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剿东南亚剑指中国

清剿东南亚剑指中国

为了维护美元霸权，国际金融投机家配合美国频频出击，试图控制国际经济。先是直接打击日本狙击日元区的建立，再出手直面攻击英镑和里拉阻止欧元区的顺利建立。接着回过头再清剿日元区的外围空间——东南亚，以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而且，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币的崛起也多以东南亚为基础。所以，占领东南亚既可压缩日本经济的生存空间，又可打击潜在的强大中国的“威胁”。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

亚洲经济在20世纪的最后20—30年突飞猛进，发展速度极快。80年代形成“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90年代又诞生“亚洲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虽多年快速发展，但并未形成具有优势地位的产业群，国际竞争力相对较低。而且这些国家受西方经济学家的蛊惑，开放过度，发展过快，为此吸引了大量国际投机资本进入股市和房市，遁入了美元霸权惯用的“泡沫”手段，即在吹起一国巨大经济泡沫后，致使这些国家的经济纷纷患上“体虚症”。一旦泡沫破裂，则经济立刻陷入无法自拔的恶性循环。

此外，从货币政策看，东南亚国家往往将本国货币汇率与美元捆绑，即盯住美元走势。对此，1994年以前由于美元一路贬值，这些国家的货币也跟随一起贬值，使得这些国家因为出口商品的价值由于货币贬值变得价格更低廉而使出口竞争力不断增强。但是，1994年后美元开始转强，同时人民币也于1994年大幅贬值，再加上日元连续贬值，“四小虎”的出口贸易受到了严重的挤压，出口换汇能力下降，贸易赤字剧增。与此同时，因金融开放过度，监管缺失，国际投机热钱大举涌入，吹起资产泡沫，不断推高房价和股价，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为了应对日见膨胀的泡沫经济，遏制通货膨胀，这些国家的央行被迫加息，加息吸引套利资金更快地涌入，国际投机热钱更猛地推高资产价格，这一连串的经济现象，最终导致这些国家的外债居高不下并不断增加，至1996年，泰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为230亿美元，韩国则高达237亿美元，货币贬值的迹象与趋势终于开始显现。

最典型的例子是昔日亚洲“四小虎”的“虎头”——泰国，曾是东南亚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但一夜间便陷入金融危机的旋涡之中，甚至成了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发源地。

泰国从1990年起外贸逆差便逐年递增、经常项目赤字居高不下、外汇储备每年只减不增。从具体数字可看出当时泰国的经济情况：1990年外贸逆差、经常项目赤字和外汇减少额分别为：74.94亿美元、72.82亿美元和32.3亿美元，至1994年已分别增加到：92.68亿美元、82.22亿美元和41.75亿美元。与此同时，泰国的外债自90年代也开始急剧膨胀，1990年其外债为280亿美元，到了1996年已膨胀至900亿美元，仅1998年即将到期的短期外债就高达400多亿美元，超过当时全部的外汇储备。

这一系列问题的存在，必然会放缓泰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这又使所借外债难以产生应有的效益，这种状况不仅严重打击了投资者对泰国经济的信心，而且更加强了对泰国汇率偏离泰国经济实绩的认识，即导致泰铢无论从基本面还是心理面都面临着贬值压力。另一个需要提及的事是，20世纪90年代后泰国为快速吸引外资，实施了金融改革。具体有：1990年4月正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有关义务，取消了经常项目国际支付的限制。1991年，开始减少了对资本项目交易的外汇限制。1992年又对外资开放，允许国内投资者直接通过银行获得低息的外国资金。1994年又进一步放松了外汇限制，放宽出入境可携带的外币限额；允许持有泰国离岸银行执照的外国银行在泰国各城市设立分支机构等等。金融自由化虽然在短期内对吸引资金解决经济发展的投资资金起到过积极作用，但是如不建立完善有效的金融监管制度，会使外汇投机的渠道骤然增加，门洞大开，从而加剧投机资金对泰国金融稳定性的冲击。此外，另一原因，则是泰国等国家出现了不合理的债务结构，即把巨额的短期借债投入到了长期投资上，导致短期借债到期后如新债借不进就立刻被债务卡住，尽管泰国尚有足够的债权，但这些债权都是长期的，远水解不了近渴。

