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顿财政金融，恢复生产

★整顿财政金融，恢复生产

从解放那天起，陈锡联就面临着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重庆经济彻底崩溃，纸币失去信誉，市场上出现以物易物。

11月30日重庆解放之时，社会物资奇缺，人民啼饥号寒。陈锡联积极协调，从外地调集了大批粮食、食油、煤炭等生活必需品，源源不断地运入市内，投放市场，保证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对安定人心、巩固革命秩序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由于生产的恢复工作刚刚开始，新建立的国有经济还没有足够的实力调节市场，加上党对大城市管理还缺乏经验，在流通领域里只注意了批发，没有掌握加工和零售环节，一部分奸商趁机囤积物资、哄抬物价，群众多年来的紧张心理没有消除，也参加了市场抢购，所以，物价总的趋势仍在不断上涨。从1950年1月26日至2月3日的8天之内，重庆主要商品价格平均上涨了66%，其中米上涨了184.46%、纱上涨了70.51%。2月3日，政府为平稳物价，通过西南区粮食公司、花纱公司在市内抛售大量粮食、棉花，物价暂时稳定在已上涨的高峰上。13日，时值春节年关，从商品糖、油开始，全市再度掀起了以米、纱为主的全面物价猛涨，10日之内主要商品价格平均上升了85.5%，以1949年12月份为基期的42种主要商品，3月份趸售价格指数高达448.09%。

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发出《批发物价应根据中贸部决定》的指示，重庆市市场物价交由西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统一掌握管理。3月，全国开始实施财经统一，实行现金管理，建立贸易金库制度，实行有计划地调拨和抛售大量物资，市政府也采取了及时征税、发行公债等措施，市场物价逐步由涨转跌，趋向稳定。42种主要商品从3月上旬到5月下旬的三个月内，持续下降。为使物价不致过分下跌，妨害国民经济的恢复及私人企业的利益，市政府通过国家金融部门和国有贸易机构，动用加工、订货、收购、贷款等手段，使物价略有提高并趋向稳定。

为了把货源控制在公有制经济手中，确立国营商业在流通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从3月份起，西南贸易部先后在重庆建立了西南区粮食公司、百货公司、花纱布公司、工业器材公司、石油公司和煤建公司等大区国营商业批发机构，负责领导和组织西南区及重庆市主要商品的购销工作。紧接着，重庆市也相继成立了零售粮食、百货、五金、交电、化工、医药等10家市级国营商业机构，初步形成了国营商业批发、零售体系。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重庆市内少数投机商人认为有机可乘，又在市场上兴风作浪，使市场物价在一个月之内平均上涨了23%，尤其是国营商业公司未经营的西药、五金器材、汽油等商品，其上涨情况更为惊人，部分绸布、面粉、纸烟厂商也开始蠢蠢欲动，进行投机的期货交易。市政府发挥市场调剂供需、联系产销的积极作用，以稳定物价、取缔投机、保障合法贸易，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开始对各主要交易市场进行整顿和管理。先后在市内建立了粮食、花纱、布绸、山货、药材、西药、五金、液体燃料、油脂、面粉、干菜、土布、颜料、卷烟原料、食糖等15个市场管理委员会，使原来分散混乱的茶馆码头交易，逐渐走向集中，建立起初具规范的交易制度，减少了废止的刺激市场的因素，便利了城乡交流。为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稳定零售市场价格，市零售公司从4月至10月，在市区和郊区共开设了30家零售商店，专门经营粮、盐、油、布等，加强了政府对市场价格的干预能力，保障了市场物价的稳定。

到1952年12月，市场42种物价总指数比1949年12月平均上涨1.7倍，比1950年1月平均上涨仅0.177倍，从1950年5月以后市场物价基本上稳定下来。人民群众终于摆脱了过去数十年来因通货膨胀、物价波动所遭受的苦难。

接着，军管会着手没收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在渝资产。

1949年12月5日，市军管会开始向国民党政府所属各官僚企事业单位派出军事代表，并召开员工大会，阐明接管方针，宣讲《接管约法八章》。在广大群众的支持、协助下，财经、交通、后勤接管委员会分别于1950年1月5日前后完成了官僚资本的接管工作。随即在这些企事业推行民主改革，废除不合理的经营管理机构和经营管理方法，成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建立合理的工资制度、生产责任制，规定生产定额、技术标准，严格核算成本，裁汰冗员，并对旧的技术人员进行思想改造，让他们自觉地为人民服务。

