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的金融业

宁夏在设省之前，市面上流通的有银锭、银圆、铜元，民间大宗贸易以银两为货币单位，小额交易使用制钱、铜钱。同光年间回民起义被平定后，由于当时天灾严重，又兼多年来兵连祸结，加之军费增加，清政府又无力顾及，财政更是困窘已极。地方官府为解急需，虽不断铸造铜钱、铁钱，或改行“钞法”，但都不能解决问题。1929年宁夏建省时，冯玉祥的国民军控制西北诸省。西北金融统一归国民军的西北银行掌握，宁夏设立西北银行宁夏分行，通用西北银行钞票。国民军离开西北后，其所办的西北银行倒闭，所发行的纸币遂成废纸。马鸿宾为稳定金融，于1932年呈请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核准，正式设立宁夏省银行，该行先后发行无准备金的纸币122万元，暂由官商共同维持，是为宁夏设立省银行之始。此时，宁夏市面流通货币，尚有铜元、制钱、银元等类，银一两兑实钱一千八百文左右。银元通常按八钱计算，兑换时则以七钱五分计算。银钱机关只有蔚丰银行一家，汇天津、北平、汉口，每一千两贴水一百六七十两，西安二百三二十两，平遥、太谷一百六七十两，皋兰二十两^[12]。

1933年，马鸿逵初来宁夏时即私印纸币“临时维持券”、“金融维持券”。1935年，马鸿逵又私印纸币227万余元，两次共私印纸币340余万元。1938年初，马鸿逵以高于原价格八九倍的大烟价格，公开出售84万余两官方大烟，收回私印的全部纸币。1938年6月1日，马鸿逵为总揽宁夏金融大权，又将宁夏省银行改组为宁夏银行。宁夏银行为官民合办，资金原定150万元(官股100万元，民股50万元)，马鸿逵为银行董事长，监事会会长为省政府财政厅厅长赵文府，银行正副行长分别为李云祥和马继德。赵、李、马三人是马鸿逵的财务管家，其中马继德为马鸿逵的堂兄，时任省政府地政局局长。宁夏银行总行设于省城，在宁朔、平罗、中卫、中宁、金积、灵武等地设有分行，另外，还在蹬口、陶乐、同心、定远营、兰州、西安等地设有办事处。

由于马鸿逵掌握宁夏的军政大权，宁夏银行便凭借军政势力和经济实力，对获利较大的主要土特产品，实行强制征购，牟取暴利，大发横财。在宁夏银行成立之时，马鸿逵以省政府主席的名义，以抗日救国为由，宣布对宁夏传统的出口土特产品——羊毛，实行所谓国家专买专卖制度。他在命令中警告私商说:“各商号所存羊毛，均卖给银行，不得偷运包绥、天津。违者以资敌办。”^[13]这样，全省所有的羊毛、羊皮、羊绒和驼毛、驼绒等，几乎都被宁夏银行强迫收购，小价买，大价卖，利用西北贸易公司，套取大量外汇。该行统一经营土碱和中宁、中卫的特产枸杞。宁夏的药材如甘草、苁蓉、当归、锁阳等由宁夏银行统购后，药价被压得很低。宁夏银行还垄断阿拉善旗和鄂托克旗全部皮毛、药材、土碱等。1939年，马鸿逵见贩运宁夏土特产品获利甚巨，于是便在宁夏银行内部专设富宁商行，专营商业。该商行对外仍以宁夏银行招聘进行活动，内部账目独立。在业务方面，宁夏银行几乎把所有的存款、放款、汇兑、贴现等，统统垄断。因宁夏银行发行的纸币与法币同样流通市面，必然会对地方纸币贬值，影响地方财政，所以国民党中央银行初次接洽在宁夏设行，马鸿逵便坚决反对。宁夏银行成立后，马鸿逵才允许中央银行和农民银行等在宁夏开业，但交换条件是:不准自设电台，收发报要先经马鸿逵看，部队薪饷不等拨发命令随时支提，黄金兑换由马鸿逵支配等。中央银行在宁夏开展业务多受掣肘。宁夏银行以市面需要为借口，发行了包括角券和铜元券在内的辅助货币，发行额为40万元，实际上无任何限制，以此吸收大量社会游资，扩充资本。尤其是放款利息，一增再增，月息由几分涨到十几分^[14]。

宁夏工业，本来一无所有，一切工业品，都要从外地进入。宁夏银行看到有利可图，便以“富宁股份有限公司”的名义染指工业领域的各个方面。首先它将私人经营多年的汝箕沟和磁窑堡两个土煤矿攫为己有，相继又办起了甘草膏厂、毛织厂、铁厂、面粉厂、玻璃厂、瓷器厂、火柴公司、酒精公司、精碱公司等。以最低廉的价格统购原料，除少数技工外，劳动力全部通过征兵途径解决。宁夏银行实际上掌握在以马鸿逵为首的地方军阀势力手中，而他们并没有什么金融意识。宁夏的金融业在宁夏银行的垄断下，成为马鸿逵家族剥削和积聚财富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