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深层次阶段目标实现的策略

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初级阶段，国际化目标的实现不需要通过根本性的制度变革来促进。但是，人民币进入国际化深层次发展阶段后，则需要进行长期性、根本性的变革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一、夯实中国的经济基础是根本策略

高速的经济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但是，中国经济的人均水平仍然较低，高速经济增长模式难以持续，过度依赖出口和在世界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等因素使得中国虽然是经济大国但还不是经济强国，更不是“富国”，这也成为阻碍人民币实现国际化深层次阶段目标的根本因素。同时，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些弊端也使得人民币国际化需要进行其他工作，如资本账户开放、汇率利率制度改革、人民币输出渠道的建立与拓宽等都受到制约。所以，夯实经济基础既是中国国家发展的宏观大计，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根本策略。从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角度，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要改变政府经济建设的目标和政绩考核指标，将重心从追求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转变到追求经济增长的质量。中国保持了长时间高速经济增长，但却是粗放型利用资源并以环境恶化为代价。目前这种经济增长的模式随着人口红利的减少、资源成本的上升、国际市场的变化等因素而难以持续。重质不重量的政绩考核指标塑造，才能从根本上促进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制度等体制变革，中国居民才能够可持续地产生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才能发挥消费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使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新的推动力，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根本的经济基础。而且改变这样的模式，还可以减轻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为了追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政绩而产生的投资压力，减少资源配置的行政干预，也就有利于减少金融市场改革的阻力；同时从粗放型向集约型模式的转变也能减少中国因为碳排放量巨大等对资源的透支遭到其他国家的指责和诟病，改善中国的国家形象并提升国际影响力。

第二，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是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排斥、抵制甚至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等的理由。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虽然暂时还未因为这个原因受阻，但是一旦人民币国际化进行到较高阶段，对发达国家利益形成威胁时，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必然会成为在这一领域压制人民币的借口。因此，中国应该继续致力于市场化改革，争取更多国家直至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样的努力也不仅是未雨绸缪的策略，利率、汇率的市场化本身也是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应有之义。

第三，降低对出口的依赖，尤其是降低出口企业对人民币保持较低汇率的依赖。前文多次谈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长期依赖“中国制造”出口是难以持续的。这使得人民币不能依靠贸易逆差的国际货币惯用方式输出人民币，不利于中国获得国际货币的铸币税收入，也不利于充分满足非居民对人民币的需求。虽然可以通过人民币直接对外投资等方式来弥补这个问题造成的缺陷，但是从长远来看，也需要降低对出口的依赖，才能减少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提高产生贸易逆差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根本的解决思路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消费对经济发展和就业的贡献，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出口领域相对能在较短期限内实现的目标是提升出口企业的竞争力，扭转出口企业依赖人民币汇率维持在较低水平而获得低价竞争优势的局面。如，有技术或者资源条件好的行业可以通过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推动品牌战略尤其是有民族特色的品牌拓展国际市场；实现目标市场多元化来增加利润源泉等。由于技术和要素禀赋的限制，在这些措施中，通过文化手段来提升民族品牌的国际形象是在相对较短时间内能够实现的。（关于此方面问题，本节最后一个要点将进一步论述）通过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参与国际分工，实现贸易结构的升级，使人民币汇率变化对贸易的整体影响减弱，尤其是降低人民币升值的负面影响。这样才能减少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汇率升值以及汇率市场化之后汇率变动对大部分出口企业造成的损失。

二、离岸金融中心建设与境内金融市场改革相结合

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是货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中国在境内金融市场还不发达的情况下就已经开始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其特殊的优势在于能够借助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开展人民币离岸业务来接纳非居民持有的人民币在金融市场上的投资需求。但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发展，尤其是在国际化的深层次阶段，强化人民币作为金融工具计价结算货币、储备货币等国际货币的职能，就必须要求双管齐下：继续建设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同步深化境内金融市场改革，共同打造人民币国际化要求的发达金融市场。

（一）打造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是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桥头堡”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境外人民币的流通规模扩大，非居民对所持有的人民币如果不在短期内通过贸易和直接投资项目使用，就存在利用金融工具进行保值增值的需求。在资本账户管制的情况下，境外人民币很难流入国内的金融市场，因此，非常有必要通过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来满足境外人民币的金融投资需求。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桥头堡”，在人民币回流和承担金融工具计价货币职能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离岸货币也称为欧洲货币，即在货币发行国境外存贷或者在货币发行国境内存贷但被视为境外货币，与本币实行分账管理，不受本国金融管制的“境外货币”或者“治外货币”。离岸货币金融业务的对象一般是持有该种货币的非居民，最主要的特征是管制宽松：不受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管制；不缴纳相关税收；业务开展和定价权相对自由等。

所谓离岸金融市场，是指以离岸货币为业务对象的金融市场。包括离岸货币的存贷、汇兑、组合投资、保险等各个方面。当离岸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达到较大的规模，成为该种货币离岸业务的主要活动场所时，就形成了该种货币的离岸金融中心。

人民币离岸金融业务主要是在香港开展的。2003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在香港试行办理个人人民币业务，启动了离岸人民币业务，随后一直处于不断发展中。“十二五规划”也明确表示中国会将香港发展成为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2011年，香港金融管理局相继在澳洲、俄罗斯、西班牙进行路演活动，推介香港人民币离岸业务^[7]。

近年来，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初步实践，香港的人民币业务发展迅速。截至2011年12月，香港各类人民币存款余额为1 763.98亿元，定期存款余额为4 121.32亿元，分别是2004年的32倍和6l倍；而人民币贷款业务发展也非常迅速，从2010年年底贷款余额不足20亿元上升到2011年的308亿元^[8]；从2007年开始到2009年，有中国银行、国家进出口银行、国开行等近10家机构在香港发行了300亿元的人民币金融债券，而2011年前5个月，香港发行的离岸人民币债券总额就已达到280亿元人民币。2011年人民币债券发行量超过了1 000亿元，相比2010年，一年间增加了3倍。香港成为最主要的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中心和非居民人民币持有者主要的金融投资场所。

但是，香港在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建设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最突出的是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工具较少，非居民的投资领域局限于人民币存款或者少量的“熊猫债券”。目前非居民持有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工具的主要动机在于人民币有升值预期。而且人民币汇率在大陆与香港间存在汇率差，人民币跨境结算制度又存在一些漏洞，非居民有套利的动机。例如，中国进口企业在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时，可以先开具信用证，信用证到期后支付人民币，然后通过信用证开立银行在香港的分支机构再购汇支付。如果香港的外汇汇率低于境内，则可以实现套利。在这些因素推动下香港人民币金融业务的繁荣有“泡沫”成分，一旦套利机会消失，或者人民币不再有明确的升值预期，人民币就会对非居民失去吸引力。

