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革命”的酝酿

陆费逵（1886—1941）原籍是浙江桐乡，曾祖陆费墀为清朝翰林院编修，曾任《四库全书》总校官。少年陆费逵不仅对曾祖父所从事的事业十分向往，而且心怀大志。“十三四岁时，好为高远之理想，忽欲为商，则以大富豪自命；忽欲研究文学，则以大文章家自命，忽欲为美术家，忽欲为教育家……”^[3]他母亲是李鸿章的侄女，自幼熟诵诗书，思想新派，“在母亲教导下启蒙五年，父亲教导一年，师教一年半，我一生只付过十二元的学费……那时随侍在南昌，有一个阅书报社开办，我隔日去一次，午前九时去，午后五时出来。带一点大饼馒头作午餐。初时尚有阅者二三十人，后来常常只剩我一人，管理员也熟了，他便将钥匙交给我，五大间的藏书，好像是我的了。这三年中，把当时新出的书籍杂志，差不多完全看过，旧书也看了许多”^[4]。他学习勤勉，后来还到熊氏英文学塾附设的日文专修科学习日文，受到日文教师吕烈煌（1896年中国首批十三位留日学生之一）的赏识。

1.尝试创办学堂与书店，具有敏锐的革命意识

1902年，陆费逵与朋友在南昌合办正蒙学堂，自任堂长兼教师，因经济无以为继，八个月后停办。因吕烈煌赴武昌任中学教员，陆费逵应其邀至武昌，任吕家塾师。当时武昌等地革命思想大盛，陆费逵敏锐意识到传播新思想的报刊书籍有极大市场，1904年与友人集股创办新学界书店并任经理，销售《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等进步书籍。1905年，陆费逵和刘静庵等发起组织日知会，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同年夏，他与日知会会员张汉杰、冯特民等接办《楚报》并任主笔，纵论国内外政治，持论颇激昂。如他在《楚报》发表社论《论改革当从社会始》一文写道：“治国者……必先谋夫教也，生计教育得道，则人心必变而善，人心变而善，则社会之风俗习惯良，而国家而立矣。”^[5]后《楚报》因揭露和反对粤汉铁路借款密约被查封，张汉杰被捕后，陆费逵避走上海。

2.从昌明公司到文明书局再到商务印书馆，成为出版界奇才

陆费逵到上海后，因经费问题未能去日本留学，遂任昌明公司上海支店经理兼编辑员。他不仅发起成立上海新书业商会，还发表《著作家之宗旨》《中国书业发达预算表》《同业注意》等文章，强调出版者重大责任及教科书独立编撰出版的重要性。1906年冬，他应俞复之邀改就文明书局，襄助经理办事并兼编辑员，还任文明小学校长，“编辑、印刷、发行件件都管……每日工作常至十余小时，增加经验不少”^[6]。其间，他还主编上海新书业商会所办《图书月报》并任该会主办的“学徒补习所”教务长。因出众才华，1908年秋陆费逵被商务印书馆厚金邀请入馆。“在商务印书馆办事三年半，前半年任编辑员，后三年任出版部长兼交通部长，《教育杂志》主任，师范讲义主任。总之我不怕多办事，职务尽管加重，我还是悠然自得的，知我者恭维我喜调度，不知者，说我不做事，自己看报谈天指挥助手，像煞有介事。”^[7]此时陆费逵已迅速成长为一个思想先进的出版业奇才。

3.以大胆的变革意识创办中华书局，追求“教科书革命”

1911年，有着变革意识的陆费逵预计革命将会成功，于是在商务印书馆决定1912年重印旧教科书时，开始自己组织力量编印新教科书。1912年1月1日，陆费逵、戴克敦、陈寅筹备的“中华书局”也选择这一天在上海宣告成立，并在各大报刊发表《中华书局宣言书》：“兹将本局宗旨四大纲列左：一、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二、并采人道主义、政治主义、军国民主义。三、注重实际教育。四、融和国粹欧化。”^[8]接着发表《教科书革命》一文，指出：“清帝退位，民国统一，政治革命，功已成矣。今日最急者则教育革命也。本局自客秋以来，努力进行，小学用书今已出版。本最新之学说，遵教育部之通令，以独立、自尊、自由、平等之精神，采人道、实业、政治、军国民之主义。程度适合，内容完善，期养成完全共和国民，以植我民国基础。”^[9]可见，陆费逵大胆创建中华书局是为了追求“教科书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