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全面整顿是邓小平理论诞生的直接酝酿

一、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邓小平理论诞生的直接酝酿

自薄一波首次提出“邓小平理论‘始于毛，成于邓’”^[21]的观点后，中国理论界普遍表示赞同。但对“始于毛”的什么时期，却是见仁见智。有的文章追溯到1956年中共八大，邓小平担任总书记那个时候，还有文章追溯到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时候。龚育之则明确表示“应把1975年的全面整顿看做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诞生前的直接酝酿”。

在龚育之看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开始于1956年是毫无疑问的。但是，1975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已经不属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起点问题，也不属于这个理论诞生前的直接酝酿问题，而是属于这个理论同过去的历史经验的联系和继承问题”^[22]。因为1975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毛泽东是主要的代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刘、周、朱、陈、邓）都参加了这个探索，邓在这个探索中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一如刘、周、朱、陈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这个探索的代表，是毛，而不能说是其他的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了全党的又一个探索过程，这个探索过程中许多同志都作出贡献，但这个探索的主要代表，就是邓小平了。所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起点，只应该追溯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它的直接酝酿也只应该追溯到一九七五年。”^[23]这里问题的关键，是要“注意区分党的探索和邓小平的探索”。“党的两次探索，即一九五六年开始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探索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探索”^[24]。

关于第一次探索，即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探索，龚育之赞同胡绳的看法，认为这一时期中共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发展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另一个发展趋向是错误的趋向，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自己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25]这十年探索中，“正确的发展趋向和错误的发展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许多时候都是互相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中，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26]。“那十年中无论是正确的发展趋向，还是错误的发展趋向，要讲主要代表，总的说都是由毛泽东来代表，正确的发展趋向中积累起来的东西，大都是毛泽东提出的或者是别的领导人提出得到毛泽东支持的，它们属于作为集体智慧的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成果；错误的发展趋向积累起来，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和理论，那属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27]

为什么说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邓小平理论诞生的直接酝酿呢？龚育之认为要全面的分析1975年的情势，那时候毛泽东身体衰落已经行动不便了，而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苦苦支撑局面的周恩来已经病入膏肓。在毛泽东的首肯下，邓小平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在“四人帮”一直虎视眈眈、多方掣肘的情况下，邓小平没有也不能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错了，但邓小平针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造成的触目惊心的严重后果，开始了一系列力所能及的整顿和改革。虽然这种改革和整顿超出了毛泽东所能忍受的范围，被毛泽东所终止，他本人也再次被打倒，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权力中心。但1975年的全面整顿，从恢复生产入手，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国家的生机，恢复了人们对国家前途的信心，所以很得人心。这些都为次年的天安门四五运动，以及随后的粉碎“四人帮”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也为以后邓小平再次复出准备了条件，也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改革开放波澜壮阔进程的前奏曲。1975年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是反映民意、反映党心的得人心之举，究其原因，就是1975年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是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完全不同的，甚至可以说是对立的。后来邓小平自己说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采取的改革开放的措施和办法，很多在1975年全面整顿的时候就已经试验过了，是行之有效的。如果要对邓小平理论诞生追本溯源的话，那就是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邓小平理论产生的直接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