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尼尔为资本辩护

政治经济学的四命题

纳骚·威廉·西尼尔（Nassau William Senior，1790—1864）是19世纪中叶英国经济学家，曾任牛津大学教授，也积极参加政府各种委员会的活动。1836年发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大纲》，1837年发表了《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西尼尔先后在这些论著中提出为资本利益辩护的“节欲论”和“最后一小时论”。

西尼尔的“节欲论”是从他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的四个基本命题中派生出来的。他在《政治经济学大纲》中提出，政治经济学应严格限制在研究财富的性质、生产、交换和分配的范围内，不应包括立法、行政、哲学和道德等问题的研究，这种“纯粹经济学”（不同于政策学）是建立在以下四个基本命题上的：

（1）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牺牲取得更多的财富；

（2）人们会自行限制人口增加，是由于担心财富不足以适应自己的需要；

（3）劳动生产能力借助于资本（作为继续生产工具的产品）可无限制增加；

（4）农业劳动技术不变条件下，投入追加劳动时，其报酬是递减的。

这（1）和（2）是边沁和马尔萨斯的思想，（4）是从李嘉图地租论中来的，唯（3）是西尼尔的新观点。他提出这一观点，是为了说明资本的重要性，埋下为资本利益辩护的伏笔。他为资本利益辩护的核心理论是“节欲论”。什么是“节欲论”，要从他的价值论说起。

财富价值的三特性

西尼尔认为，财富是可交换或有价值的东西，财富即价值具有三个特性：效用、供给有限和可转移。效用不是指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指事物“直接或间接产生愉快的能力”，“包括一切类型的满足，或痛苦（包括一切类型的不愉快）的防止”^[1]。这就是说，价值并不是商品内在客观属性，而是人们对商品效用的感觉和评价。这种感觉和评价随商品供给量而变化。供给增加，商品效用会成比例减少，即商品稀少性成了商品价值的重要尺度。物品只有在对于满足人类欲望是稀少的时候，才能表现为较高价值。这种观点为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边际效用学派的主观价值论提供了重要的出发点。

但西尼尔毕竟还算不上是效用价值论者，因为他并没有完全离开英国古典学派开辟的从成本和供给审视价值的轨道。他提出，价值的三特性中，供给有限是最重要的因素，供给本身要受到劳动节欲和自然要素这三种手段制约。自然要素的供给在当时并不稀少，可说是无限的，故没有价格，不构成价值的因素。这个观点和配第的说法显然有别，也不符合事实，因为自然要素（包括土地）并不是供给无限，而是越来越稀缺。西尼尔提出这种不合实际的理论是为了突出他的“节欲论”。按他的说法，对商品价值起决定作用的是劳动和节欲，两者构成生产成本。“所谓生产成本，我们的意思说的是生产所必要的劳动与节制的总和。”^[2]当然，商品到市场上出售时，购买者并不来管你生产商品时花了多少劳动和节欲。因此，西尼尔说，在市场上，商品价值（实际就是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

节欲论

西尼尔说节欲或节制，其实就是资本。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用节欲一词代替那种当作生产工具来看的资本一词。”^[3]为什么要用节欲一词代替资本一词呢？他的说法是，节欲所表示的是节制当前欲望，即人暂不把资本用于非生产性消费，因而是牺牲了当前个人的享受，和劳动者劳动是牺牲了安乐和休息一样，都是一种牺牲，都应得到报酬。工资是劳动作出的“牺牲”的报酬，利润是对资本家节欲作出的“牺牲”的报酬。没有“节欲”，就没有资本，借助于资本，劳动的生产能力可无限增加（经济学第三命题）。这种观点似乎已有了一点资本主义生产是迂回生产从而有较高生产力的味道。

