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变革与新闻理论研究变轨

相比于2014年，2015年新闻理论发展呈现出新的态势，我国新媒体的移动化和融合化程度不断加强，新闻传播机制仍然处于探寻与变革中，作为理论支持与指导的新闻学理论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为了发现2015年我国新闻学理论研究的基本情况，本研究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具有代表性的新闻理论CSSCI期刊进行了研究，以发现新闻理论研究的基本格局、主要话题及基本特征，并分析新闻理论研究的问题及发展趋势，提出关于未来研究的一些想法。

一、研究对象与基本数据

本研究主要选取《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大学》《新闻记者》《当代传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期刊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统计了2015年这些期刊中有关新闻理论研究的论文，共得到论文110余篇。根据新闻理论研究侧重点的不同，我们对研究内容做了分类，主要划分为：新闻职业道德规范、新闻史、新闻事业和理论研究、受众和效果研究、新闻专业主义与新闻价值、媒介的变革与发展、媒介素养与新闻教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概念研究九个主要研究领域，以勾勒新闻理论研究的基本面貌。2015年，我国的新闻理论研究者依旧更多地关注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在该方面的研究成果数占总研究对象总数的21.1%，主要以批判新闻工作领域中的失范情况，尤其批判职业新闻人在新闻报道中的不良行为，如新闻寻租、敲诈等，同时，以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为背景，不少学者也关注了新技术给新闻伦理带来的影响等。在数量上，居第二位的是新闻史研究，占研究对象的14.9%，主要关注19世纪、民国时期以及抗战时期的新闻业，尽管新闻史一般不在新闻理论的范畴内，但以上三个时期的新闻史研究为新闻理论的更好发展提供依据，故也列入其中。新闻事业与新闻理论也占研究对象总数的14.9%，主要关注新闻事业的性质和功能以及新闻理论的现状等。受众与效果占研究对象总数的14%，其中一半关注的是舆情。新闻专业主义与新闻价值占研究对象的10.5%，主要以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为背景，探求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价值面临的挑战等。媒介的变革与发展同媒介素养与新闻教育的占比一样，均占研究对象总数的8.8%，均比较关注新媒介形态带来的变化和影响。数量最少的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新闻基本概念，分别占研究对象总数的2.6%和1.8%，量虽然少，但是内容却有不小的创新。

二、解析期刊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

1.职业道德规范研究

职业道德规范一直是新闻理论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内容。新闻传播与现实生活联系非常密切，正如塔奇曼所说新闻是人们了解世界的窗口。可从这个窗口看到的世界与真实的世界到底有多大的差距，就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议题。

