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人士的坦白与检举

第二节　金融业人士的坦白与检举

应该说，自从上海解放后，尤其是部分银行先行实现公私合营后，上海私营金融业得到了国家银行的进一步指导和扶持，信誉巩固，业务获得发展，在配合国家政策、联系私人工商业、扶助生产贸易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三反”、“五反”是政治运动，用“政治”眼光审视和以“阶级斗争”的标准衡量，合营与私营金融业问题不少，特别是资方人士和高层管理人员思想觉悟参差不齐，不少行庄公司仍沿袭旧的作风与习惯，高级职员的个人投机违法活动也是普遍存在的。因此在运动中，金融业重点结合本业的具体情况进行坦白与检举。除了一般工商业的贪污、浪费、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盗窃经济情报以及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外，针对金融业中设立后帐、倒卖金银、套取外汇、囤积物资和拆放暗息等违法行为，要求资方人士及各级管理人员进行彻底坦白、互相检举，并发动职工进行检举揭发，以期在金融业中达到彻底肃清各种贪污违法行为，树立正确的经营方针与作风。

在运动的最初阶段，无论是直接领导运动的金融业同业公会，还是各家银行及其管理人员，绝大部分都力图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建业银行是公私合营十一行联合总管理处的成员。1952年1月12日，建业银行举行“三反”运动动员座谈会，银行管理层及业务人员共67人参加，经理王丰年首先作了动员，分别谈了“三反”运动的意义、应该消除的思想顾虑和检讨的范围。他谈到：“大家都是旧社会来的，受了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帝国主义的长期统治，每人都或多或少的染上些不好的习惯，不一定说每人有贪污行为，至少思想上存在着不正常的看法，使我们站不稳立场。我们应该在这伟大的三反运动中，把自己投入，否则已无从谈到改造。”至于检讨的范围和方式，则为“客户请吃饭可以不谈，但送东西可以谈出来，检讨当然以书面最好，不用书面在小组上谈，或总会径直交代，亦无不可，希望每个人忠实地暴露各人的缺点”^[20]。所有建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人员都被要求坦白检讨。

另一方面，建业银行本身就行政方面也向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增产节约委员会作了检讨，重点谈了“官僚主义作风造成企业的损失”以及克服的办法。官僚主义作风主要表现为：（1）没有相应的制度，分工不明，以致形成工作中的感情用事，劳逸不均；（2）业务方面不积极主动，依赖领导；（3）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不依靠群众，反而怕群众；（4）工作粗心，作风拖拉，不负责任；（5）不善用表扬和批评；（6）不关心同仁生活；（7）资产阶级思想领导，讲排场，不精打细算。在“克服办法”方面，该行承诺了以下几点：（1）建立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凡事站稳立场，精打细算；（2）明确依靠工人阶级及常常联系群众，发扬民主，搞好企业；（3）改进制度，首先建立业务制度，明确分区负责，各科加强联系；（4）接受群众意见，重视行务会议，发扬集体领导。在检讨中还谈到了两年来放款方面的坏帐、呆滞情况，坏帐部分到1950年6月30日止计600余万元，1950年12月31日止计400余万元，1951年6月30日止计2 500余万元；呆滞部分1950年6月为18 500余万元，1950年12月为15 200余万元，1951年上期4 300余万元，1951年12月135余万元。该行在检讨中把原因归之于“单凭经手的主观看法，以及领导上又未切实掌握、审慎核定”^[21]。

随着职工群众的被广泛发动，运动由坦白进入到检举阶段，运动的程度大大地加深了。在“三反”运动中，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各成员银行以及各主要管理人员都作了检讨，建业银行工会对各方面的检讨都进行了评议，如对联合总管理处的检讨提出了十七点意见：（1）在西安设立新华分行，是否通过民意测验，“请予解释，以释疑团”；（2）自定公文副本份数，经常要多出三四份，是浪费行为；（3）没有替各单位拟订简单适用之文书档案管理办法；（4）各处召集各单位有关部门开会，经常出现单位负责同志必须在同一时间参加两个会议，顾此失彼，浪费时间；（5）联合总管理处召开会议往往无计划无内容，徒然浪费人力物力；（6）因人设事，机构过于庞大；（7）联合总管理处关于供养员工子女至十六岁之规定不合国情；（8）加班加点没有具体办法；（9）集体沐浴办法尚需考虑，每人用费很高；（10）申请医药贷金及补助时，公文履行拖延时间，属官僚主义、文牍主义；（11）向联合总管理处领用物品遭冷言冷语，“是否看不起我们，请加说明”；（12）领用的有色铅笔不能用，实属浪费；（13）复写纸质量不好；（14）联合总管理处各主管人的检讨不是出于自愿而多数是被揭发出来的，是采用过关与避重就轻的方式；（15）呆帐及催收款应责成经手负责人严催归还，查清过失并做处分；（16）王志莘、李大纬、张纪元、杨锡山、雷平一、孙瑞璜等人的检讨报告没有亲自动手的精神，应重行检讨；（17）李维城、李倜夫、胡言傅、彭绪昌四人须回到本单位来检讨。

