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方公开干预教科书

60年代教科书问题出现了新动向：日本民众反对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遭到日本政府的镇压，军方公然干预教育和教科书；文部省通过无偿使用教科书的政策掌控了学校教科书；中央教育审议会提出“第二次教育改革”，试图全面推翻战后教育改革的成果。

战后初期，日本军方对教育问题保持沉默。后来，防卫厅开始公然干预教育领域。1960年1月19日，美日两国政府在华盛顿签订了《日本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共同合作和安全保障条约》。新日美安保条约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旧条约的不平等性质，但由于条约规定两国有义务共同防卫日本和远东地区，增加了日本被卷入战争的可能性。当时，正值美国发动越南战争的前夜，新安保条约遭到日本在野势力和广大民众的激烈反对。1959年3月28日，日本各界民众成立“阻止修改《安保条约》国民会议”，先后发动了20次大规模的统一行动。工人和学生以请愿、罢工、集会、静坐、游行示威等多种形式表达反对意愿，发生了多起震惊全国的流血事件。“血洗国会日”：11月27日，各界民众和学生冲进国会递交请愿书，遭到暴力镇压。“1·16羽田机场搏斗”：1960年1月16日，示威民众在羽田机场阻止岸信介首相访美签署新安保条约，与警察发生流血冲突。“4·26斗争风暴”：警察防暴队与右翼团体“爱国党红莲队”镇压抗议示威，逮捕学生领袖并打伤百余名学生等。此后，反对国会批准新日美安保条约、反对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日的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5月19日，自民党为了强行批准新安保条约，在众参两院议长（自民党议员）的要求下，4500名警察及300名“爱国党红莲队”成员，与社会党组织的1200名“安保行动队”，在国会展开激烈对抗，警察打伤多名社会党议员和安保行动队员。5月20日，自民党议员在众议院单独表决通过了新安保条约。6月4日，为迫使岸信介内阁辞职、解散国会、废除新条约和阻止艾森豪威尔访日，650万各界民众举行了战后规模最大的总罢工，东京的电车和火车全部停驶，商店停业，有13万民众涌向国会请愿示威。6月15日，国会周围的示威者增至16万人，埋伏在国会内的警察第四机动部队的3000名警察，对第三次冲进国会的7000名学生大打出手，东京大学的女学生桦美智子当场被铁棍打死。当日，自民党议员在参议院单独表决通过了新安保条约。6月18日，包括从日本各地赶来的工人、学生和市民在内，共有30万人到国会抗议示威，追悼“日本的民族英雄”[1]桦美智子，岸信介政府出动了15000名警察进行镇压，仅受伤的教授、讲师就有11人之多，社会党顾问河上丈太郎也在发表演讲时被暴徒刺伤。日本各界群众不屈不挠的抗议斗争，终于迫使艾森豪威尔无限期推迟访日。6月19日，岸信介首相宣布新日美安保条约“自然生效”。6月22日，国民会议举行了最后一次统一行动，全国共有540万工人举行罢工。6月23日，美日当局完成批准新日美安保条约的换文仪式，当天，岸信介被迫辞职。

值得注意的是，在“血洗国会日”事件中，日本政府和自民党曾宣布“非常事态”，声称聚集在国会周围的群众是在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和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志贺义雄的率领下进行活动的，是“社共两党有预谋的破坏”，要求自卫队前来镇压。而且，在1960年6月17日反对艾森豪威尔访日的斗争高潮中，美军基地的全体官兵也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事实证明，日本民众维护和平民主的斗争，已被当局和自民党视为“内乱”，作为日美两国军队镇压的对象。在千钧一发之际，社共两党的领导人及时劝说群众撤离，避免了更大规模的流血冲突。[2]同年10月，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在东京日比谷公会堂发表演讲时遇刺身亡，右翼组织的恐怖暴行震撼了日本社会。

1959年至1960年反对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群众运动，规模之大、动员人数之多、参加地区之广泛、各界人士斗争精神之顽强，在日本民众斗争史上空前绝后。全国各所大学的学生组织表现出强大的号召力和行动能力，高校学生参加游行示威不仅人数多、力量大、行动快，而且充当了各界群众运动的先锋，他们是在战后的和平主义、民主主义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这一事实愈发使日本统治集团认识到教育的巨大威力，痛感教育成为重整军备、发展日美军事同盟关系的最大障碍。岸信介政府和自民党决心动用自卫队镇压民众运动的举措，助长了军方干预国家政治的野心。轰轰烈烈的反安保斗争结束后，防卫厅对小学、初中和高中使用的45种教科书进行了详细调查，提出全面纠正教育方向的具体要求，公开干预教育和教科书。

