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根源

1） 过度举债

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的长期过度负债行为，是造成这场危机的直接原因。除西班牙与葡萄牙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净储蓄盈余外，PIIGS五国在1980—2009年间均处于负债投资状态。长期的负债投资导致了巨额政府财政赤字。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政府财政赤字不应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而在危机形成与爆发初期的2007—2009年，政府赤字数额急剧增加。以希腊为例，从2001年加入欧元区到2008年危机爆发前夕，希腊年平均债务赤字达到了5%，而同期欧元区数据仅为2%；希腊的经常项目赤字年均为9%，同期欧元区数据仅为1%。2009年，希腊外债占GDP比例已高达115%，这个习惯于透支未来的国家已经逐渐失去了继续借贷的资本。这些问题在PIIGS五国中普遍存在。

随着欧洲区域一体化的日渐深入，以希腊、葡萄牙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在工资、社会福利、失业救济等方面逐渐向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看齐，支出水平超出国内产出的部分越来越大。由于工资及各种社会福利在上涨之后难以向下调整，即存在所谓的“粘性”，导致政府与私人部门的负债比率节节攀升。

西班牙和爱尔兰债务问题的成因与希腊略有不同。这两个国家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房地产市场迅速萧条，国内银行体系出现大量坏账，最终形成银行业危机。而政府在救助银行业的过程中，举债与偿债的能力均出现了问题。

此时，已经背负巨额债务的五国政府，其进一步借贷的能力已大不如前，政府信用已经不能令投资者安心充当债权人的角色。投资者一般将6%作为主权债务危机的一个警戒值，一旦超过这一水平，该国将面临主权债务危机。意大利的债务问题在PIIGS五国中前景相对乐观，但目前其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水平已接近6%。除意大利之外，PIIGS五国2009年的政府赤字均已经数倍于3%的警戒值。当巨额的政府预算赤字不能用新发债务的方式进行弥补时，债务危机就会不可避免地爆发。

2） 政府失职与制度缺陷

PIIGS五国经历如此严重的危机，动作迟缓、不作为或乱开“药方”的五国政府难辞其咎。虽然五国政府在危机前与危机中的表现不尽相同，但其失职行为是危机的重要助推因素。

首先，为了追逐短期利益，在大选与民意调查中取悦民众，政府采用“愚民政策”，采取了“饮鸩止渴”的行为。例如，希腊政府在2009年之前隐瞒了大量的财政亏空。

其次，一些政府试图通过各种途径逃避欧盟委员会与欧洲央行的监管处罚。德国、法国等经济发展“龙头”曾是这方面的负面典型，而其他国家也随之纷纷效仿。

再次，以爱尔兰、西班牙为代表的一些国家政府放任国内经济泡沫膨胀，一旦泡沫破灭，又动用大量的纳税人财富去救助虚拟经济，导致经济结构人为扭曲。

最后，政府首脑过于畏首畏尾，不敢采取果断措施将危机扼杀于“萌芽状态”。例如，意大利政府在2009年赤字达到5.3%时没有采取果断行动，而是一味拖延，导致了目前危机升级的局面。

欧元区的制度缺陷在本次危机中也有所显现。首先，根据欧元区的制度设计，各成员国没有货币发行权，也不具备独立的货币政策，欧洲央行负责整个区域的货币发行与货币政策实施。在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统一的货币使区域内的国家享受到了很多好处，在经济景气阶段，这种安排促进了区域内外的贸易发展，降低了宏观交易成本。然而，在风暴来临时，陷入危机的国家无法因地制宜地执行货币政策，进而无法通过本币贬值来缩小债务规模和增加本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只能通过紧缩财政、提高税收等压缩总需求的办法增加偿债资金来源，这使原本就不景气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冰岛总统格里姆松曾指出，冰岛之所以能够从破产的深渊中快速反弹，就是因为政府和央行能够以自己的货币贬值来推动本国产品出口，这是任何欧元区国家无法享受的“政策福利”。而英国政府也多次重申不会加入欧元区。

