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之路的源头活水

改革之路的源头活水
——新经济政策道路的列宁最后构想

列宁生命最后阶段的政治活动和理论活动，列宁最后著作的深刻命意和现实意义——这是一个长期以来具有巨大魅力而又众说纷纭的历史之谜。这个问题缠绕在重重历史迷雾之间，初看起来仿佛是一个纯粹书斋里的历史问题、理论问题，而实际上在问题的深处却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和探寻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迫切问题、当代社会主义改革的现实问题息息相通。从人类认识活动的特点来看，对未来的展望总是基于对历史的理解，科学认识运动的这两种导向总是纠缠在实践的交错点上。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在现代思想史上就形成一串螺旋上升的圆圈，在寻找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历史关头，一再地燃起对这个历史问题的激烈争论。

本书正是探讨这一重大课题的，它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研究性专著。全书分为三篇结构，逐层深入、追根溯源地探讨了这样相互关联的三个重大问题：（一）列宁“政治遗嘱”的历史背景问题。它究竟是在什么样的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背景下形成的？（二）列宁“政治遗嘱”的形成过程问题。列宁的内在创作活动、心理活动怎样结晶为这些思想果实？（三）列宁“政治遗嘱”的思想深蕴问题。其中蕴涵着哪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路的改革计划、基本原则和巨大理论财富？

列宁最后著作的思想真髓及其现实意义问题，至今还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单纯是一个思想史课题，而且是一个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课题。解开这个历史之谜，有助于盘根究底地弄清楚当代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起源，有助于我们从列宁那里寻求改革之路的理论渊源和理论根据。

当然，这是一个难度很高的、综合性很强的研究课题。只有拂去半个多世纪历史的仆仆风尘，真正抓住整个时代脉搏和列宁思想脉搏，才能揭示列宁“政治遗嘱”的真实意义和思想内核。本书力图广泛吸收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独立地、创造性地把这一探索向前推进。

这是一种历史的沉思，它不是孤立地考察列宁的最后思想，而是要求把列宁思想放到20世纪世界历史的总体格局中去，放到俄国这种半欧洲国家、半亚细亚国家的特殊国情之中，放到探寻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历史进程中去，放到现时代探索改革之路这一活动的历史画面中来。

这是一种深入的沉思，它不局限于表面地描述列宁最后的理论与实践活动，而是力求深入到十月革命之后列宁曾做出的不同选择、不同尝试的内在矛盾之中，深入到列宁个人心理的精神世界深处，深入到列宁晚年巨大的内在创作活动之中，深入到列宁最后思想的深层结构，历史地、真实地、生动地再现列宁“政治遗嘱”的形成过程。

这是一种理论的沉思，它追求的不是亦步亦趋地辨认列宁留下的思想足迹，而是从理论思维高度提炼出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列宁构想的基本原则，找出支撑列宁构想的内在骨骼，发掘出其中蕴藏的思想底蕴，领悟出那些至今仍有启迪作用的方法论原则和深刻哲理。

这是一种现代的沉思，它的思想主旨不是面向昨天，解释列宁的思想，而是面向当代，面向未来，面向社会主义改革中的迫切问题，努力站在现代社会发展和科学认识的新高度，重新思索列宁提出的问题、解决的问题和没有解决的疑难问题，创造性地发展列宁最后思想，以便高屋建瓴地探索改革的基本思路、基本原则和发展趋势。

在本书的开头，我们以20世纪的时代变化为广阔背景，选取了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列宁构想作为前景，作了近景式的详尽考察；而在本书的尾声之外，我们将把列宁构想重新放回到当今时代的广阔历史背景上去，用世界历史的巨大天平来衡量列宁思想对现时代的意义。我们将用现代眼光来审视列宁构想提出的问题、解决的问题和遗留的问题，以及它们对我们形成改革新观念、新理论的现实意义。

列宁构想所提出的问题，在现时代仍然有重大意义，依然是我们要解答的时代课题。列宁构想的中心问题，是在20世纪的历史时代如何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运用到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中去，打破那种集权体制雏型，探索一条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纵观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可以把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进程，分为三个阶段，大体上正好是三个“五十年”，前后相继地把三种类型的民族推上了世界社会主义舞台的中心。

创立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五十年”，是从19世纪40年代到 90年代，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生形态，属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首先登上社会主义历史舞台的是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面临的主要时代课题，是以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典型，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这是他们一生的思考中心。在他们活动的中后期，开始把理论视线转向俄国和东方，开始注意到它们古代历史发展和走向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问题。

