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危机的形成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拉美危机的形成

1980～1990年对于拉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失落的十年”。在这10年中，它们被沉重的外部债务所压，社会投资率很低，经济上停滞不前，资本大量外逃，社会收入分配也极其不公正，人均GDP大大下降。但拉美国家的政治民主却在西方新自由主义潮流的影响下先行发展，以致其经济基础就不足以支撑起其民主政治的运转，政治民主陷入“寡头政治”，军人干政时常发生，政治秩序混乱。这样一种政治早熟而经济落后的现象被人们称为“拉美病”。20世纪90年代早期，随着世界宏观环境的改善以及私人资本的回流，拉美经济增长才有所恢复。

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出现了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包括后来成为“亚洲四小龙”的几个东亚国家和地区以及拉美的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等。80年代“新自由主义”浪潮席卷世界各国，这些国家也开始转头掉向，纷纷放弃“凯恩斯主义”的“进口替代型发展模式”，而选择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而这些国家本土资本积累有限，经常账户赤字很大，所以不得不向西方发达国家大举外债。

而20世纪70年代美国股市出现了数次崩盘危机，为了挽救股市，美联储多次放松货币政策，向纽约市场投放了大量流动性资金。美联储降低联邦基金利率后，大量资本流向大西洋彼岸的“欧洲美元市场”，欧洲市场资本利率纷纷下滑。由于欧美世界的通胀率很高，利率下降使银行借贷的实际利率低于通胀率，投资借贷的收入回报率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发达国家的银行就开始积极寻找新的投资出路。

它们发现，许多发展中国家急需资金，尤其拉美国家对当时经济学界的爱德华·S．肖（E．S．Shaw）和罗纳德·伊恩·麦金农（R．I．Mckinnon）的“金融压抑理论”很感兴趣。［15］

它们认为，金融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激励的关系：发达的金融制度能有效动员社会的储蓄，引导这些资金流向生产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能提高人们的生活和收入水平，反过来又刺激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促进金融业的发展，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机制。它们认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金融压抑现象，因而不能有效动员社会的储蓄资金，生产缺乏资金就没有动力，经济也不能进入良性循环。

拉美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就一直是发展经济学以及各种经济理论的实验场，从“进口替代发展模式”到“出口导向发展模式”都在拉美轮番“上演”，而这一次在发达国家经济理论潮流的鼓动下，拉美国家又采取了积极的开放金融政策。欧美许多因投资回报率下降的资本就纷纷涌入拉美国家，以期得到更高的回报。它们认为一个国家像花旗银行总裁华特·瑞斯顿（Walter Wriston）所说那样“是不会轻易倒闭破产的”，所以它们向一些发展中国家“好大喜功”式的大型公共工程敞开了贷款口袋。

20世纪70年代世界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1973年和1979年）也对拉美债务大危机产生了重要影响。中东石油出口国提高石油价格后，手里积累起巨大的“石油美元”，这些“石油美元”也急于寻找出路，以期通过石油美元的循环来获得利益。起初这些中东国家并没有把这些“石油美元”直接大规模地贷给发展中国家，它们感到这样做很不安全，因为那些石油进口的发展中的国家都受尽了“油价高涨”的苦，它们自己再把这些石油美元借给它们最后可能会出现赖债的局面。它们认为欧美银行的资历比它们高得多，发展中国家也不会轻易赖账，这样它们就把石油美元投在了“欧洲美元市场”，通过欧洲市场的一些银行中介把这些“石油美元”借贷给拉美等发展中国家。

石油价格高涨，也使拉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环境急剧恶化，国内生产成本提高，进口收入却大大减少。因为受到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开始强调削减生产成本，它们积极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能源、原材料的使用效率，以减少对能源、原材料的倚赖，这使世界市场上原材料价格下跌，主要原材料出口的拉美等发展中国家收入下降。一些石油进口国家的压力更大，石油危机使油价上涨，它们的能源消费成本大大上升，但出口收入减少却使国际购买力大大紧缩。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达国家兴起“新自由主义大浪潮”，货币政策发生逆转，真正触发了拉美国家的债务大危机。

