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初级阶段目标实现的策略

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币国际化已经起步。根据本书对人民币国际化目标的分类界定，目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已经进入初级阶段，开始充当国际贸易计价结算货币并被少数国家官方纳入储备货币体系，有了国际货币的特征。但是，由于人民币在上述国际货币职能中发挥的范围较窄，在实体经济领域中充当计价结算货币的份额也较低，人民币还未能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同为国际货币。因此，本书界定的初级阶段目标还未能完全达到，还需要通过下列措施来强化人民币在国际化初级阶段的职能发挥。

一、强化人民币的国际贸易计价货币职能

2008年12月中国开始实行跨境人民币贸易计价结算试点以来，人民币跨境结算收付额增长非常迅速。截至2011年年末，跨境人民币收付总额占中国整个涉外收付款总额的6.7%，较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人民币成为中国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对外结算币种。虽然发展迅速，但是人民币在充当国际贸易计价结算货币方面，与其他国际货币相比仍然存在明显差距。

第一，人民币跨境结算呈现明显的“跛足”现象，即进口支付人民币的额度远远超过出口收取人民币的额度。在截至2011年4月末的全国累计办理的10 481亿元的本币结算中，近90%为货物进口结算，只有不到10%为出口结算比例^[3]。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方面是人民币长期有升值预期，境外客户收取“硬货币”可以避免外汇风险，还可以获得短期的套利和投机收益，因此持有人民币资产意愿增强；另一方面在于中国的出口产品通常是技术含量较低、国内过剩产业商品或者低附加值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导致出口企业的议价能力和谈判能力较低，难以在计价货币问题上说服对方放弃习惯使用的美元等货币而同意选择人民币。这种“跛足”的局面虽然形成了人民币输出的渠道并在境外积累了一定规模的人民币，但是不能长期维持非居民从投机和套汇角度接受人民币，同时出口难以用人民币计价结算，不利于人民币跨境结算的结构均衡，还会加剧外汇储备的供过于求的矛盾。

第二，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价值尺度的职能体现不充分。目前，除了中国及其贸易伙伴之外，第三国采用人民币作为国际贸易的计价结算货币的比例微乎其微，人民币尚未能在国际贸易中发挥价值尺度的职能。同时，衡量一种货币是否能够充当国际价值尺度的重要标准是看大宗商品交易中该种货币能否作为计价工具。“英镑－煤炭体系”和“美元－石油体系”都是奠定两种货币成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基础。而人民币在大宗商品贸易定价方面还缺乏话语权。

第三，跨境结算的清算系统还不够完善，有关部门还未就推动人民币跨境结算形成合力。快捷高效的清算系统是一种货币成为国际计价结算货币的前提与基础，美元正是以其强大的清算系统奠定了国际地位与影响力。人民币的跨境清算体系还处于正在建立的过程中，目前交易者可以通过国内商业银行设在境外的分行和境外商业银行设在中国国内的分行开展跨境人民币支付清算服务，但是结算手续不够简便，方法单一，缺乏选择性与弹性，并且还没形成合理的统计检测和有效的跨境清算监督机制。此外，目前国外金融机构对进行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的积极性也不高，人民币未得到境外市场企业与银行的充分接受和认可。这使得采用人民币进行跨境结算的成本较高，未形成高效的清算网络，影响了企业采用人民币结算的积极性。同时，有关部分尚未针对人民币跨境结算形成合力推动，最典型的是在出口退税问题上，许多地方对采用人民币结算的出口企业不实行出口退税，压制了这些企业尤其是利润微薄的出口企业对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的内在需求。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还需要多部门协调配合共同推进。

第四，境外企业人民币融资难度大，非居民获得人民币的渠道少。2011年年末，国内银行在海外的贷款余额约为1.11万亿元，仅占同期国内商业银行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的2.59%。在海外贷款中，海外人民币贷款余额1.548亿元，仅占海外贷款余额的13.95%^[4]。境外企业难以获得人民币贷款，客观上也使得有意愿采用人民币进口中国商品的企业无法通过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

