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信仰危机的社会根源与思想根源

引发道德信仰危机的原因或根源是多方面的，既有来自于道德传统与机制的缺陷，也有社会结构与生活转型的影响，还有来自于社会成员自身的因素。

一、道德信仰危机的社会根源

道德信仰社会根源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缺乏道德奉献与道德回报的社会机制而导致的德行与幸福的严重背离，从而引发人们的道德信仰危机

道德奉献与道德回报的社会机制问题，涉及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的关系问题。对一个人来说，只讲奉献不讲回报固然是道德上境界崇高的表现;但是，如果在一个社会中，每个或者大部分讲奉献的人都得不到好报甚至尽遭打击报复的话，或者讲奉献的人生活大都比自私自利的缺德者过得糟糕的话，那么，就可以说这个社会是个不公正的社会，是个缺乏道德奉献与道德回报的机制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尽管也可以开出耀眼的道德之花，但这种道德之花不久就会难以阻止地普遍凋谢，因为建立在普遍不公正基础上的道德繁荣是决不会长久的，或者说，这种道德繁荣本来就是虚假的。我们为什么要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从伦理学上讲，就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一贫如洗痛苦不堪，而不劳动者反而丰衣足食荣华富贵。在人类历史上，凡是出现这样的局面，人们就会牢骚满腹，社会就会动荡不安。“在社会生活中，如果只承认道德义务，不承认道德权利，或者说道德权利没有取得合理的地位，道德只要求人们履行义务，却又不强调回报这种奉献德行，就必然导致道德评价与道德赏罚的不公，导致义务与权利、奉献与补偿、德行与幸福的二律背反……用经济学中的一句话，即‘劣币驱逐良币’。一个社会如果陷入这样一种不合理状态中，那么，社会风气败坏，人际关系恶化，个人品质堕落就会成为必然。”^[6]

道德和社会秩序之间是一种互动的过程，一方面道德有赖于体现公平和正义的社会秩序的支撑;另一方面，道德又是公平和正义的社会秩序的前提。有善不赏，君子必稀;有恶不惩，小人必猖。有善不赏、有恶不惩甚至赏罚错位(该赏的反而罚，该罚的反而赏)，是社会最突出的不公正现象，最易引起民愤，引发社会动荡不安。因此，德福统一问题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奖善罚恶问题，自古以来为人们所关注，成为评价社会制度、社会秩序、社会道德生活等优劣的重要尺度或标准。现代西方伦理学对“道德回报”、“社会正义”、“道德权利”越来越关注，如美国思想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就认为，如果一个社会中好人得不到好报，恶人受不到惩罚，却仍然要求人要无条件地讲道德，把道德的本性看做自我牺牲，就会造成个体道德与社会伦理的悖论——“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二战”后的日本出现了严重的社会混乱和道德信仰危机，道德像亡国的法律，像皮包公司的空头支票，成了一片废纸，并且甚至完全丧失了它那深入人心、潜移默化的力量。面对这种社会现实，作为伦理学家的丸山敏雄痛心疾首，苦苦思索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他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原有的道德体系和社会秩序都不能使幸福和德行达到统一。社会现实生活中出现了大量“为善未必幸福，作恶未必遭难”的现象，使道德成了获取幸福的障碍，道德自然就失去了魅力和感召力，人们对道德的信仰自然就会瓦解。

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应当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社会，应当是一个德福统一的社会;一个具有伦理权威的社会，一定是一个善恶因果性有效运行的社会。如果情况恰恰相反，那么，伦理道德的感召力乃至其合理性就会丧失，道德信仰危机在部分人身上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我国现实道德生活中，“由于‘老实人’吃亏等现象普遍发生，导致了许多人变得异常‘成熟’起来、‘聪明’起来，变得不那么‘老实’了。久而久之，社会上的‘老实人’减少，奉献精神减弱，道德水平下降。这些都与社会环境有关，与社会行为的引导机制有关”。“假如一个人付出了正义、诚实、守信的道德行为后，换来的是吃大亏、被人称为‘傻子’的结果，而别人在付出欺骗、狡诈等非道德行为后，换来的却是巨额的经济利益、令人羡慕的荣华富贵和让人尊敬的荣誉，那么社会制度就不公正、公平、合理。结果，道德主体在下次行动前就会重新考虑‘道德投资’的多少和方向。”^[7]这种现象极易导致道德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价值下降，引发道德信仰危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善必赏有恶必罚千百年来已成为老百姓心目中的道德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我国当代学者徐友渔所指出的:“我认为，我们的社会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是，有人曾经行恶而不忏悔;那些行恶的人不但得逞于一时，而且显然一直过得比受害者、比老实本分的人好得多。几千年来，中国善良的小老百姓的道德支撑点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这一条在自己的生活范围内不灵了，那该怎么办?”^[8]

