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革命”的思考

陆费逵在大动荡大变革时代创办中华书局，追求“教科书革命”，创造了令人追慕称羡的辉煌，成为中外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横空出世的教科书编撰出版奇迹，带给我们极大的启示。

1.呼吁教科书独立，以教科书——教育——立国的新锐思想引领“教科书革命”方向

陆费逵一生汲汲于各类新知，在关注新式教育的发展及新式教科书的编撰出版过程中，深知教科书作为特殊商品，实现自由竞争不仅能给出版者带来重大的利润，更为重要的是优良的教科书能直接影响到教育变革及国家发展。他从一开始就敏锐地感知到国家统编教科书存在着极大的弊端，1906年初，在昌明公司任职的陆费逵就针对1905年12月成立的学部试图统编教科书一事在《图书月报》第3期上发表《同业注意》一文，指出：“学部编辑之教科书，将次出版矣。今虽未知其详细，然其将来销数必有可观也。闻学部亦照日本国定教科书办法，许民间翻刻，吾同业诸君，其速谋之。或公同组织一贩卖所，或有资本者独立翻刻，利源所在，主权所在，勿逡巡却顾，坐失权利也。”^[27]在同一期发表的《论国定教科书》中，陆费逵首先论述了教科书、教育、国家之间的重要关系：“近数年来，我国教育，渐形发达，教科用书，虽有多种，然求一适用之本，卒不可得，此教育界极危险之事，而亦吾国之耻也。……教科书之于教育，犹锄犁之于耕。无炮械不可言战，无教科书不可言教育，此人人之所知也。我国教育之不振，由于教科书之未完善，又人人之所知也。”^[28]然后明确反对国定教科书之举：“近闻学部有编纂教科书之举，且将颁行国定教科书之举。吾始闻而喜，继而疑，终乃戚然大惧，惧以此阻我全国教育之进步耳。……天演公理，有竞争而后有进步。教科书果为国定，绝人销售。又谁肯虚掷财力心力以经营之？以全国四万万人之教育而委之学部数十人之手，一成不变，其必无良果可想而知。”^[29]针对学部编纂之国文、修身两科第一册出版后资行各省提学使任人翻印，陆费逵更是奋笔疾书，在1907年5月14日、22日的《南方报》分上下两部分发表了《论学部编纂之教科书》一文，指出学部编纂国文、修身二书之不当处，且引用课文实例加以证明。如初小国文教科书“所谓教材多不合儿童心理者”，^[30]列举第1册“第五十三课《一唱忠君，再唱爱国》，六岁儿童，其能解此而实践之乎”^[31]，言之凿凿、意而切切，竭力呼吁教科书的自由竞争。对此，直到1925年12月，在《与舒新域论中国教科书史书》中，陆费逵还专门提及自己当时的努力：“学部组织图书局，所出教科书，大半仿商务、文明体例，且加入许多不合儿童心理的古董材料，外间很有批评，《南方报》曾登一篇专论学部国文的，是我的大作。”^[32]

陆费逵对于教科书独立、自由竞争的思想非常执着，并从多种角度论证。1910年他撰写《论各国教科书制度》一文，强调“吾国自变法以来，每举一事，动曰外国如何；而所谓外国者，大率皆指日本，一若外国仅一日本者。又若欧美诸国，皆与日本相同者，何其陋也。……世界文化最高之国，无过于英、法、德、美、奥者”^[33]，详细分析了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奥地利、日本等诸国的教科书制度之利弊，以使国人择善而从。陆费逵主持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陆续发表《缩短在学年限》《普通教育当利用俗体字》《减少授课时间》《小学堂章程改正私议》《论今日学堂之通弊》《商业指南》《改用阳历》《采用全日二部教授》《男女共学问题》等文章，阐发教育与国家之间的重要关系，如《缩短在学年限》中明确提出普及“义务教育”^[34]的设想；《论今日学堂之通弊》又进一步指出：“教育得道，则其国强盛；教育不得道，则其国衰弱而灭亡。此一定之理也。盖教育得道，则民智开，民德进，民体强，而国势隆盛矣。教育不得道，则民智塞，民德退，民体弱，而国势衰亡矣。然则欲救危亡而期强盛，无他，亦求教育得道而已。”^[35]陆费逵陆续阐明“教科书——教育——立国”的新锐思想，积蓄待发，最终在1912年的《中华书局宣言书》中明确“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36]，并用这一新锐思想引领中华书局教科书创新。