针对这样的情况，发展香港人民币离岸业务的关键是提供多元化的金融工具来增强人民币的吸引力。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的金融机构具备设计更多人民币计价金融工具，包括衍生工具的能力。改变目前金融工具匮乏局面的根本推动力是放宽政策限制，例如，在证券市场上，应该放宽目前只允许金融机构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的限制，允许更多的发债主体发行债券，扩大债券市场的规模和投资者的选择范围；给予香港金融机构更多的人民币业务设计和定价权；进一步给予税收优惠等。

除香港之外，还可以在境内建设分离式人民币离岸中心，扩大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范围。所谓分离式离岸金融中心是指所在国政府专门为非居民交易而人为创设的、将本币视为境外货币的国际金融平台，起源于1981年美国的国际银行设施（International Banking Facilities）^[9]。目前，中国许多区域性的金融中心有非常积极的意愿要建设成离岸金融中心。典型的有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大连保税区、福州市、深圳市和珠海横琴岛等地。虽然这些城市提出建立的离岸中心并非针对人民币，而是指以其他境外货币为对象开展金融活动。但是，在建设过程中，这些区域的金融机构也会积累开展离岸金融活动的经验，并形成相关的风险监管机制。因此，可以借鉴美国经验，在上海等有条件的城市建立分离式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这样不仅可以扩大人民币离岸业务的发展空间，还能够将这样的分离式金融中心作为金融制度改革、资本管制改革措施的试点，为这两个领域的改革提供“试验田”，积累经验并完善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建设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要摆脱地方保护主义的狭隘思路，可以建设多个中心。目前关于国内哪些地方可以建成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存在争议，甚至对于究竟该在上海还是香港建设最大的离岸人民币金融中心也有人在进行分析论证。笔者认为，关于中心究竟应该在哪里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国际货币的离岸金融市场都不仅仅只有一个中心，对人民币而言同样如此。而且，由于人民币在较长时间内仍会是非自由兑换货币，为了方便境外人民币的使用，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范围越大越有利。除了国内的香港、上海、深圳等城市，还应包括2011年表达有意愿成为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伦敦、新加坡等，都可以在政策上鼓励、扶持其开展人民币离岸业务，建立多个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以弥补人民币国际化初期阶段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资本不能自由流动对人民币国际化形成的障碍。而且无论是香港，还是即将发展起来的新加坡、伦敦等地，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成熟度都强于国内，在金融工具的开发与风险控制方面，实际上更优于取消资本账户管制以后，境外人民币回流到国内金融市场。通过离岸金融市场发展人民币的投资工具，还能够有效隔离资本大量内流对国内金融市场、货币政策和实体经济的冲击与负面影响。可以说，通过发展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来拓展境外人民币的使用途径是目前既保持人民币资本账户管制，同时又谋求国际化的两全之计。

（二）深化境内金融市场改革是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长期策略

仅仅依靠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来向非居民提供人民币资产的投资空间显然是不能支撑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持续推进的。从长远看，深化境内的金融市场改革是保障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同时，正如前文论述，深化金融市场改革也正是在获得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之后，通过货币国际化对金融市场深度与广度的要求来倒逼和促进中国金融市场突破改革瓶颈。

从人民币国际化的角度，中国金融市场改革的举措应该包括以下方面。

1.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拓宽非居民在境内金融市场投资的渠道

由于资本账户管制的原因，非居民持有的人民币资产目前在中国境内的投资渠道基本上限制在实体经济领域，如用于进口中国商品、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等。在金融市场上投资渠道除了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少量政府债券等非常小的开放窗口外，基本无法实现人民币在金融市场上的回流，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和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因此，伴随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资本账户将逐渐开放，与之相伴随的是要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拓宽非居民在境内金融市场投资的渠道。除了风险较小的存款工具之外，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基金市场等金融市场应该逐步向非居民放开，最终使得非居民持有的人民币能够和居民持有的人民币一样，能自由在境内选择适当的金融工具。

2.积极进行金融工具创新，拓展人民币投资空间

金融工具创新是中国金融市场改革一直提倡的目标，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有一种观点认为金融创新尤其是金融衍生工具创新是高风险的根源，所以要求对中国金融机构创新金融工具进行更严格的监管。实际上这是一种“因噎废食”的误解。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与金融衍生过度有关，但并非金融工具本身而是高杠杆率导致了危机。何况金融衍生工具并非都是高风险，许多衍生品的主要功能是套期保值。因此，中国金融市场的改革仍应该注重金融工具的创新。尤其是中国金融市场投融资过度集中在银行体系，造成银行体系的资产规模巨大，集中的风险也过高，而分散和化解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方法就是利用金融工具创新。例如资产证券化业务，既可以分散风险，同时又能创造新的金融市场工具，丰富金融市场产品，为人民币资产的持有者提供更广阔的投资空间。

3.彻底改变债券市场落后局面，提高债券市场满足金融投资需求的能力

中国的债券市场极不发达，规模小品种少，收益较低且监管制度过严，而债券在金融工具中是最灵活的投资对象。彻底改变中国债券市场的落后状况是人民币成为金融工具计价货币的重要举措。

首先，要放宽对债券发行人资格的限制。发行主体多元化，债券市场才会有更丰富的产品以供更多投资的选择，满足不同资金持有者对收益、流动性、安全性的不同需求，包括构建规模较大的高收益债券市场，即垃圾债券市场。这也符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即中小企业融资难，尤其是在产业升级阶段、新兴产业在萌芽时期难以从银行获得足够的资金，发行高收益债券能够使这样的企业拓展融资渠道。其次，要促进投资者的多元化，并且大力发展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和专业的固定收益类投资者，增加债券市场的资金流量，活跃交易以提高债券市场整体收益水平。同时，要建立起债券发行风险评估和定价机制。扶持发展独立信用评级公司，提高其业务水平和公信力，增强更多投资者对债券市场的整体信心和兴趣。

4.强化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促进人民币成为大宗商品计价货币

前文论述了争取采用人民币作为大宗商品定价货币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而大宗商品的定价与相关期货市场有关。期货交易所中商品交易量越大，交易越活跃，就越容易掌握商品的定价权。目前，中国只有3家期货交易所，10个交易品种，而美国商品期货市场则有多达348个交易品种。差距大也意味着发展空间和潜力大。因此，金融市场改革可以将期货市场作为一个发展重点，扩大市场规模，放宽对市场参与者的限制，给予期货交易所更多的产品设计自由，增加交易品种。利用期货市场的发展来促进人民币成为大宗商品计价货币以推动其国际化进程。

5.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机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目标的实现

金融市场的改革重点之一就是要改善金融机构的结构和市场细分条件下的竞争关系，提高金融机构的经营水平。而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机构，必然也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目标的实现。境内金融机构要转变原有业务主要依靠客户资源和规模优势的粗放型经营理念，形成在加强成本核算与风险控制基础上追求产品定价能力和服务能力的精细化管理模式。在和境外金融机构的竞争中应该充分发挥本土企业的比较优势，巩固在人民币业务方面的地位和影响力。并且积极利用后发优势，学习西方发达金融机构的先进经验与方法，拓展新业务和新市场，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目标实现的有力支撑。

