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革命”的实施

“革命”的解释之一是“根本改革，如思想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等”^[10]。教科书作为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课程实施的载体、拥有全国最大受众市场的读本，从本质特性上说，是按照一定的目的，以文化信息为基本载体，有意识地确立文化标准的文本。^[11]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陆费逵在1912年1月10日的《教育杂志》发表《敬告民国教育总长》，建议“速宣布教育方针“颁普通学校暂行简章”组织高等教育会议“规定行政权限”^[12]等。蔡元培即请陆费逵与蒋维乔代教育部拟定《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14条，于1月19日由教育部通令公布。其中涉及教科书的规定有：“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国民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凡民间通行之教科书，其中如有尊崇清廷及旧时官制、军制等课程，并避讳、抬头字样，应由各书局自行修改，呈送样本于本部及本省民政司、教育总会存查。”^[13]这些规定，本是出自陆费逵之手笔。他非常知晓此规定一出，中华书局从1911年底开始秘密编撰的“中华教科书”将得以乘势出击。

1.推出民国第一套教科书，中华书局在激烈教科书市场中脱颖而出

1912年1月，中华书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推出民国第一套教科书，其第一次刊登教科书广告，有“国文八册，国文教授书八册，算术八册，算术教授书八册，中华共和国民读本二册，中华高等小学修身四册、国文八册、算术四册、算术教授书四册、历史四册、地理四册、理科四册、理科教授书四册、英文四册”等。^[14]据1913年5月《中华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4册封二广告，“中华教科书”统计出版有小学教科书18种，计74册；小学教授书10种47册。此外，中华中学教科书有修身、国文、英文、英文会话、历史、地理、算术、代数、物理、化学、动物、植物、生理、经济、法制等15种。“中华教科书”从内容到形式紧贴社会变革的步伐，如《中华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1册第1课开篇大写“人”“手”。^[15]第2册第25课课文写道：“我国旗，分五色，红黄蓝白黑，我等爱中华，即当敬国旗。”^[16]此外，教科书插图人物也是新式装扮，如学生装、西服等，完全看不见黄袍、长辫等旧式装扮。“中华教科书”几乎独占了1912年春季全国教科书市场。陆费逵在《中华书局二十年之回顾》中写道：“草创之时，以少数资本，少数人力，冒昧经营，初未计及其将来如何。开业之后，各省函电纷驰，门前顾客坐索，供不应求，左支右绌，应付之难，机会之失，殆非语言所能形容。”^[17]1915年，中华书局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自办印刷所，增设发行所，陆续盘入文明书局、民立图书公司等，迅速成为民国第二大出版机构。

2.开创教科书编撰出版新天地，成为民国时期领军者之一

晚清，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中国图书公司、彪蒙书室、会文学社等是中小学教科书编撰出版大户。商务印书馆因1903年成功推出“第一套现代意义教科书”^[18]成为教科书出版龙头。中华书局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商务印书馆形成竞争之势，而且尽量避免重复雷同，努力做到别具匠心，开创新意。

1912年9月，民国教育部将春季始业改为秋季始业，一学年分为三学期。1912年12月中华书局开始推出20世纪教科书史上唯一一套适应三学期的“新制中华教科书”。至1913年3月，小学用“新制中华教科书”出版30种248册，至1922年，中学用“新制中学教本”出版28种51册。^[19]当时初等小学男女同校，高等小学女子教育也蔚然成风。1913年，中华书局推出“中华女子高等小学教科书”修身、国文、算术、家事4种计14册，“务使女子修得生活上所必须知知识技能”。^[20]而且“家事采用日本家事大要教本，参酌我国社会情形与实际生活问题最有关系且与它科学亦互相联络，俾得正确之智识”^[21]，倡导女子读书学习、自主发展、参与社会进步等等。^[22]

由于民国时期政治风云突转，文化气候变迁，教育改革实施，教科书也频繁出版与修改。中华书局从1915年12月开始推出“新式教科书”，特别突出“各科教授书皆采最新之方式”^[23]这一原则，如“近人盛倡实用主义、自学辅导主义。本书认清是旨，务贯彻国民教育之真正目的”^[24]。在国语运动影响下，中华书局国文教科书大胆变革。如教育部在对“新式国文教科书”的批词中写道：“查该书最新颖处，在每册后各附四课，其附课系用官话演呈，间有与本册各课相对者。将来学校添设国语，此可为其先导，开通风气，于教育前途殊有裨益。至各册所用文句，其次序大致均与口语相同。令教员易于讲授，儿童易于领悟。在最近教科书中洵推善本^[25]。”1920年3月中华书局出版国民学校用《新教材教科书国语读本》8册及《新教材国语读本说明书》8册，1921年开始编辑出版“新教育教科书”，国民学校用书全用语体文编写（有注音字母），高等小学用书则是语体和文言互用。

1922年新学制改革，陆费逵更是汇集戴克敦、沈颐、朱文叔、黎锦熙、钱基博、穆济波、黎锦晖、吴在渊、胡敦复、胡明复、王宠惠、刘传厚、李廷翰、陆依言、蒋镜芙、傅仲孙、郑昶、董文、陆仲贤、朱麟、陈醉云、金兆梓、洪鋆、张相、朱开乾、邓庆澜、徐增、柴辅文、丁鹤、糜赞治、钟衡臧、赵荣光、舒新城、冯顺伯、沈星一、沈彬、马润卿、李直、丁詧盦、谢彬、程廷熙、张鹏飞、华襄治、秦汾、钟衡臧、宋崇义、陆费执、郦福畴、张念恃、俞宗振、张起焕、陈映璜、王烈、储劲、顾复、鲍映奎、杨卿鸿等60余人及国语专修学校大量教员，从1923年1月开始推出“新小（中）学教科书”64种237册。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华书局邀请陈立夫、叶楚伧、吴稚晖等编撰校订，同年推出“新中华教科书”。随着1929年《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1932年《中小学课程标准》、1936年《修正课程标准》颁布，中华书局陆续推出“新课程标准适用课本”（1933）、“修正课程标准适用·新编教科书”（1936）等。中华书局老职工吴铁声曾在《我所知道的中华人》一文中回忆，“为了抢占市场，时间至关紧要，编辑人员往往夜以继日赶编课本，陆费逵也不时打电话向张先生（即张相，主管教科书部）询问，知道某书尚未完成，陆费逵就哈哈大笑，挂上电话。^[26]中华书局编写出版的教科书学科门类广、层次多，受到教育界的称道，如1935年还出版了一套“小学各科副课本”，分初级、中级和高级三种，各100册，共300册，在1936年全部出齐，就各科教科书有关知识做了进一步分析介绍，对教学工作进行辅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