3） 经济失衡和监管不力造成欧债危机

欧债危机的起因是欧洲大陆宏观经济失衡与未能受到有效监管且过分资本化的银行体系联合作用的结果。当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已不像其最初起源时那样仅涉及私人部门。西班牙和爱尔兰过去10年中大多数时间里有财政盈余。葡萄牙当时虽有赤字，但赤字与GDP的比率也只比法国和德国稍高一点。希腊是在欧元区边缘唯一经历了典型财政危机的国家，2009年，该国赤字达到其GDP的15%。欧洲领导人作出的政治决策，最终危及个别国家的偿付能力。欧盟在危机解决过程中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可追溯到2008年10月欧元区领导人作出的决定，即在雷曼兄弟破产后，实行各自为战的方法来解决银行业存在的问题，每个国家只保护自己的银行。由于这一决定，欧元区边缘的银行危机，演变成了一系列传染性的国家财政危机。如果欧元区领导人当初能建立一项银行救助基金，并伴之以银行重组机制，危机可能仍只限于私人部门。如果欧盟能理顺当时的银行业秩序，它在处理希腊真正财政危机时将可以有多种选择。

欧元区领导人仅关注危机的症候而不是其起因，更是错上加错。欧洲领导人把过量的国家债务，而不是那些导致债务的资不抵债的银行，视为对欧元稳定的主要威胁。他们给出的答案是经济紧缩，尽管这并不能解决真正挥之不去的问题。削减预算，而非银行重组，成了获取欧洲财政援助的条件，同时也是迄今设计出的所有三个反危机机制的基本理念。但与此同时，实际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当不良资产救助计划在美国通过，迫使银行接受政府的钱成功地消除该国的银行危机时，欧洲却没有相应的反应。欧洲的银行体系依然脆弱。一些欧洲领导人根本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他们解决银行危机的一贯做法是坐在一旁等待下一次经济复苏的到来。目前，欧洲陷入了典型的集体行动困境：对本国利益的追求阻碍了共同解决方案的出台。虽然欧元崩溃的可能性不大，但更坏的结果在于，一个故障不断和分裂的货币同盟似乎正在日益浮现。

4） 欧元区体制存在弊端

欧元区制度僵硬，各国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追寻商品市场逐级下挫的根本性原因在于世界宏观经济层面出现了问题，而问题的表现就是欧债危机的不断恶化和美国经济恢复的艰难性，而近期市场的焦点仍然是集中于欧债危机的恶化问题，反映到商品价格的波动之中，就是由于欧债危机的恶化导致的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的集中释放，而商品市场所有的品种均出现了深幅下挫行情。

尽管在过去的几个月内，伴随着欧洲债务危机的反复，特别是欧洲债务危机的救援有相应的利好消息时，整个商品市场的价格均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反弹，特别是欧洲债务危机也引起欧洲政坛的变化，市场对于欧债问题的解决也充满了期待，相对应的商品价格也在近两周止住了跌势。但是我们必须明确的是欧债危机的本质问题是什么？

欧债危机的本质一个是欧元区的制度，一个是债务危机发生国的经济问题。从欧元区的制度层面来看，在货币政策统一而财政政策分别独立这一体制性缺陷约束下，欧元区的债务问题的救援机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债务国的中长期债务压力问题；而从债务危机发生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来看，要解决债务问题，必须是债务国通过自身的结构性调整并带来生产率的增长，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欧元是超主权货币，欧元区各国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一切货币政策由统一的央行(EBC)制定，因此各国对自己的利率没有自主权，因而对汇率没有调控能力，而国家债务很大程度是通过本身的通货膨胀和汇率下调来实现无形削减债务压力，如美国。但欧元区各国就无法做到。

僵硬的欧元区制度，仅以通胀作为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本身就具有很大的不合理性。欧洲各国的差异化国情没有得到充分考虑，财政政策与僵硬的货币政策存在矛盾，而其他方面的政策协调性缺乏磨合与一致性，监管也不够严格。欧元区成了一部零件不配套的机器，摩擦力大，运行缓慢，吱嘎作响。

剖析这场危机，虽然成因种种且各国情况有所不同，但危机集中爆发于欧元区内却反映了某些共性，尤其是欧元区“天生”的体制性缺陷，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二元性”。

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特里谢曾指出，从总体财政状况来说，欧元区并不比美国或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糟糕，但欧元区却在债务危机中首当其冲，这背后反映的欧元区架构问题值得深思。

基于各国政治意愿，欧元区成立之初只是统一了货币政策，却没有统一财政政策，财政大权依然被视为是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这种二元结构从一开始就遭到过质疑，但直到债务危机爆发，其危害性才真正显现，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从事先预防来看，这种二元结构无法对欧元区内成员财政状况进行有效监督和及时纠正，造成财政纪律松懈；二是从事后应对来看，二元结构充分暴露出了欧元区危机处理能力不足。