撒切尔和里根在英美先后上台执政，纷纷执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提高利率以遏制通货膨胀。1974年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平均水平为7%，到1981年上半年这一利率已达到17%。发达国家的银行发放给拉美国家的贷款越来越多地变成了可变利率贷款。当贷款利率固定时，通货膨胀率高对发展中国家这些债务人有利，因为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时，债权人就要吃亏；但采用可变利率后，利率跟通货膨胀挂钩，发展中国家就要“利滚利”地加快还贷速度和规模了。随着发达国家利率的提高，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许多投资都是无效投资，所产生的利润不足以还债，所以只好借新债来还旧债，这更加重了其债务负担。

1979年发展中国家债务开始攀升，达到5500亿美元左右，1982年达到8500亿美元，1985年达到10000亿美元。1985年美元大贬值，这些国家的货币相对升值，恶化了其出口市场环境，它们的债务偿还能力更弱了。1987年发展中国家的总债务达到了12000亿美元。

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总债务有一半以上来自国际私人银行。这些债务大部分都集中在拉美国家，拉美债务要占总债务的34%，亚洲国家占26%，中东和北非国家各占14%，东欧国家占12%（见图11）。拉丁美洲国家的债务问题最为严重。

图11　1979～1987年发展中国家的总债务以及拉美国家债务的占比

资料来源：BI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orld Bank．

1982年8月，墨西哥政府宣布停止偿还债务。随后，拉美地区的一批发展中国家也终止偿还贷款。至此，债务危机爆发。

拉美债务危机爆发后，欧、美、日官方和私人资本开始出现“惜贷现象”（Credit Crunch）。拉美国家的外汇市场极其紊乱，采用浮动汇率制国家的货币因为资本大进大出而变得很不稳定，而采用和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则不断遭受货币投机势力的袭击，其货币当局也没有力量来应对投机势力。

1982年墨西哥出现债务危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了防止债务大面积地发生，也是在国际私人资本市场的预料下，充当起“最后救火人”角色。它把债务国的政府贷款和私人贷款，重新进行了组合，按照新利率推迟了还债期；并且要求拉美等发展中国家进行严格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要求各国货币进行贬值，以恢复这些国家的出口能力；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要求私人债权人给予配合，不要急于“惜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拉美等国家的资金短缺只是暂时的，只要经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提高这些国家出口能力，就会有更多的外汇收入来还债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欧美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为了压低通货膨胀，将利率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而且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后各国经济增长也开始放缓，发达国家的整体需求开始下降，拉美债务危机进一步恶化。

1985年美元大升值后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形势更为严峻。它们为了提高出口，纷纷实施竞争性的货币贬值政策，国内政府开支很大，货币政策极其宽松，导致通货膨胀率很高。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共同形成了恶性循环，拉美国家的国内经济状况一团糟，财政状况不断恶化，其还债能力也越来越差了。继墨西哥债务危机后，许多其他拉美国家和东欧、北非等国家接二连三地陷入债务危机。

1985年美国财长贝克提出拉美等发展中国家要恢复还债能力就必须恢复经济增长，而要恢复经济增长就必须要实施更为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这样就必须进行更为严厉的经济结构改革。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通过一些长期贷款，来为它们提供帮助，但是这些发展中国家必须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一些贷款条件。此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对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进行了再次重组，也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更多的改革条件，这些条件有：把原来的国有企业私有化、采用更加灵活的市场机制、放开价格管制、开放市场、缩减外债、通过国内金融自由化来更多地利用国内资本，等等。

拉美等发展中国家为了获得更多发达国家的贷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要求下，在“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影响下，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调整过程。［16］它们纷纷减少政府预算、控制货币发行、压低通货膨胀、进行货币贬值、私有化国有企业、开放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放松价格和工资管制，等等。从此，拉美等发展中国家逐渐走上了市场道路，汇入了“新自由主义”的大潮流。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地位逐渐重要了起来。［17］“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职能在于维持各成员国的固定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实际上经历了一个“真空”时期，但80年代的债务大危机又重新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找到了发挥作用的方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逐渐变成了一个“危机处理的机构”，同时也变成了一个推行“自由主义”政策的机构。后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处理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行事经验，可以说都是从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大危机中积累起来的。

从这次债务大危机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逐渐充当起发达国家债权人“救火者”的角色。这加剧了国际金融集团向发展中国家“滥贷”的道德风险，甚至成为以后历次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