1962年，日本防卫厅向文部省递交了一份文件《对学校教育的要求》。文件批判学校教育和教科书，并且提出了军方的具体要求。《对学校教育的要求》最初刊载于《每日新闻》（1962年4月27日），5月11日再次刊登在时事通讯社出版的《内外教育》上，产生很大社会影响。军方在文件中强烈谴责学校教育：“看一下高中教育及中小学社会科教育的现状，就知道教科书中非常缺乏向国民讲述正确的爱国思想、促进国民提高防卫觉悟的教育，即使说教科书完全无视这个问题也不过分。”文件列举了7种小学社会科教科书、13种中学社会科教科书、25种高中社会科教科书内存在的“问题”，论证学校欠缺爱国教育和国防教育的严重程度：7种小学社会科教科书分为4种类型：（1）积极表述爱国心、国旗等内容的教科书，（2）表述爱国心的教科书，（3）表述国旗的教科书，（4）完全没有上述表述的教科书。在13种初中社会科教科书中存在5种类型：（1）积极表述国防及自卫队的教科书，（2）表述自卫队的教科书，（3）客观地表述赞成或反对自卫队的教科书，（4）仅表述政府行政机构中设有防卫厅的教科书，（5）完全没有上述表述的教科书。“在25种高等学校社会科教科书中，表述爱国心和防卫的教科书极少”。报告直截了当地表明了军方的立场：“鉴于上述现状，防卫厅认为，最紧要的是向青少年提供当前世界政治和外交的正确知识，同时，讲授在这种形势下应有的国防———适应国力和国情保卫自己的国家，是为维护世界和平做贡献，是独立国家的责任与义务。无论自由主义国家还是共产主义国家，都在根据各自的国情实施这种教育，只有日本等闲视之。因此，强烈要求改善我国的整体教育，火速实施促进青少年正确的国民觉悟、助长积极关心国家防卫的教育课程和教育内容。”[3]

种种情况表明，1953年池田勇人与罗伯逊讨论的教育阻碍日本承担防卫责任的问题，历经10年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反对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民众斗争，验证了教育依然是日本分担美国军事战略的最大障碍。在此背景下，池田勇人担任首相后非常关注教育问题，强调必须实施有效贯彻政府意图的育人政策，文部省发表了教育白皮书《日本的成长与教育》，防卫厅则向文部省提出《对学校教育的要求》。来自党、政、军的压力，使和平与民主教育及教科书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

军方向文部省提出加强“爱国”和“国防”教育的要求书以后，继续从事转变教育方向的活动。佐藤内阁的防卫厅长官坂田太道的言行颇具代表性。坂田主张：如果在国防上不能得到国民的理解、支持与合作，无论拥有怎样精干的自卫队和先进的武器装备都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因此，“在日本的防卫及安全保障问题上，国民必须形成一致意见。”1965年4月，坂田组成一个由民间人士参加的“防卫研究会”，声称广泛听取社会意见。研究会的成员包括《朝日新闻》“天声人语”栏目的专栏作家荒垣秀雄、评论家角田房子、NHK评论员平泽和重、日本前驻美大使牛场信彦，综合研究所所长佐伯喜一、京都大学教授高坂正尧等日本经济及国际政治学者共11人。经过2个月的讨论，研究会向坂田提交研究报告《我国防卫的思考》。该报告认为：如果需要在防卫问题上取得国民共识，必须综合考虑国民感情、国家环境和日本的特殊国情，确定“和平时期日本防卫力量的规模”。这份报告经朝日新闻社公开出版，按照坂田指示，不仅自卫队的高级军官人手一册，而且大量散发到各种政治后援团体、妇女团体、青年社团，极力宣传“国防教育”的重要性。70年代中期，坂田采取多项重要措施充实国防会议，在国会设立防卫委员，防卫厅每年发表《防卫白皮书》，增加自卫队的“透明度”扩大军方影响。[4]日本军方在六七十年代开展的一系列活动，进一步恶化了教科书问题的政治环境，形成军方、政府、自民党、财界势力合围教科书的险恶形势。

