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形成的，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主义的实践是在东方落后国家实现的。社会主义制度出现后，经历了许多的曲折和坎坷，今天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向，说明它经历着更大的冲击。于是，议论种种，或云马克思主义过时，或云社会主义必败，或云中国社会主义“早产”了，等等。然而这些议论，是既否定不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性，也不能改变落后国家首先进入社会主义的客观必然性的。本文将就此问题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
社会主义学说，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过程，到19世纪，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
从16世纪初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开始，到19世纪初，是欧洲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欧洲实现了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确立了资产阶级经济和政治的统治。在这一过程中，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相应地产生和发展。与此同时，代表尚未成熟的无产阶级愿望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随之产生和发展。
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三个阶级，即16和17世纪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阶段，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阶段和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阶段。
19世纪初出现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主要代表人物是著名的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与前两个阶段的空想社会主义不同的是，这阶段的空想社会主义，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出现的，那时资本主义得到了发展，资产阶级成了统治者。空想社会主义者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现象进行批判，并要求建立与之不同的合理的社会，从而提出了他们的社会主义学说。但是，他们的社会主义学说是空想，是不能实现的。
19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对立的加剧以及工人运动的高涨，马克思主义诞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才使社会主义学说从空想变成了科学，才使得社会主义学说真正成为一种科学理论去指导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
二
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揭示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
让我们从社会主义学说如何由空想变成科学的角度来认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空想社会主义的空想指的是什么?既不是说它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不彻底，也不是说它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不合理，而是指它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和虚幻的思想，它不能实现。那么，为什么这种社会主义学说不能成为现实?它的空想表现在什么地方?可以从对人类社会及其发展的历史观方面和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方面来看其空想的表现。
从关于人类社会及其发展的历史观方面看，他们把社会主义学说同现实和历史的联系割裂，不是从社会历史本身出发，研究社会历史自身的运动规律来认识社会及其发展、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认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是从理性出发，即从头脑构思出理想的新社会模式。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社会主义即理性的实现。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之所以还没有成为现实，是因为还没有被人认识，一旦被人认识了，从这种理性出发去设计未来社会，再按照这种设计去创造现实即建造真正的理性王国——社会主义，这样，社会主义就被说成是主观的产物了。
这是空想社会主义接受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理性支配世界的历史唯心主义、推崇理性为社会发展动力的必然。理性，说到底，是人们的认识，而在他们看来，掌握理性的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少数的天才人物。所以，他们不研究人们的生产实践，不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人类社会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的历史，以为人类历史是天才的历史，历史发展的方向是靠天才的发现，是英雄的“意见支配世界”。
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来看，他们把社会主义学说从现实的社会矛盾中孤立出来，使之脱离了现实基础。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现实，看到了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看到了阶级对立的不合理现象，并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但他们都没有从这一现实出发，从社会历史本身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而是从“理性原则”出发，以抽象的人类理性作为观察和分析社会历史的出发点和尺度。因此，他们虽然抨击了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现象，却未能科学地进行批判，未能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赖以存在的基础;因此，认识不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从而不能看到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使命，他们不把自己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了的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和启蒙学者一样，他们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无产阶级而是立即解放全人类。为此，他们找不到变革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和途径，只有寄希望于统治阶级的恩赐。
总之，空想社会主义脱离了现实的基础，他们的学说是虚幻的、是从头脑中构思出的社会主义，因此是不能实现的。他们的理论依据，仍然是18世纪启蒙思想家们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如欲使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成为现实，使社会主义学说发展为科学，就必须摆脱那种“凭空构思”的方法，而要以现实为基础，去总结人类历史本身的发展规律，去研究具体历史阶段的本质，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一种学说是否是科学，就看它是否以现实为基础并反映事物的本质和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性。为此，社会主义学说从空想发展为科学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1]具体来说:(1)研究现实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及其自身的发展，从中揭示历史过程的内在规律，使未来的社会主义成为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必然;(2)研究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得以存在的基础，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从中寻找摧毁它的社会力量和途径。
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完成了上面讲的两个条件，从而使社会主义学说不再是不可实现的空想，而变成了可以实现的科学了。
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实践观的提出。与那种“凭空构思”不同，马克思在现实的物质生活面前开始了他的研究;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不同，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哲学，吸取其辩证法中的核心思想，如实地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并努力去揭示历史过程的内在规律。马克思是从现实社会的客观现实出发，也就是从一定历史阶段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出发，从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出发，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人类社会及其发展的。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对人类社会作辩证的考察，马克思发现了，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进一步阐明物质生产怎样决定历史的发展中，提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一切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源泉。一切社会形态的存在和发展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资本主义代替封建社会，以后将被社会主义代替，都是如此。这样，马克思论证了共产主义并非某种“理性原则”的实现，而是社会历史本身内在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同时，在实践的基础上，马克思认为在人类的全部实践活动中，物质生产的实践活动乃是人类社会和全部历史的基础。