国际投机资金正是瞄准了泰国及东南亚的这一系列经济软肋，于1997年7月1日开始动手了。索罗斯首先突袭泰国——因为泰国是东南亚各国中金融市场开放程度最高，资本进出最自由，经济泡沫最严重的国家。索罗斯率领大队的投机资金先卖空泰铢远期合约，然后狂抛泰铢砸汇率，同时在股市上玩命地砸盘做空股市，当时泰国只有区区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经索罗斯几天折腾，政府便弹尽粮绝，只得无奈宣布泰铢自由浮动，结果7月1日当天泰铢就贬值了20%。转眼泰国政府即刻被国际投资资金卷走了约40亿美元。泰国股市也同样，股市暴跌使无数泰国人的腰包被瞬间掏空。至9月4日止，泰国在汇率、股市双双重挫下，其经济迅速下滑：出口不振，经常项目赤字不断扩大，外汇储备急剧下降，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贷款人还不出钱，银行不良资产膨胀。仅房地产公司这块的银行坏账已达155亿美元。一个曾经繁荣的泰国，仅仅数月，就被国际投机资金凭借美元霸权不废一枪一弹地洗劫一空。

接着索罗斯等乘势横扫整个东南亚，致使印尼盾、菲律宾比索、缅甸元、马来西亚林吉特纷纷大幅贬值，各国股市崩盘，工厂倒闭，银行破产，物价上涨，惨不忍睹。从1997年7月起的半年时间里，东南亚各国货币贬值30%—50%，印尼盾竟达70%以上。同期这些国家股市跌幅达30%—60%。这次给东南亚各国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以上，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快速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曾经的“小虎”转瞬变成了“病猫”。这场金融危机还引发了商业银行的大举撤资，日本商业银行首当其冲，1997年年中到1998年年中的外逃资本中有1／3是日本资本，外逃总额达230亿美元。日本商业银行经历了1990年的日本经济泡沫崩溃以及1995年的日本金融危机，因此，一见危机来临便闻风而动，撒腿便跑，就怕被《巴塞尔协议》的绳索生擒。因为，按照《巴塞尔协议》要求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不足8%，就不能涉足国际市场业务。可见，经过这场金融危机的洗礼，东南亚国家对日本彻底绝望，国际投机资本实现了成功围剿日元区的初衷。

此后，这些国家又求救于IMF，IMF派出了所谓富有经验的专家再对其进行“治疗”，而这些专家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中都与索罗斯联手过，可想而知，重病后的东南亚为“治疗”又被狠斩了几刀，经济近乎完全崩溃。

现在看来，美元霸权实质上就是货币帝国主义，1997年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很大程度是受到西方经济精英们的“金融开放与创新”的蛊惑。所采用的手法也是在美元霸权下惯用的伎俩：汇率与泡沫。利用开放促进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在吹起经济泡沫后再冲垮既有的固定汇率制，最终将一国经济洗劫一空。

然而，为什么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香港是一例外，能够成功守护港币兑美元的联系汇率制？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由此开启了香港发展的新时代。然而，这又是国际投机资本兴风作浪的良机。香港的未来何去何从，香港的经济、社会会发生什么变故等一系列问题，都有待解答。而“恒生指数”则代表着香港金融市场的起伏以及整个香港经济、政治的前景，因此恒指就是香港经济的“晴雨表”。所以只要撼动恒生指数，就能打击人们对香港经济的信心，打击香港回归祖国的热情。

于是，1997年下半年，索罗斯们在亚洲各国和地区连番发起金融狙击战大获全胜后，1998年6—7月，又把矛头对准了港币，开始有计划地向香港股市及期市发动冲击。

由于港币实行的是联系汇率制，联系汇率制有自动调节机制，不易攻破。但港币利率容易急升，而利率急升将影响股市大幅下跌。这样，只要事先在股市及期市沽空，然后再大量向银行借贷港币，使港币利率急升，促使恒生指数暴跌，便可获得投机暴利。

众所周知，香港在被国际资本攻击之前，实际长期利率已是负数，负利率必将导致资产价格上涨，尤其是房地产泡沫快速膨胀。从1984年到1997年13年间，香港主要物业的价格竟然上涨12倍，显现出明显的经济过热迹象，同时工资与股市也同步狂升狂涨。恒生指数在1997年上半年由12000多点快速升至16800多点，进入7月，在短短一个月内恒指甚至连创11次历史新高，股市泡沫巨大。另外房地产泡沫的恶性膨胀还导致了经济环境恶化，因为高房价和高地价将会是使企业的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上升，由此推动通货膨胀加剧，经济泡沫进一步扩大化，这样港币也就难逃贬值的厄运。