从1962年防卫厅公布《关于学校教育的要求》，到1965年《我国防卫的思考》的发展过程表明，日本军方迫切要求国民理解和支持扩充军备，自卫队在日美同盟体制中发挥更大作用。与此同时，相当一部分自卫队高官，越来越不满意受制于“文官节制”的现状，暗中策划“作战方针”。1965年2月10日，社会党议员冈田春夫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公布了自卫队秘密拟订的作战计划“三矢计划”（“三矢研究”），顿时舆论大哗。三矢计划的正式名称是“1963年参谋联席国防研究（联席参谋3号文件，第30—38卷）”，是1963年2月至6月间进行的军事作战计划研究。这项研究由参谋长联席会议赞助、组织，陆海空自卫队的84名中级军官参加，众议院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1960年3月3日至5月31日，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围绕这份秘密作战计划多次展开激烈争论。

三矢计划假想朝鲜半岛爆发第二次战争之际，自卫队可能作出的3种选择，得出自卫队和驻日美军联合保卫日本是最佳选择的结论。美国学者谢尔塔·史密斯评论说：“今天看来，这似乎是一个对日本军队的指挥官们无害的结论，但由于那个时代自民党和反对党派之间政治上的差异，这个结论是爆炸性的，尤其对于社会党。”“据说，佐藤荣作首相接到自卫队计划时大吃一惊，有关战后文官节制效能的最危险的条款是自卫队拟订的备忘录，提到冲突到来时需要考虑采取行动的法律依据。这是对文官节制领域的侵犯，也是给社会党批评家们的一种暗示，暗示政府已经不能成功地靠文官来监督自卫队了。”[5]参考上述观点，有5个重大问题引人关注：（1）在捍卫和平宪法的主要政治势力社会党看来，这一计划具有双重违法性质，一是社会党一贯坚持自卫队的存在“违反宪法”，二是违法的自卫队，竟然在没有履行任何民主手续的情况下独自研究作战计划，因而构成“侵犯议会政治”。（2）对自民党总裁佐藤首相而言也是爆炸性的事件，“首相大吃一惊”的说法如果属实，证明自民党并不知情，完全是军方的擅自行动。（3）军方的独自行动危害战后确立的文官节制的基本原则，架空了文官监督自卫队的制度。（4）作战计划确定自卫队与美军联合行动是最佳选择，但是，按照当时新安保条约的规定，并不具备日美联合军事行动的有效机制，因为日本宪法不允许建立这个机制。即，新安保条约的规定实际上仍然停留在纸上，没有制定相应的具体措施。针对这种情况，自卫队通过研究三矢计划，不仅得出日美应该联合行动的结论，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怎样联合行动的具体办法，并且在现行法制框架内找到了法律依据。（5）三矢计划的政治含义则在于，自卫队的作战领域完全是职业军人的事情，无需政党和国会插手，这充分表明军方蔑视国会和政党的一贯立场。三矢计划在美国开始轰炸越南北部数月前曝光，向政界特别是和平民主势力敲响了警钟。以这一事件为界，防卫厅公开干预教育的行动有所收敛。中国《人民日报》评论说：“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妄图卷土重来，重温帝国主义旧梦的大暴露”，“表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进一步抬头的趋势”。[6]

三矢计划被曝光影响深远，一方面，日本执政党把增强国防力量与强化日美同盟合作政策的讨论区分开来，国防建设进入一个不断加速的新时期。另一方面，由于事件暴露军人违犯文官节制原则，如何确保这个原则不被架空，愈发受到在野党的高度关注，军方不得不尽量回避政治敏感问题，暂缓建立日美安保协调机制达10年之久。1972年10月9日，田中政府曾通过一项决议“加强文官节制的措施”，但遭到在野党的批判：名为加强文官节制，实则践踏文官节制防卫厅制定相关政策的正常程序。[7]总之，从参谋长联席会议无视文官节制原则，擅自指挥研究作战计划的活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963年研究制定的三矢计划，与防卫厅公然干预学校教育，向社会团体普及“国防教育”的活动互为表里，充分暴露了日本军方扭转国家发展方向的政治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