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辩护

二、为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辩护

有学者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对问题的本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现实途径方面往往表现出不可避免的矛盾和游移，其最主要的局限，是由于哲学上的薄弱而导致在诸多重要问题上的摇摆与含混。^[7]这就启发我们从哲学角度对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

从现有文献看，国内外学者对生态危机文化根源的分析还缺乏真正哲学的观点。王雨辰教授指明了进一步探索的理论路径。他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错估了马克思对近代主体形而上学进行批判的生态意义。^[8]正是在同一种意义上，吴晓明教授指证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生态思想的本质重要性，并说只有深入人与自然关系之社会历史的向度中，才有可能对当代生态问题作出积极的应答。^[9]马克思通过批判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现代形而上学，为我们把握历史的这一向度给出了重要提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原则从来不是单独起作用的，它需要现代性意识形态为其提供观念支撑。作为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哲学表达式，现代形而上学一方面专注于科学方法论的研究而成为所谓的科学主义，另一方面只注重人的存在和人的利益而成为所谓的人文主义。这两种发展路向实质上都在为人类向自然界索取的行动提供观念支持，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制度在这一框架内运转，使得生态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最终发展为生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出现哲学上的薄弱状况，是因为它在把生态危机归因于资本逻辑时，没能同资本的思想前提批判地划清界限。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错失了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之间的共谋关系，而且未能充分发掘文化的深层内涵并切中生态危机彰显的文化问题。真正说来，文化领域的问题主要在于文化和生命之间的疏远，处于此种境况中的人们对生命失去了敬畏之心，生命的价值不能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得到尊重和提升，由此影响人们在价值领域的选择，以及对于技术手段的运用。可见，文化的使命在于守护生命的价值并提升其内涵。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曾把文化理解为生命表现的容器，认为有意识的生命作为一种活的存在总要表现自身，由此形成人类历史中各种文化现象。法国哲学家阿尔贝特·施韦泽在谈到文化和生命的关系时也认为，人们习惯于从科学、技术和艺术的成就去理解文化，却不知道文化首先在于它的伦理本质，即肯定世界和生命，在更深刻的意义上说，就是敬畏生命。当西方文化陷入危机时，施韦泽很正确地把它理解为：肯定生命、敬畏生命的世界观和伦理正处于衰退之中。文化没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它使现代人不再有能力去思考和实现个人和人类存在的意义，而是更多地通过发现和发明以不同寻常的方式控制和宰制自然，完全改变了人类和自然间的真实关系。我们同样可以从哲学上分析文化衰落的原因。施韦泽认为，哲学日益满足于处理自身的学术问题，以及对哲学技艺的精湛掌握，而失去了与人们应该向生命和世界提出的基本问题的联系。^[10]这就是说，哲学应该为今日的文化困境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