工会对建业银行本身检讨的意见更加尖锐，可归纳为：（1）资本金是否确实，“增资暗帐转正抵充不够，仍向外借债，不能使人置信，要请追查”；（2）以往的投资是如何结束的，应该彻查；（3）某些行产房屋和房产顶费之处理应彻查；（4）人事与升迁政策存在问题；（5）高层人员有官僚主义作风。

工会还对联合总管理处的十三位负责人分别进行评议。对身为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行长兼公私合营十一行总管理处主任陈穆，工会的意见是：为何不来检讨？总管理处出现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现象，陈主任是否也有责任？因人设事，陈主任是否了解？可见，对陈穆的批评主要是他所谓的官僚主义作风。至于总管理处常务董事、中国人民银行派到建业银行的公股董事李维城，工会对他的评议则要苛刻得多，共罗列了八大意见：（1）来行后没有开展任何工作；（2）对建业银行员工的评薪工作拖拉太久；（3）被派到上海来的任务是否完成；（4）人事方面有利用职权的行为；（5）对建业银行的合营，以功臣自居；（6）自称对革命有贡献，骄傲自满；（7）身兼第二联营总管理处主任，应辞去检查处长的职务；（8）“听说在第二联营花五百万元买一张台子，如属事实，也是浪费”。应当指出，各私营银行对实行公私合营、加入联合总管理处都抱有一定的期望，对公派董事也有一定的要求；而评议的结果表明建业银行工会对李维城的不满由来已久，并不因其为公派董事身份而留情，也没有什么顾忌。

对总管理处的其他负责人，建业银行工会也都提出了比较尖锐的意见，如对新华银行总经理兼总管理处副主任王志莘，工会提出：对新华银行投资部分坦白不够；新华银行暗帐据说被烧掉了，是什么动机？新华银行交给某人美金8万元带到香港，下落如何？新华银行在瑞士有50万美金，只划出15万，应作深刻检讨。另一些上层管理者的所谓个人生活和出身方面的问题也被点出，如“资产阶级的生活很浓厚，但未提到克服办法”，“出身是工商地主，自己称是小资产阶级是不对的”。工会还质问总管理处的另一负责人徐某：“身为许多厂商董事，放款呆帐很多，有无勾结贪污行为？”“与宋匪子文有何关系？”直攻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重大问题，令其必须坦白交代。

工会还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意见：中国人民银行退票延长时间，是否系官僚主义特权思想，有无改善办法？对轧出支票金额在1 000万元以上者可通融办理保付手续，此种办法是否仅照顾大工商企业？规定每日下午提出交换支票数额在1 000万元以下者不能提出回交，是否已尽到为大众服务的原则？只强调人手少，而不从事实需要出发，也是官僚主义作风^[22]。

当然，工会对自身也有所反思。还在“三反”运动的动员阶段，建业银行工会负责人余某在大谈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危害和金融业的思想情况之后，也对工会工作有所检讨：（1）官僚主义严重存在；（2）变更编制，工会事先未能很好地与行政联系；（3）对小组的帮助不够；（4）对康乐球运动器械与旗帜等都没有好好地保管，形成浪费现象；（5）领导上没有重视请示与汇报制度，放任自流，以致许多同志说工会委员各自为政。但是，与对联合总管理处、建业银行及其有关负责人的严肃批评相比较，工会的自我检讨所反映的情况就算不上是什么问题了。

建业银行所属的公私合营十一行联合总管理处也多次召开“三反”运动动员大会。1952年2月3日上午，有4 000名员工参加的反贪污坦白检举大会又在上海天蟾舞台举行，由总管理处增产节约委员会王伟才主持，他责令“贪污分子”赶快进行彻底的坦白以戴罪立功，规定每一位从业人员必须参加运动，同时运用社会力量，举行厂商座谈会，和厂商基层工会工人弟兄保持密切联系以发现问题，强调“运动必需内外夹攻，撒下天罗地网，逼迫贪污分子彻底坦白”。会上有五人作了公开坦白：一个办事员称偷窃支票236万元，已在1月6日“三反”动员大会上当场坦白，经调查坦白确实彻底，当场宣布免予处分；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沪区业务委员会第五室经理包述传、上海建业银行经理王丰年、聚兴诚上海分行经理杨锡融三人有套用行款、私营拆放、收受黑市利息、私套外汇、贪图暴利、投机取巧、私营商业以及向政府人员行贿等贪污违法罪行，赃款共2亿多元，以不能确定坦白是否彻底，需继续调查而暂不处分；中国通商银行储信部营业员董某曾收受客户行贿，因其坦白不彻底，态度不诚恳，当场宣布停职反省处分。此外尚有六人被点名限期三天坦白。由于“大会再三号召贪污分子，唯有自动坦白，彻底坦白，才是唯一出路，并号召全体同志们勇敢检举，集中全力围攻贪污分子”，因而群众情绪极为高涨，当场收到坦白检举材料339件，表明运动已经“转入向贪污分子进行猛攻围剿阶段”^[23]。