从国家货币的历程和经验中可以看到，一种货币国际化的起步和基础就是从在国际贸易中充当计价结算货币开始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人民币要实现国际化的目标，也应该以推动跨境贸易结算作为起点。针对上述人民币跨境结算中产生的问题，本书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改进。

第一，增强出口企业的议价能力，提高人民币在出口中的结算比例。从整体上增强中国出口企业的议价能力，关键在于提升中国出口商品的附加值，使其具备更多的竞争优势。但是，在出口商品结构调整未能完成之前，仍然可以通过其他方法提高人民币在出口中的结算比例。首先，在出口条件的谈判中，计价货币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如果出口企业愿意在其他方面适度让步，即使人民币作为汇率上升的“硬货币”，对方企业也有可能愿意接受支付人民币。关键在于中国的出口企业大部分利润较薄，可以让步的空间狭小。如果政府将推动人民币在出口中的计价结算作为一项重要目标来看待，就应该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引导，弥补企业在贸易条件上适度让步的损失，以此鼓励企业通过降低报价等来说服对方同意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其次，政府相关部门需要利用、指导行业协会等组织和平台，协调各出口企业形成计价货币选择的同盟，共同将人民币计价结算放在优先的位置。事实上，中国出口企业议价能力低，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国内同业竞争激烈，甚至出现行业恶性竞争。如果能够形成同业联盟，不仅利于保护中国出口企业的整体利益，也有利于提高人民币在出口中计价结算的比例。

第二，争取在大宗商品的计价方面获得话语权，增强人民币在贸易中发挥价值尺度职能。大宗商品采用何种货币计价结算是决定一种货币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关键。一旦成为某种大宗商品惯用的计价结算货币，该种货币必然会在第三国贸易中大幅度使用，同时成为实体经济领域中使用比例较高的国际货币。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逐渐成为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主要的进口方，特别是铁矿石、石油、大豆这三项大宗商品，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买家。但是，中国在这些大宗商品市场上均没有定价权。如果能在部分交易中采用人民币计价结算，不仅能够降低中国经济发展的代价和成本，还能有效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鉴于“美元－石油体系”的稳定和难以撼动，本书建议可以先从铁矿石等金属市场入手。因为中国近年来通过海外收购等，在境外拥有了1.9亿吨的权益产能，占中国进口铁矿石总量约30%，并且本国铁矿石产量也在逐步增加。这样的状况使得中国对进口铁矿石的依赖程度比石油等其他重要的大宗商品低，谈判能力稍强。可以通过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等方式加强国内铁矿石企业的市场集中度，有利于改变谈判双方规模与地位严重失衡的现状，扭转中方企业容易被供应方各个击破的局面，争取谈判话语权。同时，还可以联合主要的铁矿石进口国日本、韩国等组成议价联盟，共担风险、共享信息、相互协调来争取谈判利益。

同时，虽然大宗商品以人民币计价非常艰难，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可以利用金融市场的一些新的发展契机寻找适合的大宗商品以人民币定价的突破口。根据国际惯例，大宗商品的定价基本是参照相关期货市场的价格，期货市场的规模越大，其价格发现功能体现也越明显。例如，国际市场上石油定价主要是参照纽约和伦敦石油期货市场上的价格；而国际农产品价格则参照芝加哥期货价格；国际金属市场的定价主要参照伦敦期货交易所。中国的期货市场发展相对较慢，整体实力尚不能和上述期货市场媲美，但也开始在部分领域有了一定国际影响，如目前上海期货市场铜的价格已经成为国际铜市重要的风向标。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铜进口国，可以积极依托并大力发展上海期货交易所，寻找并努力创造国际铜市以人民币计价的机会。此外，2012年2月中国银行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CME）签订了《战略合作意向书》，将成为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在亚洲区的首家全面结算银行。中国银行旗下的中银国际获得了英国金融服务局（FAS）的许可，成为伦敦清算所会的会员，并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金属交易所——伦敦金属交易所的会员，一举打破了欧美大型金融机构对这一业务领域的垄断^[5]。这也是人民币打入国际金融市场计价的一个渠道，有利用的空间和契机。

