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顿金融论

三、整顿金融论

在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多方关注和大力支持整顿金融，建立金融机构，已到了“刻不容缓”，“迫不及待”的程度。在他看来，中国地称膏腴，尤广幅员，而东南之收获不见其丰，西北之灾荒一如其故。究其原因，“无特别金融机关以为之融通资本故耳⁽²⁸⁾。”对于金融的理解，他认为至少该是通融社会资金，为社会资金的枢纽。似可影响市场物价，关乎市场稳定，供求平衡。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若没有金融显然不可思议。而中国地大物博，非有多种类型的银行不行，且“银行愈多愈好⁽²⁹⁾。”时值金融状况紊乱，难以遵循公平条件以取得适额贷款之时⁽³⁰⁾。官僚旧势力的代表在投向革命势力后，取得国外贷款的扶持，略有复苏之势，又倒过身去谋求保全自身的地位，有的则凶相毕露，推翻民国，恢复帝制，“以一姓之尊而奴视五族，此所以认为公敌，义不反兵⁽³¹⁾。”在临时大总统任上，孙中山即着手筹建中央银行，积极创设兴农、农民、殖边等银行，组建中西合股的大银行，在南洋招股筹办中华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北伐后的1924年，孙中山在发布命令，维持粤省银行信誉的同时，加快组建中央银行的步伐，并在广州央行开行典礼上，亲临现场，发表演说，动员“军界、政界和一切农、工商界”都来理解支持广州中央银行。足见，作为政治家的孙中山对于振兴中国农业，振兴中国实业，开发边疆的关注，只要是能够振兴中华，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方式和途径，包括引进外资，利用侨资，总之，为动员一切力量，建设中国而多多设立各种银行，特别是要有自己的银行。

孙中山关于整顿治理中国金融的文论，未见诸专论，只相对集中于有关讲话、函件、批示和训令中，在1912年至1913年和1920年至1923年两个时间段里，他反复提示要在中国开办银行，整顿金融，统一货币。作为杰出的革命家，伟大的先行者，他不啻是这样认识，也是这样身体力行;他不啻这样去宣传、教育、启发和鼓动民众及党内同志，也在有关政策、决策的制定和贯彻实施过程得到体现。他的总目标在于“革命成功，中国富强”。因为“银行操金融之枢纽，为振商之要品，关系国计，非属细微，文(孙中山自称)不敢不兢兢而受事⁽³²⁾。”就是说，银行作为社会资金融通的枢纽，可以起到“疏通金融”的作用;关系国计，即关系中国的经济命运，关乎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百姓生机这样至关重要的大事，绝非细微琐事;在激烈的竞争中，只能办好，不能办坏。他认识到，当时“中国商业中心的交换媒介，为外国银行家所控制”。因之，外国银行如汇丰银行之类才能够在中国的内部斗争中“拥有举足轻重的权势⁽³³⁾。”我国政府当时与外国银行团磋商借款时受着种种挟制，要求非份的权利⁽³⁴⁾。如果中国不能摆脱这种金融控制，独立就无从谈起⁽³⁵⁾。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的一次演讲中，孙中山为让听众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外国银行对中国的殖民掠夺，并能达成共识，他从纸票、汇兑和存款三个方面算了细账算大账，开揉碎了，从表面说到心理，揭示得透彻明白。向普通中国人、向世人指出:因为中国人的心理“中了外国经济压迫的毒”，只相信外国银行不相信中国银行，以致中国的现银仍不及外国的纸币，其实他们不知道，外国银行所用的钱不过是外国人用了最少的价值印出几千万张纸，来换取我们的货物，“诸君试想这种损失是大不大呢?”在汇兑方面，由于外国银行是代中国人汇兑，我们要“吃外国银行所定的高汇水和大折扣的亏⁽³⁶⁾。”他们除赚取汇钱时千分之五的汇水外，并强赚两地的钱，又赚交钱时当时银元合银两的折扣，总算起来，必然超过百分之一二。如上海广州两地间的汇兑，一万块钱，每次至少要损失二三百元。“汇来汇去，最多三十余次，便完全化为乌有。”因是外国银行，有了洋招牌，便吃了定心丸，觉得极安全，有钱便送进去;就是利息极少，也很满意。辛亥武昌起义后，那些满清皇室和官僚怕革命党要把他们的财产充了公，弄得北京所有的外国银行都有钱满之患，吸收存款不仅不出息钱，反而收取租钱。“当时调查全国的外国银行所收中国人的存款，总计一二十万万”。“外国银行有了这一二十万万钱，又转借到中国小商家，每年收到借款人的利息是很多的，最少也有七八厘，甚至一分以上”。因之，外国银行“在中国所获之利，统合纸票、汇兑、存款三种算之，当在一万万元左右⁽³⁷⁾。”北洋政府的代表人物袁世凯不过是外国银行的一个工具，而代表外国势力利益的军伐也不过是操纵中国金融，致使纸币低跌，人心恐慌的势力而已。革命军中的叛逆则更是有预谋地把从市场上收来的当地银行钞票全部抛出，并强迫广东省银行支付发行的钞票，由于他们这种倒行逆施，操纵金融，以致民生憔悴，不可终日⁽³⁸⁾。