公私合营十一行联合总管理处的包述传也在大会上作了深刻的坦白，他说：

我犯了以上这许多罪恶行为，一味盲目追求暴利，不顾人民大众生活，投机取巧，掀风作浪，自己身为金融机构负责人，竟一再藐视政府法令，为个人图利，这种不法行为是不容原谅的。……三反运动展开以后，我觉得我像狐狸精似的显了原形，群众的眼光监视着我，使我觉得丑态毕露，无地可钻，三反等于三枝箭，枝枝戳到我的心中。这时，我的思想斗争得很厉害，情绪非常不安，极为痛苦……我要决心重新做一个人，就下了重大的决心来坦白过去的罪恶行为。……我现在把一切不法行为，全部诚恳坦白，绝不保留。我既做了这许多危害人民国家利益的事情，我绝对不再考虑什么面子地位，我现在决心向人民坦白服罪，听候处分。^[24]

这类充斥自诬言词的检讨曾一度成为金融业上层人士急于得到有关当局和职工的谅解、在政治上过关的必经程序。

在“三反”运动初期还向本行管理经营人员作动员报告的上海建业银行经理王丰年，这次作为运动的对象也在大会上作了坦白与悔过，他在坦白书中写道：

我出身在资产阶级的家庭，从小就有追求享受的习惯，十八岁就进了买办式的保险公司做生意，学的是资产阶级的虚伪欺诈的一套经营方式和腐化生活方式，二十四岁起，就自己组织企业机构，拿追求利润作为生活中心，拿个人享受作为生活目的。……1950年3月20日同庆并入新华，当时我的情绪闹得很厉害，为什么要闹情绪呢？毫无疑问，是痛惜失去资产阶级的重要地盘，失去资产阶级的事业中心机构。我在思想上呈现着出轨状态，有一个时间，我发生了反抗情绪。因此我积极地要求回复资产阶级的地位，保持资产阶级的利益……结果做出了许多的营私舞弊可耻可鄙的行为。

现在我痛恨从旧社会带来的资产阶级的毒素，使我做出了一切贪污腐化的可耻可鄙的行为，使我走向堕落毁灭的道路。我现在要彻底坦白，丢掉这沉重龌龊的包袱，来清洗我满身污秽的罪行。我感谢毛主席的伟大，三反运动对我的教育太深切了，等于把我从泥坑中救了起来。如果我不能坦白出来，那么我将永远是个鬼，永远在心里怀着鬼胎，不能见人，终将受人民的惩处。现在我既要彻底改造，重新做人，就希望群众尽量把我的污点和罪行指出来。今天我裤子脱了，尾巴还是留着，希望群众帮我开刀，斩去尾巴，使我彻底改造，重新做人。我做了这许多危害人民国家的罪恶行为，我是应该彻底坦白服罪。现在当绝不考虑任何得失，听候组织严厉处分。^[25]

当时不少金融业人士确实有不堪回首之感，希望与过去决裂，求得新生，这无疑已在显示着私营金融业从整体意义上开始了对自身的否定。

在运动中，私营金融业从业人士不仅要承受着所在单位的某些简单粗暴的做法，更在精神上感受到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开展的巨大压力。特别是“五反”运动开展之后，运动的规模、强度大大增强，官方报刊在报道消息、发表评论时，所报道的事态是严重的，使用的语言也是比较严厉的，比如：

全国金融业已开展“五反”斗争，根据京、津、沪、汉几个大城市的报告，几乎所有行庄包括公私合营银行无一例外都有非法投机活动，包括设立后帐、倒卖金银、证券投机、套取外汇、私营拆放、囤积居奇、隐匿敌伪财产；行贿漏税、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勾结奸商投机倒把等等，情节异常严重。这说明了金融业是资本主义制度遗留下来的最腐朽最黑暗的角落……许多窃据金融业包括公私合营银行领导地位的经理人员，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们忠诚地为自己阶级服务，严重地破坏人民经济事业、侵蚀国家资财。他们表面上装出拥护人民政府、拥护共同纲领的伪善面目，而暗中指挥着向国家人民进攻的战役。这是中国人民坚决不能容忍的。因此，就必须在这一伟大的社会改革运动中，对行庄进行普遍的、彻底的、坚决的整顿改造。