第三，健全人民币跨境清算体系，创造有利于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内部政策环境。在健全人民币跨境清算体系方面，首先应该在已有的清算渠道基础上，与贸易往来密切的伙伴国建立银行系统的双边合作，搭建双边的人民币结算和清算平台，在此基础上逐渐构成全球的人民币支付清算体系。为了提高他国政府开展人民币计价结算的积极性，可以考虑对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贸易提供关税优惠；建立互利互信的双边合作关系来分享本币计价结算带来的收益等。其次，要完善金融配套服务。金融机构在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时，要改进业务流程，简化手续，提高效率；尽可能通过规模效应等来降低业务成本；扩大人民币结算的业务范围，配套提供信用证、托收、保函、信用卡等工具来满足多种结算需求，并提高人民币远期、掉期以及一些结构性产品，以帮助客户锁定汇率风险等。

与此同时，在国务院的牵头下，人民银行、外汇局、商务部、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等各相关部门应该协调配合，消除部门间的政策冲突，并形成合力来创造有益于人民币跨境计价结算的宽松内部政策环境。相关部门应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让企业切实感受到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利益并产生采用人民币进行跨境支付的积极意愿。

第四，扩大境外人民币信贷规模，借助人民币出口信贷来帮助非居民获得人民币。在较为充分地考虑了资金安全性，能够控制风险的情况下，可以鼓励国内金融机构以及境外资质较好的金融机构对非居民提供人民币贷款，以增加人民币的境外流通量。同时配套鼓励出口以及刺激出口中人民币结算的积极性，可以向出口对方企业提供人民币出口信贷。由于出口信贷要求进口方必须购买贷款提供国的商品，因此这样不仅促进了中国的出口，还能提高人民币在双边贸易中的影响力和地位。此外，当非居民的人民币负债增加的同时，也会刺激非居民对人民币资产持有的意愿，这些都有利于推动人民币的跨境结算和国际化。

当然，促进人民币跨境结算的发展还需要完善人民币的回流机制和汇率制度，这将在下文相关部分继续论述。

二、直接使用人民币进行对外投资

前文已经论述过虽然国际货币的循环模式一般都是通过经常项目逆差输出货币，并通过资本项目顺差实现货币回流。但是中国在很长时期经济增长的模式很难根本上摆脱对贸易顺差的依赖，不能因为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而牺牲贸易整体的顺差从而牺牲就业和经济增长。因此，必须根据中国国情创造新的人民币输出机制。本书认为，通过促进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是良好的方式。

首先，中国的直接投资规模庞大，中国投资者在境外普遍受到东道国的欢迎，具备发展人民币直接投资的基础。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很快，200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仅有9.16亿美元，2005年增加到122.61亿美元，2010年增长到680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五大对外直接投资国，位列发展中国家之首^[6]。

其次，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外部环境产生了有利的变化。金融危机的打击使欧美国家经济陷入衰退，许多国家加强了贸易保护但放宽了对境外资本流入的限制。此外，一些企业在危机打击下资金紧张，亟须资金补充，也更愿意接受海外战略投资、并购或者收购。西方企业的估值水平较低，道琼斯指数平均静态市盈率约14倍，欧洲主流股票指数市盈率都在大约10倍左右，这些都为中国进行境外投资提供了契机。

第三，充分发挥人民币在对外投资中的货币兑换乘数效应与替代效应，能有效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前者是指一次对外投资活动会导致多次本币与外币之间的兑换与结算，增大了本币对外结算的频率和范围，可以促进本币在多种货币中形成参照价值，有利于本币成为计价货币或结算货币。而后者是指向东道国的进口品产业投资，减少了东道国的进口，从而替代了东道国因进口支付而产生的对他国货币的需求。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即使不能用人民币直接投资，但是由于投资规模的扩大，上述两个效应的发挥，可以使人民币在并购资产置换、母公司与子公司内部交易、股东投资收益回流等多个渠道实现计价与结算职能，同时，还能够刺激东道国官方与私人部门对人民币的需求，从而提升人民币的储藏价值。