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五十年”，是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到20世纪40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次生形态，属于走向垄断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显著的历史特征就是处于欧亚之间的、比较落后的半文明的俄国，首先开辟了社会主义航道。马克思主义面临的主题，是把社会主义进一步从科学理论转化为具体实践、社会制度、新型文明，把马克思主义与新的时代和特殊国情相结合，把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理特殊化、民族化、具体化。

马克思主义在现时代呈现多样化发展的“第三个五十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形态。整个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更高阶段；现代科技革命是一个全球性历史过程，使整个人类世界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崭新问题；社会主义从一国发展到多国，南斯拉夫、中国等一大批原先更为落后的、不文明的农民国家，也开始了社会主义历史进程，并且试图打破高度集中的斯大林僵化模式，通过改革重新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同时，马克思主义发展还出现了另一个潮头，那就是回到自己的故乡，探寻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趋势是进一步与新的时代与多样化国情相结合；走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多样化、现代化、全球化。从如此广阔的历史视角来看，列宁构想在各个方面都蕴藏着极大活力。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每个时代、每个国家的特殊国情相结合，这是列宁构想的思想真谛，也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主流。强调列宁主义具有俄国的民族特色，是时代本质与民族特点的统一，这并不是贬低它的时代性、国际性、普遍性意义，而恰恰是列宁超越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的伟大之处，也是列宁思想在现时代的闪光之处。在今天，仅仅重复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理是无济于事的，需要象列宁构想那样深深地扎根于多样化国情的肥田沃土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大树才能根深叶茂、永葆长青。

如果说，马克思在19世纪创立马克思主义时的主要理论贡献，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发现；那么，列宁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要理论贡献，集中体现在他的相互联系的两大构想之中。第一大构想是列宁自己命名的八个《哲学笔记本》中蕴含的系统研究辩证法、认识论的总体构想，它启迪我们从哲学高度总结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和现代科学认识发展的大趋势，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识论系统化，为探寻改革之路创造现代科学认识论。第二大构想是蕴含在列宁新经济政策学说和最后著作中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构想，它有助于我们打破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通过改革实践，去开创一种民主化的、富于民族特色和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体制。

这两大构想，是列宁全部思想的真正轴心，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现时代最富于活力的生长点之一。以列宁这两大构想为总体框架来重新理解列宁主义的思想实质，有助于我们深入发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内涵，创造富于时代气息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理论形态。列宁这两大构想，是我们确立改革的新观念、新思维的重要思想发源地和生长点。

对于列宁的头一个伟大构想，我已经在1985年通过的博士论文《探索辩证法科学体系的列宁构想——对＜哲学笔记＞的沉思》中，做了专门研究⁽¹⁾。在这里，我们专门探讨一下列宁第二个伟大构想的巨大现实意义。

问题是贯穿科学思想的生命线，也是衡量其科学价值的主要尺度。一种科学思想的价值大小，主要取决于它对于时代课题回答的思想高度、广度和深度。

列宁最后构想和新经济政策学说，可以区分出从浅到深、由表及里的三个层次：

（1）针对当时特殊情况的具体措施；

（2）解决全局性、方向性重大问题的基本原则；

（3）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方法论上的根本原则。

在这三个层次的思想内容中，越表层的特殊性越多，越容易过时；越深层的普遍性较多，生命力就越持久。涉表层者得浮萍，涉浅水者得鱼虾，涉深水者得蛟龙。我们应当深入到列宁思想脉搏的深处，真正把握其中具有永久魅力的思想蛟龙。

列宁最后构想中提出的许多具体措施已经过时了，然而其中包蕴的基本原则并没有过时。列宁提出的以商品经济、民主政治、文化革命为骨骼系统的总体构想，对于探索当前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列宁最后构想和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对于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并没有过时，对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列宁最后关于政治制度改革的构想，对于今天确立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有重大启迪作用，尤其是民主化改革从执政党自身做起的原则和强化人民监督权的原则，在今天反对官僚主义、建设新型民主的政治改革中仍然保持着锐利思想锋芒。列宁的文化革命计划，对今天的文化观念变革和精神文明建设，依然有方法论上的重大启示。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之路的探索中，列宁那种面向生活实践，一切从实际国情出发，既勇于开拓新路，又勇于修正错误的认识论、方法论根本原则，更是我们今天探寻改革之路的思想源泉。

从社会主义历史发展过程的角度来看，当代社会主义改革实质上是彻底摆脱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僵化模式，重新回到列宁新经济政策和最后构想开创的道路上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和发展列宁后期的思想和事业。在新经济政策实践基础上结晶而成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列宁构想，揭示着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小农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的特殊规律，集中体现着列宁别开生面的理论创造。它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的一般设想，更同后来形成的斯大林集权模式有本质区别。

