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教育整顿

第四节　1975年的教育整顿

1972年底的批“左”，1973年的“反潮流”以及1974年的“批林批孔”，我国一时之间，政治斗争极其激烈。但在1975年，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等职之后，我国开始进入了10个月的整顿，教育事业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了恢复。

在1975年的整顿工作中，我国起草了治理科技界的极“左”破坏、激发科技人员积极性的平乱兴废之策——《科学工作汇报提纲》。虽因种种原因，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批示，但这并没有阻止我国对于科学教育作了暂时的、有力的整顿。在《科学工作汇报提纲》中对我国科学教育提出了极具建设性的一些意见：科学实验也是一种社会实践，是生产斗争所不能代替的，决不能要求任何科研工作都“以工厂、农村为基地”，要加强理论研究，开展学术交流，不能以行政方法处理学术问题。

1975年7月，中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整顿中国科学院、加强其领导班子的报告，胡耀邦等3人受命主持科学院工作。9月26日，胡耀邦在向邓小平的汇报中尖锐地指出了极“左”思潮对我国科学的危害：“搞科研的人很少，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陈景润是秘密搞的。这些人还是有点成绩。这究竟算是红专还是白专？像这样一些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人，中国有1000人就了不得。说什么‘白专’，主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在听了胡耀邦的汇报之后，邓小平作了重要指示：“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不照顾干部子弟。这样做要是犯错误，我首先检讨。这不是复旧！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

除了胡耀邦积极批判“文革”时期极“左”的思想，推动我国教育的发展之外，周荣鑫也投身于此。他指出：“根本不要文化，就讲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行吗？”“贫下中农为革命种田，工人为革命做工，学校为什么就不能提为革命读书呢？”1975年7月，他还指示教育部编印《周恩来关于基础科学研究和理科教育革命的部分指示》、《毛主席关于自然科学的部分论述》，以此来作为澄清极“左”思想的依据。可是，这很快就被诬陷为搞“总理语录”，“反对毛主席”，“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

1975年12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一文，这是针对邓小平时期对教育整顿的第一篇“反击”文章，指出：“最近，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这也不行，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因而‘就是要扭’。这无非是说，教育革命搞过头了，搞糟了，要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问题很明显，当前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制度？”就这样，“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在我国盛行。1976年，周荣鑫遭迫害，含冤而死。我国学校秩序再次陷入混乱之中。

1976年10月，“文革”终于结束了。“十年文革”对我国教育事业，包括教育制度、教学设施、师资队伍建设、教学质量等方面的摧残是无可估量的。学校闹学闹得“桌子没面，凳子两半，门框没框，房子没盖，玻璃碎片”。但“从实际结束到公开宣布‘文革’结束（1977年8月十一大），用了近一年的时间；而从肯定‘文革’的‘辉煌胜利’到对它彻底否定（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则用了整整5年光阴。至于彻底肃清‘文革’的余毒和影响则可能需要几倍于‘文革’的时间”⁽³⁵⁾。

我国的科学教育在这二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其特点是鲜明的，主要表现为如下。

（1）以苏联为范本，教学大纲、教科书和教学方法等全面模仿苏联。

（2）科学教育内容与生产劳动紧密相连，注重科学知识在生产建设中的作用。

（3）在科学教育目标上主张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不仅通过科学教育传递科学知识，还注重在科学教育中渗透品德教育。

（4）不只是单纯的由教师传授科学知识，试图通过建立实验园地及电化教学，拍摄有关科学知识影片，丰富学生科学知识。

这一阶段科学教育存在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如下。

（1）过分突出科学知识在生产建设中的作用，甚至以“生产为纲”自编教材，试图以生产实践的内容来替代基础理论知识，影响了正常的科学教学，不利于学生掌握基本的科学知识。

（2）在学习苏联阶段，因过分的“全盘苏化”，使得科学教育在内容、教材、教学方法等方面全部向苏联学习，没有顾及当时国内具体情形，造成教材内容庞杂，教学方法单一，学生负担过重。

（3）对科学教师不够重视，无论是在“大跃进”时期，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科学教师都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对当时我国科学教育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庆幸的是，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社会环境的日益稳定，被扰乱的教学秩序，开始逐步正规化，我国的科学教育有了转机。特别是随着国际交往频率的加快，一系列新的教育理念、教育理论、教育方法等开始陆续传入我国，冲击着国内的科学教育思想，我国科学教育开始真正走上与国际接轨的发展道路。

【注释】

(1)段治文著.当代中国的科技文化变革[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109.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613－617.

(3)郭沫若.驳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J].科学通报，1957，（15）：449－452.

(4)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179.

(5)段治文著.当代中国的科技文化变革[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112－113.

(6)人民教育出版社编.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271－272.

(7)福建教育厅师范初教处编.教育学讲义[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9.5.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委员会.周恩来选集（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184.

(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124.

(10)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教育学参考资料（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65.

(11)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教育学参考资料（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70.

(12)路甬祥.中国近现代科学的回顾与展望[J].自然科学史研究，2002，21（3）：193－209.

(13)张志辉.从“功利”到“庸俗”——关于“大跃进”期间科技价值取向转变的考察[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27（4）：81－86.

(14)张志辉.从“功利”到“庸俗”——关于“大跃进”期间科技价值取向转变的考察[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27（4）：81－86.

(15)张志辉.从“功利”到“庸俗”——关于“大跃进”期间科技价值取向转变的考察[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27（4）：81－86.

(16)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353－354.

(17)卓晴君，李仲汉著.中小学教育史[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159.

(18)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396.

(19)周全华.“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48.

(20)周全华.“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138.

(21)瞿葆奎主编，雷尧珠，余光，黄容昌选编.教育学文集・中国教育改革[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526.

(22)周全华.“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63－64.

(23)周全华.“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66－67.

(24)周全华.“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75－76.

(25)苏渭昌.中国教育思想通史（卷8）[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184.

(26)武汉大学教务处.评“火烧三层楼”[J].人民教育，1978，（1）.

(27)周全华.“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31.

(28)周全华.“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156.

(29)杨明编著.应试与素质——中国中等教育60年[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37.

(30)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408.

(31)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395.

(32)王伦信，曹彦杰，陈绵杰著.新中国中学教育改革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80－82.

(33)周全华.“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55－56.

(34)叶澜.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113.

(35)周全华.“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