当然，从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与风险出发，利用对外直接投资输出人民币也符合趋利避害的思路。对外直接投资能够缓解中国近年来流动性膨胀的压力，而且比金融市场上的证券投资或者短期投资更容易带来真实福利并减少资本快速流动的冲击与影响。

因此，应该鼓励并创造条件推动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第一，最主要的措施是减少政策限制，改变以前资金短缺时期控制资本输出的思路，扩大人民币海外投资的规模。2011年通过的《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规定只有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地区内登记注册的非金融企业才可以申请以人民币直接对外投资。在此基础上，可以扩大投资主体的范围，允许有条件的非试点地区企业能够参与。第二，要积极利用近年来欧美国家资金短缺的机会输出人民币。例如，欧洲部分银行在未来两年内将会有大规模补足资本金的需求，中国企业也可尝试以人民币作为出资币种，有选择地投资参股其中优质的金融机构，或引导这类金融机构到离岸人民币市场通过发行人民币次级债等方式补足资本。第三，为了鼓励企业以人民币进行对外投资，还应当辅以优惠政策，比如放宽对使用本币对外投资企业的投资限制，或者给予该类企业更便宜的融资条件等，以促进更多企业愿意创造条件以人民币进行对外投资。第四，在投资相对集中的东道国，银行的境外人民币结算业务也应该随之发展，以方便投资主体的兑换结算。

三、通过政府力量向境外输出人民币

虽然决定一国货币能否成为国际货币的主要因素取决于市场，但是，在国际化的初期阶段，政府推动仍然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优先选择以人民币进行政府对外援助。借鉴美元和英镑扩大国际影响的经验，政府在对外援助、政策性贷款等方面如果积极使用本币形式，将有力推动本币的国际化。中国长期对非洲以及亚洲一些政治关系良好的国家提供帮助，可以利用这一有利条件适当地采用人民币对其提供低息或者免息的贷款，建立人民币发展基金以及直接提供援助资金。通过该类方式可以部分满足这些国家对人民币的需求，同时可以在规定这些援助资金运用途径时，要求对方优先购买中国的设备等来促进人民币在贸易中的运用和影响力。

其次，官方的货币互换仍然值得继续推行。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和多个国家与地区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详见本书第四章）凭借中国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充足的国际储备，中国可以继续和其他国家签订货币互换协议。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向对方国家输出人民币，同时，对方获得的人民币更多会用于进口中国商品。通过货币互换，中国和对方国家的贸易与投资结算可以直接使用人民币和对方的货币，不使用第三国货币，累积到一定额度后由双方央行用货币互换的对方货币进行清算。这样既可以补充境外非居民人民币资金来源，又使持有者不必担心人民币的保值增值。尤其是在资本账户管制，金融市场上实现人民币回流渠道不通畅的状况下，通过货币互换协议建立的人民币国际循环机制能有效提高人民币在实体经济领域的使用和国际影响力，使人民币能够直接成为互换伙伴国的官方储备货币，有利于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初级阶段目标的实现。

第三，积极参与亚洲和国际货币金融合作，提升和扩大人民币的影响力。本书第七章重点分析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元的国际地位有所下降，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新一轮改革，这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契机。中国在各类国际组织中的地位也有所上升，应该借助多边货币合作机制以及20国集团金融峰会等国际金融对话机制来积极为人民币国际化争取更多的机会与展示舞台。例如，继续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提供人民币记值的贷款；在区域组织甚至国际组织的基金建设中争取人民币的参与；在下一轮特别提款权定值货币调整中争取使人民币成为第五种定值货币；在成立新的国际机构或者推出新的国际合作机制时，可以主动考虑用人民币出资，促使人民币成为国际机构会计报表的币种。通过这些平台来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尤其是促进人民币成为更多国家可以接受的官方储备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