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外资论

四、利用外资论

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在规划发展国民经济的时候，苦于“民穷财尽”，发展实业，“款既筹不出”，“时人等不及”的四无(无资本、无技术、无人才、无时间)的窘迫形势下，“无已，惟有募集外资之一法⁽⁶⁷⁾”。

他强调利用欧战后国际资本急于寻找出路的“天与之机”，大量引进外资。借鉴美国筚路蓝缕，惨淡经营百年，雄居世界第一的经验;又以日本为例，说明原来最小、最穷、最弱国家经过明治维新，一跃而跻身列强，“皆得外债之力”。证明我国要利用外资，“以营生产”，“发达国家资本”，实现国家“富强可与欧美并驾”，防止被列强瓜分，改变全国人民的悲惨境遇，解决民生问题的目的定能实现。

可在旧中国引进外资，振兴实业，是一个复杂而又痛苦的过程。一方面要面对“荒岛孤人”思想，批判传统的“孤立自大，关闭自守”，“富于排外”的迂腐政策心理，“一言及外债，便畏之如酖毒，不知借外债以营不生产之事则有害，借外债以营生产之事则有利⁽⁶⁸⁾”。另一方面还要抵制崇洋媚外，卖国投敌的洋奴思想，他们出卖民族利益，出卖国家主权，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造成严重威害，严正揭露清廷、北洋政府在利用外资上的卖国投降行为，第一丧失主权，第二浪用无度，第三必须抵押。

利用外资的三条原则。孙中山提出“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轻⁽⁶⁹⁾”。其中第一条至关重要，他一再告诫国人，“惟止可利用其资本人材，而主权万不可授之于外人，事事自己立于原动地位，则断无危险⁽⁷⁰⁾”。又说:“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⁷¹⁾”。在处理外债事宜时，他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坚持了这一原则立场。1912年四国银行团拟以财政监督为条件，或以关税、厘金为抵押商谈借款，遭到孙中山的断然拒绝。1924年他取道日本北上时，列强再度以借款为诱饵，施加压力，同样遭到他的拒绝。

具体形式方法。他主张“两害相权，当取其轻。故吾人欲用外资，当择一利多害少之方法实行⁽⁷²⁾”。力主以民间经济往来方式利用外资，不通过政府，以摆脱外交上一切纠葛，使外国政府不便过问，避免外国政府的干涉。对于他倾注了极大心血的铁路事业则提出更为具体的要求，例如签订合同时“尚须附带条件:其一条件，此纯为商业性质，不稍含政治意味;其二条件，公司有随时监察之权;其三条件，中国可不俟期满，得备价赎回⁽⁷³⁾”。唯其如此，才不致过于失利。他还主张要有专业化知识和发展实业的前提条件。驰骋在世界经济市场上，没有专业知识，不聘请顾问，训练人才，传授经验，就会受骗上当，蒙受损失。他还主张不要只知金钱不知时间，不要错过时机，抓住天与之机，以防顾小失大。主张利用外资可采取“一、借资兴办，二、华洋合股，三、定以限期，批与外人承筑，期满无价收回⁽⁷⁴⁾”。并认为其中第三种方式与中国国情最相宜，是最善之策，“中国如能利用此项办法，其成功自必伟大”。可这些作法早为洋务派人物张之洞，张謇提出并有所实践，而张之洞以“借债”为“上善”，张謇以“合资”为“利用外资最普通方法”。孙中山则更倾向于代办或批办，这样既可充分发挥外资作用，又可解决国内技术力量和管理经验不足的困难。他期待引进侨资，号召华侨为祖国实业前途的发展贡献力量。

孙中山利用外资，发展实业的奋斗目标在旧中国无法得以实现。社会性质未来个彻底改变，中国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没有自主权，没有独立的地位，他的一切设想或学说都不过是一种善良的愿望和美好的理想。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我们应认真研究，郑重对待孙中山的货币金融学说，为中华之腾飞汲取有益的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