2.部分领导干部官德败坏是引发社会主义道德信仰危机的直接原因之一

《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在思想道德等方面当然都要行为师表，争当楷模。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党员干部经受住了市场经济的考验，涌现出一大批像孔繁森、郑培民、牛玉儒等深受人民群众爱戴的优秀党员干部。但是，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党员干部队伍中还存在着与社会主义道德要求不相适应、不相符合的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一些党员干部成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俘虏，败坏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败坏了党风政风，败坏了社会风气。现在社会中，一些领导干部贪污腐化、贪赃枉法、道德沦丧，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极大不满，也加剧了人们对道德权威的不信任，进而引发了人们对道德的必要性即道德的价值观念的怀疑，导致道德相对主义乃至道德虚无主义的产生。社会主义官德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为人民服务正是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因此，官德最集中地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的根本要求，是社会主义道德的象征和范式。假如官德被破坏了，社会主义道德也就失去了旗帜和引领的航标，甚至还会起到恶的示范和保护作用，被一些人用来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辩护。腐败的基本特征是以权谋私，侵犯公众利益。腐败的价值取向是利己主义的，它通过破坏道德原则、侵占公共资源和剥夺他人权利等违法或恶的手段来满足私欲。“腐败滋生的基本逻辑是:执政地位——公权扩大和利益诱惑空前增多——权力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制约滞后——以权谋私进而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腐败蔓延。腐败引发社会道德信仰危机的基本逻辑是:官德乃社会道德的榜样之德——官德决定民德——腐败蔓延——官德败坏——民德危机。腐败本身是官德的败坏，腐败导致官德的虚假性和虚伪性，道德航标的缺失与虚幻必然导致道德航船的搁浅或触礁。所以，腐败是引发社会道德信仰危机的首要的和直接的原因。”^[9]

3.社会经济关系的重大变化与道德信仰封闭性之矛盾

道德信仰危机的另一个重要起因是社会经济关系的重大变化及其引起的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与人们原来的道德信仰的稳定性、封闭性之间的矛盾。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10]当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建立在其上的社会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的东西也必然要发生变化。道德及其信仰也不例外。然而，观念的变化往往与经济关系、经济结构的变化不同步，更为常见的价值观念带有很强的滞后性。道德观念一旦形成，特别是一旦成为人们的道德信仰，往往带有保守性和封闭性，这一方面表现在各种道德价值体系和道德信仰之间的相互排斥，另一方面表现在个人对新的道德观念的接受和认同的滞后。到现在为止，很多相对贫困地方的人们还抱有封建社会的道德观念，在这些人看来，现在的很多做法和思想都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九斤老太。现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普遍的代沟，其中重要的根源就是不同代的人所信奉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不一样乃至相互冲突。

马克思主义关于普遍联系的观点和系统论的观点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系统如果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就会随着外在环境条件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通过与外在的信息、能量、物质的交换和反馈机制及时作出积极的反映，以使自己保持动态性的稳定或有序，这样的系统才具有活力和生命力。如果不是这样，而是相反，系统一旦形成就拒绝调整和变革，那就极容易走向保守、封闭和僵化，极容易在环境发生突然变化时因为没有适应和变通机制而迅速垮掉。在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在所有制上追求“一大二公”，在分配体制上搞平均主义“大锅饭”，在道德领域对所有人要求大公无私，把共产主义的最终的道德理想视为过程中就应实现的理想，以最高层次的单一的对少数先进分子的道德要求来规范具有不同境界的所有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初期，由于有基于新旧制度强烈反差而迸发出的强大政治热情的支撑，使这种理想性有余现实性不足的道德在短暂的时期里能够发挥其一定的规导作用。然而，由于其缺乏实实在在的生活根基，终难免“曲高和寡”。“如果我们只坚持认为惟有绝对的无私奉献的行为才是善的，那么，就会否认合理的利己行为也具有善的价值，甚至会斥之为自私的恶行。因此，生活中的一些亚道德现象以及一些人由道德悲观而发展为道德信仰危机，这与带有虚幻性的因而是不科学的道德评价标准和片面的思维方法是有关系的。”^[11]一个人的道德信仰就是一个精神系统，如果这个系统是一个灵活的开放系统，它就不容易被环境突变所摧垮。但是，如果道德信仰系统保守、封闭、僵化，它就会拒斥任何不符合于自己原来价值系统的价值观念和价值目标，拒斥新的生活方式以及与此相联的意义系统，其结果就可能导致道德信仰危机。