解放初期，曾允许外资在遵守我国法令的条件下，继续经营原有企业。但是，由于外资向来是倚仗帝国主义的特权而发展起来的，随着这种特权的取消，大部分外资企业便因其经营腐败而感到难于维持，有的宣布自动歇业、有的则申请转让。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12月16日，美帝国主义悍然宣布冻结中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对中国加强封锁禁运。为了维护国家的尊严和民族利益，28日中国政府发布《关于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冻结美国在华存款的命令》，针锋相对地宣布管制、清查美国政府、企业在华的一切财产和美国在华的一切公私存款。在这种形势下，其他外资企业也因美国的封锁禁运政策而遇到更大的经营困难，大都摇摇欲坠。1951年1月13日，市军管会宣布管制在渝美商财产，此后，重庆市采取接管、征用、代管或其他方式，陆续将在渝的外国大使馆、领事馆、企业、银行、都会医院和公私房地产收归国有，原接受外国津贴和外资经营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也纷纷到军管会重新登记，割断了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联系。

没收官僚资本的一切工厂、矿山、铁路、轮船、银行和其他事业，并把它们改造成为居于国民经济领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是新中国在经济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

再就是整顿财政金融。

旧的银钱业，在市场物价波动中常常充当主要角色，因此，改造旧的银钱业，成为解放后政府财经工作的首要任务之一。

解放初期，由于国民党政权滥发纸币造成的通货膨胀的影响，币制极为混乱，银元券、银元、黄金、外币和人民币同时流通。因随军带入重庆的人民币太少，一时不能占据主币地位，这就造成一些金融投机分子的猖狂活动，使各业资金周转和正常的市场流通发生困难。为了力促市场恢复正常，把全市的财政金融引上正轨，军管会于1949年12 月10日发出布告，宣布人民币作为市场流通的唯一合法货币，银元券作废。同时，考虑到银元券在重庆的发行量不大，且多在中下层市民手中，为了保护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军管会决定以100元人民币兑1元银元券的比价，限期兑换。

当重庆市军管会发布以100元人民币（旧币）比1元银元券的比价，收兑群众手中银元券的安民告示后，出现了一场挤兑风潮。全市各收兑点纷纷告急，银行库存减少，汇兑的人们有增无减。

陈锡联和副市长曹荻秋及时把情况汇报给刘伯承、邓小平，邓小平同志在听完了汇报后，非常果断地说：“只要能维持3天就行。我已与刘司令员商定，立即调集部队所有的款子补充库存，再从邻近地区调运一些应急，问题可得到缓解。”

很快，重庆银行大楼前挤兑的人群惊奇地发现，银行的铁门内奇迹般地堆着成捆、成扎的崭新的人民币，门前排起的长龙渐渐消失了。与此同时，市政府采取措施，取缔了校场口米亭子银元交易黑市，银元贩子顿时销声匿迹。街上，取代前几天挤兑喧嚣的是声势浩大的“拒银运动”游行队伍和一队队的街头宣传队。没过几天，中央派专机给重庆送来了几千亿人民币，解决了西南当局的燃眉之急。

市人民银行立即组织公私力量收兑，至20日收兑完毕，共计收兑银元券1017万余元，放出人民币101700万余元。由于比值公道，人民币在群众中站住了脚，开始成为市场流通的主要媒介，为下一步与银元作斗争打下了群众基础。

银元流通市面为时已久，解放之初，为了维持市场交易和便利债权债务的清理，军管会参照全国其他大城市的行情，临时规定6000元人民币折合1块银元，40万元人民币折合一两黄金，暂准流通。1949年12月下旬，长江航运恢复，下游各埠金银投机商调款来渝兑换金银，借以牟利，四乡商贩来渝售货后，必携银元返乡，在各方抢购之下，金银持续上涨，物价随之上升，人心惶惑。

为了稳定金融，加强管理，消灭投机，平抑物价。陈锡联指示市军管会，于1950年1月12日公布了西南军政委员会颁布的《西南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明令禁止银元作为流通媒介，严格取缔金银黑市交易。市人民银行随即发动全市群众性的拒银运动，在短时间内就将银元排斥出货币市场，赶入地下。同时，协助市公安局严格取缔金银黑市和走私，严惩金融投机分子，对金银坚决予以硬性冻结，消灭公开计价行为，使金银黑市逐渐减少，并最终与市场物价脱节，澄清了混乱的货币市场，建立起统一的人民币市场。2月22日，市军管会公布了《银钱业管理办法》，市人民银行开始对各行庄加以严格管理，帮助其扭转投机风气，引导私营行庄向正路发展。