2.敏锐感知变革机缘，明确教科书与革命胜利的关系，以超越凡俗的决策捕捉“教科书革命”契机

清末民初，时局动荡不安，中小学教科书实施审定制，故教科书市场基本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市场，销量大、利润高，上海的大小书店都各显其能，争先恐后出版教科书。在历史重大变革前夕，商务印书馆的决策偏差是历史赐予中华书局的重要机缘。因为在1911年8月之前，商务印书馆的一次业务会上，大家就曾讨论过第二年是否另行编写新课本的问题。据蒋维乔在《民元前后见闻录》中记录：“是时革命声势，日增月盛，商务同人有远见者，均劝菊生，应预备一套通用于革命后之教科书。菊生向来精明强干，一切措施，罔不中肯。但圣人千虑，必有一失，彼本有保皇党臭味，提及革命，总是摇首，遂肯定地下断语，以为革命必不能成功，教科书不必改。而伯鸿却暗中预备全套适用之教科书，秘密组织书局。于民国元年，中华书局突然宣告成立，中华民国之各种教科书，同时出版。商务措手不及，其教科书仅适用于帝制时代者，遂被一律打倒。伯鸿亦脱离商务，一跃而为中华书局总经理。商务则亡羊补牢，汲汲将各书修改，时逾半载，方能勉强出版，而上风已为中华所占。”^[37]陆费逵不仅敏锐捕捉到这一契机，而且以非凡的魄力积极准备。如他在《中华书局宣言书》中写道：“幸逢武汉起义，各省响应。知人心思汉，吾道不孤。民国成立即在目前，非有适宜之教科书，则革命最后之胜利仍不可得。爰集同志，从事编辑。半载以来，稍有成就。小学用书业已蒇事。中学、师范正在进行。从此民约之说，弥漫昌明，自由之花，矞皇灿烂。俾禹域日进于文明，华族获葆其幸福，是则同人所馨香祷祝者也。”^[38]对此中华书局创办人之一的陈寅在《中华书局一年之回顾》写道：“客岁革命起义，全国响应，阴历九月十三日，上海光复，而苏杭粤相继下。余于九月十六日，与同志辈共议组织中华书局。良以政体改革，旧日教科书胥不适用，战争扰攘之际，未遑文事，势所必然，若以光复而令子弟失教，殊非民国前途之福也。协商数日，遂定议，一面编辑稿本，一面经营印刷发行事宜。其时困苦万端，余等皆出以坚忍。汉阳失守，群起沮之，余等不为动也。民国元年一月一日，临时政府成立，吾局适于是时规画粗定，余等遂确定以是时为吾局成立之期，将来，遇民国成立纪念，即吾局成立之纪念也。”^[39]陆费逵以其魄力紧紧地抓住了历史的机遇，而且创造条件使自己的计划实施，如前述，1912年1月10日陆费逵发表《敬告民国教育总长》，旋即受邀代教育部拟定《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14条；1月19日；教育部通令公布后其他书局的教科书无法使用，中华书局教科书横空出世且独占鳌头。

陆费逵深知教科书编撰出版者的重要性，“伯鸿于商务发行、编辑两方面，且招致多人，入中华书局，以厚其力”^[40]。中华书局迅速扩大编辑部，聘请曾积极参与和推动了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改革，先后担任过教育部次长、总长的范源廉为编辑部长。一时间中华书局群英荟萃，新风蔚然。如1912年3月，陆费逵在《中华教育界》发表《新学制之要求》一文，其中专门就女子教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913年推出范源廉参编的“中华女子教科书”，影响极大。在晚清民初白话文运动中，陆费逵敏锐感受到时代的发展导致语境变化，从而也影响到语言的理解，于是很早就关注语言的变革，曾参与推动国语统一运动。1913年，他受教育部委托赴北京主持“读音统一会”的工作。1914年12月中华书局推出的“新式教科书”中就有创新地以“附课”形式编入的白话课文，影响极大。或许是北方彪悍的民风和灼热的黄土，让有着江南血脉的陆费逵，在日后的教科书编撰出版中，骁勇善战，一往无前。