为便于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单一货币区内的成员即便不能统一财政，也应在财政上保持步调一致。针对欧元区财政“短腿”的天生缺陷，欧盟通过《稳定与增长公约》为欧元区成员的财政协调提供了基本框架。但事实证明，公约执行力相当有限。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希腊率先陷入债务危机与其多年来无视欧盟财政纪律，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常年超标有关。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打击则让本已捉襟见肘的希腊政府最终陷入危机。

与此同时，欧元却在一定程度上为不守规矩的赤字国提供了“庇护”。通常，一国财政状况恶化时，其发行国债融资的成本将会上升，这会迫使该国及时巩固财政，但在欧洲债务危机中，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却失灵了。

这一方面与希腊在统计数据上做手脚有关，另一方面也是起因于欧元“保护伞”。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希腊等国享尽了欧元“红利”，得益于欧元区的低通胀、低利率政策，这些国家依然不用为融资发愁，欧元区的低利率政策甚至进一步刺激了这些国家过度消费。结果当问题累积到十分严重的程度时，市场的剧烈调整令欧元区付出了代价。

在应对危机时，一方面，由于没有统一的欧元区“中央”财政作后盾，再加上所谓“不救助”条款，当希腊等欧元区国家出现债务危机时，它只能依靠自身财政作为偿债担保，可谓势单力薄，难以消除市场担忧，同时也为投机者逐个击破提供了机会。有分析人士拿希腊与美国某个州作类比，尽管美国个别州的财政状况比希腊还糟糕，却不会出现类似希腊的危机，因为有美国联邦财政作后盾。

另一方面，欧元区在希腊陷入危机后也没有一套现成的应对机制可以弥补“中央”财政的缺失。欧元区国家在经过数月的讨价还价后才出台希腊救助机制，这被认为是造成危机进一步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债务危机还暴露出欧元区长期存在的内部经济失衡。近年来，以希腊为代表的部分欧元区国家经济竞争力相对下降，经常项目赤字累积，与德国等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从而成为欧元区的薄弱环节。基于欧元区内部各国间紧密的经济联系，任何一个成员的危机都有可能波及其他国家，从而诱发整个货币区的危机。

针对债务危机暴露出的这些问题，欧盟已着手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欧盟成立一个由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范龙佩亲自“挂帅”、包括各成员国财政部长在内的专门小组，就改进欧盟经济治理拿出具体建议，由定于2010年10月召开的欧盟峰会定夺。

在2010年5月的首次会议上，专门小组提出了加强欧盟内部经济治理的四个主要目标，即强化财政纪律、消除成员国竞争力差距、加强经济政策协调和建立一套长期的危机应对机制。范龙佩称，欧盟正处在关键时刻，接下来所采取的措施将决定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命运，欧盟应当从债务危机中汲取教训，从危机预防和管理两方面入手防止类似危机重演。

根据欧盟领导人的授权，欧盟委员会2010年6月30日提出完善欧盟经济治理的初步建议。建议建立在三大支柱上，即强化以《稳定与增长公约》为基石的财政纪律、解决宏观经济失衡和竞争力差距以及建立一套永久性的危机管理机制，这与专门小组的思路基本一致。

可以说，债务危机在给欧元区带来巨大考验的同时，也为欧元区体制完善提供了契机和动力。欧元能否像欧盟领导人坚称的那样会渡过眼下难关并变得更加强大，人们拭目以待。

5） 欧洲式社会福利拖累

高福利成各政党竞争上台筹码，欧洲人口老龄化加重福利负担。二战结束后，很多欧洲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军费支出大幅下降，社会福利制度日益发展。基本福利主要包括免费医疗保健、长期失业救济、高额养老金、悠长假期等。高福利也逐渐成为政党竞争上台的筹码。随着国民福利待遇日渐水涨船高，一些国家开始寅吃卯粮，依赖外债维持财政。

新世纪以来，欧洲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重公共福利支出的负担，某些国家的养老金支出占公共支出的70%，是政府财政赤字的首要因素。

联合国数据显示，2010年欧洲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6.5%，远远超出7%的老龄化社会警戒线；1950年欧洲平均每8个人抚养1个老人，2010年平均每4个人抚养1个老人，2050年预计平均每2个人就要抚养1个老人。另一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洲经济增长放缓，政府债务问题开始暴露，失业率也长期居高不下。2010年，西班牙失业率高达20%，葡萄牙、希腊、爱尔兰失业率均超过12%。随着债务危机迅速蔓延，欧洲各国被迫紧缩财政与改革社会福利制度。

