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危机的根源与破解

乔永平

摘　要：丹尼尔·A·科尔曼对环境危机有深刻的认识和论证。科尔曼认为环境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包括资本主义参与型民主运动的失败、唯利是图的狭隘价值观、土地和劳动的商品化等因素。要破解环境危机，需要开展一场致力于迈向生态社会的广泛改造运动，包括确立健康和持久的价值观、弘扬合作与社群精神、发展参与型基层民主等多方面。

关键词：丹尼尔·A·科尔曼；资本主义制度；生态社会

丹尼尔·A·科尔曼（Daniel A.Coleman）是美国绿党运动北卡罗来纳分部的创立者，曾参与全美绿党纲领的制定。他驳斥了传统的环境危机论，以全新的视角深入探讨了环境危机的体制性和历史性根源，并提出了构建生态社会的目标和途径。其论述深刻，论证严谨，可以为我们全面深刻认识全球环境危机提供很多有益的启发。

一、科尔曼对传统环境危机论的驳斥

科尔曼认为要解决环境危机首先必须搞清楚环境危机的根源是什么。他指出自1970年的首个地球日以来，人类社会在应对环境危机方面提出了各种方案，但是为什么大多数环境问题却反而恶化了呢？这就是我们完全忽略了一个问题，即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会对环境造成如此的破坏？

对于造成环境危机的原因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科尔曼首先驳斥了比较有代表性的三种传统观点，认为这些因素虽然对环境问题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却往往被误解或夸大，从而掩盖了其他根本性问题。

首先，科尔曼驳斥了人口决定论。快速增长的人口经常被列为环境破坏的头号原因。但科尔曼认为“人口爆炸多数出现于发展中国家，可是多数的环境破坏，尤其是那些具有全球性后果的环境破坏，却是由人口已相当稳定的工业国一手造成。”[1]“诚然，必须看到，不断膨胀的人口在世界不少地区是在危及环境。……然而，恰如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破坏多由西方直接或经由国际市场压力而间接传输过来，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长实由全球经济侵略本性挟裹而至，因为全球经济瓦解了原本处于稳态的社会，而且让其无法获得新的平衡。从多方面说，人口增长和环境破坏不过是同一根本疾患的不同表征而已。对第三世界而言，这种疾患就是原先自力更生的人民在近现代经历着贫困与依附。”[2]“人口增长本身也植根于全球经济与政治的权力关系之中，这种全球权力关系尤其影响着穷人的社会和文化生活。在现代世界里，人口增长及其相随的环境问题来源于诸多因素，包括土地所有权的集中、殖民统治时代以来的税收和经济作物种植方式、瓦解传统适宜体系的援助项目、唯利是图等。同样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在发达国家酿成了工业污染、在发展中国家则破坏着文化与经济的稳定，招致人口增长及相应的环境压力。”[3]所以，科尔曼认为“虽然人口增长会极大地加剧环境问题，但人口膨胀与环境破坏往往由另外的历史因素造就，尔后再结伴而来。因此，只有愿意触及问题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根源，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4]

其次，科尔曼驳斥了技术决定论。

关于技术与环境的关系，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技术是导致环境危机的根源，另一观点认为只有依靠不断发展技术才能解决环境危机，即“在许多人看来，技术是环境危机发展的祸水，而在其他人看来，技术却是拯救地球的潜在力量”。[5]科尔曼认为这两种观点都具有片面性。一方面他通过考察人类社会与技术的关系史认为技术对环境的影响实际上是由那些更根本的、引导技术发展的价值观所决定的，从而否定了技术是导致环境危机的根源。“在技术史上，每一阶段流行的价值观念或者推进或者制约着技术的发展。工业化以前的社会一般重视广义的生命，包括社群及其自然环境的存续，这一宽泛的价值观限制了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则高度重视谋利及此相随的效率、物欲、经济增长等价值观，并进而激发技术服务于这些价值观，甚至不惜毁损地球。”[6]“哪里若有现代技术破坏了地球，此技术必定是受功利性世界观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物欲至上价值观所驾驭。”[7]另一方面他也否定了技术能够解决环境危机的观点，他认为“技术如同人口稳态，发育于一定的社会和政治框架之中。诚然，我们需要非污染的洁净技术，但是，不了解影响技术发展的更广泛的力量，我们就不可能拥有洁净技术。技术的选择不是在孤立状态中进行的，它们受制于形成主导价值观的文化与社会制度。”[8]所以“对技术进行综合改造并不能求助于技术本身，相反，它需要重新构建一套视野更广、重视生命的社会价值观。”[9]