3.亲自参与编撰出版，熟知新式教科书发展变化历史，多样创新追求“教科书革命”的实现

作为中华书局的第一掌门人，陆费逵从晚清开始就亲自编写教科书。1906年8月，他编纂的《本国地理教科书》就由昌明公司出版。1907年冬，他与俞复、丁福宝等人一起编纂有初等小学国文、算术、修身教科书和教授书，但因文明书局资本不足，未能出齐。1908年他还编纂有《算术新教科书（中学校及师范用书）》上下卷。在商务印书馆任职期间，他编纂有《最新商业教科书（高等小学堂）》（1908）、《简明修身教科书（初等小学堂）》（1909）等中小学教科书以及《最新商业修身讲义》《伦理学讲义》《学校管理法讲义》等专为师范讲习社编撰的讲义。当时，他所编著的《最新商业教科书（高等小学堂）》出版后风行全国，不到一年即再版多次，其封三印有学部审定批语：“是书大致显明，可作为高等小学堂加授商科及初等商业学堂商事要项科教科之用。”^[41]民国之后，陆费逵参与编写有《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初等小学校用）》（1912）、《新制中华修身教科书（初等小学校用）》（1913）、《新制中华修身教科书（高等小学校用）》（1913）、《新编中华修身教科书（高等小学校用）》（1913）、《新小学教科书国语读本（小学初级用）》（1923）、《南洋华侨国语读本（小学高级用）》（1932）等，此外还参与阅（校）有修身、地理、国文、算术、历史、理科、农业、商业、公民、自然、常识、社会、国语、卫生、国语文学等教科书及教授书四十余种，并在1924年为《新中学教科书人生哲学》作序并校订。他在工作中审慎不苟，每一次从开始策划到最后定稿，必亲自过问，务求编写质量、印刷装订等尽善尽美。1925年12月，陆费逵在《与舒新成论中国教科书史书》中提到新式教科书的历史时说“十之八九是我经过的”，他认为在民国成立前，最占势力者“为商务之最新教科书，学部之教科书两种”，民国成立初期几年，不仅“至今犹以共和及‘新式’为巨擘”，而且“小书肆经营教科书者，均忽兴忽灭，现存者如新学会社、会文堂，改方针偏重老书，在教科书上毫无势力”。^[42]

正是由于对新式教科书编撰出版了如指掌，陆费逵十分注重教科书对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及教育教学规律的遵循，并汇聚多方力量，探索教科书多样创新，如《新小学教科书国语读本（初级小学）》8册是黎锦晖和陆费逵编辑，黎锦熙计划，戴克敦、刘傅厚、邓庆澜、张相、李廷翰、陆依言校阅，国语专修学校及附小同人、各学校校长教员、中华书局国语部同人撰述。该教科书不仅内容新颖，语言活泼，并且在编排中加入了游戏、谜语、表演等，如后来广为流传的《老虎叫门》一课写道：

（老虎唱）小孩子乖乖，把门儿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小孩唱）不开，不开，不能开。母亲不回来，谁也不能开。

（老虎唱）小兔子乖乖，把门儿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小兔唱）不开，不开，不能开。母亲不回来，谁也不能开。

（老虎唱）小羊儿乖乖，把门儿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小羊唱）不开，不开，不能开。母亲不回来，谁也不能开。

（老虎唱）小螃蟹乖乖，把门儿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小螃蟹唱）就开，就开，我就开。

（小孩唱）可怜的小螃蟹，从此不回来。^[43]

又如《初级混合理科》分为三编，“第一编以生理卫生为中心，第二编以动植矿物为中心，第三编以理化为中心。但与以往教科书编次不同的是，本书教材之先后编次注重归纳法，例如第二编第五章所列地质统系，其各岩石各化石之种名及形性，皆先散见于前数章，以免教者繁证之困难，及学者领受之隔阂。……本书以编次之体例出自新创，其间容有不合之处，尚望明达有以匡正之”^[44]。