与上述工作进行的同时，在陈锡联的领导下，市政府建立起了人民的金融机构，在市内商业中心、工厂集中点和交通要道开设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至1950年10月底，全市建立起22个分理处、1个储蓄所；全市应受现金管理的机关，除少数距银行太远的几个外，都已向人民银行开户存款。由于集中了各机关的闲置资金和私人的社会游资，人民银行成了新的金融中心，随时可以根据市场情况的变化，配合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对货币的流通加以适当的调节与管理，帮助物价长期稳定。

重庆是一个工商业城市，恢复生产和经营是头等大事，合理有序地进行工商企业调整对重庆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重庆市工商业在抗战期间曾获得长足发展，但新中国成立前夕已逐渐萧条下来，即使这样，全市仍有工业企业3137家、轮船公司27家、银行和钱庄110家、商业企业2.73万家，是全国七大工商业城市之一。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在溃退时对若干重要生产部门进行了破坏，资本家对人民政府的政策不了解，交通受阻，因而解放初期重庆的工商业几乎处在瘫痪状态，资金短缺、原料缺乏、工厂停工、商店滞销成为普遍现象。

全市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问题，在接管期中，就已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军管会为了解决工业原料的来源和产品的销路问题，首先采取一系列措施，尽快恢复交通运输。

1949年12月上旬，市内轮渡各线先行恢复，下旬整个长江航运恢复，成都解放后，成渝、川黔公路次第通车，部分公私工商企业也陆续开始恢复生产。

重庆接管工作告一段落之后，遵照刘伯承主席在重庆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发出的“为建设人民的生产的重庆而斗争”的指示，陈锡联带领市政府把迅速恢复生产作为重庆市的中心工作。

为了给调整工商业提供可靠的依据，陈锡联带领市政府从1950年4月开始，举办了重庆工商业总登记。

6月，市工商业调整委员会成立，开始有步骤、有重点地对重庆的工商企业进行调整。

在调整中，陈锡联亲自抓了一些有影响力的民族工商业者的工作，为调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胡子昂先生是重庆工商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1949年他投奔解放区，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解放后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被选为重庆市副市长。在此之前，他便下定了决心，要将自己所有的企业和股票全部交给国家。他向重庆市的几位领导提出了这个要求，陈锡联市长感到有些为难，因为无先例可循。胡子昂先生见无回音，又提出将华康银行先交政府接收。

陈锡联经过仔细考虑，觉得可以施行。为了寻求支持，他专门就此事请示了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答复道：“现在全国还没有这个先例，那我们就从胡子昂先生这里开个先例吧。”就这样，胡子昂先生将自己的全部产业及房屋交给了国家。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就这样，工商企业调整进展顺利。到9月底，根据量销为产的原则，调整了煤矿、卷烟、火柴等行业；通过采购和加工订货调整了橡胶、面粉、钢铁、机器、被服、棉纺织等行业；根据供求关系调整了木货、五金等行业。由于进行了重点的调整，在公私关系上有了较明确的分工，初步实行了统筹兼顾，从而使全市工商业在恢复生产的道路上开始各得其所，在产销关系上逐渐加强了计划性，防止了因盲目生产而发生的过分膨胀与过分萎缩，为计划经济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重庆市第一届第三次各代会后，工商业的调整逐渐转向与当时交通建设、市政建设、衣住民食等方面有密切联系的钢铁、机器、五金电料、碾米、面粉、土布、砖瓦、木材、针织等9个行业，特别对批零售差价、地区差价做了适当的调整，使城乡物资业、公私关系更趋正常，在产销关系上由于原料与生产配合、生产与销售配合，遂使生产与销售的计划性大大加强。同时，为了更好地配合调配工作，由工商联对原行业工会进行了整理，实行明码实价，建立统一的记账制度，为查账计征创造了初步条件。1950年，还在27个行业中组织了72个联营社，参加厂商1370户。通过联营，在精简机构、降低成本、改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等方面都收到了明显的成效。