正是看中了香港经济泡沫的弱点，一大批国际投机炒家（以索罗斯为首，还有摩根斯坦利、高盛、所罗门、美林等等）对港币在十几个月的时间里进行了多次进攻。其手法为：低息借入港币，并在期货市场上抛出港币，同时预先卖空期指；一旦外围市场出现了有利机会，就疯狂抛售港币，迫使港府抬高利息，利息抬高之后必然有大量的股民从股市把资金抽出，造成恒生指数暴跌；甚至为了达到砸盘的目的不惜借货抛空股票；当恒生指数暴跌时，索罗斯等炒家们则可套现离去。

自东南亚金融危机开始，索罗斯们自1997年10月以来先后四次在香港股、汇、期三市上下手，前三次均获暴利。1998年6、7月，当恒生指数攀升至8000点高位的时候，索罗斯们开始了第四次攻击。他们先提前两三个月大量卖空期指，为日后大举沽空恒指埋伏大量的空仓头寸。索罗斯们之所以建立恒指空仓，是因为港股如受到冲击，恒生指数必定会大幅下挫。而恒指期货合约的价格是每点50港元，也就是说，若建的是空仓，恒生指数每下跌一个点，就可以给做空者带来50港元的利润。同时再大量发售港元债券和抛售美元换港元以备足弹药，以期最后一搏，击垮港元。

此决定性的战役发生在1998年8月。香港政府这一次积极入市，奋起抗击，双方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

索罗斯们先从8月初开始在外汇市场上造谣。鼓噪“联系汇率不保”、“港元将贬值”等等以乱视听，希望借此心理干预在砸市时能形成操纵民意的“羊群效应”。这一切准备就绪后，索罗斯们便开始动手狙击港元。

第一步在汇市狂抛港元砸盘，两天内抛售港元460亿元。但这一举措被港府迎头痛击，港府动用外汇储备将索罗斯们抛出的港币全部吃进，同时将新买进的港元再全部存入香港银行体系，用以稳定银行同业拆借利息，防止因拆息率提高带来的股市下跌。

第一步受挫就实施第二步，进行舆论攻击。在金融自由化的鼓噪声中，西方各国群起而攻之，对港府进行口诛笔伐，指责港府操控市场，希望借此逼港府让步、放弃护盘。但港府依然不为所动，坚决入市积极干预。

无奈之下索罗斯们实施第三步，再狂抛股票砸股市。至8月13日恒指已暴跌到6600点。8月14日，香港政府正式参与股市和期市交易。为了维护港元，香港政府携巨额外汇基金进入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与炒家进行直接对抗。港府还指示香港的中银、获多利、和升等三家券商不问价格不计成本地扫货大蓝筹股和期货，务求在8月将期指抬高600点。通过把恒生指数和恒生期指拉高，迫使索罗斯们事先高位卖空的合约无法于8月底之前如数套现。与此同时，香港金管局大幅提高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阻止对冲基金短期融资，逼其知难而退。香港政府一反以往“积极不干预”政策，给投机者以始料不及的沉重打击。

第四步实施转仓战术。“8·28”恒指保卫战，港府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对败者而言，唯有期指转仓才可能摆脱困境。索罗斯们眼看8月份的期指难以套现获利，便开始转仓，计划借助持久战对港币再实施攻击。为此，9月7日，香港金融管理局又颁布了外汇、证券交易和结算的新规定，使炒家的投机大受限制。同时港府开始在期指市场上买入8月份合约抛出9月份合约，迫使索罗斯们平8月的仓，并在股市进一步扫货，推高恒生指数。当日恒生指数飙升588点，以8076点报收。加上日元升值、东南亚金融市场趋稳等一系列因素，使投机炒家的资金、换汇成本大幅上升，不得不败退离场。9月8日，9月合约价格再升至8220点。8月底转仓的期指合约要平仓退场，每张合约必亏损4万港币。从14日至28日港府共吃进1200亿港元的股票，最终在28日把恒指和期指都维持在了7800点以上，死守股市成功。而且，港府通过成功推高9月份的期指价格打赢了转仓战。至此，国际投机资金大势已去，败局已定。