三、资本项目开放与资本流动管制相结合

前文论述了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账户开放之间的关系，总体而言，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初期阶段，中国目前资本账户的管制并不会形成明显障碍，但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将要求资本流动更加自由，资本账户开放，人民币成为自由兑换货币是必然的趋势。但是，无论是国际货币的经验还是中国的实际国情都表明，资本账户的开放应该与资本流动的适度管制相结合，这样才能在促进本币国际化的同时，减轻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并防范风险。

（一）正确认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政策信号

2012年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连续发表了两篇调查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加速开放资本账户的条件基本成熟”，传达出明显的政策信号，即决策层在近期内会加快开放资本账户中的管制项目。

央行报告提出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理由在于：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对资金的需求旺盛，资本管制放松，为中国资本输出提供了机会，而中国近年来需要通过资本输出释放过剩产能和流动性；另一方面，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迅速且稳定，有能力控制资本流动的风险。

但是，在决策层对开放资本账户表示乐观的同时，也有学者指出目前并非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最佳时机，放宽资本账户的管制应该审慎（张明，2012），资本管制仍然是中国金融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余永定，2012）。

本书赞成对资本账户开放持审慎态度。因为国际环境的变化虽然存在有利于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因素，但另一方面随着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到欧美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后的“财政悬崖”，流动性泛滥仍然会是世界经济面临的基本事实，中国此时放宽对资本流入的限制，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明显的。正如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近发布的《中国2030》报告所指出的，未来五年是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最为危险的时期。同时，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状况其实与央行报告发表之前相比，在控制资本流动风险方面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或者改进，金融市场或者监管机制并未有突破性改革，国内对外资盲目性的欢迎和资本外逃的动机有增无减，放松资本管制缺乏稳定的国内环境支撑。

事实上，央行也能对实际形势进行正确判断。虽然宣称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时机已经到来，但在具体规划的资本账户开放步骤中可以看出，即将采取的开放举措仍然延续了渐进式改革的谨慎态度，并非反对者所担心的冒进突破管制。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表里不完全一致，在笔者的理解来看，是决策者在明白资本账户开放实际仍然需要较长时间逐渐进行的状况下，在官方报告中明确、高调宣传即将加快改革，一方面使国内相关经济主体能够预判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资本账户开放的暂时缓步阶段已经结束，有关资本管制取消或者放宽的政策即将出台；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配合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关联在官方报告中多次提及）资本账户开放既然是国际公认的货币国际化的基本条件，而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并没有国际标准明确界定货币的兑换性，一种货币是否自由兑换，可以由其发行主体自行宣布。（详见本书第四章）那么，如果中国表现出积极进行资本账户开放的姿态，选择部分风险相对较小的项目取消资本输出、输入的限制，则可以顺理成章地宣布人民币成为自由兑换货币。因此，如果央行在资本账户开放中表现出的进取、高调姿态是一种经济外交策略，则不必担忧，相反这样的策略会为人民币国际化造势，改变国际社会对中国开放度低、人民币兑换性被严格管制的印象与判断。

（二）资本账户开放必须要与资本流动的管制相结合

1.资本账户开放的渐进路径和最终目标的弹性选择

资本账户开放的一般原则是按照风险的大小和控制的难易程度逐步推进，按照官方的步骤，开放次序是“先资本流入后资本流出、先长期资本后短期资本、先直接资本流动后间接资本流动、先对机构开放后对个人开放”。大致可以分三步开放：在1~3年期间放松有真实交易背景的直接投资管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3~5年期间放松有真实贸易背景的商业信贷管制；5~10年期间加强金融市场建设，依次审慎开放不动产、股票及债券交易^[10]。

值得强调的是，上述路径是一般经验的总结，由于资本账户开放与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因此，应该在设计了步骤的情况下，也要有灵活调整的思路，不能僵化地按部就班，更不能舍本逐末。而且，资本账户不必完全开放，因为即使是发达国家，名义上实现了资本流动的基本自由，但事实上也存在管制。因此，中国完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的变化进行开放项目的取舍。如果从配合人民币国际化的角度出发，则可以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初期阶段暂时不继续加大资本账户的开放力度。（具体分析详见本书第四章）随着国外人民币沉淀数量的增加对投资中国境内形成较大需求时，再根据需求及中国本身对境外人民币投资的目标引导，渐次开放投资项目。如果在对投机资本流动风险控制没有较大把握，而长期投资领域能够接纳大部分境外人民币的情况下，甚至可以一直不开放短期金融市场。

2.资本流动管制方法的调整

中国资本账户通常的管制方法是对每项资本流动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行政审批。这种方法的管制成本高，而且由于一些金融活动属于交叉型的，即在国际收支统计项目中，既可以归于此项也可以归于彼项，在界定是否属于管制项目时有难度，而且也容易形成管理上的漏洞。

随着资本账户的开放，管制的项目逐渐减少，资本流动管制方法也应该有所改进。

第一，行政审批管制方法仍然应该保持，在管制内容减少的情况下，可以致力于健全审批的标准，提高管理的准确性。

第二，可以采取数量管制方法，将项目审批改为限额管理。对资本输出、输入根据不同项目设定每一年度的汇兑最高限额。经济主体在限额内的资本流动可以不需要审批，超过限额的再审批。这种方式可以降低审批成本，同时还能有效进行渐进开放，即根据资本流动情况和效果调整不同项目的最高限额，通过不断提高限额、最终取消限额来实现开放。并且这种方式也符合弹性管理的原则，一旦需要加强或者恢复对某些项目的管制，也可以通过调整限额来实现。

第三，可以借鉴价格型资本管制理论的思路，通过征收托宾税等方法来进行资本流动管制。虽然对跨境资本流动征税存在一些弊端，典型的是征税金融活动会伪装成非征税活动等。但通过智利、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实施托宾税的经验来看，在资本管制的某些方面该种方法效果是非常显著的。智利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控制的经验证明，通过无息准备金制度^[11]，使短期资本流入存入和长期资本一样的准备金，加大了短期资本流入的成本，从而可以在限制短期资本流入的同时吸引长期资本流入，改善流入资本的期限结构。所以，实施托宾税可以有效防止短期资本的过度流入。而马来西亚则是对资本流出征税，同样也收到了明显效果。中国采取托宾税的具体形式除了无息准备金制度外，还可以有资本交易税、收益所得税、两级托宾税等形式。其中两级托宾税主要针对短期资本，对正常的短期资本流动征收基础交易税，对被判断为异常资本流动的除了征收基础交易税外，还征收交易附加税^[12]。

3.注重对资本自由流动风险的防范

第一，在长期资金流入方面要注重引进外资的质量。改变资金短期对外资的极度需求，尤其是改变对地方政府引进外资的考核指标，根据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和目标引导外资投资新兴和战略产业，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并且适当减少甚至取消对外资的优惠，以防范国内资本通过离岸金融市场等渠道先输出资本，然后伪装成外资流入的违规返程投资。