处理劳资关系也是恢复生产的重中之重。

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庆市劳资关系一度恶化，特别是1950年3月以后，以解雇工人为主而引起的劳资纠纷，曾经发展到很紧张的地步。产生劳资纠纷的原因：一是随着新的经济秩序的建立，私营企业过去那套投机性经营完全不能适应，加上交通不畅、原材料供应不足、产品滞销、亏损严重，即使国家采取贷款、订货、委托加工等措施进行扶持，仍有2000多个企业被迫停工。不少工商业主由于对政策不够了解，顾虑重重，消极等待，有困难不设法克服，想拖垮了事；或者依赖银行贷款，把困难转嫁给政府和工会，挑起工人对党和政府不满；有的则偷偷转移资金，缩减生产，动辄以失业、欠薪、停伙、解雇对工人进行威胁。二是解放后工人情绪高涨，但对政府政策理解不深，主人翁观念模糊，片面认为翻了身，一切都自由了，不遵守劳动纪律，仍采用新中国成立前的一套斗争方式对待资方，过高要求减少工时、增加工资，同资方发生正面冲突，酿成了全市性的劳资争端。

在重庆市首次各界人民代表会上，刘伯承主席明确指出：“恢复生产必须适当解决劳资问题，在工人职员方面，应积极工作，照顾到资方有利可图，以获得自己生活所必要的工资，不可过高要求；在资方，则应在正当途径上获得利润，给工人以现在生活条件所必要的工资，不可过低发给或施以不合理的待遇，尤其要改变过去压迫工人的观点。现在应该双方协商，合理解决，订立合同以实现劳资两利。私营经济事业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

1950年3月，全国实行财经统一，物价日趋平稳，虚假购买力退出市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商业的共同弱点一下子完全暴露出来，在重庆的具体表现是：工业产品滞销，服务于旧社会的商品失掉了购买对象；银行贷款和汇兑业务异常清冷，市场十分萧条。针对当时“大行业困难较大、小行业困难较小”的情况，市政府决定，通过各级机关的指导和大力扶持，动用收购、订货、加工、贷款等种种形式，来逐步地解决工商行业的困难，恢复正常的社会经济活动。

截至1950年5月底，国营贸易公司向私营厂商收购各种货品所投放的现金总数达1284亿元；各花纱布公司收购纱、布共投放现金210亿元；百货公司在收购中投放现金134亿元；其中用作向私营厂商收购者占70%；土产公司收购猪鬃、羊皮等物资共放出现金362亿元，出口商纷纷恢复活动；油脂公司在收购中共投放现金78亿元，至4月底共计收购桐油1079吨，大大鼓舞了桐农的生产积极性，并使贩运商的资金得以周转。

加工订货是扶持工商业的有力武器，粮食公司先后供40多家碾米厂加工米7.8万余担，花纱布公司在3个月内供给棉纺织业棉花7.1万担，使拥有12万锭的重庆棉纱工业得以迅速恢复。成渝铁路开工后，所需的第一批器材分配给私营机器工厂承制的共500余吨，使重庆停工已久的将近30家大中型钢铁、机器厂于6月份重新开工，从而带动400余家小型工厂也陆续恢复了生产。此外，军需部门还自行向私营厂商订购了大批军用物品。

在贷款方面，人民银行重庆分行自开业到5月底为止，共贷出款项计474亿元，其中90%以上是贷给私营厂商的，对恢复生产、发展交通起了重大作用。

经过一系列的调整与扶持，旧的经济体制逐渐发生变化，重庆工商业开始朝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改组。过去服务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行业——如投机商业、放高利贷和买卖空的金融业、迷信品工业，以及与社会需求不相适应的高级消费品工业，大部分倒闭或转业。过去废止发展起来的工商行业，也根据产、运、销平衡的原则进行了调整，私营工商业机构的臃肿庞大、经营腐败等弊端，也都得到了改变，符合国家经济建设及广大人民生活需要的行业，有了迅速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市场的正常活跃。1950年2月至12月，全市工业实增1120户、商业实增2433户，从5月份起，大米、布匹等市场成交量均以20%~50%的幅度增加，纱布、肥皂、香烟等产量也以30%~50%的幅度上升，市场和物价基本稳定。

自此，全市工商业情况开始好转，公私业务关系渐趋正常，全市商品交易数量大幅度增加，银行贷放和汇兑业务骤增。这些状况有力地鼓舞了工商业者的信心和积极性，进一步促进了城乡交通的畅通和市场的活跃，重庆市的工商业终于摆脱窘迫的困境，开始稳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