报刊又称：在运动中，北京20家包括公私合营在内的行庄经副襄理主任以上人员189人中，有违法乱纪行为的达153人，占其总人数的80%；违法经营的资金总值达3 200亿余元。天津47家行庄（包括公私合营银行18家）襄理以上人员275人，而收到检举的材料就有4 800件。这些数字对上海金融业的运动造成相当压力。有文章便指出：

上海曾经是“冒险家的乐园”，资本主义最黑暗最腐朽的罪恶渊薮，更是不法金融资本家及其代理人们群丑跳梁的魔窟。由于战斗正在展开，仅据合营银行初步暴露的材料，已捕获大小“老虎”120头……以上各地所暴露的问题还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肯定在金融业中“行行是虎”、“行行有虎”，必须全面搜出，彻底清巢……我们必须充分发动职工，大刀阔斧地进行“五反”，坚决改造上层，整顿企业。我们的对象是不法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我们的作战队伍是广大的爱国的职工……在顽强与狡猾的敌人面前，我们必须防止右倾思想，充分掌握调查、研究、说理、斗争，多组织群众大会，打垮他们的威风，使他们在事实面前低头认罪。^[26]

这大有把上海合营、私营金融业的资方人士和上层管理人员一网打尽且斗倒批臭的架势。报刊还一再宣传，“凡采取正确的态度对待自己所犯的错误行为，自动的、及早的、彻底的坦白问题，就有

可能获得群众的热情帮助与政府的宽大处理。凡拒不坦白、拖延观望、坚持错误、不肯老老实实交代问题的不法分子，必将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27]。在这样的狂风暴雨式的运动面前，任何被视作运动对象的金融业人士都无法按常理行事，若想过关，除了彻底坦白、深刻“反省”，别无选择。资耀华的经历就是很典型的个案。

资耀华上海解放时担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后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上海银行公私合营后任总管理处副总经理，还同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民主建国会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金融学会副理事长、天津市人民政府委员、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等职，被树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开明分子。“三反”运动中，资耀华被揭露在上海银行沪区代理中国人民银行区外汇兑之时有过套汇行为，又被检举在天津上海银行经理任内非法隐匿后帐、倒卖黄金、私自烧毁后帐等违法行为。由于他本人并不承认以上罪状，招致上海银行职工的不满甚至愤怒，于是在金融业内外被定为重点对象，受到严厉批斗，《中国金融》、《人民日报》、《天津日报》、《进步日报》等报刊都曾连篇累牍报道对资耀华的揭批。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资耀华最后作了坦白，称自己是“披了一件假进步的外衣”：

几十年来就在摇摆、犹豫、自恃、自负、自卑、自怜这些互相矛盾的状态中过生活。……一进银行，就想把资本主义国家那一套工具搬进中国来，以满足个人的英雄主义，希望上海银行变成日本三井银行与三菱银行，由金融资本支配产业资本。……尤其是在美国研究所谓工商管理，就是研究如何剥削工人的方法，使资本家获得更多的利润，在形式上是应用科学的劳动组织，在实际上是压榨劳动人民的制度，使资本主义的机构能够更发挥其残酷性。

他表示今后将“坚决地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进行思想改造，坦白过去的错误”^[28]。经过彻底的自我否定、自我打倒之后，资耀华才算过了运动关。

在“三反”、“五反”运动期间，通过坦白与检举，结果发现各合营银行、所有的私营行庄几乎都有违法投机活动，到3月下旬为止，仅据合营银行初步的报告，已经揭出大小贪污犯120人，其中所谓的大贪污犯都是各行庄公司上层管理人士。到运动结束时，所有参加运动的行庄公司中，在各种场合“坦白”过的高级管理人员竟有近400人，除包述传、杨锡融、王丰年外，还有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沪区业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前新华银行营业室经理徐振东，总管理处投资管理处处长、前聚兴诚银行沪行经理袁尹邨，总管理处投资管理处专门委员、前浙江第一商业银行信托部经理徐文卿，聚兴诚银行副经理曹翰藩，源源长银行副总经理胡瑞元，国华银行副总经理刘渐陆，茂华银行总经理周志俊，北五行的谈公远、徐国懋，宝丰钱庄经理沈浩生等^[29]。他们在群众的监督下，都做了深刻的反省，甚至不惜以大量的自诬之词以显示坦白的彻底。不论这些坦白、反省甚至自诬是出于诚意，还是违心，都反映了这场运动对于金融业人士的震慑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