第二，对短期资金的流入主要是建立健全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体系。可酌情选择某些与经济金融运行情况相关性较高的经济指标作为检测对象，对可能发生的各类风险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并且形成相关的风险预警机制和控制风险的一系列措施。重点监控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金融投资集中的领域。同时对洗钱等活动要有针对性地查处重点主体、重点渠道，严厉打击地下钱庄违法违规交易。

第三，在资本输出方面将重点放在对资本外逃的防范上。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普通家庭投资者缺乏国际投资经验和基本知识，有必要通过社科课题立项、公益讲座等方式对中国居民进行跨国投资知识的普及，尤其是风险揭示，同时建立境外主要金融市场公开信息的国内传播渠道，减少中国家庭投资者在资本账户开放之后海外投资的非理性行为，降低境外投资风险。

第四，将金融机构风险控制机制建立、离岸金融市场监管等与资本流动风险防范结合起来，共同减少资本账户开放后对中国金融市场和经济运行的负面冲击。

四、深化利率与汇率市场化改革以提供制度保障

在中国人民银行2012年7月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中提出要进一步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这既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内容，同时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制度保障，是不可避免与逆转的。本书第六章已经阐述了中国现行的利率与汇率制度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阻碍，论述了深化两项改革对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性，在此着重指出在这两项改革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一）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政策建议

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行到现在，已经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借鉴他国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经验，保持渐进式的改革推行模式。从发达国家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来看，基本上都是采用渐进的模式逐步推进的。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初放开有价证券利率开始，直到1994年才基本完成利率的全面市场化。法国的利率市场化从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直至1984年新的《银行法》颁布，才完全放开对利率的管制，经历的时间更长。即使是市场机制最完善的美国，自1973年5月取消对10万美元以上、期限长于90天的可转让存单利率上限限制开始，逐步推动存贷款利率管制放开，到1986年基本实现银行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经过了十多年的时间^[13]。中国的利率市场化也是采用的渐进式路径，改革非常谨慎。近年来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背景下，决策层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步伐加快。但是，基于利率市场化的风险，在中国的商业银行盈利模式保守、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能力不强等情况下，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仍然应该保持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的态度，以尽量避免对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运行的负面影响。

第二，提高商业银行的经验管理水平以适应利率市场化变革。最紧迫的是需要改变商业银行的经验模式，通过切实发展中间业务、表外业务等来增加利润源泉，积极进行金融创新，开发新产品和新服务来提高盈利水平。同时，商业银行应该提高金融产品的定价能力，能够在利率市场化之后根据市场需求、同业竞争、客户信用、风险状况等制定适度利率水平。此外，商业银行还应该致力于研究信用风险的预防和控制，根据利率市场化环境下经营风险发展变化的新特征和新要求来全面提高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减少不良资产。只有在商业银行整体经营水平有了上述提高之后，利率市场化的负面冲击影响才能降低，相应地，也才能降低通过商业银行这一资金融通中介对实体经济形成的负面影响。

第三，加强货币政策的调控能力。虽然利率市场化之后中央银行只能通过调整再贴现率来调控市场利率水平，但是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大多数商业银行，即使没有国家控股，受国家监管的控制程度都较高。因此，可以通过信贷数量控制等方法来辅助中央银行调整利率水平和信贷规模，同时继续运用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并且增加公开市场操作的次数和规模，通过这些方法来减轻利率杠杆作用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削弱，从而实现货币政策目标。

第四，还应该继续推进金融市场的结构改革。发展各类金融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来更好地满足经济主体的投融资需求，形成多层次、多品种的功能互补金融体系。这样既能减轻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之后的定价难度，同时也能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减少上述对实体经济运行可能导致的干扰。

（二）深化汇率体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2005年汇率体制改革之后，中国形成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虽然名义上是参考一篮子货币，但是如何选择币种及各种货币所占的权重，全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制度安排的透明度很低，因此这种汇率制度并非真正以市场供求为基础^[14]。并且人民币汇率制度名义上是浮动汇率制，实际上由于波动幅度窄，仍被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是固定汇率制度。深化汇率体制改革，形成更合理的人民币均衡汇率仍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1.重新设计“篮子货币”，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

所谓一篮子货币是指将多个主要贸易国的货币，依照往来贸易比重，编制成一个综合的货币指数。将货币盯住一篮子货币与盯住某一特定货币（如美元）一样，都属于可调整盯住汇率制度。目前美元在人民币的篮子货币中所占的权重是最大的，所以当美元汇率波动频繁或者波幅大时，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成本也会上升。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元汇率一直不稳定的情况下，盯住美元显然不利于人民币汇率稳定目标的实现。而且，中国是贸易大国，贸易伙伴已经多元化，也不宜单一盯住美元。因此，应该根据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与特征，以及中国的贸易伙伴的结构，重新设计篮子货币。可以根据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间的“贸易额＋结算额”方式构造货币篮子内容，按照贸易重要性确定货币篮子中各种货币的权重，降低货币篮子中美元的比例，并依据贸易额度将篮子内的货币币种扩大。以近5年或10年经济体与中国贸易额占中国贸易总额80%以上为标准，篮子货币可以包括欧盟、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巴西、俄罗斯等经济体的货币，赋予各自一定权重^[15]。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形成参考了一篮子货币，汇率根据篮子内货币升降水平来决定，美元、欧元等货币的升值或者贬值只能够按照其权重指数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影响。这样的汇率形成机制有利于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

2.扩大汇率波动幅度——设立人民币汇率目标区——形成独立浮动汇率制度

固定汇率制度与浮动汇率制度各有优劣，而浮动汇率制度的各种类型中，只有独立的浮动汇率制度能够带来切实的国家福利。对国际货币而言，要保持币值的长期稳定和国际公信力，一般要求建立独立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制度名义上是“有管理的浮动”，但是波幅窄，2012年4月才将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波动幅度从0.5%扩大到1%，虽说是“浮动”汇率，但实际上更接近固定汇率制度的特征，离独立浮动汇率制度还有较大差距。在实现最终目标的过程中，应该先继续扩大汇率波动幅度，逐渐使人民币汇率从单边升值向更符合市场供求变化的双向波动方向变化，有利于人民币汇率有效的价格机制形成。

第二步是设立人民币汇率目标区。这是从目前趋于固定汇率制度向独立浮动汇率制度改革的过渡，既有固定汇率制度的稳定又有浮动汇率制度的灵活。我国应结合国内外利率的差距、国内外通货膨胀率的差距以及外汇市场供需差额，设定汇率目标区的宽度，并在一定周期后调整，并且可以借鉴欧洲货币体系汇率机制的做法，设立带有预警作用的偏离界限。当人民币汇率在目标区内波动时，不采取措施进行干预，到达偏离界限时，中央银行才开始干预，将汇率控制在目标区内。这种设计使汇率政策能有效地调节国际收支，实现外部平衡，而货币政策也不必受制于过多外部因素，相对独立地实现国内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促进宏观经济内外协调均衡、持续地发展^[16]。