商品经济、民主政治、文化革命是支撑整个列宁构想的三大骨架，也是当今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改革的三个主动轮。新经济政策道路以及最后结晶而成的经济建设构想，用列宁的话说，基点就是充分利用“国家调节下的市场”，“以市场为基础”，“按商业原则办事”，实际上就是发展商品经济的问题。列宁最后著作中提出的改革政治制度的建议，中心点是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列宁后期首次提出的文化革命计划，思想焦点是拔掉农奴制旧文化的劣根性，建设社会主义新文明。简要地说，“商品经济——民主政治——文化革命”，这是支撑列宁后期全盘改革计划和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构想的总体构架。 当前的社会主义改革，就以我国而论，也亟待解决系统规划、整体战略和配套进行问题。当然，我们今天不应当简单套用列宁构想的框架，但是列宁最后构想贯穿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一体化的基本思想，依然是我们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南；列宁后期实行政治、经济、文化“全盘改革”的原则，仍然是我们今天对僵化体制、障碍机制进行综合治疗、全面改革的指导方针；而列宁构想中“商品经济——民主政治——文化革命”这三个基点，至今仍是支撑全面改革的主要支点和动力机制。

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今天并没有过时，仍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与当年俄国特殊情况相联系的许多新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特殊措施，今天已经失去普遍意义；但是反映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新经济政策基本原则，则没有失效，它适用于当前几乎所有一无例外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中国当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说尤其如此。我们当前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摆脱斯大林模式的轨道，沿着列宁新经济政策道路和原则继续前进。

试问新经济政策的七大基本原则，究竟哪一条过时呢？简单地搬用这些基本原则，当然不足以解决改革面临的复杂问题，仅仅有这样一些原则也远远不够，还需要创造和补充一系列新的原则、新的措施。然而，列宁奠定的新经济政策原则并没有过时，仍然是改革集权体制、焕发经济活力的重要指针，仍然是当今时代改革中行之有效的基本原则。

列宁最后著作中提出的政治制度改革的系统建议，是他为党的十二大准备的改革政纲，是他准备与新经济政策配套实行的“新政治制度”的总体构想。可惜由于他第三次中风后，生命垂危，丧失语言能力，这一切都未能实现。今天当我们拨去历史表象笼罩的重重迷雾，对列宁这一构想进行反思时，会发现一幅二重化了的历史图景：这里提到的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个人早已成为历史人物而灰飞烟灭，不少个别措施也已经成为明日黄花，某些思想已经成为过时观念；可是这里提出的基本观念却在当代政治改革中显示出无限生机，它的思想深处闪现出大胆探索新型民主的思想火花，显露出反对官僚主义蜕化的不可磨灭的战斗锋芒。

借助于对列宁政治制度改革构想的沉思，可以大大加深我们对当前社会主义政治改革的理解，确立社会主义政治学的新观念，从理论思维高度进一步廓清政治改革的中心目标、思想主线和基本原则。

在目前进行的文化问题讨论中，有两种相当流行的说法：要么是选择，西方的发达文明，全盘西化；要么是选择中国传统文化，向传统复归。这两种说法貌似对立，但在方法论上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他们都不了解，文化革命的发展方向，既不是简单地选择现成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文明，也不是简单地选择古老的东方文明，而是立足于社会主义本体上的文化创造，即对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做出更高综合，创造一种更高类型的新型文明。

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观念变革需要遵循哪些基本原则呢？重温列宁的文化革命计划，可以从方法论上得到重大启示。在“文化热”当中，有些人对列宁的文化革命计划表现出冷漠态度，认为这似乎是没有多少新鲜感的老生常谈，只有引进现代西方文化学的方法才是出路。我们同样积极主张借鉴现代西方文化学的新方法。但是仅靠这条思想路径，解决不了文化建设中的许多全局性、方向性、原则性的问题。文化争论中的种种倾向表明，正是在这些带根本性的方法论问题上摇摆不定，模糊不清。

