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危机的制度与文化根源

第三节　权威危机的制度与文化根源

白鲁恂认为，虽然中国没有出现大多数转型社会常见的认同危机，然而构成中国人文化认同基础的因素却让中国表现出比其他转型社会更为深重的权威危机。同属于转型社会，为什么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表现出如此鲜明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源于哪些方面？这个最令白鲁恂沉迷于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问题，迫使他将探求的视野延伸至中国传统社会与政治秩序中那些独特而持久的特征。因此，尽管他关注的是形成关于权威与权力之态度与情感的动力因素，追索的起点却“从塑造行为的环境开始”^[28]。

首先，在白鲁恂看来，长期以来中国政治体系那种“自我封闭的(不开放的)、极少受到民众或非政府精英影响的程度”^[29]，既是中国政治体系最为本质性的结构性特征，也构成中国人形成关于权威与权力之态度与情感的背景。历代中国政治是一个由官员组成的权力精英世界。政府之外，不存在重要的非官方权力组织，不在官方承认的官阶与等级体系以内的人几乎不能对政府施加任何影响。政治体系内部成员只将注意力集中在精英内部的关系上，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只有在威胁到他们的安全感，或者政府政策以社会变迁本身为对象时，才会引起他们的关注。

中国政治体系的封闭性不仅使中国人将权威与权力中心指向政治体系，还使得中国政治对社会、经济的变迁反应较为迟钝，不能及时回应世界文化的冲击，这固然帮助中国人守住了文化认同，但正如前文分析的那样，也加深了权威危机。

与自成一统的封闭性结构特征相伴随的，是中国政治体系的一元性。这种一元性最明显地体现在官僚等级制度和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服从上。传统中国，政治集中在一个以皇帝为首的官僚体系内，强调儒家思想的一统。中国政治体系的一元性以其持久不懈的影响深深地主导了中国人对政治的看法，以致于“只要中国政治不是以一种支配性的等级体系和单一的意识形态为特征，中国人就总是会感到不舒服、不满意、有威胁感”^[30]。正是这种普遍的不安情绪，为中国人认为政治从本质上取决于权威的倾向作了注解。

其次，从中国政治的结构性特征——封闭性、一元性——中，还衍生出其他特性，同样影响着中国人关于权威与权力的态度与情感，并产生出一个特别容易产生权威危机的政治文化。

第一，赋予政治极高的重要性。传统中国，所有改善社会与经济状况的途径都指向仕途。人们将所有最重要的社会关系要么置于官场，要么置于绝对私密的家庭。政治体系因而扩展成为相当于社会规模的体系而管理着社会。中国人相信，只要政治秩序能够得到恰当维护，所有的社会需求都可以得到满足；只要政治秩序所必要的东西得到维护，经济、社会、法律秩序所需要的一切都能做到。因此，政治权威不仅对权力关系来说至关重要，而且事关人的全部福祉。中国人没有像欧洲人和日本人那样发展出政治干预可能妨害经济发展、政治与经济权力应当分开的概念。相反，政治权力在中国可以不容置疑地制止、改变经济与社会影响力的事实，让中国人误以为政治权力可以随时用于建设性的发展，并相信政府意志可以让人变穷，也可以推动经济发展。^[31]这种赋予政治以无可比拟的重要性，相信政治包管一切、无所不能的信念，使得中国人对发展进程不满意时，往往将问题根源归咎于领导人的不力，归咎于政治权威。

第二，极度关注道德信念的效力和修身的重要性。一方面，政治被赋予极高的重要性，政治体系承载了超乎寻常的期待，需要对官员行为加以严格约束。然而在这个缺乏任何形式的公开竞争与批评、缺乏制度或组织约束的政治体系内，对官员的约束只能依靠内在、主观上的努力。另一方面，官僚等级制的政治体系需要人们将权威、权力与道德信念相联系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两方面的需要令中国政治极度关注道德信念的效力和修身的重要性，非常重视通过社会化过程灌输公民道德，相信为政之始在乎教与养。“中国比任何其他传统文化都更坚持，政府的基本功能就是确保人们受到正确的公民道德教化”。^[32]这一点，共产主义中国和传统中国一样。“共产主义政治文化中的道德热情还要更高一些”。^[33]

然而中国的传统公共道德伦理基础所创造的道德楷模仅仅适应于一个高度稳定、有序的社会，公众对领导人的道德期待也只有在非常和平与静态的环境中才有可能实现。^[34]走向现代化的转型社会充满动荡、激变、挑战，应运而生的政治权威往往性格刚强、富有朝气、充满活力，这些气质似乎不大符合中国人正统意识形态下的道德权威形象。在这种情势下，可能形成两种局面：或者对传统道德楷模的期待落空，形成权威危机；或者煞费苦心地创造一个艺术化的领导人偶像。当然，如果偶像倒塌，权威危机很快就会出现。

第三，以相当复杂和道德化的意识形态语言分析政治。尽管中国人在大部分问题上都采取现实主义态度，但在分析政治时，往往回避现实，沉溺于意识形态话语中，强烈地感到需要用道德化的意识形态语言装点与粉饰政治。其中的原因在于中国政治拒绝承认冲突的合理性，否认攻击性情绪表达的合法性，只愿意表达和谐。然而任何一个社会的政治现实都必须体现各种潜在或实际的冲突以及公开或隐含的攻击性情绪。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如果真实地讨论这些话题，会引发由挑战合法性理论而带来的严重焦虑。只有运用复杂的、充满道德性的意识形态语言才能回避直面政治现实的不安，摆脱焦虑感。此外，中国政治权威由等级体系和意识形态所创造，并且“依靠否认攻击性情绪的合理性获得力量”^[35]。如果不通过道德化的意识形态语言压制冲突、安抚攻击性情绪，权威的力量来源就可能被削弱。

不幸的是，一旦这个权威体系受到冲击，人们开始直面政治现实时，这个压制攻击性情绪的机制就不再发挥作用，不仅可能导致传统权威因失去力量支持而崩溃、倒塌，而且那些被压制已久的攻击性如果不能由新的替代机制加以控制，会使新的权威形式的建立过程更加艰难，权威危机也就更难以解决。

第四，仇恨情感以政治为宣泄口。尽管中国人强调对攻击性的压制，但非常引人注意的是，“没有哪一种政治文化像中国如此重视仇恨情感”^[36]。敌意在政治中可被允许自由表达的程度与其在非政治的文化领域内必须被压制的程度，差别之大，非同寻常。^[37]仇恨情感的表达在中国政治中具有多种功用：政治的觉醒需要用愤怒的喷发来证明；自恋的自我通过谴责他人的不道德掩饰自己的无能；弱者借助悲情诉说获得安慰与力量，打击强者^[38]；没有权力的人以陈述自己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证明掌握权力的权威缺乏道德。面对现代化和社会变迁中的所有挫败和羞辱，中国人的仇恨情感在过去几十年的现代化历程中被大大地强化。作为攻击性的心理来源，这种仇恨情感对于依靠否认攻击性情绪的合法性获得力量的权威来说，无疑构成极大的威胁。随着“现代民族政治为公开和隐蔽地表达攻击性情绪打开了新通道”^[39]，政治越来越成为释放攻击性的合法宣泄口，中国的权威危机亦因此比其他转型社会更显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