通过设立人民币汇率目标区的过渡，央行和微观经济主体都逐渐适应了汇率波动的市场环境，无论是央行的干预管理能力还是私人部门的避险意识与能力都得到了提高。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资本账户的放松管制、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逐步实现、金融市场与金融体系逐渐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就可以过渡到独立的浮动汇率。

3.培育外汇风险防范的意识与市场

随着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汇率波动将逐渐加大，在汇率形成机制逐渐市场化的过程中，外汇风险的管理主体从行政主体逐渐向市场主体转变。为了减少汇率变动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冲击与影响，首先应该培育微观经济主体防范外汇风险的意识，同时积极培育外汇避险市场，尤其是培育中国目前相对发展落后的外汇衍生品市场，包括远期、掉期外汇交易，外汇期权及外汇期货市场。使微观经济主体可以利用外汇衍生产品来规避汇率风险，并且增加外汇的投资渠道与工具，有助于配合意愿结汇制度的改革，真正实现“藏汇于民”，降低外汇占款和外汇储备。

五、合理利用区域货币合作环境

按照国际货币的一般经验，某种货币在国际范围内能充分发挥国际货币职能之前，通常都会先在一定区域内成为国际货币，最成功的例子是欧元。对人民币而言，在国际化的漫长过程中要想绕开区域化而直接跨越式地从国内货币发展为国际货币是很难的。在区域化的发展中，中国要合理利用区域货币合作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之所以强调“合理”，一方面是在于要正确认识人民币不可能仿照欧元的模式，相比欧元，人民币所在的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环境是有限的，不能盲目拔高区域货币合作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作用，但也有可以利用的渠道；另一方面在于人民币的“区域化”有一个其他货币没有的特殊有利条件，即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台湾虽然是各自独立的经济区，各有独立货币，但是由于民族和政治渊源，有望建立合作程度更高的“中华货币区”，成为人民币区域化的有力推动力量。

（一）积极参与并利用亚洲货币合作平台提升人民币的区域影响力

1.亚洲货币合作的基本状况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诸多亚洲国家认识到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环境下，单一国家独自对抗金融危机的困难加剧，从而加大了货币合作的步伐，而亚洲货币合作实际上主要在东亚国家间进行。1997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上，日本正式提出由日本、中国、韩国和东盟建立一个类似于“亚洲货币基金”的地区性基金组织的设想。1999年11月，东盟“10＋3”峰会通过了《东亚合作联合声明》，目标是加强金融、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协调与合作。2000年5月，亚洲开发银行的清迈年会上，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财长发表了《联合声明》，即《清迈协议》。其主要内容是同意建立“双边货币互换机制”，即在成员方彼此间相互提供外汇市场干预资金，同时，还就交换信息和建立预防金融危机的监督机构等问题达成共识。成员方同意按照各国外汇储备分摊资金，建立总额为200亿至300亿美元的备用贷款基金。《清迈协议》是东亚国家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重要里程碑，在此基础上亚洲区域金融合作逐渐展开。

《清迈协议》之后，亚洲货币合作的主要内容是倡议推动建立东亚债券市场。最具成效的是在东亚及太平洋中央银行行长会议框架下的亚洲债券基金和在东盟“10＋3”框架下的亚洲债券市场倡议。前者是2002年10月由泰国建议设立的，按照自愿原则，成员方将本国外汇储备的1%用于组建一个面向东亚债券市场的基金，投资亚洲经济主体发行的债券，培育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该基金分成两期，第二期包含1只泛亚指数基金，投资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的债券市场，对象是以成员方法定货币计价的主权及准主权债券，以及8只单一市场基金，投资上述8个成员方的本币债券市场。亚洲债券基金二期将通过上市等方式向其他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开放，其中泛亚指数基金已经于2005年7月在中国香港上市。后者是在2003年第六次东盟“10＋3”财长会议上通过的，由亚洲开发银行支援推动，由日本政府提供资金，分成6个工作小组具体筹建，其中中国属于第二小组。亚洲债券市场倡议有两种实施方式，一是在各国创造适合债券市场发展的环境，二是定期举行政策对话与讨论。

除了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最主要的进展还有建设自由贸易区。早在2001年中国与东盟10国就宣布要用10年时间建成自由贸易区。到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如期正式建立，不仅包括有关商品的相关协定，还包括投资、服务等方面的相关协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拥有19亿消费者、近6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和4.5万亿美元贸易总额。自贸区启动后，中国和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之间超过90%的产品将实行零关税，中国对东盟的平均关税将从9.8%降到0.1%，东盟6个老成员方对中国的平均关税将从12.8%降至0.6%。东盟4个新成员方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也将在2015年实现90%的产品零关税^[17]。

2.人民币区域化并不是要求人民币成为“亚元”基础

在欧洲货币一体化成功推出欧元的鼓舞和启发下，一些政府官员和学术研究者也提出亚洲货币一体化的目标是推出统一货币“亚元”。1997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东盟国家首脑会议上最早提出了关于建立“亚元区”的设想。然而对这样的观点，笔者不能赞同。无论从欧元问世的理论基础“最适度货币区理论”（详见本书第二章）来看，还是与欧洲货币合作的实践对比，亚洲都不具备进行高层次货币合作，直至推出共同货币的基本条件。

第一，货币一体化要求合作成员方在经济发展、经济政策实施、文化等方面有高度的趋同性，而亚洲各国不仅经济发展的差异较大，合作意愿也远不如欧洲各国强烈，甚至因为政治、历史等因素，还有程度不同的摩擦和矛盾，在货币合作以及经济合作方面相互协调的氛围和机制都远逊于欧洲。

第二，货币一体化需要高层次经贸合作为基础。从欧元的实践来看，是经历了关税同盟－经济联盟－货币联盟这样不断加强的经贸合作来推动的。但亚洲的货币合作缺乏这样的基础。亚洲至今没有建立广泛的、包括亚洲所有国家的经贸合作同盟，至今为止规模较大的“10＋3”等联盟也只相当于关税同盟。从上述亚洲货币合作实践来看，区域合作范围还未推广到要素自由流动、汇率联合浮动等高层次阶段。在这样的区域合作层次就妄谈货币一体化，笔者认为是不切实际的。

第三，货币一体化需要强有力的主导国家来领导与推动。亚洲国家中经济规模最大的日本和中国无论是综合经济实力还是区域政治威望都不足以单独承担这样的责任。如果这两个国家能够达成密切合作，也许能创造异于欧元模式的、由日元与人民币两种货币共同组成的“亚元”基础。但中日之间有根深蒂固的矛盾，尤其是2012年爆发的“钓鱼岛之争”更加激化了两国矛盾。在多种政治力量围绕钓鱼岛博弈的情况下，谁也无法预测中日关系的未来，但能够肯定的是中日间在货币领域暂时不会有进一步的双边合作。而人民币国际化或者人民币区域化不能静待中日关系正常后才继续推进。因此，人民币与日元合作推动“亚元”，甚至人民币单独成为“锚货币”来主导“亚元”问世都在较长时间内不可能实现。