最后，科尔曼驳斥了“消费者的选择：人人有错”的谬论。

科尔曼认为作为消费者虽然在环境问题上负有一定的责任，但实则拥有十分有限的权力。“人人有错的观念把位驾车上教堂的老奶奶放到了与埃克森公司等量齐观的位置。”[10]“如果每个人都同等程度地参与了问题的制造，那我们就无法让任何具体的机构或人员出来负起责任。如果人人有错，那实际决策祸害地球的人员或机构反倒溜之大吉。”[11]所以“要对环境危机作出有效的回应，就必须问清，是哪个环节的决策酿成了污染。答案很清楚，此类决策多由产业界和政府作出。在许多情况下，留给消费者的选择空间不过是在同样危害环境的诸种方案中作出选择而已。”[12]“与超市中消费的决定相比，环境危机与公司会议室、产品制造厂和国会这些地方作出的决定有着更大的关系。”[13]所以对于权力有限的消费者，无论是“精心设计的购物方案、还是风风火火的抵制运动，都不足以促成利于环保的企业行为。公民们必须求取更大的权力，直接地去影响公司与政府的决策。只有广泛的民主参与形式才能使公民能够争取到一个矢志于公众福祉的社会。”[14]

二、环境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

那么环境危机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在对上述传统观念进行驳斥的基础上，科尔曼深入挖掘了环境危机的体制性与历史性根源。

第一，科尔曼指出，资本主义参与型民主运动的失败及权力集中是环境危机的根源之一。“一方面，既往200多年中的环境破坏日甚一日，另一方面，旨在建立参与程度更大的民主制的斗争，旨在反对经济与政治进一步集权的斗争却气息奄奄。”[15]科尔曼认为“权力的集中和民主的削弱主要会通过两种方式酝酿着环境危机。第一种方式是无穷地追求权力会导致践踏人文需求和生态意识。”[16]因为一个人地位越高，权力越大，他越是远离对某一区域社会特点和生态状况的体验与理解。官僚机构或行业巨头的决策再也不是扎根于一个正义与可持续社会所依赖的那些关系中。“集权酿成环境危机的第二种方式是它往往让民众保护和复原其环境的仁义之举失去用武之地。”[17]在复杂的官僚程度中，在政府对远方主人财产特权的精心呵护中，被剥夺权力的公民便沦为被动的消费者，他们在保护环境的行动中寸步难行。

第二，科尔曼指出，增长优先的资本主义狭隘价值观是环境破坏的又一根源。资本主义“这种把经济增长和利润放在首要关注位置的目光短浅的行为，其后果当然是严重的，因为这将使整个世界的生存都成了问题。一个无法避免的事实是，人类与环境关系的根本变化使人类历史走到了重大转折点。”[18]

科尔曼认为正是由于资本主义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自己的首要目的，并且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经济增长，造成自然资源的快速耗费和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增长的需要驱使人们快速地开采和利用资源，以追逐利润，而逐利又抬高了剩余资源的价值，由此加速着资源的使用与最终枯竭。”[19]同时资本为了追求利润而注重短期回报的本质也造成了环境危机。对于人类社会具有最直接影响的环境条件往往需要长期的总体规划，而资本总是追求较短时间内的投资回报，这样决策中的短期行为便成为“影响整体环境的致命因素”。增长优先的经济学驱使人们匆忙地向市场推出最终危及社会和环境的新产品。“醉心于增长的经济允许人们从香烟和化学杀虫剂这些危害社会、破坏环境的产品中攫取利润。从有害产品中获取高额利润，其登峰造极者当数五角大楼向军工企业下达能保证高额回报的军工订单。”[20]

第三，科尔曼指出，社群的丧失，土地和劳动成为商品也是环境危机的根源。“在资本主义降临以前，人们甚至都没有想到土地和劳动可以成为与社群生活相割裂的东西。”“土地和劳动的商品化，为人与自然的分离奠定了主要的经济基础。”“一旦土地和劳动变成商品，前工业社会的制度和传统即在一个按商品交换组织起来的社会中遭到贬值并最终变得一文不值。”[21]当土地和劳动变成商品，“人类社群与自然浑然一体的有机联系不复存在时，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便双双走向大祸临头的境地。”[22]“森林和斑点猫头鹰的厄运源于土地的商品化，而伐木者的命运则源于自己劳动的商品化，即他需要把自己的劳动作为商品去出售。就这样，两件历来不可能成为商品的东西互相推波助澜，搭就了环境破坏和社会失范的舞台。”[23]“从中世纪晚期农民的流离失所，到当代公共资源与项目的日益流失，再到穷困女子出售身体和孩子，商品化的进程漫长、肮脏，且在步步走深，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诚可谓彻底全面。”[24]

科尔曼认为上述因素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作用的，进一步加剧了环境破坏。“圈地运动消灭了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所维系的道德经济，价值观狭隘至赢利这个单一的破坏性指标则催生了商品化，商品化反过来又助长了价值观的狭隘化。更为严重的是，商品化与民众自己决定自己社群之命运的民主参与进程完全背道而驰。”[25]

