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的三次通货膨胀及相应的货币政策

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的三次通货膨胀及相应的货币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经历了三次较严重的通货膨胀^[18]。

1．第一次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发生在1978～1982年。乃是我国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转轨时期，商品价值规律发挥调节社会经济作用的特殊体现。当时为了挽回“文革”浪费的时间和损失，以及解决过去遗留的困难问题，在经济建设和分配上步子迈得过大，脱离了国情国力。在经济建设上，1978年底出现了“洋跃进”，过多过急地引进外国设备，并提出新建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到1980年全国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等高指标，造成积累率过高，建设规模过大。1978年积累率高达36．5%。1979～1980年积累率虽略有降低，但仍然偏高。固定资产投资连续几年保持在较高水平，形成了投资膨胀。

在此期间，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制，国家出台的调高农业产品价格的政策，是为适应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就理顺由长期历史原因所造成的最重要商品的比价关系而言，是积极而必要的。城市进行了企业改革，财政实施了“分级包干”，取得了积极的政策效用。但中央财政承担了农副产品的调价和减免企业利税的负担，同时还要承担由于企业“软约束”引起的收入与基建过度膨胀，以及国际收支赤字等负担，造成了中央财政收支严重失衡。加之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地方财政承包体制，进一步加剧了中央财政的收支失衡。财政赤字引起了透支和财政性货币发行。现金增长由1978年的8．5%急剧上升为1979年的26．3%；银行信贷由1979年的增长10．2%上升为1980年的18．4%。与此同时，全国零售物价指数由1979年的2%迅速上涨到1980年的6%，这是当时最高的历史水平。

这个阶段的货币政策最大的特点是目标明确，调控方式直接。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银行要抓经济”，“银行要成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同年银行开始涉足固定资产投资。1980年恢复对个体工商户发放贷款，并对信贷资金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统存统贷改为差额控制，即“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面对通货膨胀局面，国家被迫在1981年进行紧缩调整，从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入手，压缩固定资产投资，促进储蓄回笼货币，平衡信贷收支，才使物价涨幅趋于缓和，经调整理顺迅即回落到1981年的2．4%。然而这次改革初始的轻度通胀显然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可以说，这一阶段的货币政策目标是明确的，即“发展经济，稳定币值”，政策工具是综合信贷计划。调控方式是直接型的。

图7—5　综合信贷计划模式下的货币政策

2．第二次严重通货膨胀发生在1985～1989年。这次通货膨胀从1985年开始，1988年达到了顶峰。主要有以下三方面表现：一是货币投放过量。除1987年外，其余几年货币供应量增长率都远远大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1984年末，各金融机构为争基数而突击增加投资贷款，导致了信用膨胀和货币发行失控。1984年银行贷款总量比上年增长32．3%，农村信用社贷款增长116．6%，M₀增长49．5%，三项指标均为197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二是物价大幅度持续上涨。1985～1987年零售物价指数上升率分别达到8．8%，6%和7．3%，而1988年和1989年则分别达到18．5%和17．8%，出现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三是抢购风潮时而出现。价格改革给公众带来了高通胀预期，全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挤兑储蓄、抢购商品的风潮，以1988年春夏之际的抢购最为典型。80年代这次通货膨胀，在改革情况下，大部分商品价格已完全放开，具有公开性的特征。

这次通货膨胀的成因，既有经济发展过热、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引起社会总需求过旺拉起，又有工资性收入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提高引起成本上升的成本推动，还有对原来不合理价格进行的结构调整的作用。1984～1988年5年中，有4年总需求增幅超过20%，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和居民收入消费需求均明显快于同期生产的增长速度，需求的过度膨胀对财政、信贷收支形成巨大压力，除1985年特殊情况外，财政连年赤字，货币发行量失控，市场物价不断上涨，迫使经济转入全面调整。

针对经济过热，人民银行不得不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主要措施有：①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和贷款规模，对贷款规模实行指令性管理，各商业银行不得突破。②提高利率。1985年两次提高了存贷款利率，以稳定储蓄、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1988年提高存贷款利率，开展保值储蓄。③提高存款准备金率。1987年和1988年，中国人民银行两次上调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1987年从10%上调为12%；1988年9月进一步上调为13%。④提高了人民银行对专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并大幅度收回对专业银行的再贷款，重视了对基础货币的调控。这一时期的货币政策工具是以直接调控为主，直接调控与间接调节相配合。