3.积极利用亚洲货币合作的现有条件来促进人民币的特殊区域化

货币一体化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经济、政治、文化的趋同与高度协调性不是每个区域都能实现的。亚洲由于上述原因，尤其是政治原因，货币一体化只是理论上美好的憧憬。人民币不可能仿造欧元模式实现国际化目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民币不能利用亚洲经济合作来推动国际化。积极利用现有条件也能有效提升人民币在亚洲的国际影响力，使得人民币区域化，创造货币区域化的第三种模式。（对货币区域化的内涵界定以及“第三种模式”的论述详见本书第一章。）

第一，继续开展货币互换仍然是在《清迈协议》框架下应该进一步推进的有效方法。利用2008年金融危机后亚洲国家为抵御金融危机影响，对货币互换安排积极性加强的氛围，加大双边或者多边货币互换合作，推广人民币在合作国家间的使用并成为对方官方储备货币。

第二，在亚洲债券市场建设合作中，利用中国外汇储备丰厚的有利条件，争取在亚洲债券基金中多注资，加强中国在这一合作机制中的主导地位。同时，利用亚洲债券市场倡议的定期对话与讨论平台，积极倡导亚洲货币合作，并且在日本一国出资情况下，中国也应主动注资推进亚洲债券市场的建立，争取人民币能在亚洲债券市场上成为计价货币。

第三，利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合作机制，推广人民币在自贸区充当计价结算货币。除了在政策上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协商，签订更多的双边或多边边贸本币结算协议外，还应该配套进行金融服务建设。促进中国的商业银行和自贸区银行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广泛建立代理行合作关系。同时允许对方经营人民币结算业务的银行参与中国境内的同业市场交易，满足这些银行对于人民币头寸业务缺口的调剂，增强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结算业务的积极性。

第四，可以在继续推进亚洲货币合作中，积极利用新的合作机制与平台提升人民币的区域影响力和地位。中国可以利用稳定的经济发展基础，成为亚洲整体经济增长的引擎，增强相关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附程度；利用充足的外汇储备，在有可能的机遇下，由中国主导出资建立亚洲储备基金甚至经济发展基金；利用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以及更合理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逐步形成，在亚洲的汇率合作中争取使人民币成为被盯住的“锚货币”或者篮子货币的组成。

（二）通过“中华经济区”的合作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印第安纳州坡尔大学的郑竹园教授最早提出了“大中华经济圈”这一概念，是指中国内地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完全实现自由贸易区。1993年，世界银行发表的年度报告《全球经济展望和发展中国家》中，将中国内地及香港、台湾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单元分析，称之为“中华经济区”（Chinese Economic Area）^[18]。此后，关于中国内地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议题被广泛关注。在亚洲整体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或者货币一体化很难实现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加强“中华经济区”的合作，以扩大人民币在亚洲区域的使用范围及影响力，从而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1.内地、香港、澳门、台湾的经贸合作现状

2003年，内地与香港、澳门分别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和《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内容涉及关税减让、原产地规则、服务贸易开放、贸易投资便利化等，使得内地与香港、澳门间的经贸关系更加紧密^[19]。在货物贸易方面，从2006年开始原产于港澳地区的产品输出到内地实行零关税。目前，享受零关税优惠的港澳地区产品已达2 849种，几乎包括港澳地区向内地输出的全部现有产品。在服务贸易方面，内地在旅游、医疗、物流等40个领域对港澳地区开放，同时放宽了港澳地区在内地的投资地域与经营范围^[20]。截至2010年11月，香港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项下已经开放了280项服务贸易项目，基本包括香港四大支柱行业及六项优势产业^[21]。此外，内地还与香港和澳门在贸易投资促进、通关便利化、电子商务、法律法规透明度、商品检验检疫、食品安全、质量标准、中小企业合作、产业合作、保护知识产权合作和品牌合作等方面加强了合作。在金融合作方面，港澳地区银行积极办理存款、兑换、银行卡和汇款等人民币业务，尤其是香港已经成为境外人民币循环的重要集散地和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的最主要地区^[22]。目前，内地已经成为香港最大的出口市场、最大的直接投资者，成为澳门最大的贸易伙伴和进口来源地、第三大出口市场以及澳门第三大外来投资来源地^[23]。

2003年，大陆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台湾对大陆的出口额占台湾对外贸易总额的20%以上，如果再加上台湾对香港的出口额占台湾出口总额的32%，则居第一位^[24]。2008年6月，中断9年的两岸海协会与海基会协商重启。担起两岸沟通、协商的重任，并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开创了两岸交流合作的奇迹。2010年，大陆与台湾签署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截至2011年，两岸在两会框架下已经签署了l6项协议，内容涉及两岸“三通”、金融合作、农产品检验检疫、知识产权、医药生物、核电安全等方面的合作，集中解决了两岸交往中的迫切问题，有效推动了两岸交流合作的深化。大陆与台湾间的贸易与投资在《协议》框架下发展非常迅速^[25]。

2.加强“中华经济区”的合作，提高人民币的境外影响力和国际化程度

从上述内地、香港、澳门、台湾多年来的经贸合作进展来看，可以说目前在关税减让、市场开放、投资便利等方面已经形成“中华经济区”，类似于欧盟前身欧共体当年的合作程度。“中华经济区”的形成和进一步发展，为人民币扩大在境外的影响力和提高国际化程度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和平台。

第一，在现有合作框架下，人民币成为“中华经济区”最主要的贸易结算货币，不仅扩大了人民币的境外计价结算规模，更能够通过香港、澳门和台湾的贸易对象将人民币的使用拓展到更广泛的境外区域。

第二，在经贸合作的基础上，“中华经济区”逐步会加强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而这样的深入合作过程也将促进人民币国际化。香港已经是最主要的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2009年4月2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与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江丙坤在南京签署了《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协议》，就金融监督管理、货币管理以及机构准入等方面达成了合作协议，有力推动了大陆和台湾在货币金融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双方商业性金融机构互设、金融监管资讯的交换以及业务交流等方面的合作，人民币有可能逐步成为台湾金融市场的金融资产计价货币，如果台湾也可以成为继香港之后另一个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则将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在境外金融市场中发挥国际货币职能。

第三，在“中华经济区”进一步的货币合作中，人民币在充当国际储备资产、外汇干预载体货币及汇率钉住锚货币等方面，将更能发挥国际货币职能。根据最适度货币区理论和欧盟的经验，深层次的区域性货币合作还将拓展到建立区域性货币储备基金，实施汇率联合浮动机制，进而实现货币一体化。也有学者大胆提出构想，认为内地、香港、澳门、台湾最终能够参照欧盟经验，建立统一的货币区，使用同一货币，甚至就是共同使用人民币。然而，由于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及政治因素，本书认为“中华经济区”成为“中华货币区”的可能性较小。但是，“中华经济区”的货币合作不会仅仅停留在金融机构、金融业务的相互交流协作的程度，必然会在汇率制度、外汇储备等方面进一步深入合作。尤其是在2008年欧美金融危机之后，各经济体都更充分地认识到必须谋求深层次的货币合作才能够减少货币兑换成本，降低外汇风险及储备压力，抵御游资冲击和国际金融危机，才能促进经济共同繁荣，提高国际地位与影响力。因此，中国内地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可能会建立双边或者多边的，类似欧盟曾经建立的汇率联合浮动机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币极有可能成为汇率钉住的锚货币。此外，在联合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合作中，通过货币互换等方式，也会提高人民币作为官方储备资产的国际影响力。

