是一种通道化的（canalized）视觉，而视觉器官仅仅象征着通道化的工作。因此，用组装视觉器官的解剖元素去解释视觉器官的创造，便无异于用开沟堆土去解释渠道的开掘。机械论将会认为：这些土是一车一车堆积起来的；而目的论则要补充说，这些土不是胡乱堆积的，拉土的马车夫全都按照一个计划卸土。然而，这两种理论全都可能是错的，因为这条渠道是按照另外一种方法开掘出来的。
要做到更为精确，我们可以将大自然造就眼睛的过程比做我们举手的简单动作。但是，我们首先必须假定这只手没有遇到任何阻力。现在让我们设想：这只手不是在空气中运动，而是不得不穿过一堆铁屑，这些铁屑被挤压在一起，手向其中插得越深，遇到的阻力就越大。在一定时刻，手的努力就会消耗殆尽，而正是在这一时刻，铁屑会聚拢起来，并相互协调为某种确定的形式，即停住的手和一部分手臂的形式。现在，假定那只手和手臂不能被看见。旁观者将会从这堆铁屑本身以及其中包含的力量中，去寻找这种排列方式的原因。有的人会认为，每粒铁屑的位置都是由相邻铁屑对它的作用决定的：这些人是机械论者。另一些人却宁可认为，有一个整体计划支配着这些基本行动的细节：他们是目的论者。而实际情况却是，仅仅存在一个不可分割的行动，那就是手穿过这堆铁屑的行动。这些铁屑运动的无穷细节以及它们最终的排列次序，（以某种方式）从反面表现出了这个未被分割的运动，它们是一种阻力的整体形式，而不是绝对的基本行动的综合体。出于这个理由，倘若将铁屑的排列界定为“结果”，将手的运动界定为“原因”那就的确可以说：全部的原因说明了全部的结果，但是，原因的各个局部却绝不能对应地说明结果的各个局部。换句话说，无论机械论还是目的论都无法解释这种关系，我们必须找到另一种解释。现在，在我们提出的那个假定里，视觉与视觉器官的关系，将十分接近于那只手与那堆铁屑的关系，那些铁屑跟随手的运动，将运动通道化，并且限制了手的运动。
那只手作出的努力越大，它就插入那堆铁屑越深。但是，无论它停在哪一个点上，那些铁屑都会自然而然地自动协调起来，并且找到自身的平衡。视觉与视觉器官也是如此。按照构成视觉的未分割行动进展的多少，视觉器官的现实化就被或多或少相互协调的元素构成，但其次序却必然是完整的。它不可能是局部的，因为，使它产生的真正过程仍旧不存在任何局部。这正是机械论和目的论全都没有考虑的东西，而当我们惊叹诸如眼睛这样的器官的完美结构时，这也正是被我们忽略的东西。在我们这种惊异感的最深处，总是可以发现一种观念，即有可能单单使这种谐和的一个局部得以实现，而完整的实现则是一种特殊的恩惠。目的论者将这种恩惠看做终极原因同时分配给各个局部的；而机械论者则认为，这种恩惠是通过自然选择效应的逐步积累而获得的；但是，这两种理论都在这种协调当中看到了某种积极的东西，因而也在其结果当中看到了某种可以被划分成局部的东西，也就是某种允许被加以各种不同程度的现实化的东西。实际上，原因（尽管其强度不同）除了造成整体的、彻底完成的结果之外，不能造成其他任何结果。根据它朝视觉方向的进展，它赋予低等有机体简单的色素斑，或者赋予龙介虫属动物（serpula）原始的眼睛，或者赋予浮沙蚕属动物（alciope）略具分化的眼睛，或者赋予鸟类奇迹般完善的眼睛；但是，所有这些器官尽管各自的复杂程度不等，却全都必然地呈现出一种同等的协调性。由于这个理由，无论两个动物物种相距多么遥远，倘若两者朝向视觉的进化程度相同，那它们就会分别形成同样的视觉器官，因为这个器官的形式仅仅表示行使视觉功能的既有程度。
然而，我们说到了朝向视觉的进展，这难道不是又回到目的论那个陈旧概念上了吗？倘若这种进展需要有意无意地确定某个要达到的目的，那我们无疑确实如此。然而，借助生命原始冲动，这种目的确实发挥了作用；这个运动本身就暗示出了这一点，而这也正是我们在进化的各个独立路线上发现了它的原因。现在若是有人问我们，目的是什么和怎样被暗示出来的，我们就会回答说：生命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具有作用于无生命材料的趋向。这个行动的方向并不是前定的；因此就无法预料生命在其进化中沿途播撒的多样性形式。但是，这个行动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偶然性的趋向；它至少意味着最初级的选择。于是，选择就会涉及几种可能行动的预先概念。因此，在行动产生之前，就必须为生物标示出行动的可能性。视知觉不是别的：【52】各种实体（body）的可见轮廓是我们对这些实体的最终行动的图式（design）。因此，在种类最不相同的动物身上，可以发现程度不等的视觉，而在它达到了同等强度的地方，它也会以同样复杂的结构出现。
我们已经在一般意义上讨论了结构的这些相似性，也在特殊意义上讨论了眼睛的实例，因为我们必须明确我们对机械论和目的论的态度。我们的态度还有待于更精确的描述。我们将不从呈现相似性的一面去表明进化的不同结果，而是从互相补充的一面去表明进化的不同结果，并以此来说明我们的态度。
注释
【1】 这里是指柏格森1896年发表的《材料与记忆》。
【2】 《材料与记忆》，1896年巴黎版，第2章及第3章。
【3】 卡尔金斯，“原生动物生命史研究”，《发育机制文献集》，第15卷，1903年，第139—186页。