图7—6　信贷计划与再贷款组合模式下的货币政策

1984～1989年，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是直接工具和间接工具的配合，主要是信贷规模和再贷款的组合，再加上利率和准备金工具的配合，见表7—1。

表7—1　1984～1989年货币政策效果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中国金融年鉴》（1998）。

结合表中的数据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①中央银行信贷计划的“软约束”。在当时卖方市场的条件下，社会需求量很大，产品有销路，加上银行业对风险的认识和控制不足，各商业银行也受利益的驱动，信贷扩张的积极性与实际贷款规模大大超过了中央银行的信贷计划（1988年除外），形成从商业银行到中央银行的信用扩张“倒逼机制”。②这个政策工具组合又是有效的。这种以直接调控工具为主的货币政策工具组合无论是其扩张或收缩行为，都能很快对货币供应量和经济运行起到预期的调控作用。③由于直接调控工具缺乏必要的弹性，这种政策工具组合使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大起大落。从M₀看，1984～1985年的落差达到了24．8个百分点，1988～1989年的落差达到了36．9个百分点。再从与经济增长相关度最高的M₁看，在1985～1989年期间，M₁处于逐年交替涨落的运行态势中，而且涨落的幅度都在1倍以上。M₁的这种交替性涨落态势对经济增长非常不利。从经济增长看，波动的幅度也很大。1985年比上年回落3．4个百分点，1986年又比上年回落了4．8个百分点，1989年比上年回落了7．2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的这种大起大落，在国际上也是罕见的。

3．第三次严重通货膨胀是在1993～1996年。1992年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激发了全国上下大干快上的决心，大批内陆城市逐步开放，国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地方政府在决定投资项目、审批经济开发区、开办房地产市场等方面有了更大的权力。由于缺乏对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有效约束机制，在“倒逼机制”作用下，中央银行被迫实施了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当年信贷规模增长33．0%，M₀、M₁和M₂分别增长36．48%、25．24%和31．2%。1993年，上述增长势头未减。经济的超高速增长造成资源紧张，短缺加剧，结构失衡，并引发了两位数的中度通货膨胀。到1994年末，零售物价指数上升到21．7%，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上升到24．1%，通货膨胀率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并且连续三年在双位数上居高不下。

此次通货膨胀的起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张过猛。1992年和1993年投资增长率分别为42．5%和58．6%，为建国以来所仅有。且投资结构仍旧不合理，能源、原材料、农业等基础部门投资增长较低，非生产性投资增长过速。投资的膨胀必然加大社会供需差率^[19]，导致整个经济发展失衡。另一方面是金融秩序极度混乱。全国普遍出现了乱集资、乱拆借现象（据估计，全国乱集资、乱拆借金额达2000亿元之巨）。大量由非正常渠道取得的资金大部分流向沿海或经济发达地区。由于炒房地产、炒股票，挤占了国家重点建设和农产品收购资金并影响了企业正常生产，而正常使用所需资金的严重紧张，又迫使银行追加贷款。凡此种种，使得货币供应量急速增加，加剧了社会总需求的膨胀，最终导致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剧烈的一次通货膨胀。

这使得在1994年，中央银行不得不选择治理通货膨胀作为中国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从而执行了持续时间达4年之久的紧缩的货币政策，到1996年终于实现了“软着陆”。这一时期，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最大特点是：①以再贷款与公开市场操作（主要是外汇市场操作的“对冲”操作），来调控基础货币供应量（见表7—2）。②辅之以利率调节工具，如连续两次调高了中央银行再贷款利率和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③准备金率几乎没有得到运用。存款准备金率自1988年9月上调为13%，这一比例一直保持到1998年3月20日没变动。④在调节方式上，仍然是以直接调控为主，间接调控为辅，表现出明显的从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过渡的特点。直接调控工具信贷现金投放计划仍然起着主导作用。由于直接调控工具缺乏弹性，因而针对宏观经济系统调控效果就很明显，各项指标均向预期的目标靠近。

图7—7　信贷计划与外汇市场操作、再贷款组合模式下的货币政策

表7—2　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结构变动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报》（1996．01～199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