陆费逵十分重视在教科书广告中宣传教科书创新之处，如在1923年3月出版新中学教科书（新制初级中学适用）《植物学》（全1册）、《动物学》（全1册）、《生理卫生学》（全1册）、《矿物学》（全1册）的广告上写道：

浙江第四中学校长上虞宋崇义先生，久执中学教鞭。以中学博物教科用书，非过于繁重，即多所漏略；乃就研究所得，益以多年经验，编成上列四书。综其特色，凡有四端：程度浅，适与小学六年衔接，一也。说理明，无艰深晦涩之病，二也。学说新，无承袭旧说之弊，三也。编制善，有衔接联络之长，四也。复经美国佛诺利达大学农学硕士、北京农业高等专门高等师范教授陆费执先生（植物），美国哈佛大学医学博士、美国本薛文尼大学卫生学博士、北京协和大学高等师范教授谢恩增先生（动物生活），德国勿兰堡大学地质学士、北京大学高等师范教授王烈先生（矿物）悉心校阅。用上等西洋纸精印，字迹清楚，图画明晰；（并有五彩图）布面精装，坚固美丽。实最新出最适用之中学博物教科书。^[45]

目前，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编撰出版虽然形成了多元竞争的格局，但“教材多样化变为多本化，同一学科的几套教材个性不突出，无特色，教材编排方式出现新的趋同”^[46]。可见，多样创新仍是教科书编纂出版的追求。

陆费逵出生于陕西汉中，成长于沿江城市江西南昌，起步于革命的发祥地湖北武昌，而最终成就于教科书出版重镇上海，一生关注教育目的、教育作用、教育方针、学制改革、职业教育、女子教育、语言文字教育……这些都体现在中华书局教科书的编纂出版中。他在1924年的《上海市书业商会20周年纪念册》序言中说：“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大些。”^[47]正是基于对这种关系的深刻理解，陆费逵感到“教科书革命”之责任重大，中华书局在民国时期“共计编辑出版各科各级教科书四百余种”。^[48]中华书局原总编辑李侃在《陆费逵创办中华书局概况》中写道：“现在，这些教科书早已陈旧过时，成为图书馆和博物馆的藏品了，但是在当时却是广大青少年学生的‘启蒙’之书。现在五六十岁以上的知识分子，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就是在中、小学时代，从中华书局出版的各种教科书中，得到文化科学基础知识的。”^[49]陆费逵带领中华书局创造了“教科书革命”辉煌业绩。