然而，欧洲多国政府艰难推动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以来，可谓频频受挫，阻力重重。在希腊政府被迫通过多项财政紧缩政策后，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爱尔兰、意大利等国政府也纷纷采取公务员减薪裁员、养老金冻结等手段紧缩财政，减少赤字，结果遭到民众和工会组织的强烈反对，各种罢工游行此起彼伏，欧洲社会到处弥漫着不满情绪。欧债危机持续一年多来，欧洲各国在债务泥潭中越陷越深，经济社会矛盾全面爆发。近来，欧洲各主要城市不断爆发各种游行示威活动，抗议政府以财政紧缩措施应对欧债危机。

欧洲多国长期低增长、高支出，改革当前作为公共财政支出主要项目之一的高福利制度才是解决债务危机、恢复经济活力的长远之计，但高福利社会制度已然积重难返，公众舆论阻力极大，绝大多数改革将止步于小修小补，大的变革必定举步维艰。

面对当前经济停滞和债务危机的双重压力，欧洲社会的高福利不愿向财政平衡妥协，财政赤字又难以维持高福利，经济困境和社会动荡互为因果。在此情况下，要实现社会大变革实属不易，但这又是欧洲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何去何从，这是摆在欧洲面前的一道难题。

(1) 减赤迫不得已

一方面，数十年来，欧洲一直以“生活方式上的超级大国”自居，高福利也一直是欧洲社会的显著标志。然而，随着近年来欧洲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加之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失业率居高不下，欧洲高福利社会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极大质疑。

二战结束后，很多欧洲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军费支出大幅下降，社会福利制度日益发展。基本福利主要包括免费医疗保健、长期失业救济、高额养老金、悠长假期等。高福利也逐渐成为政党竞争上台的筹码。随着国民福利待遇日渐水涨船高，一些国家开始寅吃卯粮，依赖外债维持财政。

事实上，欧洲多国政府已经有所动作，特别是退休金制度几乎在所有欧盟国家都遭遇了变革。但大多数变革没有触及根本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公众持续抗议，政府改革阻力很大。

布鲁塞尔知名智库欧洲政策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祖勒格强调，当前欧盟推动的各种救助机制和财政紧缩政策大多只能缓解或拖延危机，难以标本兼治。长远来看，欧洲各国必须进行体制性改革，特别是社会福利制度和鼓励经济增长的公共政策改革。

(2) 改革荆棘丛生

欧洲多国政府艰难推动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以来，可谓频频受挫，阻力重重。实行多年的高福利政策通过保障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生”，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但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导致很多人不愿储蓄、不爱就业、过度消费。

在亟需救助的希腊政府被迫通过多项财政紧缩政策后，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爱尔兰、意大利等国政府也纷纷采取公务员减薪裁员、养老金冻结等手段紧缩财政，减少赤字，结果遭到民众和工会组织的强烈反对，各种罢工游行此起彼伏，欧洲社会到处弥漫着不满情绪。

一些专家提出，欧洲社会福利体系早在欧债危机爆发前就存在很多问题，目前欧洲的公共投资缺乏合理长远的规划，而财政紧缩仅仅是单一弥补性举措，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眼下这场危机也许可以为改革提供有利契机。

欧洲工会联盟研究院的卢尔代勒说，欧洲政府支出应当偏重就业和教育，确保优质的人力资源，因为劳动力市场竞争力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开放欧洲”研究所的克莱伯提出，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实质是造福下一代，但民众一时难以接受，而政府决策往往只注重短期利益，长远来看，放宽就业条例、鼓励个体创业、减轻私营企业税赋等都不失为有效的措施。

反思欧洲高福利社会制度数十年发展演变与目前遭遇的困境不难发现，这一制度带来了经济低迷、赤字高涨、税收下降等一系列弊端，过高的、脱离经济发展实际的社会福利制度必然导致经济衰退。

欧洲政策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祖勒格提出，健康的社会福利制度关键在于动态的可持续发展，维持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平衡点，根据经济增长速度、现代家庭结构变革等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变而不断调整，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培养和鼓励优质人力资源创造更多价值。

分析人士指出，面对当前经济停滞和债务危机的双重压力，欧洲社会的高福利不愿向财政平衡妥协，财政赤字又难以维持高福利，经济困境和社会动荡互为因果。在此情况下，要实现社会大变革实属不易，但这又是欧洲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何去何从，这是摆在欧洲面前的一道难题。