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与香港金融保卫战中，可以看出所谓“全球一体化”“金融自由化”是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发展中国家应该积极地向国际靠拢与国际接轨，完全是美国依托金融霸权忽悠和控制发展中国家的骗局。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说：“IMF和美国财政部在国际上推行的政策，恰好与其国内政策追求相反。我们在国内反对社会保障体系的私有化，然而我们却在国外提倡它；在国内我们反对平衡预算疗法，因为这会限制我们在经济下滑时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但在国外，当其他国家陷入衰退时，我们却强迫它们使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在国内，我们通过破产法来保护债务人，并且给予他们一个全新的开始，但在国外，我们把破产视为对贷款合同的肆意挑衅；在国内，我们认识到市场的局限性，并不相信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政府应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我们却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推行市场原教旨主义……”事实也证明，国际资本在全球扫荡出击，已严重威胁一些国家的经济安全。在此情况下，经济学家们还一味地鼓动高举“经济自由化”大旗，无异于与虎谋皮。这一点对于尚未完全开放，尚走在更加开放的中国经济路上，应该颇有借鉴意义。

为什么说1998年国际金融资本狙击港币意在中国人民币呢？道理很简单，中国是20世纪末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从美元霸权操控与狙击他国经济与金融的历程可以看出，只要哪个经济体高速发展，对美元霸权构成威胁，美国等国际金融资本就会毫不留情地置其于死地。70年代打击欧洲，80年代狙击日本，90年代洗劫东南亚，再下一个目标毋庸置疑必定是中国，由此香港金融保卫战便成了挑战中国的前哨战。

中美之间的经济摩擦热点历来有两个：一是人民币汇率问题；二是开放中国市场问题。

第一个问题美国自21世纪始，就对中国反复施压，逼迫人民币升值，重演20年前日本《广场协议》一幕。为什么美国要逼人民币升值？因为在全球经济疲软的环境下，唯有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地保持稳定增长。同时，当时人民币汇率仍采取紧盯美元并随美元波动的政策，这样使得中国有效地规避了汇率风险，大大提高了外贸企业的对外竞争能力，为此中国被指责为向世界不断输出通货紧缩。美国财长盖特纳刚一接任就声言中国要增加汇率弹性，其目的就是要加快人民币升值。与之相呼应，国会议员们也蠢蠢欲动，说要推出人民币法案等。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已让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约20%，2008年更使实际汇率大幅升值，加重了自身的出口压力，使得出口大幅滑坡。即使是在金融海啸袭来，外需大幅萎缩的背景下，中国在讨论稳定外需方案时，也未采取让人民币适度贬值的关键手段。相反让自己的出口部门作出重大牺牲，甚至有关企业大量倒闭、裁员。

第二个问题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对中国长期施压以期达到的基本目标。美国利用“经济全球化”逼迫中国开放市场，尤其是开放金融市场。美国认为中国从开放中借出口获得了巨大利益，因此相应地中国应该开放市场让美国更多地对中国出口商品与投资。实际情况是中国虽从全球化中获益匪浅，但美国也同样从中国的价廉物美的产品及在中国的投资中获得巨大利益。

除上述两个问题之外，更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美国向中国强行推销无任何实质的投资安全保证的美国国债。美国滥发货币和猛增财政赤字，必将导致美元贬值、债券贬值及主权评级下降三重危机，从而令投资者蒙受资产产值及汇率齐跌的双重损失。然而，美国历来是说一套做一套，口头上总是信誓旦旦说美国一定会维持强势美元政策和竭力控制财政赤字，而实际上根本做不到。甚至连美国学者都对此深表忧虑担心会引发超级通胀。美国之所以不可能实施强势美元政策与低财政赤字目标，最根本的原因是其财政、货币政策与目标背道而驰：由印钞买债压低按揭及国债长期利息，由扩大财政赤字来抵消经济的必要调整等等，其结果必定是压低美元币值及国债价格。因此，在美元霸权背景下，绝不能轻信美国政府的言论。历史经验多次证明，美国是个最不负责的国家，其采取的一切言论与手段都是为维护本国利益，维护美元霸权。2008年的金融海啸更证明了美国的虚伪与奸诈，中国不能一味追求“经济全球化”而遁入美国设下的美元圈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