常规看法认为新闻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但是另一种观点却坚信新闻是对现实的建构。那么谁来建构以及如何建构，谁是策划者以及谁是参与者等都是耐人寻味的。毫无疑问新闻记者在整个新闻传播过程中发挥着作用，而对记者的角色定位及职业规范也是学术界一直探讨的内容。如有学者从记者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关系角度进行研究，通过深度访谈去了解记者对自己的角色认知。在专业义理、组织要求及自我期待三重影响下，记者如何看待自己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以及这一认知是否会影响自己的新闻报道，这是作者尝试回答的问题。研究者通过人际接触以及滚雪球方式，对九位记者进行深度访谈之后得出初步结论：无论资深还是年轻记者，都很难做到自己心目中的知识分子，而关键影响因素就是传媒组织的影响。文中指出“组织对年轻电视台记者的限制可能大于资深平面记者，尤其是电视台各自的意识形态、独家新闻的专业要求、新闻内容夸大耸动呈现方式等，扼杀了年轻电视台记者实践公共知识分子的理想。除了组织要素之外，本研究建议，年轻记者个人特质、成长的社会脉络，也可能影响其对新闻工作与新闻内容呈现的看法。”[1]通过深度访谈的深描方式去理解记者对自身的认知，能获得更多真实想法与细节信息，带来更多的启发。也有学者从职业精神出发再次廓清新闻职业精神的内涵。如《新闻职业精神再探》一文，根据2014年新闻界发生的诸多事件，指出“其中一大部分直接与新闻职业道德、新闻职业精神息息相关”。尽管“职业道德”一直是新闻理论研究中常常探讨的话题，但在2014年热度不减，可见，“我们对新闻职业精神问题进行系统的讨论，很有必要”。该文值得肯定的是对新闻职业精神、新闻职业精神和新闻职业道德的区别进行了界定。作者认为新闻职业精神是比职业道德更核心、紧缩的范畴，要求更高，“新闻职业精神是新闻职业道德的一种升华，新闻职业精神始终蕴含着一种深刻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始终秉承服务人民、服务社会、服务公益的意识”。[2]作者从新闻工作者的职责“告知信息、监测环境、守望社会、服务大众”16个字得出新闻职业精神应该包含“真实、客观、责任感与同情心”四个方面的内容。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新媒体随着技术的优势逐渐占据主流市场，而曾经的主流媒体面临边缘化的处境。主流媒体在与新媒体竞争过程中也出现一系列新闻伦理问题。如有学者指出传统媒体在报道网络议题时出现新闻价值缺失的问题，“报道中过于考虑娱乐因素，单纯地跟随网络热门议题进行报道而不顾及事件是否与公共利益和社会福祉有所关联，是否具有现实意义”，以及“对网络媒体上流行话语过度解读”，这些有悖于新闻价值的做法不仅使主流媒体在竞争中不会有任何优势，还会丧失掉主流媒体长期以来建立的公信力。传统媒体长期以来坚持的真实、客观、负责等职业道德恰恰显露出新媒体传播中存在的不足。新媒体环境下信息真假难辨，每时每刻都会有大量信息扑面而来，然而信息碎片化、失真化，甚至常常出现新闻反转，让受众处于一个到处都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的无奈状态。有学者就对当前媒介的社会文化责任进行反思。传媒业在当今的社会文化领域显示出巨大能量，可是在人们充分享受技术更新带来的视听快感与便利时，大众媒介、电子媒介在社会文化领域产生的消极影响同样存在。作者深刻地指出“我国大众媒介的社会文化功能缺失一方面体现在消费主义对媒介的使用上”，大众传媒市场本位的思维方式与媚俗趋向让我们的社会充满虚假与浅薄的信息，文化不断庸俗化并畸形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消费主义的商业原则和背后的权力体系是紧密相连的统一体，某些权力阶层处心积虑地利用媒介来进行收编和侵略。”[3]媒介背后是权力的操纵，文化的入侵也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文化帝国主义”不是危言耸听。有学者从相对微观的角度——新媒体影像传播进行切入。指出新媒体影像传播存在的一系列社会伦理问题：色情暴力影像的泛滥、影像造假煽情之风的流行、影像歧视与影像偷拍的普及等，而要解决这些伦理问题，“在法律调控、技术控制、经济处罚、行政监管等强制性的他律之外，最终要靠伦理道德的内化来自律”。文章从新媒体影像传播中伦理抉择模式与本土化伦理原则的建构两个方面探讨如何最大限度地规避新媒体影像传播的社会伦理问题。并指出道德价值推导模式是解决新媒体影像传播伦理冲突的有效方法；合理的本土化伦理原则是解决新媒体影像传播社会伦理问题的有效手段。新媒体影像传播存在的伦理道德问题终究要靠伦理道德的建设来解决。法律与技术手段、经济与行政手段主要是治标，伦理道德建设才是治本。如何解决新媒体影像传播的社会伦理问题，研究从道德价值推导公式入手，建构了新媒体影像传播伦理抉择模式；在对西方五种代表性伦理原则的优势与劣势评析之后，建构了适合新媒体影像传播本土化的五个伦理原则：第一，公共利益至上原则，无论是传播社会正面的事情还是监督负面的现象，均要把公共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为了私人利益或本部门利益而不顾公共利益。第二，求善原则，就是勇于承担责任，不断强化自我抉择能力。人的自主与自律指追求道德善原则，也即正当原则。求善原则要求传播者是内在相关的，自主不仅在于自我做主，而且在于自我的在新媒体影像传播实践中，无论是传播手段还是传播目的约束性。康德提出的人的意志与普遍法则的一致，内在都要是善的、正当的，且符合社会道德目的。第三共享原则，在新媒体影像传播中，凡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维护人们利益、提高道德水平的影像作品提倡与大家共享；否则，不宜共享。第四，自主原则，自主原则是指行为主体不受外在法则强制自我做主的权利。第五，无害原则，无害原则是指在新媒体影像传播中既不要对社会整体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造成伤害，也不要对他人与自己造成伤害，无害原则是最低的伦理道德标准。[4]