马克思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这个“基础”上来阐明上层建筑及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这样，就正确解决了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即用社会存在解释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这就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依据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揭示出社会历史过程的内在规律。与此同时，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全面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和分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的经济内容，发现了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揭露了在现代社会内，在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占有剩余劳动时间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家就是靠了剩余价值积累了自己的资本总量。所以，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就是资本家不断榨取剩余价值的过程，是资本的生产和积累的过程。这样，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科学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赖以存在的基础，并从无产阶级所处的地位论证了它的使命——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和共产主义的建设者，从而找到了实现未来的社会主义的现实力量和途径。恩格斯说，剩余价值学说“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社会主义者早先像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的经济领域，得到了明亮的阳光的照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2]于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就克服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缺陷，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揭示了人类历史过程的内在规律以及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
三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而发展的。认识这一真理是极为重要的。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直接的逻辑结果是:社会主义的实现是必然的，而这必然性就埋藏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中，当生产力发展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能容纳的时候，就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是与阶级斗争的发展，从而与革命的发展相联系的。因而，逻辑的结果是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发生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当时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英国和法国，并认为一旦革命在某一个国家发生，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必然随之而起，先后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然而，后来的事实并非如此，社会主义革命除了在俄国取得成功外，在欧洲的其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始终没有实现，而且俄国又不是属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的两次大战中，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虽曾出现过革命形势，可很快都丧失了，这虽然同主观指导错误有关系，但其中却也有某些必然因素。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依据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资本主义必将被社会主义代替，是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做出的科学预见。至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如何实现的，马克思只能根据当时的形势做出他所能做出的设想，但这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设想是有条件的。所以，马克思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设想，与今天已经变化了的历史条件的事实不一致是可以理解的。但它并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所改变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的过程和道路。
从世界范围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来说，资本主义的发达状况与革命发展进程是一致的，但二者并非机械的一致，对某一具体国家以及整个历史的各个不同阶段和时期来说，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任何时候都一致，因为革命还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革命的最终根源，固然深藏于经济的发展之中，但革命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过程。它是经济和政治、主观和客观等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列宁曾经指出，革命危机取决于两方面的情况:一是被统治阶级不愿再照旧生活下去;二是统治阶级也不能照旧再统治下去。这种状态是社会发展离开常轨而处于非常状态下的结果，它只能发生在社会大动荡的时期。这种社会大动荡的终极原因自然是经济运动，可是它的具体表现却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很多情况下表现为战争。在当代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战争，特别是世界性的战争确是引起革命危机的重要因素。然而，战争这一因素起作用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比如在世界性的战争中，哪一个被战争牵动的国家会因此引起革命危机，则由各个国家的具体经济和政治情况决定，它不取决于生产力水平的高低，而取决于国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从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在战争中，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国家往往受害越深，从而国内阶级矛盾也越尖锐，越容易引起革命危机。相反，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却能利用战争的胜利，向本国被压迫阶级作一些不大的让步，从而起了推迟这些国家革命运动的作用。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在战争的条件下尚不能引起革命的危机，在和平的条件下就越发的困难。事实上，在和平的条件下，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采取了一些缓和国内矛盾的措施，使得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运动很不发达。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使多数就业工人的生活水平逐渐有所提高，使他们的生活水平高于不发达国家的一般人的水平，从而相当程度地缓和了国内的阶级矛盾;不少国家的资产阶级搞所谓的“福利国家”以收买本国人民，虽然各项福利无非是把从劳动者那里扣除的收入重新还给他们，但却在相当程度上稳定了政治、经济秩序。又如，二次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的国家职能有所发展，在调节、干预经济生活方面表现出了巨大的作用，采取了国家直接经办企业、扩大国家订货、控制利率和税率，等等措施，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起到了调节作用，从而缓和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造成的经济破坏，为这些国家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政治上的稳定。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用几百年时间建立起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尤其是议会选举制度有着相当大的欺骗作用。人们尽管可以对某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或政府的某项政策产生严重的不满意，甚至发展为局部的暴力行动，可是根本否定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人却极少。因此，在和平时期，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一般由不满而发展为革命危机的可能性极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仅出现了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而这次运动的结局，仍然是资产阶级依靠其民主制度，采取了进行选举的行动，即靠了体制所规定的程序，在制度范围内解决的。
这样看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能首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不能先于不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就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反而是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必然了。