只有正确地为改革探源寻根，才能从根本上澄清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前景。毫无疑问，改革需要突破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抽象对立起来的僵化观念，吸收发达资本主义造成的人类先进科学文化成果，克服前资本主义的封建遗迹，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同时，改革后的新经济体制在现象形态上与资本主义发达商品生产确有许多共性之处：都是走向社会化的发达商品经济，广泛运用市场、货币、价值、利润、信贷等范畴，商品货币关系成了推动生产的重要杠杆；在所有制形式中，出现了独立的个体私营经济成分，合资或合作经营的国家资本主义成分，甚至还有外国资本独立经营的企业；在开放潮流中，大量引进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人才、管理方式，还大量引进了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思想成果。这种种现象如果得不到理论上的正确解释，往往造成一种模糊认识：社会主义实在是搞不下去了，不得不完全模仿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倒退。我们并不赞成那种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截然对立的僵化观念，但也不赞成模糊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和远景。从本质上说，改革是更多一些社会主义而不是相反，是更接近于社会主义理想目标而不是相反。从理论上对改革做一番追根溯源，有助于澄清改革的实质，克服上述糊涂看法，真正辨析清楚：有计划地利用商品货币关系，通过发展商品生产的途径走向和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改革之路的主要理论渊源和理论根据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科学社会主义；改革之路固然借鉴资本主义，但并不是简单照搬资本主义，它的深刻根源首先在于社会主义自身发展之中，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主流之中。不从理论上澄清这些问题，就很难使改革的中坚分子明确改革方向，坚定中间群众的改革信念，完全驳倒保守主义对改革的种种责难，战胜资产阶级自由化对社会主义改革实质的扭曲。

在当代社会主义改革浪潮中，我们应当沿着列宁后期开创的这条新路继续前进，独立地、创造性地解决改革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列宁最后构想有些地方是不成熟、不完善的，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我们不应当把它加以绝对化。列宁提出的有些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一个最大的历史性难题，就是一个原先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防止权力集中给无产阶级执政党及其领袖人物带来的官僚主义侵蚀问题，如何防止官僚化、推进民主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世界形势，有许多不同于列宁时代的新特点、新趋势、新规律；我们所处的中国这个东方亚洲大国，有许多不同于当年苏维埃俄国的特殊性、复杂性、丰富性；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有不同于当年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众多特点。因而，我们不是简单地回到列宁后期思想那里去，更不能躺在列宁最后构想上，搬用那里的现成结论，套到改革现实问题上去。我们需要在实践中开拓新路，在理论上进行创造。

我们正处在新时代的改革激流之中，我们正着手宏大的改革系统工程。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更需要系统周密的理论思维，更需要创造性的新观念、新思维。对于我们中国的改革来说，尤其如此。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深入挖掘列宁后期思想，使我们发现了理论上的新大陆，在我们头顶上展现了新的理论星空，为我们创造改革时代的新观念、新思维、新方法、新理论提供了新的源头活水，有助于创立现代水平的系统改革论。

社会主义改革之路、建设之路的探索史，如同整个人类认识史一样，活象一连串螺旋上升的圆圈，有些基本问题、基本趋势、基本规律是不断以新的形式反复出现的。因而每一代人在创造当代的新观念、新思维以解决现代问题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回到前人那里去，利用前人留下的思想资料作为自己的思想出发点。列宁后期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经济改革，是打破雏型之中的集权体制的第一次尝试。列宁最后构想，是进一步改革政治制度、实现文化革命的总体规划，是社会主义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全盘改革计划，这是列宁全部思想发展的制高点，把它作为我们的思想出发点、生长点，有助于创造改革时代的新观念、新思维。

中国改革的实践，呼唤着改革的总体规划，呼唤着强化改革的系统性思维，呼唤着具有现代水平的整体改革论。改革的最大困难，也许并不在于障碍机制的强大，保守势力的顽固，文化背景的落后，而在于改革者自身的盲目性，背着僵化观念的历史包袱，看不清改革之路上的难点所在，难以形成富于想象而又符合实际的总体构想。改革的困难，首先在于改革者自身的认识能力、观念更新、思维水平，改革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要制定改革的整体构想，创造改革的系统理论，必须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历史长河中的思想遗产，尤其是列宁后期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和最后总体构想。正是在这里，在社会主义的历史画卷中，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全盘改革的第一个伟大构想，在列宁的天才头脑中进行了社会主义全面改革的第一次“思想实验”。

在列宁新经济政策道路和最后构想中，我们可以找到今天社会主义改革之路的历史渊源和思想源头，而在当代社会主义和中国改革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列宁后期构想在当代现实生活中新的发展、新的创造。深入开掘这个思想源头，创造性地发展列宁后期思想，会使我们在深化改革的道路上前进得更自觉，更大胆，更稳健，更富于开拓探索精神。

（本文见《改革之路的真正源头》一书，北大出版社1990年版，第7-17页）

【注释】

(1)王东：《辩证法科学体系的列宁构想——对＜哲学笔记＞和现代科学认识论的沉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