六、利用文化外交提升人民币的“软实力”

前文论述了人民币国际化的“中国式”障碍之一，也是相比任何国际货币而言，最特殊的障碍就是非居民对中国的敌视或者误解导致对人民币的认同度低。障碍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中国在政治体制、价值观念、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等方面与西方主流国家的差异较大，而这些差异又被一些政治因素放大或者扭曲。人民币国际化目标的实现，除了前文论述的经济层面的策略与措施外，利用文化外交也是提升人民币“软实力”的有效手段，可以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敌视与误解，树立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使非居民乐于接受和选择人民币。

（一）文化外交的内涵

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没有公认的准确定义。《现代汉语词典》对文化的解释：“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26]而由于各国文化背景的差异和政治目标的区别，文化外交也没有统一的定义。原中国文化部副部长孟晓驷对文化外交的定义：“围绕国家对外关系的工作格局与部署，为达到特定目的，以文化表现形式为载体或手段，在特定时期针对特定对象开展的国家或国际间公关活动。”^[27]本书在这个文化外交定义基础上进行延伸，认为广义的文化外交除了“特定时期针对特定对象”外，还包括长期性、延续性地对外传播本国的外交思想、文化体系与价值观。因此，文化外交的内涵可以这样描述：为树立特定的国家形象，实现国家的对外宣传目标，官方或者受官方支持鼓励的社会组织、文化团体、教育研究机构等，以及受官方引导的大众传播媒介，利用语言、文学、艺术、体育、教育、科技交流等文化表现形式向国际社会传播本国外交思想、文化体系和价值观。

（二）利用文化外交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思路

针对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各种敌视与误解，中国有必要借鉴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及欧洲发达国家在文化外交上的成功经验，积极利用文化外交来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逐渐地获得非居民的认可与接受，为人民币国际化消除政治文化因素的障碍，同时也有利于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1.以“和合”思想化解“中国威胁论”

“和合”是从中华文明精髓中提炼出来的一种思想观与价值取向。“和”代表不同的元素能够共同存在，“合”代表不同的元素能够相互融通。“和合”思想包含“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彼此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地形成了一种融合冲突的文化^[28]。即提倡不同元素间应该相互友爱、理解、体谅以化解矛盾冲突，达到求同存异、和谐共存的境界。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本身也是“和合”思想的实践：汉族、匈奴、契丹、女真、蒙古、满族以及南方边远部族在无数次的战争与冲突中碰撞、同化、凝聚，直至相互融合。至今为止“和合”也是中国政府民族政策的重要指导思想。

将“和合”作为中国外交思想的基调，表达了这样几层重要的内涵：第一，中国认同并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以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姿态愿意学习和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第二，中国在继承发扬中华文明的同时，不会将自身的文化体系及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和民族，不会进行“文化征服”和“文化争霸”。第三，中国愿意和世界各国一起平等、开放、包容地开展各种文明间的交流与互补，以实现多元化文明在交融中的共同发展。

“和合”思想是对“中国威胁论”的反驳，消除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对抗与防范心态，有助于塑造中国不卑不亢、胸怀博大的“和平崛起”大国形象。

1.以孔子学院为载体传播汉语，逐步地传播中华文化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播语言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传播文化的过程，比起其他方式更能起到润物细无声般长期、持久的效果。例如，从19世纪末开始，法国通过在非洲、远东和近东地区传授法语作为传播法国文化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在一些官方机构甚至宗教组织无法进入的地区，通过支持法语联盟这样私人文化机构组织，利用传授法语来使得这些地区的居民逐渐接受法国文化。此后，法国对通过语言来进行文化外交愈加重视。1909年，法国外交部成立国外法语学校与著作办公室，在1920年改制为法语著作司，其使命为“法国对外知识扩张”。法国著作司的预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占本国外交部总预算的20%^[29]。同样重视语言传播功能的还有英国，借助英语作为世界语言的优势，英国一直致力在全球推广英语以传播英国文化。仅2010—2011年，英国文化委员会便在世界各地设立了109个英语教学中心，为29.4万人提供英语学习课程，为全球英语学习者提供130万课时的培训^[30]。

通过语言进行文化传播的显著效果，在我国普及英语学习的过程中体现充分。为了更好与世界交流，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将英语作为正式的必修课程纳入了教育体系，并不断强化英语学习，将英语考核和英语水平的要求逐渐扩大到各类考试、求职、晋升等范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如果不能相应具有一定程度的英语水平，无法获得任何文凭和大部分晋级机会。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和压力非常大，而要掌握好一门语言，就必须尽可能地阅读大量原文书刊，听原声歌曲、广播等音像作品，并按照该种语言的表达习惯反复密集地训练写作水平。有条件的还要和以该种语言为母语的人增加交流甚至到以该种语言为母语的国家去学习等。在这样的过程中，欧美文化渗透、移植在中国英语文化学习者的思想里，不知不觉地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审美观，对欧美文化逐渐接受、认同甚至崇尚。

中华文明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经历过“唐文化”鼎盛繁荣对世界感召与同化带来的优越和荣耀，经历过东方神秘古国对西方国家吸引与向往带来的满足和自豪，也经历过故步自封与夜郎自大带来的文明落后，以及落后之后从学习、模仿到迎合造成的文明沉寂。中华文明是丰富的精神宝藏，传承、弘扬传统文化的精髓意义深远。从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角度而言，如果能使非居民广泛熟悉、接受、认同中华文化，必然能纠正他们对中国的误解，从而提高对人民币的持有和使用积极性。

他国经验和中国本国的切实体会都证明了语言传播的重要性，中国在文化外交手段选择上，也应该更加充分重视向世界传播汉语。除了加强国内教育机构对留学生的培养力度外，更有效的做法是利用“孔子学院”。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是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设立的非营利教育机构，旨在向世界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全球首家孔子学院于2004年11月21日在韩国首尔成立，截至2010年10月，已建立322所孔子学院和369个孔子课堂，分布在96个国家（地区）^[31]。今后应该继续在资金、政策等方面扶持孔子学院的发展，鼓励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申请开办孔子学院，将该机构打造成以传播汉语言为载体，传播中华文化的阵地。通过丰富的教学与文化活动，增强外国对中国的了解、塑造正面的国家形象。