【4】 塞吉维克·米诺特，《论某些老化现象》，载《美国科学发展协会第三十九届（萨勒姆）会议论文集》，1891年，第271—288页。
【5】 勒·当泰克（Le Dantec），《个体性与个体偏差》，1905年，巴黎，第312页以后。
【6】 梅奇尼科夫，《老年退化》，载《生物学年鉴》第3卷，1897年，第249页以后。参看同一作者的《人类本性》，1903年，巴黎，第312页以后。
【7】 儒勒（Roule），《普通胚胎学》，巴黎，1839年，第319页。
【8】 鲍德温（Baldwin）详细地阐明了生物系列的不可逆性，见《发展与进化》，1902年，纽约版，尤其参看第327页。
【9】 在《论意识的直接材料》（此书中文译本为《时间与自由意志》——译者注）一书中，我们曾经着重讨论并阐明了这个观点。
【10】 伯奇利（Bütschli），《显微泡沫及原生质研究》（Untersuchungen über mikroskopische Schäume und das Protoplasma），莱比锡，1892年，第1部分。
【11】 隆伯勒（Rhumbler），《关于细胞及细胞核分裂的机制的解析》（“Versuch einer mechanischen Erklärung der indirekten Zell-und-Kernteilung”），载《洛克斯杂志》，1896年。
【12】 贝尔特霍德（Berthold），《原生质机制研究》（Studien über Protoplasmamechanik），莱比锡，1896年，第102页。参看当泰克（Le Dantec）提供的解释：《生命新理论》（Thérie nouvelle de la vie），巴黎，1896年，第60页。
【13】 寇普（Cope），《器官进化的原初事实》，芝加哥，1896年，第475—484页。
【14】 摩帕斯（Maupas），《纤毛虫研究》（“Édude des infusoires ciliés”），《动物学实验档案》，1883年；尤其参看第47页、第491页、第518页和第549页。维农（P. Vignon），《上皮普通细胞学研究》（Recherches de cytologie générale sur les épithélium），巴黎，1902年，第655页。最近，詹宁斯（Jennings）对原生质运动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且对向性概念进行了非常透彻的批评，见《低等有机体行为研究》，华盛顿，1904年。根据詹宁斯的界定（见该书第237—252页），这些低等有机体的“行为类型”无疑具有心理秩序。
【15】 威尔逊，《发育与遗传中的细胞》，纽约，1897年，第330页。
【16】 达斯特（Dastre），《生与死》（La Vie et la mort），第43页。
【17】 拉普拉斯，《可能性分析理论导论》（Introduction à la thèrie analytique des probalilitès），《拉普拉斯全集》第7卷，巴黎，1886年，第6页。
【18】 杜·布瓦-雷蒙德，《论自然知识的界限》（Über die Grenzen des Naturerkennens），莱比锡，1821年。
【19】 在当代新活力论（neo-vitalism）里，其实有两条路线可循：一方面是，断言纯机械论并不充分，这种见解被诸如德理希（Driesch）和莱因克（Reinke）这样的科学家们提出来时，便带有了极大的权威性；另一方面是，假定这种活力论与机械论相重合（例如德理希的“生命力”以及莱因克的“支配性因子”等等）。在这两个部分当中，前者大概是最有趣的。参看德理希的出色研究，《形态演生过程定位研究》（Die Lokalisation morphogenetischer Vorgänge），莱比锡，1899年；《有机法则》（Die organischen Regulationen），莱比锡，1901年：《自然概念与自然判断》（Naturbegriffe und Natururteile），莱比锡，1904年；《作为历史的活力论与作为学说的活力论》（DerVitalismus als Geschichte und als Lehre），莱比锡，1905年：以及莱因克的著作，《世界即事实》（Die Welt als Tat），柏林，1899年：《理论生物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theoretisch Biologie），柏林，1901年：《植物学哲学》（Philosophie der Botanik），莱比锡，1905年。
【20】 盖兰（P. Guérin），《显花植物授精过程的实际知识》，巴黎，1904年，第144—148页。参见德拉日（Delage），《遗传学》第2版，1903年，第140页以后。
【21】 缪比乌斯（Möbius），《植物繁殖学说概述》（Beiträge zur Lehrevonder Fortpflanzung der Gewächse），耶拿，1897年，尤其是第203—206页。参看哈陶（Hartog）：“论繁殖现象”，《生物学年鉴》，1895年，第707—709页。
