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危机的形成

一、权威危机的形成

谈到权威危机，常常令人想到白鲁恂在其政治发展理论中提到的合法性危机(legitimacy crisis)^[18]，需先略作说明。在白鲁恂这里，这两个概念既相重叠又相区别。他将合法性危机定义为“宪政结构和政府执行力的瘫痪，这种瘫痪源于体系权威恰当性质问题上的分歧”^[19]。权威危机，依据白鲁恂的解释，主要指寻求依附理想化权威而不得的心理挫败感，是“为政治权力合法性提供心理与文化基础的因素被发展的过程急剧破坏的结果”^[20]。权威危机与合法性危机密切相关，凡是诱发权威危机的因素，也是合法性危机出现的原因。但二者并非完全重叠。权威危机主要就人们对权威的情感和态度而言。合法性危机当然也与大众对政府权威的态度有关，但很多情况下直指宪政制度。可以说，合法性危机包含了权威危机；其性质和危险程度往往比权威危机来得复杂、严重。

至于权威危机的形成原因，白鲁恂认为，它首先发生在传统政治权威没有能力处理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或满足现代化要求时。任何权威都需要能力作为支撑，没有什么比无能为力更能粉碎权威的神秘性了。

其次，权威危机还会由于社会其他组织失去让人服从的能力而加深、蔓延。当各种社会、宗教、文化组织无力在强化整个社会结构的形式与秩序时发挥作用，权威的真空就会出现。

然而致使权威危机激化的原因，“归根结底，来自于社会与经济变迁对初级社会化组织——家庭——的种种冲击和破坏”^[21]。传统社会，家庭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化组织，培养人们对权威的信念和情感，将对权威和有序的社会体系的种种依附内化成一种本性。同时，又作为相对独立的社会与经济单元，为人们的权威依附提供宿主。现代化压力下，社会与经济各个方面的变迁正在使家庭作为独立的社会与经济单元的功能被削弱，已经不能在实质上为依附心理提供寄身地。不过家庭作为早期社会化初级组织的能力依然保留着。通过教育孩子遵从权威，继续内化着人们对权威和秩序的依附性，造就着那些依然期望从权威那里获得很多东西的人。然而对权威的态度与情感由早期社会化经历和后来的政治社会化认知过程共同塑成。一旦人们在后来的政治社会化认知过程中，发现公共权威无能、软弱和失败，已内化成本能的依附感无所安顿，就会产生普遍的挫败感和深深的焦虑。这种挫败感和焦虑可能通过两个方向激化权威危机：一是转过来寻求对家庭的依赖，但显然已经不能获得满足；二是将挫败感和焦虑转化成攻击性，其结果多半使得新权威的重建更加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