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货币流通渠道

一、论货币流通渠道

为论证钱荒之由来，张方平历数市场货币流通量的多少应视官府投放与回笼货币数量的差来确定，即所谓“官钱所出之多少。官钱出少，民用已乏，则是常赋之外，钱将安出?”如果“官钱出少，民用已乏”，则超过常赋之外的免役钱又从何支付呢?就是说货币回笼多于货币投放会出现货币紧缩的钱荒现象;相反则是货币扩张。“公私钱币之发敛，其则不远”，其所谓“发”，该是指货币投放;所谓“敛”就是指货币回笼;所谓“则”，就是指货币投放、回笼的渠道法则;一言以蔽之，货币投放与回笼的规律并不神秘。“百官、群吏、三军之俸给，夏秋籴买谷帛，坑冶场监本价，此所以发之者也;田庐正税，茶盐酒税之课，此所以敛之者也”。在正常情况下，政府发行钱币，向市场投放的渠道有三，其一是“百官、群吏、三军之俸给”，即政府为维持政权，豢养官吏、军队所需支付俸饷的货币投放，也可简称“俸饷性投放”。其二是“夏秋籴(买进)买谷帛……本价(钱)”，即官府为增加储备，收购谷帛(谷类含粟、稻、麦、黍、穄、菽和其他品类，帛含罗、绫、绢、纱、丝、绸、丝线等)所需支付货款的货币投放，可简称商品性投放。其三是“坑冶场监本价”，即官府为增加物资储备，控制矿山和矿产品，抽收榷买矿区物产，包括金、银、铜、铁、铅、锡、茶、盐、香、矾等，或由官府出资支持矿区生产所需支付货款的货币投放，也可简称商品性投放。可见当时货币投放的渠道主要是俸饷性和商品性两大类，商品性投放可依农工之不同再细分为两种。货币从官府流到民间后还会通过一定渠道流回官府。在正常情况下政府回笼钱币的渠道有二，其一是“田庐正税”，这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体，田税以正赋形式流回官府的财政性回笼，可简称“财政性回笼”。其二是“茶、盐、酒税”，同为国家财政收入。在田赋税减，财政支出日增的情况下，此项财政收入40年间(景德年间至庆历年间)增加了3.6倍⁽¹⁴⁾，同样是以税收形式流回官府的财政性回笼，亦可简称为财政性回笼。张方平认为如果将免役钱纳入货币回笼渠道，就会酿成不正常情况，出现钱荒，市场上的货币严重不足。可见在宋代经济生活中货币回笼渠道还未包括“免役钱”和“青苗钱”，而其前者仍为财政性回笼，后者则为信用回笼。这就构成了宋代货币流通的主要渠道。

张方平向我们勾勒的是以封建官府为中心形成的，为保障中央政权正常运转需要而支付给官吏、军队的供奉、廪禄、乘马、聘赐，凡百用度开支;为满足统治集团侈靡享乐的需要而支付给皇室、贵戚、官僚换取城乡小生产者生产物的开支，设置的租赋关征和茶盐酒税两条货币投放和回笼渠道，均体现了政权的横征暴敛和对百姓小民的盘剥掠夺。因而，无论是货币的投放还是回笼都是直接为政权服务，间接为小生产者的生产生活服务。既然货币流通的渠道是以统治集团的利益为转移，围绕着统治集团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各种活动来安排，一旦官府投放的钱币数量少，只够百姓交纳常赋日用外，其余用钱所需也就无从保证。故“民间货布(币)之丰寡，视官钱所出之少多。官钱出少，民用已乏，则是常赋之外，钱将安出?”官贮太多，必致钱荒。

针对货币流通量在居民的不同层次、不同结构间分布的变化所引起的社会经济生活、农业生产的变化，他做了初步分析，运用反驳设问方式阐明自己的观点，指出:“或曰:‘募钱输官，还以募役，钱既出入，非蓄聚也。’臣对之曰:夫募钱者率之农民，散于惰游，市井自如，南亩空矣。”即有人认为免役钱集中到官府不是为了聚集财富，而是为了募役，募集到的钱还会流回民间去的看法，这种解释根本站不住，募钱的对象一般是农民，而募役的对象大都是市镇游惰的无业流民，募役的结果只能是有利于城市而不利于农村，农民一贫如洗，无所事事，“市井自如，南亩空矣”。厉吏以“刻削为功”，在其干(求取)赏蹈利的胁迫下，农民离乡背井，不利于农业生产的稳定和发展。又有人认为:“‘四等以下率钱数少，民易输也’。臣对之曰:‘彼穷乡野荒，下户细民，冬正节腊，荷薪刍入城市，往来数十里，得五七十钱，买葱茄盐醯(醋)，老稚以为甘美，平日何尝识一钱!’”有人以为四等以下贫困户缴钱数额少，易于完纳。他反驳说，下户细民住在穷乡僻壤，赶在腊月担着柴草进城，往返数十里，得钱五七十文，买点儿大葱、蔬菜、盐醋，一家老小就满意得不得了，平日何尝见到过一个钱!此话恐非虚夸，绝非为了责难政治对手故意编造的。我们从他对于货币流通状况的分析中认识到，在货币流通量既定的情况下，货币在城乡、大户豪民与下户小民之间的分布差距十分悬殊，以及这种不合理给农业生产、社会经济生活带来的影响，引起的变化，作者不啻有所意识，而且进行具体分析，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得出不同货币流通渠道，居民不同层次货币分布状况对于货币流通的影响不同，在货币金融理论方面作出他的贡献，我们应予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