【22】 保罗·雅奈（Paul Janet），《终极原因》（Les Causes finales），巴黎，1876年，第83页，第80页。
【23】 达尔文，《物种起源》，第2章。
【24】 贝特森，《变异研究材料集》，伦敦。1894年，尤其是第567页以后。参看斯考特（Scott），“变异和转变”，《美国科学杂志》，1894年11月号。
【25】 德伏莱斯，《转变理论》（Die Mutationstheorie），莱比锡，1901年至1903年。参看同一作者《物种与变种》（Species and Varieties），芝加哥，1905年。
【26】 达尔文，《物种起源》，第6章。
【27】 达尔文，《物种起源》，第1章。
【28】 此词英译本作“pilous”，有误：应为“pilus”，指动、植物的毛。——译者注
【29】 关于毛发与牙齿的相同性，参看布兰德（Brandt），《论毛发与牙齿的假想的同一性》（“Über eine mutmassliche Homology der Haare und Zähne”），载《生理学核心期刊》（Biol. Centralblatt），第18卷，1898年，尤其参看第262页以后。
【30】 根据后来的观察，卤虫变形的现象似乎比最初设想的更为复杂。有关这个题目，请参看萨姆特和海蒙斯（Samter and Heymons），《卤虫变异》（Die Variation bei Artemia salina），1902年。
【31】 《创造进化论》一书初版于1907年。当时，爱迪生发明的唱机问世不久（1877年至1879年）。早期唱机将记录声音的音槽刻在锡箔圆筒上。——译者注
【32】 埃莫尔，《蝴蝶的直向演化》（Orthogenesis der Schmetterlinge），莱比锡，1897年，第24页。参看《物种的形成》（Die Entstehung der Arten），第53页。
【33】 埃莫尔，《物种的形成》，耶拿，1888年，第25页。
【34】 埃莫尔，《物种的形成》，耶拿，1888年，第165页以后。
【35】 萨伦斯基（Salensky），“异质胚芽”，《第四届国际动物学大会会议记录》，伦敦，1899年，第111—118页。萨伦斯基创造出了“异质胚芽”这个词，用以指明一种情况，即器官虽然相等，但胚胎学起源不同，这些器官在彼此相关的动物的同样位置上形成。
【36】 沃尔夫（Wolff），《有尾目镜下显像》（Die Regeneration der Urodelenlinse），1895年，第380页以后。
【37】 费歇尔（Fischel），《论镜下显像》（Über die Regeneration der Linse），1898年，第373—380页。
【38】 拉马克（Jean Baptiste Pierre Antoine de Monet de Lamark，1744—1829），法国博物学家，进化论者。——译者注
【39】 寇普，《最适者的起源》，1887年；《器官进化的原始因素》，1896年。
【40】 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国哲学家。——译者注
【41】 居埃诺（Cuénot），“传递性新理论”，《科学总评》，1894年。参看摩尔根（Morgan），《进化与适应》，伦敦，1903年，第357页。
【42】 布朗-塞格德，“对棘髓质及脊柱神经损伤造成的癫痫的新探索”，《生物学档案》，第2卷，1866年，第211页、第422页和第497页。
【43】 魏斯曼，《遗传论》，耶拿，1892年，第376—378页；以及《论代际理论》，耶拿，1902年，第2卷，第76页。
【44】 布朗-塞格德，“偶然原因引起的遗传疾病”，《生物学档案》，1892年，第686页以后。
【45】 瓦桑和彼隆，“癫痫尿毒症研究”，《神经病学档案》，第24卷及第25卷，1893年。参看瓦桑，《癫痫症》，巴黎，1897年，第125—133页。
【46】 夏尔兰、德拉玛尔和缪苏，“前代发育损伤向后代的传递实验”，《法国科学院院刊》，第135卷，1902年，第191页。参看摩尔根《进化与适应》，第257页；德拉日《遗传学》，第2版，第388页。
【47】 夏尔兰和德拉玛尔，“细胞的遗传”，《法国科学院院刊》，第133卷，1901年，第69—71页。
【48】 夏尔兰，“遗传病理学”，《科学总评》，1896年1月15日。
【49】 吉阿德（Giard），《关于传递性的争论》，巴黎，1904年，第147页。
【50】 然而，一些相似的事实已经被注意到了，它们全都发生在植物界里。参看布拉灵海姆（Blaringhem）：“关于种类的概念与转变理论”，《心理学年鉴》，第12卷，1906年，第95页以后）；以及德伏莱斯：《物种与变种》，第655页。
【51】 典出古希腊神话。赫拉克勒斯是宙斯（Zeus）和阿尔克墨涅（Alcmene）的儿子，曾完成提任斯国王欧律斯透斯（Eurystheus）交给他的十二件极为艰巨的工作。——译者注
【52】 关于这个问题，请参看《材料与记忆》，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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