1.以多样化的非官方媒介为主体实现文化外交的目标

从文化外交的内涵界定中可以看出，文化外交的实施主体可以是官方，也可以是非官方。从实施效果来看，非官方组织或者个人更具亲和力，和国外民众的交流方式更自然，影响范围更广泛。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民众习惯通过大众化、平民化的渠道及媒介接收信息和进行交流，中国对这些国家进行文化外交就应该通过非官方媒介传播信息，在不知不觉中增强国外民众对中国的了解和好感，消除敌视和误解。

非官方的主体和媒介是多样化的，在此以成功经验多、中国又有一定基础的方式——通过影视作品来进行文化外交为例，阐述利用非官方媒介进行文化外交的功能和注意事项。

影视作品能够直观且立竿见影地向观众传播文化，轻松的接受氛围和情感的互动，能使作品包含的文化元素深入人心。利用影视作品宣扬本国的文化是许多国家都采用过的文化外交策略，最典型的成功范例首推被称为美国文化传播“铁盒中的天使”的好莱坞影片。近年来，韩剧作为该领域的后起之秀，迅速而广泛地使韩国文化，尤其是韩国的饮食、服饰文化风靡了中国，获得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女性的高度认同，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应。

中国目前在影视导演水平、明星效应等方面有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可以借鉴这些成功经验，通过创造高品质、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影视作品宣扬中华文化并进行中国商品的文化营销。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影视作品中体现的文化元素应该是正面的，符合中国希望塑造的国家形象要求。不能迎合西方国家对神秘东方古国的幻想和错觉，放大中国古代一些类似女人裹脚、一夫多妻等已经被现代中国摒弃的糟粕。第二，应该丰富影视作品中的中国文化元素，并且有意识地配合国家形象宣传和民族元素商品的推广来进行影视制作。除了中国武功之外，具有中华民族元素的服饰与工艺品、饮食文化，与西方伦理观不同但符合人类真、善、美价值取向，能够引起国外民众情感共鸣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等都可以成为影视作品的主题或者表现内容。第三，政府应该资助和扶持优秀影视作品的对外传播。在这个方面可以借鉴韩国的做法。韩国文化企业普遍规模小，资金紧张，韩国政府就向这些企业提供条件优惠的低息贷款。同时，韩国政府还专门出资成立影音分公司，由政府相关部门补贴制作费用，主要是帮助文化企业将产品中的韩语翻译为外语，从而方便这些产品的出口。此外，考虑到影视作品后期制作费用高，韩国政府还出资建立了一个公共的制作间，低价租给需要的企业，帮助企业降低制作成本^[32]。第四，除了独立拍摄之外，可以积极利用中国目前已有的和好莱坞及其他知名度高的影视制作商的合作，在合拍影片或者国外影片中植入中国文化或者中国商品元素。例如，在《钢铁侠2》中，女演员斯嘉丽·约翰逊身着体型完美的服装是中国的“森马”。而在《变形金刚2：堕落金刚的复仇》中，高速公路的广告牌上赫然出现中国的休闲服饰品牌“美特斯邦威”。

文化外交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中国应该将文化外交置于战略高度，加大对文化外交的投入和研究。通过有效的文化外交，能够使国际社会逐渐放弃“中国威胁论”，消除对中国的敌视、防范和误解，在思想和情感上接受、认同中国的“和合”文化。这对于人民币国际化而言，在具备了经济层面基本条件的同时，才能够真正自愿被非居民选择和使用，也才能真正成为国际货币。

【注释】

[1]黄范章：《政府主导的边界与路径——兼论重塑国资委和成立国家资源委员会》，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9月（上）。

[2]Jeffrey Franke1：“No Single Currency Regime is Right for all Countries or at all Times”，Princeton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p.215，Prineceton University，1999.

[3]《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失衡明显，进口支付结算远超出口》，人民网2011年7月6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forex/GB/15083574.html。

[4]王敏、黄涛：《以跨境贸易结算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思考》，载《银行家》，2012年第4期。

[5]王敏、黄涛：《以跨境贸易结算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思考》，载《银行家》，2012年第5期。

[6]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数据资料。

[7]戴芷畅：《香港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优势与发展现状》，载《经济研究导刊》，2012年第27期。

[8]戴芷畅：《香港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优势与发展现状》，载《经济研究导刊》，2012年第27期。

[9]国际银行设施（International Banking Facilities）是纽约离岸市场的正式名称，是美国本土的欧洲货币市场，该市场的特征是业务范围包括市场所在国货币的境外业务，而在管理上把境外与境内美元实行严格分账。它将对非居民提供的美元金融服务看成境外美元，不接受和境内美元一样的金融管制。

[10]本部分参考了2012年4月《新世纪周刊》对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的采访报道。既代表了官方政策方向，同时也是学术界关于此问题的观点总结。

[11]无息准备金制度（Unremunerated Reserve Requirement，URR）。指针对特定类型的资本流入，要求国外投资者必须向中央银行存入无息存款准备金，目的是通过增大特定种类资本的流动成本来降低流动性。由于强制投资者把部分资金无息地存在中央银行，URR制度实际上是对资本流入进行征税，属于单向托宾税，其税率与准备金比例、准备金要求期限以及外资投资的期限和机会成本密切相关。

[12]王玉、陈柳钦：《托宾税的国际实践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学习与实践》，2011年第6期。

[13]朱林：《关于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有关问题的思考及政策建议》，载《金融发展研究》，2012年第9期。

[14]彭程：《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问题探讨》，载《经济视角（下旬刊）》，2011年第7期。

[15]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课题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路径探讨》，载《海南金融》，2011年第6期。

[16]张细松：《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研究》，载《金融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1期。

[17]张彦：《人民币国际化中的亚洲货币合作》，载《当代经济管理》，2010年第12期。

[18]王媛媛、全毅：《中华经济区建设及其面临的新议题》，《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1期。

[19]董树君、雷立钧：《大中华经济圈构建华元的思考》，《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20]包有或：《中华经济区货币统一的可行性分析》，载《亚太经济》，2012年第1期。

[21]王媛媛、全毅：《中华经济区建设及其面临的新议题》，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1期。

[22]包有或：《中华经济区货币统一的可行性分析》，载《亚太经济》，2012年第1期。

[23]商务部：《目前内地已成为澳门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j/cj－gncj/news/2009/12－16/2021070.shtml.

[24]董树君、雷立钧：《大中华经济圈构建华元的思考》，载《内蒙古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25]王媛媛、全毅：《中华经济区建设及其面临的新议题》，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1期。

[26]吴晓春：《文化外交：内涵、发展与作用》，载《长沙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27]彭新良：《外交学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关于文化外交的几点思考》，载《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年第7期。

[28]张立文：《中国和合思想导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第28l页。

[29]吴晓春：《文化外交：内涵、发展与作用》，载《长沙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30]李德芳：《以他山石攻己玉——从英国的文化外交谈起》，载《中外文化交流》，2012年第2期。

[31]孔子学院官方网站http://www.hanban.edu.cn/confuciousinstitutes/node_10961.htm.

[32]陶文昭：《韩国的软力量：从奥运会到联合国秘书长》，《政工研究动态》，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