4.道德信仰政治化的后果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它和社会经济基础的联系最为直接，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对其他意识形态包括道德具有很大的影响和制约，因此非常容易使道德政治化。在中国古代，儒家把以“三纲”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政治化，作为政治的基本原则，道德政治化，政治道德化，形成了伦理政治的文化模式，构成了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价值基础和保护伞。道德成了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护身符”，政治成了推行社会道德的基本手段。道德被消融于政治之中，等于取消了道德作为一种终极追求的价值本性，取消了道德作为个人信仰的权利。遗憾的是，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类似现象表现得非常突出。政治信仰取代了道德信仰，而政治信仰又维系于领导者的个人意志，“这样，政党国家就承担着社会伦理的正当性的证据负担。一旦党的意识形态发生变化，社会伦理秩序就会出现失序。近十年来的情形正是:政党对其意识形态的修改和改善，使由政党国家负担的社会伦理的证据资源出现亏空”^[12]。

中国目前社会道德的基本特征是一种无序的状况，整个社会缺乏基本的道德共识和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人们在不同社会领域、社会场合和社会群体的活动中，各自分别按照不同的、往往是互相矛盾的道德规则行事。

5.我国初步建立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负效应是导致当前中国社会道德信仰危机的重要原因

从目前整个经济体制的情况来看，我国的市场经济还远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熟的市场经济，还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这种不完善、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在带来生机和活力的同时，也必然会产生负的效应。首先，初始时期的市场经济，具有原始积累时期对赢利的巨大追逐力，容易导致“金钱至上”，为了赢利而不择手段，具有野蛮性、盲目性和欺骗性的特点。特别是经济主体所具有的强烈的趋利性，在市场发育不完善、各种体制改革不配套、教育滞后、相应法律法规不健全的条件下，一旦渗透到人们的全部社会生活关系中特别是权力关系之中，就难免诱发出人们恶劣的贪欲，使个人主义、实用主义和拜金主义等价值观念侵蚀乃至占有和支配人们的心灵，并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造成人们人生观、道德观的畸变，出现道德信仰危机现象。正如迪尔凯姆指出:“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化也自然而然地使欲望迅速增长。繁荣愈盛，欲望愈烈。就在传统约束失去权威的同时，可望得到的报酬越厚，刺激越大……脱缰野马般的激情就更加剧了这种无规则的混乱状况。”^[13]其次，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未完全健全，市场规则的公正机制有待完善，转型期出现了严重的社会不公正现象。这是导致人们道德观念紊乱、信仰裂变的深刻原因。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社会经济关系及经济活动中的运行方式和行为规则均处于一种无序的状况，其中一个最重要特征就是行政权力大量介入经济活动之中，形成权力经济和市场经济共存的局面。特别是某些腐败官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化公为私、垄断机会，用特权侵犯市场，造成了转型期严重的起点不公正和竞争不公正现象。同时由于受传统计划体制特点的影响，公民一直习惯于依附于单位，依附于政府，保障体系也归属单位、国家，而非社会，进而造成了无主性的人格特征。在市场化的转型过程中，由于社会保障体制还不健全，那么这种人格特征就使得人们特别是工人群体在面对失业和下岗威胁时，不能摆脱人身依附观念的束缚，承受了体制转轨的巨大物质代价和精神代价。道德信仰具有一种正反馈机制，当社会不公、出现丑闻时，公众感到被欺骗、被愚弄时，社会道德水准迅速下降，对道德普遍失去信心，进而个体也同时会作相应的道德行为的调整，比如对公共事务的冷漠，道德情感的淡化，甚至于作出不道德的行为，使一部分人不讲道德所引起的反馈作用，将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推向低谷。