同时，孙中山还提出“实业为富国之本，而银行尤为实业之母⁽³⁹⁾。”银行既为经济之枢纽机关，能掌控经济之命脉，又为实业之母，则为实体经济的根本。银行的地位和作用无比崇高，无与伦比。它的设立关乎振兴和发展实业，自然也关乎振兴和发展商品流通，关乎振兴和发展社会经济，增强实力。此正反映出孙中山，我国近代杰出的爱国革命家所具有的现代意识和经济头脑，且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地担负起这副历史责任。在1916年10月13日《致全国各同志函》里，他倾述衷肠，表白得再清楚不过:“弟自宣布罢兵之后，即拟着手实业，以期振兴国产，杜绝漏巵。初念先办银行，以为各种实业倡始，惟其事体大，资本须巨，章程须备，规模又须宏敞，现正在计议中⁽⁴⁰⁾。”银行与实业，与振兴发展实业的关系，这里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创办银行的必备条件，原则上同样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银行与革命的关系，孙中山在《广州中央银行成立典礼的演说》的结束语，意味深长地讲道大家既是明白了政府开办这个银行的意思，便应该维持这个银行去进行，维持这个银行去进行，就是维持政府去进行，维持政府去进行，就是维持革命来成功;维持革命来成功，就是令贫弱之中国变成富强⁽⁴¹⁾”。足见，孙中山心目中的银行对于中国革命的成败具有举足轻重，至关重要的作用。虽当战火纷飞，戎马倥偬之际，犹在筹划组建银行，为之倾注心血，为之鼓动宣传，不敢稍有怠慢漠视。

银行的作用，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期，孙中山曾以不同方式做过表述。归纳起来，撮其者，“以振我国实业之颓靡，而杜外人之觊⁽⁴²⁾。”这话可以前后分开，两重意思，一为振兴中国实业，一为抵御外国银行，“为中国开一生路，可免种种之干涉条件⁽⁴³⁾。”先说振兴实业，先生以为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工商业尚在萌芽，轮船路矿也才发端伊始，要发达交通、工商、农业等实业，亟需解决的是突显的资金短缺问题，“惟自有银行，始得借贷推移之便”，可以使建设资金“流通挹注”，避免“艰难窒碍”。以故“询乎银行之推广，刻不容缓⁽⁴⁴⁾。”的确，推广银行，时不宜迟。

政府经费短绌，财政困难，军界和政界都极为拮据之时，许多士兵没有衣穿，没有饭吃，疾病死亡时刻袭来，威胁着广东新生政权。一切医药、埋葬等费都很困难，政界如果筹到一宗款项，遂即被挪作军饷，一切行政事业因为经费无着，不能发展，就是维持政府现况也不容易。为此，成立(广东)中央银行，“政府要经营商业”，在做一本万利的种子买卖，所以“能够保护这个中央银行，就是保全种子”，“将来的发达便未可限量⁽⁴⁵⁾。”同时，“这个银行的经济实力便可以大发展，中国商场上的经济力便不致为外国银行所操纵⁽⁴⁶⁾”。赢得独立自主，中国的自力自强才有希望与可能。

抵御外国银行，事关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国民命运，在近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具有伟大而神圣的意义，是无比崇高的事业。孙中山认为在与外商银行磋商借款时，我们之所以“受种种之挟制”，向我们要求非分之权利，就因为我们国家没有极大银行担任借款之能力⁽⁴⁷⁾。反之，要不受外国银行的挟制，杜绝他们非分的权利，就必须有中国自己的大银行，有能够担当借款能力以支持新生政权的极大银行。只讲大宗汇款，“外国银行要许多的汇水和折扣，我们中国人去汇兑，是很吃亏的⁽⁴⁸⁾”。如若我们有了自己的汇兑机关，就可以做到“利权不致外溢，事事都要方便⁽⁴⁹⁾”。因之，中国政府只有建立自己的银行，才能保证中国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侵伤。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一可以利华侨汇兑，二可便侨商贮蓄，三可助各种实业之发达。”总之，可“振兴实业，杜绝漏巵⁽⁵⁰⁾。”所以，抵御外国银行，同样是为了振兴实业，且为了更好地振兴实业，为之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民国初年，孙中山要想整顿中国金融，还基于这样一个判断，银行业首贵稳固，一有不慎，即足以扰乱市面。而我国金融机关本不完备，加之近年来恐慌迭起，向所称为殷实商者今皆相继破产，不克自存，更加上前清政府的监督不力，民国虽建而民力已疲。所以救济之策，抉本探原，尤在疏通金融，维护实业。故尔时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面对外国银行团的高压和苛刻条件，构想成立势力贯通全球的中西银行，且寄希望于“联合世界上之大资本家而成者也，将来实能为中国银行之母，其势力可通贯全球，此银行一成，必能免六国之掣我肘及救中国之穷也⁽⁵¹⁾。”又亲自过问银行《则例》，托人设计中央银行设立方案，“下令:南京为民国首都，亟应整顿金融，开办银行，统一货币⁽⁵²⁾。”1920年3月，发表《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提出地方自治团体所办的要事，其中就有银行合作，保险合作等事宜⁽⁵³⁾。是年底，他嘉许创立国民银行之计划为欧战后各国政府最新而最有效的善政之一，倡导“中国应速仿行，以裕民食⁽⁵⁴⁾。”且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建立各种类型银行。

