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文献整理

二、相关文献整理

1．健康传播于媒体素养教育之意涵

从媒体素养教育的发展脉络看来，“健康素养”的概念应是千禧年以后才有相对清楚的样貌⁽¹⁾。台湾地区“教育部”于2002年10月公布的“媒体素养政策白皮书”中，在第二部分虽然指出“……媒体教育的终极愿景，在于透过媒体素养教育的机制，强化全民对媒体的释放与赋权，建立‘健康媒体小区’（Healthy Media Community）……”，但此乃针对媒体素养教育整体目标而言，并未对于所谓的“健康素养”——也就是素养的概念进入医疗健康领域中，应培养阅听人何种识读能力，进而达到“释放”与“赋权”的过程有所着墨。因此，“健康素养”的意涵所指为何，此即有必要予以厘清。

2000年4月15—17日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为了希望能为媒体素养教育注入新的见解与刺激，同时也期待能为年轻世代的健康威胁有一新的描述与诠释，以开启媒体研究新兴领域的可能为目标，进行一场名为“建立媒体素养与健康教育的研究新典范”（Setting Research Directions for Media Literacy and Health Education）研讨会，会中并邀集相关的产官学界人士与⁽²⁾

该研讨会主要目的固然在于希望能为媒体研究、媒体教育与媒体健康传播研究寻找出新的需求与灵感，然而从研讨会的目标、架构与研讨范围看来，不论是从融合防制专家、公共健康与媒体教育专家的参与，到概念上、理论上与方法上提出对媒体研究领域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检视；乃至讨论范围围绕在“健康传播（公共健康）”、“媒介效果（心理与传播）”、“课程与教学（教育）”的焦点上；或是希望藉此达到整合来自不同背景的专家学者，希望探讨出一套适用于青少年教学的媒体与健康素养的教学与教材，并能对未来青少年的媒体教育与健康素养教育有所帮助，以对其真正有帮助等，均直接或间接画出“健康素养”的轮廓。

这个研讨会的背景与脉络固然是因为美国克林顿政府为使儿童与青少年具备媒体素养、健康素养而兴起，希望让处于信息爆炸时代的儿童、青少年能体知其所处的环境充斥暴力、色情、营养用药问题等，使之更具批判、识读能力；然而研讨会中透过促使媒体教育者、健康传播研究者能通力合作，寻求最适合青少年发展的媒体素养能力工具与模式过程，其实也为“健康素养”的概念有了重要的界定与发想。而会中讨论的健康与媒体素养焦点：（1）发展批判评估媒体讯息的方式；（2）改变烟酒使用的态度；（3）精准了解成年人的吸烟喝酒行为因素；以及（4）减少青少年使用烟酒的期待等，即已对健康素养有所描绘。

Bernhardt与Cameron（2003）在其“Accessing，Understanding，and Applying Health Communication Messages：The Challenge of Health Literacy”一文⁽³⁾中，就针对何谓“健康素养”有了以下的整理：根据20世纪90年代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s（AMA）Ad Hoc Committee on Health Literacy的定义，健康素养是指有能力阅读与理解处方用药的说明，以及其他与健康相关的资料可以对病人有所帮助（p．584），此定义显然着重于民众对医学用药的知识高低作为健康素养的指标。

而这样的定义提出后，1998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即对健康素养的定义有新的见解。WHO认为健康素养是为了促进与维持好的健康（good health），让个别公民具备认知与社会工具的能力，进而得以接近、理解与使用信息，以达到行动能力。WHO提出这样的观点之后，随即增加健康素养仍应包含提高与改善个人与小区的健康，言下之意即在以建立健康城市与小区为健康素养的终极目标。

到了2000年美国卫生福利部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在Health People2010政策报告中也对健康素养有了以下的诠释：健康素养应是民众具备了取得、解释与了解基本的健康信息、服务与权利的理解力，进而能使用这些信息与服务以达到提高健康的目的。