中国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并非偶然，正是与前面讲的这个必然紧密联系的，它反映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的历史潮流。中国先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是中国所处的特殊历史条件、我们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这一新的历史潮流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一规律在当今历史时代的具体体现，是社会主义事业在当代新的实践中的新发展。这一切，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当时是无法预料的。
革命有自身的特殊规律，然而落后国家的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是否必然走向社会主义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提出了新的课题，即“东方被压迫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这一课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在马克思当年是不存在的。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了半殖民地半封建落后的中国革命实践，回答了这一新课题。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指出了一条通过民族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崭新的道路，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毛泽东肯定了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个时代，这条革命道路的特点是:它强调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民主革命的独立发展，而不以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进程为前提;它强调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主要依靠自己组织起来的力量来实现革命，而不是主要依靠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它强调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保证了民族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联系，而不承认二者中间横插进一个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中国正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
“早产论”、“补课论”者认为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脱离历史常轨的结果，应退回到出发点，然后按正轨重新起步，先发展资本主义，等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以后再考虑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这种观点是用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待科学社会主义，从而忽视或不理解当代社会主义实践所体现的历史规律的新特色，不理解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在不发达国家中实现的社会主义，即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乃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生事物，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当前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实现。人们没有必要为这种社会主义的“不发达”而忧虑。正确的态度是承认现实，实事求是，认真地研究。
我国4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不仅是历史的必然，而且确实已经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虽然40多年的实践充满了偶然性，即由人为的原因而造成的跳跃的或曲折的发展，但它毕竟通过一系列复杂现象体现了一些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形成了一些不可移易的东西，即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特征的内容，并由此构成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和基础。因此，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就是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
四
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的核心，是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共产党员不仅要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更要在行动中自觉地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无论现实社会主义实践达到何种程度，处于什么阶段，无论实践活动中有无偏差和失误，实践结果是否尽如人意，这最终的理想和目标应始终不变。
我们的社会主义实践，应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真正原原本本地贯彻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保持社会主义的科学性。这就需要不断排除不同形式的“空想”因素的干扰，把理论与我国实际结合，把社会主义学说始终“置于现实的基础上”。
我国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始终以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作为改革和建设的原则，在革命胜利以后的40多年来，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和变化，这是任何人也无法抹煞掉的，特别是“十年文革”以后，中国共产党更加自觉地，在总结建国30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能够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
如果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方面总结我们的失误，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离开了我国现实的生产力标准，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急于求成，在社会主义改革上急于求纯的错误，以及照搬他国经验、效仿苏联模式的错误，都是在一定程度上离开了我国的现实基础。而回顾我们成就的取得，恰又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考虑到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特点，提出了适合我国实际的改革和建设的方针、政策和措施的结果。如1956年以前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情况基本如此。
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是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的，它是科学，它以现实为基础，运用辩证思维方法，总结了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所以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之下的实践不是空想，不是乌托邦。但我们必须注意到，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不是单纯的、纯粹的社会，而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有机体。尤其是当今的社会主义社会又都是在一些生产力极不发达的落后国家中建立起来的，在这些国家中，并非如马克思当年所设想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具有的那些特点。因此，我们今天建设的社会主义，就不能以马克思当年的设想作为当前本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立即达到的标准和要求。否则就离开了“现实基础”，使社会主义实践带有空想的成分。
这里，必须明确，我们要求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坚持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不断排除不同形式的“空想”因素，以确保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充分显示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与那种把社会主义简单说成是“空想”和“乌托邦”，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绝不能混淆。
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当前必须警惕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泛滥和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战略。
当前的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已经证明了，国际资本主义是在把实现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化、社会主义社会民主社会主义化，看做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实行“和平演变”，复辟资本主义的一条重要途径。对此，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而且必须看到，这是一条危险性和可能性都很大的途径，切不可掉以轻心。但是，共产党员必须毫不动摇地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因为，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再泛滥，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如何得逞，终究改变不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也否定不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
(1990年12月)
【注释】
[1]恩格斯:《反杜林论》(马、恩选集三卷第59页)
[2]恩格斯:《反杜林论》(马、恩选集三卷第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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