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流派主要有

1980年代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为加快经济发展，开始设立开发区，1980年代末中国高校开始创办大学科技园；与此同时，“新产业区”被引入中国，最早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83年邀请意大利产业区研究专家G Becattini在北京作了“意大利产业区的发展”讲座^[28]，在1990年代初王缉慈翻译了西方关于新产业区、产业集群的研究论文，并结合中关村等实证，将西方理论译文打包到《现代工业地理学》（1994）、《创新的空间》（2001），并在中日韩三国工业地理国际会议、环境与规划A辑等发表了An analysis of new-tech agglomeration in Beijing^[29]。由于国内相关名词混用和国外大量理论术语同期被译介，造成了国内并不重视“产业区”界定及其适用性，而是直接将其等同为“开发区、高新区、产业集群、大学科技园、集聚区、工业园”。与此相伴的是国内经济学、管理学和地理学的学者忙于政府任务实践，形成了理论研究严重滞后实践探索，使得国内产业区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陷入困境，直到2003年以来的国家各部委联合行动的“开发区集中清理整顿工作^[30]”；加之国内大中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开发区被纳入城市总体规划，才使得国内学界开始反思“开发区、高新区、工业园”等与城市或区域的关联。因此，从中国现实出发梳理总结与“产业区”相近术语“‘集群、开发区、高新区、大学科技园/大学城’等的发展”与大都市空间重构的相关文献以期发现问题。

国内研究主要有王磊从产业结构与城市内部结构的关联阐述产业结构的城市空间影响^[31]；吕卫国以企业区位选择的微观视角和南京实证发现由于土地有偿使用、城市外围交通改善、政府“退二进三”规划管制、城市开发区建设等作用，南京制造业明显的郊区化扩散—集聚，对南京城市的郊区化和空间重构影响显著^[32]。陈有川认为产业结构横向高级化和产业结构纵向高级化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基本方式，而且i在工业结构横向高级化为主时利用行政命令强行外迁既有高效率企业不仅会造成社会财富的浪费，而且不利于创造城市生活的多样性，更加剧了城市交通条件的恶化（图2-6）；在工业结构纵向高级化为主时为追求工业布局的均衡性而机械地将高新技术企业安排在原有工业区，必然影响它们的关联效应和集聚作用发挥（图2-7）。ii在服务业结构横向高级化为主时为美化城市形象而在中心区“大拆大建”有违背产业发展规律；在服务业结构纵向高级化为主时为保留中心区传统格局和历史文脉而限制大规模城市更新也不利于城市发展^[33]。胡志良等认为天津民航科技、研发、制造产业链的逐步完善影响临空产业区与城市空间^[34]。胡晓玲以武汉市工业企业及企业间联系为基础论述城市空间结构，认为工业企业生产需求、企业构成、企业组织形态等变化成为工业城市的城市空间结构变化根本动力^[35]。沈玉芳认为在长三角城市群的产业结构升级与城镇空间模式间不够协同^[36]。

图2-5　横向高级化在不同工业支付能力时对城市既有工业用地影响

图2-6　纵向高级化对城市工业用地的影响

资料来源：陈有川，孙博，尹宏玲.产业结构高度化对城市生产性空间的影响研究.地域研究与开发，2009，28（2）：1-4

何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与城市发展》、陈文晖与吴耀《论开发区与城市在空间上的协调发展》和阎小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与广州地域结构变化分析》、李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及其对传统城市社区的影响》就已论及城市空间变化中的开发区因素硕士学位论文，1997；陈文晖，吴耀.论开发区与城市在空间上的协调发展.山西师大学报，1997（3）：64-69；阎小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与广州地域结构变化分析.珠江三角洲经济，1998（4）：111-116；李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及其对传统城市社区的影响.经济前沿，1998（11）：85-90" class="calibre11">^[37]，并开始关注开发区带来的社会影响。张弘认为1990年代后长三角城市化进程中开发区带动城市化^[38]；张晓平、刘卫东指出开发区与城市空间结构演进主要是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外部力、城市与乡村的扩散力和开发区的集聚力共同作用^[39]；姜照华基于城市产业区布局的成本—收益分析模型提出了从外部成本的视角分析城市产业区布局，并结合两者提出了新经济条件的大都市产业区布局设想^[40]。郑国^[41]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讨论了开发区发展对北京城市经济与社会空间结构、城市空间形态重构作用。王战和以西安、北京、广州为例讨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对城市经济空间、社会空间和城市形态重构作用人文地理，2005（2）：98-100；王战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发展与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地理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2006" class="calibre11">^[42]；钟源（2007）与张小平（2010）、马仁锋（2007）、高雪莲（2007）与何丹（2008）、杨上广（2009）分别昆明城市发展贡献度分析.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7，19（4）：24-27；高雪莲.超大城市产业空间形态的生成与发展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何丹，蔡建明，周璟.天津开发区与城市空间结构演进分析.地理科学进展，2008，27（6）：97-103" class="calibre11">^[43]讨论了开发区对兰州、昆明、天津、上海的城市空间重构影响，何丹（2008）认为开发区布局建设导致天津城市空间增长和城市形态变化，使天津城市空间布局从“单核增长”转为沿海河“轴线铺开”，形成现今“一条扁担挑两头”。张艳（2007）和马进（2008）以苏州工业园、无锡新区、常州新北区为例，认为开发区促进了中国城市“蔓延”、产业空间需要精明增长^[44]。