新闻传播者手握权利的同时，也应该负有作为义务，即新闻传播者是社会的瞭望者，公共利益的守望人。首先，为加强对于新闻从业者职业道德的一个管理，我国中宣部、中国记协于2015年9月24日召开新闻道德委员会试点工作交流研讨会，要求全国各省（区、市）今年年内都要建立省一级新闻道德委员会。建立新闻道德委员会是新形势下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提升新闻队伍整体素质的重要举措。[5]除了成立新闻道德委员会外，陈力丹在《新闻从业者对职业道德的无知和淡漠令人愕然——对照〈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谈近期几起新闻伦理事件》中再次从《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出发，强调要强化新闻职业道德意识，重申对于“群众路线”的重要性。[6]在该文发表的第二个月，李海波便对《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进行了历史的分析，该文将“群众路线置于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场景之中，分析其基本内涵、内在逻辑以及在新闻界的实践变迁，认为‘群众路线’是中国新闻人摸索出的一条独特的现代新闻规范，其中蕴含的政治能量有待于在新时期重新开掘。”[7]这种理论上的诉求主要从2015年2月骇人听闻的“外滩踩踏”新闻分析中得来的。陈堂发指出“某些报纸对‘外滩拥挤踩踏事件’报道之所以引发伦理问题的争议，关键在于各自对网络环境的隐私及保护持有不同认识与主张。大学生作为新媒体使用主要群体，对于技术运用涉及的隐私问题有着较高的参与度。在认知层面，大学生对隐私的看法与司法实践倾向性基本保持一致，即凡是私事都归为隐私范畴，对隐私作泛化理解是大学生占主导地位的认识。大学生对新媒体技术及运用的知识有相对多的了解，对新媒体涉及的隐私问题认知比较敏感。但与认知敏感性形成明显落差的是，在隐私保护实际行动方面，大多数被访大学生使用新媒体时并未采取相应措施，对隐私保护的行动意识不够自觉。性别差异影响对隐私的认知态度，包括隐私戒备意识及隐私保护观念。女性大学生偏向‘结果导向型’隐私观念，男性则倾向于‘目的导向型’隐私认知态度。”[8]也有学者针对复旦踩踏事件中“新闻共识”话题指出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问题。胡菡菡指出：《永不抵达的列车》等经典灾难报道相比，复旦踩踏遇难者报道之所以遭遇伦理诟病，其根本原因不在于侵犯了遇难者隐私，而在于丢失了“新闻共识”。“新闻共识”指的是新闻记者和受众对某一新闻事件的基础事实、社会语境、生产意义以及文本符号系统所具有的共同知识，这样的共同知识是新闻获得完整性的基础。新闻记者如果期待新闻报道能成功地激发受众的共鸣和认同、收获良好的传播效果，就必须首先培育自身和受众间的“新闻共识”。重视受众认知，是“新闻共识”概念的核心要义所在。[9]还有一波三折的新闻记者“刘伟事件”，业界一度议论纷纷，在新华社发表对公安部专案组采访报道后，暂时告一段落。但是人们还是存在种种不解。这是我国记者第一起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的案件，虽然尚待法院审判，但是对于业界来说，已经有很多可以思考的东西。[10]刘伟说，他参与此事的动机是想拿到别人拿不到的独家信息，他在部门中负责调查，需要出成绩。[11]其实这不仅反映了涉案记者个人搞不清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同时也表明了新闻从业者急功近利的名利心态。在新闻从业者以及新闻媒体的工作中，要将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放置于首位，这也是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不断强调的公共性和公共服务所在。

蔡雯、翁之颢在《质疑面前，专业媒体的新闻报道问题出在哪里？——对2014年引发争议的新闻报道的综述与研究》中指出“2014年，由于新闻媒体行为失范导致舆情异常走高、激化舆论场对立的案例数量显著增加。针对这些‘问题报道’，专家学者、媒体同行甚至普通网民都留下大量反思性的言论，但目前已有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成果并不能系统、细致地反映专业媒体在网络空间中报道失范的具体问题和反思意见”。该文通过筛选2014年专业媒体的报道招致普遍质疑和批评的热点事件，基于热度数据构建了2014年的新闻报道媒体反思榜单，从报道方式、角色定位、专业素养和媒介伦理四个方面对报道问题和各方反思言论加以梳理，并基于反思意见提出具体的应对策略和改进建议。[12]

2.新闻史研究

2015年《国际新闻界》有关新闻史的研究基本集中在近代中国新闻史，具体主要是以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的中国新闻史为研究对象。涂凌波在《“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及其新闻观念：关于19世纪报纸的一种叙述》中重点阐述了清末官僚士大夫和“口岸知识分子”对于报刊的认知和办报的理念，和最终形成的“中体西用”新闻观念。而王润泽、肖江波在《近代新式媒体融入中国社会的路径——以1876年江南“妖术”案〈申报〉表达为核心的考察》一文中则通过同一时期中国的知名报纸《申报》的新闻模式与意见模式具体阐述了《申报》在近代中国是如何运作并产生巨大的影响。另外，还有两篇关于民国时期专业新闻记者与台湾新闻史的文章。通过这几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学者在研究新闻史时开始着眼于本国新闻的发源，深入挖掘近代中国官办报纸和西方报纸中国化之间从新闻观念上的巨大区别，阐述新闻专业主义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剧烈冲突，并提出了一些新的疑问。