他首推的中西合股银行，力主“专以输入外资为目的，直接则振兴中国实业，间接则抵制四国团⁽⁵⁵⁾。”认为开办之条件:“一、银行在中国注册，悉遵中国法律。二、董事局全为华人，西人居顾问局。三、总办十年内用西人，十年后可用华人。四、督理各举二人，总办执行，悉惟督理之命是听⁽⁵⁶⁾。”并指出，当中国眼下国势不如人，财力不如人，智识不如人的情况下，“我当得条件之保护略优，将来乃望得平等权利，否则流弊不堪设想⁽⁵⁷⁾。”也会有违创办及当政者的初衷，不过多一华俄道胜银行而已，如何能“利国福民”，则“外人永无就我范围之日”，也就“永无收回治外法权之望”。且此端一开，恐他国援以为例，引用某国之资金，则必遵守该国之法律，如此主权丧失，永无收回治外法权之望了。事关国体利权，不得不质言之⁽⁵⁸⁾。甚至他还认为，“倘合中外为一家，将国中数十银行联合而成一巨大之银行”，以克服“分则魄力小，于全国无甚影响⁽⁵⁹⁾”的缺陷。到那时，发行债票，任外资流入，因“全国金融枢纽操之于己，即政府借款亦可担任。”则“不致受非法之要挟，而利益亦不致入外人之手矣⁽⁶⁰⁾。”

以农立国的中国，孙中山认为农民即便解决了土地、水利问题，经常困扰他们的仍将是资金匮乏的问题。他指出，应有农民银行等作为调剂农业资金的专门机关，由国家筹设，待农民资金匮乏之时，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使农民免遭高利借贷以负债终身者，“然后农民得享人生应有之乐⁽⁶¹⁾10。”

至于中央银行。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就明确提出:“此后国家经费，取给于民，必期合于理财学理，而尤在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使人民知有生之乐。是曰财政之统一⁽⁶²⁾。”筹建中央银行则为其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以中央之权维持各省，”把信贷、金融集中在国家手里，统制公债，廓清币制，方便汇兑，充裕财政。特别是在此“既无确定可恃之财源，舍发行军钞、募集公债之外，更无济急之法，而欲行此策，非有金融机关不可。”因而“组织中央银行为今日财政第一要著⁽⁶³⁾。”1924年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时，孙中山也提出“整理国家经济，调剂社会金融，用意周详，立法美备⁽⁶⁴⁾”的办行宗旨，其具体业务只讲到三个方面，或者说提出三项要求:一是银行对社会经济关系很大，在中国各省，或是中国对于各国，一次有十万元的款项汇兑，现在中国的一般银行都是小钱店，汇兑不通，中国人同中国人交易，利权外溢，事事都不方便。而“海外汇业实国际贸易之枢纽，即国民经济之关键”，“当金融紧迫之秋，得此酌剂盈虚，诚足以扩张商务，补救时艰⁽⁶⁵⁾。”此个中理由，正中国必亟设中央银行而不容置疑和延搁的。二是受了政府一种特权，可以发行纸币。这纸币的基金有一千万，和以前政府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不同。纸币因为兑现所以才有信用，这个银行的发行办法，是人民要用现钱，必须先买等值纸币。所以这个纸币便有现钱抵押，可以随时兑现。这是被孙中山称为“现兑”的一种办法。他认为这种纸币一定信用很高，一定没有以前省立广州银行纸币的毛病，因为它“现兑”，并有大宗的发行基金作保证。三是所有各财政机关收入，“应解由该银行存储，随时提用⁽⁶⁶⁾。”代理国库，确实也是央行的职责。想来集中有限的财政收入用于大事急事，在财政困难之秋，尤有必要，问题是要防止各级各地截留、挪作他用，甚或被心术不正者用以肥私，更须监督防范，严谨周密，措施有效，方能达到预期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