把资本说成由“节欲”而来，是西尼尔的一大创造。在他之前，大卫·李嘉图说过，农场主和制造业者的“积累动机会随着利润的每一减少而减少；当利润低落到不足以补偿其用于生产的资本所必然碰到的麻烦和风险时，积累动机就会全然终止”^[4]。他只是把利润看作是投资家所遇到的“风险”和“麻烦”的报酬，但西尼尔把利润看作是“节欲”的报酬，后来的经济学家都接受和继承了这一说法，包括约·穆勒、阿·马歇尔等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都是“节欲论”的信奉者。但是，西尼尔的“节欲论”与事实不符，因为大富翁提供资本时并不需要节制自己的消费欲望，而穷人不管如何“节欲”，也省不出什么钱来提供资本。西尼尔提出“节欲论”的目的和意义完全在于说明资本有权利参与价值或者说收入的分配。因为有钱人实行了“节欲”才提供了资本，而资本又提高了生产力。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这显然是为资本家剥削辩护的理论。但从市场经济角度看，参与经济活动的资本确实需要报酬作为激励，否则，资本就会闲置，社会生产就难以发展。利润是资本参与生产的动力，也是实现资本优化配置的调节器，资本流向利润高的地方去的过程，也是资本优化配置的过程。

最后一小时论

西尼尔在“论工厂法对棉纱制造业的影响的书信”一文中提出，工厂主的利润是11小时半劳动日的最后一小时创造出来的。论证方法如下：工人每天劳动11小时半，全年劳动是11小时半乘以一年工作日数，假定每个劳动日生产的年产品价值为115　000英镑的棉纱，资本家为此需要花费的固定资本假定是80　000英镑，流动资本20　000英镑，总利润就是15　000英镑。这样，每半小时工人能生产出5　000英镑棉纱。这样，工人在20个半小时（即10小时）内生产100　000英镑价值，正好补偿了工厂主垫支的资本，工人在第21个半小时内生产5　000英镑的价值，补偿了厂房、机器的折旧，只有最后的2个半小时（最后一小时）内，工人才生产10%的纯利润，即100　000×10%＝10　000英镑。因此，全部纯利润是最后一小时生产出来的，如果工作日缩短一小时，纯利润消失，如工作日缩短了一个半小时，即实行10小时工作日，“总利润”（西尼尔把折旧计入总利润）也消失了，工厂要倒闭，工人要失业。

他的这个“理论”完全是为了反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工人阶级争取10小时工作日的斗争。这个理论不仅有最露骨地为资本家利益辩护的性质，而且在理论上站不住脚：第一，115　000英镑不能全算作是工作一年劳动创造的价值，其中10万英镑是垫支资本旧价值的转移，就是说，工人11小时半创造的新价值只是15　000英镑；第二，他一方面假定10万英镑预付总资本一年内全消耗掉，由劳动小时创造的价值来补偿，另一方面又说工人要在10小时后第一个半小时创造5　000英镑价值补偿厂房机器投资损耗的“折旧”，这就重复计算了固定资本消耗；第三，“最后一小时论”与“节欲论”也有点矛盾：按“节欲论”，利润是对提供资本的报酬，与劳动无关，而按“最后一小时论”，利润又是劳动创造的，依存于劳动日长短。看来，西尼尔的本意可能是，“节欲论”要说明资本有没有权利或者说应不应该获得利润，而“最后一小时论”要说明的是利润的真正来源，或者说能不能获得利润。

显然，“最后一小时论”完全说不通。但是从市场经济角度看，不能说毫无意义：工厂主生产上的固定资本是投资在厂房、设备上的花费，并不随产量而变化（和流动资本不同，这里的流动资本假定是投在原材料和工资方面的），相当于现代微观西方经济学中的固定成本（不变成本）部分。这部分成本分摊的产品量越大，则平均不变成本（即AFC）就越小，从而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单位产品成本即平均成本（AC）就越小，这有利于提高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平均不变成本随产量变化，也就是随工作日长短变化。在其他情况不变时，工作日越长，每天生产量就越大，则单位产品成本显然就会越低。在西尼尔那个时代，马克思经济学意义上的剩余价值的榨取，主要还是依赖工作日长短，而不是依赖由科技进步而来的相对剩余价值的变化。可见，西尼尔的理论和计算尽管都有错误，但“最后一小时论”还是讲出了一个道理：工作日长短会关系到利润率高低，关系到产品成本的高低，关系到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生存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