6） 国际金融格局变迁与各方博弈

在美国对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的影响力相对削弱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要博得更大的话语权，既有赖于自身的实力成长，还取决于金融主导国的意愿。而主要发达国家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决不会轻易让新兴经济体成为积极主导力量。

2010年11月结束的G20首尔峰会，其成果无法与巅峰时期的伦敦峰会相提并论。不过，作为迄今为止最具代表性的全球性经济沟通与协调机制，G20在本次会议上批准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治理改革方案，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具有指标意义。

(1) 美欧日之外的金融力量已今非昔比

应当说，长期以来由美欧把持的IMF在现今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中的作用已大大下降，毕竟这个组织建立于65年前，而且没有随着国际经济和金融格局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改革与调整。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个处于金融分工顶层地位的国家把持国际金融秩序的“玩票工具”，尽管它在全球金融尤其是货币稳定方面也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而今，这个看起来有点没落的金融俱乐部，终于承认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说明美欧和日本之外的金融力量已今非昔比。

从金融格局变迁与政经领袖们的言行举止看，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在G20这种场合的表现似乎越来越自信，倒是盖特纳和伯南克们不时流露出焦躁情绪。个性鲜明的巴西财长吉多曼特加干脆就不参加此前在韩国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其实不来开会也无妨——在依靠实力说话的世界上，不必太在意谁说了什么，关键要看他的行动。美国人最近很焦躁，无论总统、内阁成员还是国会山上的政客，都按捺不住对新兴经济体的情绪性发泄。这不光是因为美国的经济表现尤其失业率与他们的支持率息息相关，更因为他们特别害怕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力量的发展趋势。别忘了，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加看重趋势。他们的策略是在潜在竞争对手尚未比肩美国时，遏制或者延缓起发展势头。

(2) 本轮全球金融格局变迁或将持续30年

实际上，美国更应该检讨自己的内外经济政策。众所周知，本次经济与金融危机对美国的打击是空前的，但它没有采取刮骨疗疾的反省措施，而一再施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转嫁危机成本，同时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并引爆汇率争端。而对于最应该受到约束的华尔街，奥巴马既恨又怕，大概他最终还是觉得华尔街的金融巨头们实在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不过，尽管美国的实力在不可避免地下降，但基于金融主导国的综合实力以及话语权惯性，其他国家要在短期内取代美国的地位并不现实。从历史的视角观察，本轮全球金融格局变迁或将持续30年才能最终定局。美联储在1913年成立后即成为全球最强中央银行。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金本位制，美国之外的资本主义经济全面崩溃，美国借此登上全球首席经济强国宝座：全球75%的黄金储备流入美国；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美元加冕全球货币王位。美元成为全球最重要或几乎唯一的储备货币、国际清算货币、价值储藏手段、金融交易货币和财富计价单位。从1913—1944年，美国花了31年才从英国人手里接过“全球金融权杖”。要从满身密布金融神经的英国人那儿夺过金融主导权殊为不易，若不是两次世界大战耗尽了英国的国力，美国恐怕不会如此顺利地实现梦寐以求的目标。而今，国际金融格局变迁面临的环境与60余年前相比大为不同，在相对和平时期实现格局的平稳过渡和转换，不仅需要经济实力成长，更需要后起国家提高博弈水准。

(3) 步履蹒跚的欧洲可能被进一步边缘化

欧洲的老牌金融强国，假如不能领导新一轮经济革命，则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将在10年后被边缘化。2010年4月，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春季会议通过了发达国家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股东国。仔细分析投票权的具体变更会发现，投票权遭到实质性削减的主要是德国、法国和英国等欧洲三大经济强国；日本虽然少掉了1.22个百分点，但绝对投票权依然很高；更应关注的是，美国依然维持15.85%的投票权不变，继续握有最终的否决权。可见，那次投票权的部分“东移”，某种意义上是美国顺应发展中国家要求力压欧洲主要经济大国削减投票权的结果。本次关于IMF治理机制改革的博弈结果亦不例外，欧洲同意将6%的投票权转让给新兴经济体。毕竟形势比人强，过去优越感强烈的欧洲金融强国此番不得不再次屈服于美国压力。看来历史是一面最好的镜子。曾经的世界超级强国英国之所以从“日不落帝国”的终点又回到偏居英伦三岛的起点，除了力量使用过度之外，就是因为英国统治者沉湎于金融业的表面繁荣而忽视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如今，被福利资本主义和糟糕财政政策拖累的欧洲正受困于欧债危机，再次走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4) 美国大概还有10年的“美元红利”期

