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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改良与会计改革思想论争产生的背景

时间:2022-11-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改良中式簿记概说》的发行引起了会计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从而导致了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的一场关于中式会计改良和改革的大论争,堪称我国近代会计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学术讨论和交流。至此,会计学界围绕如何改革或改良中国会计这一问题逐步形成两大派别。[4]正是由于当时会计学界对中国会计状况的不满和重视,推动了中国会计的革新运动。

第一节 会计改良与会计改革思想论争产生的背景

在我国封建社会,由于长期受重农抑商思想的支配,因此人们认为会计是计利之术,被学士、大夫所不齿。在这种非正常观念的支配下,尽管历代计数方面的学者在有关著述中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了与会计科学有关的内容,但是系统论述会计技术的著作缺乏,会计知识及其技能的传授仅靠师徒相传。这不仅限制了会计科学的发展,而且也使会计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自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大炮惊醒了中国人的迷梦,打破了数千年来传统的抑商观念以后,“振兴实业”成为发展的新目标。然而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却越来越不景气,日趋破产,人们认为管理不善、会计方法落后是工商业日趋衰败的一个具体原因。一方面为了适应迅速发展的民族工商业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受到由帝国主义列强所控制的我国海关、铁路、银行及邮政等新型经济业务的冲击,传统的“中式簿记”开始逐渐暴露出其与新型经济运行模式不相适应的明显弊端,从而导致了对中国现代会计科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三个事件的出现:一是大清银行进行了会计制度改良的初步尝试;二是清朝末年因大清银行业务扩展和管理的需要,以及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对大批新式会计专门人才的需求,中国的会计教育拉开了登堂入室、设课讲习的序幕;三是一批会计学术著作相继面世,其中尤值一提的是《连环帐谱》(1905)一书,首开了专门出版中国会计学术著作的先河。所谓的重大意义,不仅仅是其为20世纪30年代中式簿记改良运动起到了摇旗呐喊的作用,更主要的是其为自唐宋时期创立四柱结算法后已经沉寂了近千年的中国会计科学发展带来了一股和煦的春风,成为中西会计文化在20世纪进行全方位交流的起点,拉开了中国会计科学在20世纪得以快速发展的序幕,从而使中国会计科学的发展在20世纪初就翻开了新的一页。

从1918年开始,《银行周报》特别开设会计研究专栏,公开研究会计簿记之学。当时该报主编为徐永祚,因为同时执行会计师业务,对中式簿记接触很多,研究颇深,这为他后来直接引发中式会计改良和改革的大论争提供了基础。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会计研究的步伐开始加快。中国经济学社请徐永祚在上海市总商会演讲,讲题即为改革中国会计问题,随后暨南大学及上海市商科大学等也纷纷请其演讲,形成改良中式簿记运动。至1928年,前上海市农工商局主张改良簿记,同年上海会计师公会受全国商会联合会的嘱托,特设改良簿记委员会。1929年,实业部为筹划改良簿记一事,复函聘请徐永祚。当时讨论的议题集中在是否推行西式簿记、废弃中式簿记。因为各方主张不一致,所以没有具体方案。经过四五年的实践,徐永祚根据中国固有制度,参照世界最新理论,写成有系统有组织的改良中式簿记方案,规定账簿表单程式30余种,并另编《改良中式簿记概说》(1933)一书发行。《改良中式簿记概说》的发行引起了会计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从而导致了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的一场关于中式会计改良和改革的大论争,堪称我国近代会计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学术讨论和交流。

至此,会计学界围绕如何改革或改良中国会计这一问题逐步形成两大派别。一派是以徐永祚为代表的改良中式簿记派,他说:“西式簿记决不能尽夺中式簿记之席,中式簿记亦自有其存在之价值也。”[1]所以改良派的观点是应吸收西式簿记的一些先进理论,在中式簿记的基础上予以改良。因为中式簿记并不是全无组织,记账方法也不是全不合理,因此,不仅在形式上有维持的价值,在实质上也有保存的可能。另一派是以潘序伦为代表的全面引进西式簿记的改革派,他指出以改良中式簿记“求其与所谓‘西式簿记’者永成对抗并立之势,是则与‘科学统一’之原则,似有不符也”[2]。他们认为改良中式簿记只是改良簿记运动中的一种过渡办法,仅能视为小商号不得已的补救办法,而不能认为有学术价值并广泛宣传。如果宣传过分,则恐怕会使真正科学的簿记方法难以推行。

这两大学派奋斗目标是一致的,对于改进中国会计必要性的认识也是一致的。1933年,徐氏在《改良中国会计问题》一文中指出:“今日国家财政之不整理,工商事业之不发达,其原因虽有种种,而会计不良,实为其中最主要之一原因。故改良会计问题,实较任何问题为重要。”[3]1934年,潘氏在《改良中式簿记之讨论》一书序言里也指出:“近年以来,国人为时势环境所迫,经会计学家之倡导,对于簿记,重要之认识,已渐见普遍。以簿记为研究讨论之对象者,亦日渐增多,各机关及工商企业之采酌欧美成法,以实施其簿记之改良者,尤多纷纷而起。”[4]正是由于当时会计学界对中国会计状况的不满和重视,推动了中国会计的革新运动。而这两大学派的分歧主要是在于所走的道路不同,即对于如何进行改良所采用的方法不一样。他们在理论辩争的同时都积极付诸实践,因为大本营都在上海,他们进行改良中国会计的试点工作也都集中在上海和上海周围的一些城市。伴随着他们改进会计工作的深入开展,他们在如何改进中国会计方面的分歧也越来越大。由于这两大学派之争是在相互研究问题、相互探讨改革或改良方法、求同存异的指导思想支配下进行的,所以这场争论正好推动了中国会计学术和会计实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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