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激励相关文献

Berle和Means（1932）指出当公司经理不持有公司股份时，经理与分散的股东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冲突。Jensen和Meckling（1976）认为经理持有公司股份会形成对经理的激励，影响公司投资，进而影响公司价值。Agrawal和Mandelker（1987）研究了经理持股与公司投资之间的关系，结论支持Jensen和Meckling的研究。Stulz（1988）则认为，随着经理持股比例的提高，会降低公司被并购的可能性，从而降低经理努力工作的压力。Morck，Shleifer和Vishny（1988）认为当经理持股比例较低时，经理利益与外部股东利益冲突；当经理持股比例高于某一个比例时，经理利益与其他股东利益一致。股权激励作为内部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高管人员的投资决策。

Dechow和Sloan（1991）研究了公司每年的研发支出R＆D情况，发现在经理任期结束前的几年，有通过减少研发支出来改善企业短期业绩的行为，经理持股可以有效地缓解研发支出的减少，推荐利用基于绩效的激励合同来改善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冲突对投资水平的影响。Ryan和Wiggins（2002）则运用联立方程检验了研发投资与高管人员激励的内生关系。实证结果发现增长机会与股票期权的使用正相关，股票期权对研发投资有正的影响，而限制性股票对研发投资则有负的影响。

Raith（2001）探讨了在自由进入、退出，竞争充分处于市场均衡状态的行业里，市场的竞争程度如何影响企业提供给经理人最优激励。研究发现产品市场竞争强度增大，为降低成本，企业提供的激励也相应增加，经理的工作会更加努力。同时更激烈的竞争导致了企业利润和经理报酬较高的波动，管理者的激励与企业的风险正相关。

Jeffrey等（2006）实证检验了高管人员激励与投资决策、负债决策和公司风险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控制高管人员的收益绩效灵敏度、公司决策的反馈影响与激励方案的风险时，高管人员财富对股票波动的灵敏度越高，高管人员就会投资更多高风险项目，企业研发支出R&D会更多，实物投资PPE会相对较少。

Kang，Kumar和Hyunkoo（2006）认为高管人员激励与公司长期投资之间存在内生性，运用1992~2000年数据实证检验了长期投资和经理薪酬结构之间的关系，发现在控制内部融资约束与投资机会质量的情况下，公司长期投资与股权激励在薪酬总额中的比重正相关，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影响高管人员的激励补偿结构。 Cho（1998）则使用计量经济直接检验了内部人持股比例与公司投资数额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两者显著相关。

罗富碧、冉茂盛、杜家廷（2008）运用我国上市公司2002~2005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权激励与投资决策之间交互作用及内生关系，认为实行股票增值权公司的投资量较其他激励模式公司的投资量更大；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权激励与投资之间互有显著的正影响，存在内生决定关系。

关于经理持股，袁国良、王怀芳、刘明（2000）认为公司的经营业绩与高级管理层持股比例基本上不相关。李增泉（2000）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比例明显偏低，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激励作用。魏刚（2000）的研究也表明，公司经理人员的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没有显著关系。

周建波、孙菊生（2003）以2001年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基于公司的最终控制人性质、授予对象、股权激励模式、公司治理就股权激励对经营者的激励作用进行研究后认为：（1）限制性股票的激励效果较好，而业绩股票和股票增值权激励模式激励作用较弱；（2）实行股权激励的公司存在选择性偏见，在实行股权激励前业绩普遍较高；（3）经营者利用股权激励掠夺股东的利益，为自己谋利；（4）第一大股东为国家股的公司激励效果不显著。

邱世远、徐国栋（2003）以1999~2001年上市公司数据为基础，通过对实施股权激励的和全部上市公司两个独立样本的非参数检验，发现实施了股权激励的86家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远远大于全部上市公司相应的指标，肯定了股权激励的激励效应。

夏纪军、张晏（2008）从委托人私人收益角度分析委托人控制权与代理人激励之间可能的冲突，通过上市公司2001至2005年数据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股权激励之间存在显著的冲突，大股东控制权越强，股权激励效果越低，最优组织设计要求在控制权与激励之间进行权衡。民营控股公司中的冲突程度显著弱于其他类型公司，国资委控股公司中的冲突显著强于其他类型公司；国有企业的股权集中度过高，第一大股东控制权过强，管理层努力所创造的剩余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削弱了股权激励的激励作用，国有企业的政府股东性质，使得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激励之间的冲突会更严重。

王华、黄之骏（2006）以高科技上市企业2001~2004 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发现：经营者股权激励和董事会组成存在互动的影响关系；经营者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稳定的关系，呈现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董事会组成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相互影响。

陈勇、廖冠民和王霆（2005）以1999~2001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对总体股权激励效应和不同股权激励形式的激励效应差异进行了实施股权激励前后的绩效配对T检验发现，实施股权激励后，上市公司的业绩总体上略有上升，期股激励的激励效应大于期权激励。

刘永春、赵亮（2007）选取2000~2004 年399 家国内上市公司为样本， 通过建立最小二乘回归（OLS） 模型与最小二乘虚拟变量（LSDV）模型，实证分析了管理层股权激励实施效果，认为管理层股权激励有助于提高公司的市场价值，公司股权制衡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公司财务绩效的改善，控制人类别与市净率（MBR）负相关，与财务绩效主营业务净资产收益率（CROE）弱相关或不相关。

顾斌和周立烨（2007）以2002年以前实施股权激励的沪市5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纵向比较法研究股权激励实施效果，研究认为：一是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权激励对公司业绩（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的激励作用不明显，股权激励实施后业绩的提升不显著，净资产收益率没有显著的变化；二是不同的行业具有不同的激励效应，交通运输行业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果最好；三是从我国股权激励的模式看，采取延期支付激励模式的实施效果比较好。

另外，从影响股权激励实施的因素来看，企业的两分离度、企业规模及企业控制权的性质等影响企业股权激励的实施与实施方式。冯涛、杨瑾、刘湘勤（2010）研究认为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程度越高的企业，实行经理层股权激励的可能性越大；国有企业比之民营企业更有可能实行经理层股权激励；独立董事占比较高的企业实行经理层股权激励的可能性越大；公司规模越大，越有可能实行经理层股权激励;成长性越高的企业，实行经理层股权激励的可能性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