6.转型期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动，是产生各种社会问题特别是道德信仰问题的重要原因

道德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相互关系的直接反映，与社会结构尤其是经济结构关系甚密，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变革，道德总是最先受到冲击和发生变化的一个领域。从本体论上讲，道德属于意识形态，从属于经济基础，社会经济活动方式变化才是道德信仰危机的最终根由。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仅凭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并带有革命战争时期所形成的以无私奉献精神为特点的道德要求，已经难以有效地调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以强调个体利益自我生存力和主张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有机结合的新的道德生活。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道德正在形成但还不完善，同时，人们仍然受传统道德观念的制约，因而内心产生了新旧道德观念的冲突并形成了道德选择时的两难和焦虑，这正是道德信仰危机的情感表现之一。^[14]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就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传统封闭型社会向现代开放型社会、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以竞争和利益导向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场以改革开放为标志，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社会转型至今已有30多年，在转型期，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也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尤以道德问题最为突出。社会转型作为人为启动的社会变革，其产生的前提是原有社会结构的诸多不合理性，具体表现为人口与资源及环境的关系、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观念文化、城乡关系等方面。转型期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革，结构性矛盾也就暴露无遗并日益尖锐;急剧变革所引起的社会动态失衡，更加剧了社会秩序结构在某种程度上的改组和混乱，集中表现为转型期社会问题，有的直接表现为社会道德问题，有的则与之密切相关。社会转型是一个废止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原有的社会控制手段的权威性迅速丧失，新的社会控制手段的建立和健全又需要一个过程，这种新旧交替就为各种社会问题的产生提供了一个可乘之机，由此，转型期社会控制的弱化是产生各种社会问题的直接原因。再次，传统的社会是熟人社会，在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在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时，一些在本乡本土恪守的道德原则，或者在本行业、本单位遵纪守法的人们，处在陌生的人群中，其社会公德往往会在无监督的状态下，失去原来的原则，社会流动性增强必然带来道德失范，使得社会道德规范人心的作用弱化，道德信仰的价值呈现减弱甚至解体。

7.文化的交融与冲突是出现道德信仰危机的重要原因

首先是高新科技的严峻挑战。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改变了人类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态度，也必然冲击着人们的道德领域，新的世界、新的关系、新的需要必然带来新的道德伦理问题。对于这些新问题，人类基于传统的道德价值体系是很难进行评价的，更谈不上提出解决方案了，而有的道德价值体系尚处于胚胎之中，人类只有与困惑、冲突相伴;高科技带来的现代文明冲击着珍贵的社会传统文化价值，导致传统文化出现断层现象，使新一代青年人对本民族传统文化产生认同危机;高科技的“工具理性”给社会所带来的单面性降低了人们对“价值理性”、终极性信仰的思考，更加注重现实的物质利益而忽视社会的长远利益，而且知识经济时代“重智轻德”的倾向加速了中国道德危机的产生。其次是外来文化的冲击。改革开放以来，古老的华夏文明不断地迎纳着西方文化的冲击。西方文化在给中国带来科学、民主和现代技术、管理观念，激发了作为改革精神活力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同时，其中的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享乐主义等一些腐朽的观念和行为也一同袭入国门。而当这些观念和行为与传统文化中的落后和愚昧的一面获得认同之后，便诱发了社会风气的腐败和道德秩序的沦丧。再次是传统道德自身的失落。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维系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绵延发展和民族认同，今天我们更应该把本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发扬光大;但中国的传统道德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讲求“内省”、“成圣成贤”和“天下为公”的大公无私精神，传统道德在更多地强调了以个人的崇高精神服务社会、注重个人修养的同时，却忽视了道德首先是一种公共领域的规范，由此我们的社会领域毋庸置疑地存在着十分明显的道德行为断层现象:一方面我们有大公无私、助人为乐的精神，有希望工程的爱心奉献，有抗洪的精神，提供崇高的道德情操;而另一方面，起码的公共道德意识却十分缺乏，如遵守交通规则、爱护公物等，公德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使得传统道德趋向了精英道德，而恰恰缺乏了现实生活的基本的文明公德规范要求。