附：陆费逵编撰及校订教科书概览

《新编初等小学修身教授书》第1、2卷，陆费逵编，文明书局，1907年初版。

《初等小学修身书》第2卷，陆费逵编，文明书局，1908年初版。

《伦理学大意讲义》1册，陆费逵编纂，商务印书馆，1908年初版。

《算术新教科书（中学及师范）》上、下卷，陆费逵编纂，文明书局，1908年初版。

《本国地理》，陆费逵纂辑，昌明公司，1908年初版。

《最新商业教科书（高小）》，陆费逵编，商务印书馆，1908年初版。

《简明修身教科书》8册，陆费逵等编纂，高凤谦校订，商务印书馆，1909年初版。

《修身讲义（师范）》，陆费逵编，商务印书馆，1912年初版。

《中华地理教授书（高小）》4册，徐增编，陆费逵等阅，中华书局，1912年初版。

《（订正）新制国文教科书（国民学校秋季）》12册，陆费逵等编，中华书局，1912年初版。

《中华论理学教科书（师范）》，顾公毅编译，陆费逵等阅，中华书局，1912年初版。

《世界地理教科书（师范）》，史礼绶编辑，陆费逵等阅，中华书局，1913年初版。

《算术教科书（师范）》，顾树森编辑，陆费逵等阅，中华书局，1914年初版。

《公民读本（国民学校）》2册，方浏生编辑，王宠惠、陆费逵校阅，中华书局，1917年初版。

《新教育教科书国文教案（高小）》6册，赵骧等编辑，陆费逵等校阅，中华书局，1921年初版。

《新小学教科书历史课本（高小）》4册，金兆梓、洪鋆编，陆费逵等校，中华书局，1923年初版。

《新小学教科书地理课本（高小）》4册，朱文叔、郑昶编，陆费逵等校，中华书局，1923年初版。

《新中学教科书初级本国地理（初中）》上、下册，丁詧盦编，陆费逵等校，中华书局，1923年初版。

《新小学教科书理科课本（高小）》4册，钟衡臧等编，戴克敦、陆费逵校，中华书局，1923年初版。

《新小学教科书公民课本教授书（初小）》8册，董文编，陆费逵等校，中华书局，1923年初版。

《新小学教科书公民课本（高小）》4册，朱文叔编，陆费逵等校，中华书局，1923年初版。

《新小学教科书国语读本（初小）》8册，黎锦晖、陆费逵编辑，戴克敦校阅，中华书局，1923年初版。

《新小学教科书常识课本（初小）》8册，吕伯攸等编，陆费逵等校阅，中华书局，1923年初版。

《新中华教科书初级公民课本（初中）》3册，舒新城编，陆费逵校，中华书局，1923年初版。

《新中学公民课本（初中）》3册，舒新城编，冯顺伯重编，陆费逵校，中华书局，1923年初版。

《新小学教科书自然课本（初小）》8册，陆衣言、蒋镜芙编，陆费逵、戴克敦校，中华书局，1923年初版。

《新小学教科书社会课本教授书（初小）》8册，陆衣言、蒋镜芙编，陆费逵、戴克敦校，中华书局，1924年初版。

《新小学教科书国文读本（高小）》4册，褚东郊等编，陆费逵等校，中华书局，1924年初版。

《新小学教科书自然课本教授书（初小）》8册，陆衣言、蒋镜芙编，陆费逵、戴克敦校，中华书局，1924年初版。

《新小学教科书卫生课本（高小）》4册，赵光荣编，陆费逵、戴克敦校，中华书局，1924年初版。

《新小学教科书社会课本（初小）》8册，陆衣言、蒋镜芙编，陆费逵、戴克敦校，中华书局，1924年初版。

《新小学教科书国文读本教授书（高小）》4册，洪鋆等编，陆费逵等校，中华书局，1924年初版。

《新中学教科书初级世界地理》上、下卷，丁詧盦编，谢彬、陆费逵校，中华书局，1924年初版。

《新中学世界地理》上、下卷，丁詧盦编，谢彬、陆费逵校，中华书局，1924年初版。

《新中学教科书人生哲学》，舒新城编，陆费逵校，中华书局，1924年初版。

《新小学教科书卫生课本教授书（高小）》4册，赵光荣编，陆费逵、戴克敦校，中华书局，1925年初版。

《新小学教科书国语文学读本（初小）》8册，李步青编，陆费逵、戴克敦校，中华书局，1925年初版。

《新小学国语文学读本（初小）》8册，李步青编，陆费逵、戴克敦校，中华书局，1927年初版。

《新小学国语读本（初小）》8册，黎锦晖、陆费逵编，戴克敦等校阅，中华书局，1932年5月64版。

《南洋华侨国语读本（高小）》4册，陆费逵编，张国基校阅，中华书局，1932年初版。

《小学国语读本（初小）》8册，朱文叔等编纂，陆费逵等校阅，中华书局，1933年初版。

《初中国文读本》6册，朱文叔编，舒新城、陆费逵校，中华书局，1933年初版。

《初中国文读本（普及本）》6册，朱文叔编，舒新城、陆费逵校，中华书局，1933年初版。

《新课程标准小学国语读本（南洋华侨初小）》8册，朱文叔等编，陆费逵等校，中华书局，1934年初版。

《新课程标准小学常识课本（南洋华侨初小）》8册，蒋镜芙等编，陆费逵、张相校，中华书局，1934年初版。版权页题：罗良铸编。

《新课程标准小学国语读本（南洋华侨高小）》4册，朱文叔等编，陆费逵等校，中华书局，1934年初版。

《新课程标准初中国文读本（增注本）》6册，朱文叔、宋文翰编，张文治等注，舒新城、陆费逵校，中华书局，1935年初版。

《（修正课程标准适用）新编高小国语读本》4册，吕伯攸等编，陆费逵校，中华书局，1937年初版。

【注释】

[1]《中华书局宣言书》，《申报》1912年2月23日。

[2]郑士德：《中国图书发行史》，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第327页。

[3]陆费逵：《我之童子时代》，俞筱尧、刘彦捷：《陆费逵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95页。