无论是美国AMA、卫生福利部门或是WHO，对健康素养的定义与诠释可以理解成从对个人健康的关怀开始，进而推展至小区、城市或整个国家。因此健康素养融入媒体素养的元素，即可成为：使阅听人有能力去分析（analyze）、评估（evaluate）、产制（produce）各种媒体健康讯息，进而达到愉快（pleasure）使用与沟通（communicate）健康讯息的目的，并有能力近用（access）媒体，以促成整体健康的小区与媒体的环境。

2．“健康传播”于媒体素养教育之重要性

了解了“健康素养”的意涵之后，我们不禁要问健康素养之于媒体素养教育究竟有何重要性？或者，进一步来说，健康传播对个人、小区乃至社会而言，有何必要性？

上述Bernhardt与Cameron（2003）的文章中，透过实证操作对所谓的“高健康素养者”与“低健康素养者”进行分析与比对（pp．586—593）发现，低健康素养者会有以下的影响与冲击：（1）低健康素养者感到羞耻、受辱并会否认自己是低健康素养者；（2）低健康素养者会存在着缺乏知识者（poor patient）与知识丰富者（provider）之间的沟通问题，低健康素养者往往无法了解健康信息提供者所指内容，而造成以下现象：低健康素养者较无能力描述自身状况；不会意识到健康素养与健康有关；常会有错误的自我诊断；常因忽略疾病的警告而错失治疗良机；（3）有限的知识与了解问题，如低健康素养者知识较缺乏，也常常宣称自己了解健康素养，实际却是不了解、往往不知本身的疾病状况，自我健康管理不佳，以及对健康与医药无感知能力，容易有更多的误解，像是该治疗不治疗，不该治疗却拼命治疗等；（4）会有不健康的行为与不正确的处理方式；（5）会有违反健康的结果，例如低健康素养者感到自己健康不佳时，往往会反向表列健康状况，亦会有夸大的结果，像是容易感觉自己有病态，但却列出不是病因的内容；以及（6）增加健康财政上的支出，例如低健康素养者比较常会有乱求医的状况，也会比较依赖医疗系统、个人的医疗花费高、未能充分利用健康关怀资源、徒增医疗支出，以及造成该治疗没有妥善治疗，不必治疗却造成“浪费”的情况。

其实这样的研究发现即已明白显示，民众健康素养的缺乏所影响的层面绝非仅止于个人，而更是有扩及整个小区或社会的可能。因此，如何让民众（或阅听人）具备高度的健康素养即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3．识读烟品健康讯息与行动意涵

在众多的媒介文本中，无论是新闻、广告或是各式各样的节目，几乎均存在着变化多端的健康讯息。在所有的讯息中，最需要高度健康素养的讯息非“烟品讯息”莫属。

此系“烟品”本身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商品，其特殊性主要在于，既是合法的商品，却被证实是一种使用后对人体会产生直接伤害的商品⁽⁴⁾。这类商品的存在自然引起烟品制造商与反烟者／团体的“战争”，以营利为目标的烟品制造者，当然是要运用媒体所有的功能，进而达到牟利；相对于维护民众健康的政府或非营利组织，便会以此类讯息为打击对象。如此就勾画出健康讯息需要“健康素养”进入的必要性，而这也是本文为何选用烟品讯息作为识读媒介文本中健康讯息的案例。

（1）戒烟行动之相关研究。

从过去戒烟的文献可以整理出戒烟的几个阶段：即Prochaska ＆ DiClements（1983）所提出的行为改变阶段模式（Transtheoretical Model）的概念。该模式主要以“戒烟”为主题，实证检验后发现戒烟行为是一种改变的过程，吸烟者的戒烟动机通常可以分成五个阶段：考虑前期（pre contemplation）；考虑期（contemplation）；准备期（preparation）；行动期（action）；维持期（maintenance）。