在美国对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的影响力相对削弱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要博得更大的话语权，既有赖于自身的实力成长，还取决于金融主导国的意愿。而主要发达国家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决不会轻易让新兴经济体成为积极主导力量。

二战之后，美国一直握有世界金融大权，任何实质性的挑战都会遭到其打压，即使是盟友日本和欧盟也不例外。从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到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再到欧元的跌宕表现，背后都可察觉到美国人的操纵轨迹。假如在不久的将来，新兴经济体意欲谋求更大话语权，相信美国的金融寡头及其代言人美国政府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预估计美国大概还有10年的“美元红利”期。只有当新兴经济体拥有了比肩美元的金融力量工具，美国才有可能真正坐下来和其他国家商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但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大家不要指望美国主动放弃储备货币发行国地位。

7） 欧债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缺失“生产性”

美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Charles P.Kindleberger)在其名著《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中曾意味深长地说，一个国家的经济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生产性”，历史上的经济霸权大多经历了从“生产性”到“非生产性”的转变，这就使得霸权国家有了生命周期性质，从而无法逃脱由盛到衰的宿命。

实际上，这种“生产性”不仅是霸权国家盛衰的重要基础，也是一般国家经济繁荣与衰退的基础。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有其历史、体制和自身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失去了“生产性”。

就欧盟而言，随着全球制造业逐步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欧元区的制造业在全球化中渐渐失去了市场，非高科技产品处于价格劣势，市场不断被挤压。由于科技水平很难短期内提升，而币值又要保持稳定，不能以高科技产品占领市场的国家就无法享受贬值带来的益处。

8） 金融危机的次生灾害，赤字与出口下滑的恶性循环

主权债务危机与金融危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通过信用扩张透支未来的购买力，用以缓解今天的生产过剩矛盾。用政府的信用来代替私人部门的信用，并不能克服金融危机，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金融危机；政府的信用扩张过度，就会出现政府信用危机，成为金融危机的一种替代品。

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世界各国启动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并扩张货币供应以作应对。此举虽然避免了严重的世界经济衰退，却无法迅速克服引发金融危机的内在矛盾。大规模财政刺激的结果，只是使私人部门的严重负债由政府负债代替，而实体经济尚未重振，经济恢复稳定增长所需要的产业基础未能在短期内修复。

在欧洲，多数国家的政府由于大规模开支导致了财政状况急剧恶化，而同时经济增长微弱、税收前景堪忧，于是主权债务危机不断发酵。美国也有发生政府债务危机之虞。如果希腊主权债务违约，金融机构之间的债务链出现断裂，那么发生新一轮全球性金融危机，并非危言耸听。

以希腊为例。作为欧盟援助计划的主要受益国，希腊曾在2003—2007年经济快速增长，平均年增长率达到4%。高增长主要来自于财政和经常项目的双赤字以及加入欧元区后更容易获得廉价的贷款带来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拉动以及信贷消费。但是，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居民消费，导致经济下滑，货币高估使得出口始终较差，而没有灵活的货币政策，政府不得不依靠大量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赤字不断累积。赤字与出口下滑的恶性循环，最终使得希腊的主权信用风险逐步积累，并在本次经济危机中完全暴露出来。

在当代，政府的财政赤字已经成为经济运行的一种模式。各级政府总是负债累累，发新债偿还旧债。政府不仅要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而且要动用财政手段刺激经济，尤其当衰退来临时，政府更是积极地冲到第一线，代替私人部门消费和投资，通过负债的方式来创造需求，还得提供巨额财政资金解救某些陷入困境的银行和企业。于是，即使金融危机缓解，财政陷入困境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仍然存在。

如果政府的财政救助无度，实体经济复苏只能是短暂的，因为随后的政府债务危机将迫使政府收缩开支，经济又将重新陷入低迷状态。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教条，只是指出政府扩大支出能够填补有效需求不足，充其量也只能够熨平经济的波动幅度。政府必须要在本身的财政能力范围之内来调节经济的运行，切不可无限扩大财政赤字。试图通过扩大财政开支和扩张货币供应来避免或跳过经济运行的下降周期是不现实的，以固定资产周期性大规模更新为物质基础的经济周期，有它本身的运行规律。政府的无限度救助不仅会使财政陷入困境，还会助长某些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如果救助后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不落实，金融高管们仍坐享巨额薪酬和分红，不用承担经济受损的责任，金融扭曲性扩张对经济的不利影响就可能重现。2011年9月爆发的美国“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相继在发达国家的全面扩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公众对这种情形的强烈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