开发区对大都市社会空间影响是开发区研究的未来方向和热点，2000年前仅有李平（1998）从社区角度论及；王慧以西安为实证认为开发区发展已成为强化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空间极化的主要机制之一^[45]。随后，王战和（2006）、郑国（2010）、张纯等（2009）分别论述了西安高新区、北京经济开发区、北京同仁堂与各自城市的社会空间变化关联^[46]。近年，随着新产业区和新经济兴起，国内学者尝试从城市产业布局和新产业区视角研究大都市空间结构变化，如王兴平讨论了城市新产业空间的动力及其城市基础；李程骅认为城市空间与产业空间形成互动发展的态势，产业发展、升级与集群导致了城市空间重组，城市空间重组又推动了产业形态的变革与创新。张宏波讨论了长春市城市工业园对城市空间的作用。李峻峰等以中国大学城为例认为大学城拓展了城市空间存量和增量、改变了城市形态、形成城市信息高度集聚区或创新社区等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0" class="calibre11">^[47]。

自1990年代“集群”被译介到中国，国内学界便开始探索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或城镇空间扩展问题，如王缉慈《创新的空间》（2001）、盛世豪与郑燕伟《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2004）、苏雪串《城市化过程中的要素集聚、产业集群和城市群发展》（2004）、王世营《产业集群与特色产业园区》等都论及了产业集群对城市或区域发展的影响^[48]。随后，苏甦阐述了产业集群对城市外部形态和内部空间结构影响；陈柳钦分析了产业集群在城市发展中的功能和产业集群对城市的依赖性，认为集群能够提高城市产业的集体竞争能力，利于形成城市“区位品牌”，促进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陈柳钦.城市功能优化的路径选择.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7（6）：39-54" class="calibre11">^[49]。

创意产业在中国兴起于2000年前后的北京、上海、广州、台北、香港等大都市。创意产业兴起对大都市整体发展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创意产业/创意产业园与城市发展”的研究表明：①创意产业对大都市内城作用及政策，即发展创意产业提高城市竞争力、增加城市就业、延续城市文脉、塑造城市景观特色等方面研究。②创意产业与大都市再生（更新）原则、机制、模式，即历史文脉有机延续和创意环境的充分塑造原则、市场主导下的价格机制与政府引导下的规划调控机制和商务办公模式、博物馆与展示空间模式、公共开放空间模式、商业休闲模式等典型互动模式。③创意产业与大都市再生的效应，创意产业的发展恢复了城市历史遗产空间，并形成新的消费空间、创意空间与社区空间等^[50]。

国内除了“产业结构升级、开发区/产业集群发展、创意产业集聚区”与大都市空间重构关联或对其影响外研究外，还有极少数学者从空间生产论分析城市空间重构，如孙萌《后工业时代城市空间的生产》（2009）、兰洁《空间生产：上海世博会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启示》（2010）等，试图尝试解构中国城市空间重构，尤其是社会空间重构动力等争鸣，2010（5）：64-66" class="calibre11">^[51]。

当前，国内现有研究已紧跟西方城市空间研究范式，但是国内研究存在①未能明确界定“产业区”概念及其在中国现实经济社会中的常见类型，导致了很多研究的前提不够明确；②当前国内以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对城市空间重构影响研究据主导地位，而对21世纪最有可能发展成为创意产业区的而今却是“大学科技园、创意产业集聚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都市型工业园”等的关注非常不够；③国内对“开发区、集群”的研究基本处于静态是致命点；④当前虽已形成城市经济空间、社会空间等重构为主要研究内容，但是却未能探索大都市空间各组成部分的发展趋势或诞生新型空间可能及主体对它们的需求或塑造，而这正是21世纪城市地理学和城市规划学可持续性城市空间研究的焦点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