岛内的相关研究也指出，如何使吸烟者采取戒烟的行动其实是卫生教育的重要课题之一（廖梨伶、刘洁心，2002；魏美珠、林为森，1999；黄德祥，1993）。虽然这些研究系以卫生教育为出发点，然而其主要的论述均强调烟害“教育”的重要性，而“戒烟”自然是主要的议题与目标。

无论是从教育的观点切入，抑或医学观点探讨戒烟的阶段，大部分的文献仍从上述Prochaska ＆ DiClements所区分的戒烟阶段模式作一大致的分类。例如，医师门诊时亦会随着戒烟阶段的不同施以不同的尼古丁戒烟剂量（陈晶莹，2000）；或是临床上对于戒烟病患不同阶段的发展，医师或药师所扮演的角色也应有所不同（赖志冠，1999；杨嘉祯等，2005）。因此，该模式所整理之分类阶段乃目前诸多文献针对戒烟时期各阶段的重要依据。

（2）戒烟之人际互动关系相关研究。

1996年美国“健康照顾与政策研究委员会”（Agency for Health Care and Policy，AHCPR）以医学观点提出戒烟指引，主要结论在于建议医师对吸烟者的门诊应循着询问（ask）、忠告（advise）、辨识（identify）、协助（assist）与安排（arrange）的步骤来帮助吸烟者戒烟。该指引的内容固然系以医学角度建议医师在不同的步骤中施于吸烟者不同剂量的相关药品；然而在其他相关的学术文献中，除了医学以外的观点，亦都强调上述步骤应重视与吸烟者的“人际互动”关系，如给予吸烟者教育、鼓励或是非药物上的协助等，如此药物的协助治疗才有办法持续，并肯定戒烟本身应该是一项“多元化”的设计，也应朝向多面向的方式为之（杨嘉祯等，2005；陈晶莹，2000；赖志冠，1999）。

戒烟的方式除了上述的以医药观点为出发的方式之外，亦有诸多方式可以介入以达到戒烟的目标，像是戒烟教育的介入（廖梨伶、刘洁心，2002；魏美珠、林为森，1999）。因此类文献均着重量化的统计变化，虽可看出其戒烟成效的趋势，却无法显示其成功的核心要件为何之憾。其主要原因本文以为乃在于实际互动上的着墨不深之故。

李丁赞（2004）在其（公共领域中的亲密关系）一文中针对新港与大溪两个造街个案的探讨指出，“……台湾的社会里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尚未建立，个人因此没有能力与别人进行情感性的互动，因此没办法把别人当成一个独特而有个性的个人，不能认真地对待别人的欲望与需求”，如此直接或间接点出台湾地区在公共领域发展上的重要问题所在。其并进一步指出，亲密关系的建立，主要是为使沟通更具备同理心，更容易进入对方的脉络，也让沟通变得更有可能；而文中所谓的亲密性，另一个层次其实是期待与理性的融合才能使之更加完整。这样的观念其实用在“戒烟”教育的研究上，正足以提供作者在行动反思中的重要元素。因为在戒烟教育的过程中，教师所扮演的角色其实是相当重要的一环，而此往往关系着吸烟同学能否戒烟成功的关键所在。

进一步再细分上述“亲密关系”的可能，其实这种关系的建立颇为类似“相挺的诚意”概念，亦即教师的角色乃在促使吸烟同学感觉“老师有在挺我”的那种信任感。而这种关系有如吴介民、李丁赞（2005）在《传递共通感受：林合小区公共领域修辞模式的分析》一文中所指出的那种“博感情”的情境。该文援引维科（Vico，G．）解释修辞的观点，指出日常生活的经验往往存在着“情感”与“说理”的元素，而此两者社会信任其实不必然冲突，反倒是相辅相成。两者如能同时掌握此二种信任的社会运作机制，即能促成良性的沟通模式与生活。

如此，切入本文主题，烟害识读教育的成效为何即有必要再细分为教学内容与师生之间互动情况，才有找出一些更基本元素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