二、道德信仰危机的思想根源

道德信仰危机既有外在的客观原因，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同时也有主观原因，有主体的思想根源。道德信仰危机的思想根源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转型期个体主体的道德认同弱化

道德认同是道德主体在对道德规范的他律性进行深刻的利益反思基础上，由内心萌生出来的对包含着利益内容的道德他律的真挚的确信，并能积极地把道德规范转化为道德行为，由此构成道德信仰的重要环节。在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和政府是唯一的利益控制主体和价值权威，社会所认同的价值体系基本上是一元的，其他主体、个体必须和只能无条件地服从它，社会成员往往从属于某一集团和共同体，每个社会成员被设定了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相应的社会角色以及道德规范，个体行为的价值评判、褒贬的界定标准明晰;该社会结构可称为一元的共同体社会，社会成员能够接受、认同社会给予的角色安排，并自觉地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往往同时属于多个不同的集团，每个集团只能在某一个或某些方面满足集团成员的需求，不同的集团往往又有自己的具体利益和不同的价值观;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多样化，深深地影响着转型社会中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正如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凯姆所指出:“这段时期各种价值观都无一定，规则标准也无从谈起。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由此人们很难区分什么是公正的什么是不公正的;什么是合情合理的要求，什么是非分之想。由此人们的欲望便失去了约束。”^[15]社会成员之间不再拥有共同的行为评价标准，人们的观念和行为缺乏统一权威的尺度，不再把履行既有的道德规范视为理所当然，导致个体行动直接和间接、公开和隐蔽的对立和抵抗，结果造成社会转型时期道德生活失序。

2.个体认知的层面的道德信仰根据缺失或弱化

从第一章关于道德信仰的学理分析可知，道德信仰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信奉某种道德价值体系的根据或理由。道德信仰危机往往就在于对某种道德价值体系的根据或理由的困惑、怀疑、否定。从个体认知的层面分析，道德信仰危机的表现之一是“信仰失真”，亦即信仰的“真理”面具被揭穿，暴露了谬误的本来面目，即道德信仰的价值体系建立在虚幻的基础之上，就会导致信仰危机。如欧洲在中世纪占据统治地位的基督教(天主教)，到文艺复兴、思想启蒙时期，面临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和科学理性的挑战，陷入危机。既然上帝只是一个虚构，天国只是一个虚构，那么对于上帝的信仰、对于天国的理想也就是毫无价值的。于是，对人的信仰取代了对神的信仰，世俗的理想取代了天国的理想。信仰危机也可能表现为信仰对象从原来“至高无上”的高度上跌落下来。或者由于在实践中被扭曲、被歪曲，变成了廉价的教条;或者由于经常的、反复的实践，变成了同样廉价的常识，从而导致信仰危机。^[16]

道德信仰作为一种指导人生的价值观，内涵着主体对人生价值、人生意义、生存方式、人生道路等方面的哲学反思，或者说，道德信仰的认同、确立，往往建立在主体对他在生活价值基础的形而上学追问。当生活世界发生了最大而深刻的变化，就会引起主体对原有价值观的重新审视，当主体面临多元的道德价值观选择而无所适从的时候，或者当主体突然觉得原来的道德价值观并不符合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的时候，就会陷入道德价值的困惑之中。面临多种生活的可能性，主体可能会对既有生活方式与意义系统作出理性的观照、反思。这时候，会有两种情况出现，一是对原有道德价值体系的否定但同时又没有确立新的道德价值观;二是在对原有道德价值反思、怀疑、否定，正促使主体新的道德价值观的形成，如果这种新的道德价值观既符合时代的精神又体现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那么，主体在对原有的道德价值体系的困惑、怀疑、否定时所表现出来的道德信仰危机，只是相对于原来的道德价值体系而言的。这种意义上的信仰危机往往是主体性觉醒的表现，常常带有某种历史进步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道德信仰危机实质上是对既有存在方式与存在意义的认同危机;道德信仰危机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人的理性怀疑批判精神之存在。正是这种理性怀疑批判精神，成了人类精神进步的直接动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社会转型时期道德信仰危机现象的认识应当贯注一种历史感:它是人类道德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否定性环节。因而，对于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信仰危机，虽然应当给予高度重视，但又不应当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17]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说的道德信仰危机，往往是狭义上的道德信仰危机，对原有道德价值体系怀疑、否定但同时又没有确立新的道德价值信仰的这种价值虚无状态。