[4]陆费逵：《我的青年时代》，《新中华》1934年第6期，第45页。

[5]陆费逵：《论改革当从社会始》，《楚报》1905年9月6日。

[6]陆费逵：《我的青年时代》，《新中华》1934年第6期，第46页。

[7]晋阳学刊编辑部：《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4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6页。

[8]《中华书局宣言书》，《申报》1912年2月23日。

[9]《教科书革命》，《申报》1912年2月26日。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71页。

[11]《教科书：本质特性何在？——基于中国百年教科书的几点思考》，《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教育学》2012年第6期。

[12]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619页。

[13]朱有瓛：《1912年1月19日教育部公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3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14]《教科书革命》，《申报》1912年2月26日。

[15]华鸿年、何振武：《中华国文教科书（初小第1册）》，中华书局1912年再版，第1页。

[16]华鸿年、何振武：《中华国文教科书（初小第2册）》，中华书局1913年62版，第13页。

[17]陆费逵：《中华书局二十年之回顾》，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回忆中华书局（上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25页。

[18]石鸥：《开现代教科书之先河的〈最新教科书〉》，《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8年第3期。

[19]《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启蒙价值》，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

[20]沈颐、范源濂、杨喆：《女子国文教科书（高小第1册）》，中华书局1915年2版，广告页。

[21]沈颐、范源濂、杨喆：《女子国文教科书（高小第1册）》，中华书局1915年2版，广告页。

[22]李想等：《赋权女性：晚清民国女子教科书的启蒙诉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4年第1期。

[23]《新式教科书编纂总案》，《中华教育界》1916年第2期。

[24]《中华书局新式小学教科书出版预告》，《中华教育界》1915年第10期。

[25]教育部：《教育部关于〈新式国文教科书〉批词》，《中华教育界》1916年第1期。

[26]吴铁声：《我所知道的中华人》，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回忆中华书局（上编）》，第28页。

[27]陆伯鸿：《同业注意》，《图书月报》1906年第3期。

[28]陆伯鸿：《论国定教科书》，《图书月报》1906年第3期。

[29]陆伯鸿：《论国定教科书》，《图书月报》1906年第3期。

[30]陆费逵：《论学部编纂之教科书》，《南方报》1907年5月14日。

[31]陆费逵：《论学部编纂之教科书》，《南方报》1907年5月14日。

[32]陆费逵：《与舒新城论中国教科书史书》，原载《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2册，中华书局1928年版。

[33]陆费逵：《论各国教科书制度》，《教育杂志》1910年第6期。

[34]陆费逵：《缩短在学年限》，《教育杂志》1909年第1期。

[35]陆费逵：《论今日学堂之通弊》，《教育杂志》1910年第1期。

[36]《中华书局宣言书》，《申报》1912年2月23日。

[37]蒋维乔：《创办初期之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3卷》，第195页。

[38]《中华书局宣言书》，《申报》1912年2月23日。

[39]陈寅：《中华书局一年之回顾》，《中华教育界》1913年第1期。

[40]蒋维乔：《创办初期之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3卷》，第195页。

[41]晋阳学刊编辑部：《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4辑）》，第367页。

[42]陆费逵：《与舒新城论中国教科书史书》，李桂林、戚名琇、钱曼倩：《普通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89页。

[43]黎锦晖、陆费逵：《新小学教科书国语读本（初小第3册）》，中华书局1924年24版，第2—5页。

[44]钟衡藏：《新中学教科书初级混合理科（第1册）》，中华书局1925年6版，第2页。

[45]秦汾：《新中学教科书代数学（中学）》，中华书局1923年再版，广告页。

[46]凯歌：《教材多样化不能变成多本化——对当前中小学教材多样化的思考与体会》，《中国教育报》2009年11月12日。

[47]俞筱尧、刘彦捷：《陆费逵与中华书局》，第440页。

[48]肖东发、于文：《中外出版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4页。

[49]同③，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