三、破解环境危机之道：构建生态社会

科尔曼在深入揭示环境危机的根源后，提出了解决环境危机的方案：构建生态社会，开展一场致力于迈向生态社会的广泛改造运动。

首先，科尔曼提出了改造运动的前提是构建新型的价值观。

他认为价值观是实践的指南，“如果没有个人优先选择和价值观念的更新，朝向持续发展社会的努力就无法实现”。[26]“为了抗拒商品化、无情竞争和个人主义之类的趋势，有必要发展、传授和强化有关社群、生态和公民权的价值观，此三者必须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物质至上的价值观今天无比强大，故此必须再三强调，应当花大力气有意识地铸造可望取而代之的新型价值观。”[27]科尔曼提出了护生的广义价值观以取代资本主义的狭隘价值观，包括十大紧密联系的方面，即生态智慧、尊重多样性、权力下放、未来视角与可持续性、女性主义、社会正义、非暴力、个人与全球责任、基层民主、社群为本的经济。

对于这十大价值观，他特别提醒人们不能孤立地、片面地看待特定的价值观念，而应把价值观放到整体的视野中，这样才能启发人们朝生态社会的目标迈进。此外，他还认为构建生态社会所依赖的价值观必须自觉地付诸实践，坚持组织发动和积极行动的要点。

其次，科尔曼提出合作与社群来矫治社会的异化与分裂。

科尔曼认为“社群主要不是靠利益均沾或者体貌和种族类型相同而联合在一起的，它们团结起来的纽带是互相扶持感、共同的文化与生活方式、一致的价值观，以及由来已久的家园归属感”。[28]社群是生态社会的基石，它为生态型生活提供了一个场所、一个家园。

同时科尔曼认为“社群建设有赖于某种组织模式，人们可按此模式齐心协力地保障其公共利益，创立一种相关感，并且形成一个集体活动与决策的过程”。[29]这种组织模式就是合作社，“合作社让我们远远超越了那种个体消费者在店堂里盯着商品研究其环保特点的形象。合作社创建了一个真正的可持续社会得以从中确立的社会规范，它们启发其成员拒绝那个毫无个性的全球经济为你包办一切的诱惑，激励他们去寻找方法，实现共同的目标”。[30]所以社群必须以合作活动为基础。

再次，科尔曼提出以参与型民主抵抗集权的弊端。

科尔曼认为生态社会的基础是参与型民主制，“归根结底，要实现生态社会，社群组建必须进入政治舞台，通过真正合作型奉为圭臬的直接民主机制，还政于民，把权力交回基层。”[31]因为，“能否以民主的方式赋予公民实现变革的力量，这决定了我们能否把对地球的爱护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公民参与自治的过程称为直接或参与型民主。因这一过程让广大民众介入其日常生活，人们也称之为基层民主。正如社群的发展会导致对地球直接的理解以至爱护，参与型民主让人们获得了把那种爱护转变为公共政策的力量。任何一个运动或组织，当矢志于建立具有生态智慧的公正社会时，必须在其内部事务与总体社会中努力确立直接民主政体。”[32]

当然，参与型民主制本身并不必然导向一个环保型社会，生态社会建设在强调参与型民主制时，也广泛地强调其他护生价值观，因为生态社会的关键价值观将为民主的运作提供启迪与指南。

四、对科尔曼生态政治思想的评论

科尔曼的生态政治思想为我们理解全球环境危机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与思考的方面。

第一，科尔曼对环境危机根源的分析透彻而深刻。科尔曼摒弃了通行的环境危机论，而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去挖掘目前环境危机的历史性和体制性根源，认为“不能把环境危机的责任推到当代消费者生活方式的选择上，同样也不能把环境危机归因于人们的生育行为或技术应用。实际上，环境危机是经济与政治发生历史变迁的结果，这种变迁造成社群消失、价值观狭隘化，公民日益丧失通过民主过程作出反应的机会”。[33]科尔曼从历史的和制度的视角对环境危机问题根源的揭示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为我们解决环境危机，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第二，科尔曼提出了生态社会的目标与实现路径。科尔曼没有停留于像《从我做起，拯救地球：50件简单事情》、《购物购出一个新世界》等书那样以简单的思路去解决环境危机，而是看得更远。他在深入剖析了环境危机的根源之后提出了从价值观的重塑、参与型民主的发展、合作与社群的发展等方面构建生态社会来化解环境危机。当然，建设生态社会既难一蹴而就，亦非轻而易举。所以科尔曼提出“一方面要从长计议，立志把现有社会改造为一个生态社会；另一方面又需脚踏实地，着力实施一套能取得较为立竿见影的过渡方案。目前构想的绿色运动未必能一劳永逸地最终导向生态社会，但它为关心地球的每个人提供了重要的楷模和行动的起点”。[34]

当然，科尔曼生态政治思想还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他虽然认识到资本主义是目前环境危机的根源，但并没有明确地提出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他提出的生态社会建设方案虽然比起一般的简单思路而言无疑有着更宽广的视野，但是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保持世界工业产出的成倍增长而又不发生整体的生态灾难是不可能的”。[3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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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美]莱斯特·R·布朗.全球预警——1990年世界形势评述[M].贡光禹，刘世伟，等，译.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1：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