3.个体道德行为选择能力下降促使主体面对多元道德价值观而形成的道德困惑

所谓道德行为选择是指主体在面临着多种道德行为方向时，在一定的道德意识支配下，根据一定的道德价值标准，自觉自愿、自主自决地进行善恶取舍的行为活动。道德活动的关键是选择，只有个人才是道德的主体，只有个人的自由意志才能作为道德判断，也只有在适当的社会氛围中，个人才将自己的道德判断付诸实践。康德认为，人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作为现象而存在，人不过是自然物之一种，因而受自然必然性法则的限制，由此使得人没有自由;另一方面，人是有理性的存在，他有能力自己规定自己的行为，在超越纯自然生存之上，人自由地建构着自己，具有超越自然的实践理性。实践理性使人能够自由地按照理性自身的法则规定自己的行动，进行选择。卢梭曾宣称，“唯有道德的自由才使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取消了自己意志的一切自由，也就是取消了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性”。^[18]在一个社会中，任何对于人的自由和选择的限制，都将减少人们对道德价值的真正认识，降低人们对道德追求的热忱。几千年来古代中国在严格的礼教秩序之下，中国人的主体意识仍然是蒙昧未开化的，而且被严重扭曲为忠君意识;在人身依附关系基础之上，个人所能做的一切被严格限制在礼治规范的范围内，个人的人格尊严被无情否定。新中国成立之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一切都习惯于依赖国家、表现出对自己的切身利益都习惯于听领导安排的倾向;道德建设过分地强调国家的统帅作用，国家不仅提出道德建设的目标，而且要用自身的力量去改变所有人的伦理行为，忽视了道德调节的无形力量和道德形成的文化传统，以及个人道德的主体性实践，使得人们的道德选择能力下降。当社会开放，市场经济机制的建立势必产生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倾向之时，缺乏道德选择能力的道德主体无法应付，出现道德接受和信仰上的茫然和无序。

4.社会个体自身非理性情感、欲望的外化与道德力量的弱化

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体:道德主体的道德理性就是对外界的信息加以科学的整理、分析、综合、判断，作出“合理”的解释，从而对自己内心的道德法则加以修正或强化，以达到把握自我、完善自我的目的;在理性的指导下能够正确地行使自己的权利，自觉履行应尽的义务，遵循社会规范，社会处于有序、和谐之中;但人又是有情感、欲望的动物，人们会因人、因时、因地地产生各种强烈的甚至是无法遏制的情感、欲望的冲动，这种冲动的负面影响可能会导致违背常情、常理采取破坏性行为，造成对社会的不利影响。人的非理性特征实质是指人心理结构上的本能意识和无意识，接近于弗洛伊德的“本我”，是自我的真实或原始状态，没有经过理性“超我”的筛选和过滤。改革开放使人们的思想观念日趋活跃，信息、观念不断得到更迭，富有感官刺激的物欲也增多，由于缺乏理性的监督，一些意志薄弱者在新旧观念的冲击中易丧失理性思维能力，盲目地跟随社会潮流、风尚走，即“跟着感觉走”，呈现为非理性意识外化，对社会、对他人的责任感减弱，导致一些不良心态的滋生，弱化道德信仰价值。

5.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和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的泛化

在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由国外刮来了一股强烈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由于后现代主义的无中心意识和多元价值取向，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评判价值的标准不甚清楚或全然模糊，社会理想、人生意义、国家前途、传统道德等，在后现代主义的浸淫下变得相当模糊、淡化，这就难免导致文化生态的平衡和社会大众文化素养的低俗化。而后现代主义对真理、进步等价值的否定，将导致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一切都无所谓真假、善恶、美丑、光明与黑暗、进步与落后之别，便不需要价值判断，而只有一种存在意义了)。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早产，也使它很快被歪曲和变形，使本来就缺乏理性主义启蒙的中国人更加非理性化。后现代主义对真理、道德的终极标准的否定，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否定，对神圣的祛魅和权威的消解，打着消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哲学旗帜，怀疑一切普遍价值和规范，很快迎合了一些人在市场经济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不择手段的本能欲望的冲动，加速了一些人的精神危机和社会的道德失范，迅速颠覆、瓦解了一些人原有的道德价值基础，促发了一些人的道德信仰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