2015年《现代传播》中的论文关于新闻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个是民国时期，一个是抗战时期。有学者认为由于多种原因，一直以来大陆学者对中华民国时期的新闻史重视程度不够，直到近10年民国新闻史的研究才逐渐获得关注。确实如此，近些年来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对民国新闻史显示出浓烈的兴趣，相关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富。有学者从宏观研究入手，从民国新闻事业的起源时间、发展阶段划分及历史评价等问题展开论述。如倪延年在《论民国新闻事业的起源、发展历程及历史评价问题》一文中指出，“中华民国新闻事业的起源时间点”可追溯到孙中山1893年7月在澳门参与《镜海丛报》的发行活动。对于学术界还没有取得共识的“民国新闻史”发展阶段，作者指出“既然是民国新闻史就应以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为存在前提的断代新闻史，划分其发展阶段的逻辑基点也应是中华民国政府演变过程中的重大事件时间点，而不是其他社会政治事件”。按照这个逻辑，作者把“民国新闻史”划分为“民国创建初期的新闻业”（1912.1—1916.6）、“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新闻业”（1916.7—1928.12）、“民国南京政府前期的新闻业”（1929.1—1937.8）、“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新闻业”（1937.9—1945.9）和“民国南京政府末期的新闻业”（1945.9—1949.9）五个阶段。[13]对于民国新闻史的评价，作者认为“应该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出发，客观全面地认识和评价民国新闻业”。有学者从具体媒介角度考察民国时期新闻史，《从新名词到关键词：民国“电视”概念史》一文，作者对民国时期“电视”一词进行了词源探究，指出“电视一词词源不是1934年的《新知识辞典》，也不是1927年6月《科学》杂志的《电视之进步》；古汉语“电视”一词最早出现于中唐文学家李翰撰写的《裴将军旻射虎图赞（并序）》，表达“瞪视，怒视”之义。”[14]有学者对民国时期的报纸展开研究。《大公报》是民国时期非常有影响力的报纸，有学者就考察探讨了20世纪30年代以新记《大公报》为代表的大众媒体在赈灾运动中激发公众同情的作用。研究发现“赈灾运动中，以《大公报》为代表的大众报刊，通过对娱乐赈灾修辞和民族主义话语的运用，以及讲述现实中普通个体的捐助故事，来激发公众同情。”在这个过程中，报纸通过成功激发公众情绪获得话语权和权威，而大众也收获了情感的满足。对于抗战时期的研究也有几篇相关论文。有学者考察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讯社的发展，作者指出，“由于环境和条件的限制，抗战时期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创建的通讯社数量总体不多，存在时间不长”，而“1941年以后，新华社的组织系统和体系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通讯社事业发展的核心”。[15]有学者分析了抗战时期广播的特点和作用并总结出“抗战时期的广播宣传在提高民族凝聚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维护并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果方面的重要意义。”[16]

还有一些成果关注的主要是民国及民国之后的报纸的研究，通过对于旧时报纸的办报传统、理念、精神分析，唤起时代新闻人的认知和良知。李金铨分析了《大公报》和张季鸾的历史意义、时代精神以及在今天看来的意义何在。指出在今天的公共领域里，知识人必须站在公民的立场，凭借知识基础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不高人一等。[17]这是通过对于《大公报》的办报思想以及张季鸾的“文人论政”的历史，追溯现代新闻人应有的时代精神和面貌。伍静认为在党报从中央到地方依然高度同质化、依然未能摆脱组织传播桎梏的今天，追溯这段尚未被清晰梳理的历史片段仍不失其现实意义。重温《新华日报》的传统、追溯其消逝的经过与原因，让我们看到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或许有助于我们丰富对党报的想象空间，为党报的改革开拓新的方向。[18]范东升为新闻界“范长江研究”提供符合历史真实面貌的范长江的新闻作品，这有助于加深各界读者对历史以及历史人物的认识与理解，并且认为在这个研究中，首要和核心的问题是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19]关于西方的新闻思想对于我国早期传播的影响。马礼逊等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开始由东南亚至中国境内自由出版报刊，是一种无奈之举，却无意识地践行了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虽然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在中国早期传播效果甚微，但给中国打开了思想的缺口，随着国人办报活动的开展逐渐在中华大地萌发成长。[20]但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具体到现在的政治经济环境中是否能够茁壮起来，还是应该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合我国的特殊国情和人文状况进行“落地”。

3.新闻事业和理论研究

有关新闻理论的研究主义有两篇文献需要关注。张伟伟在其成果中重点提及了两个概念“媒介驯化”和“公民驯化”。并对比了它们在消息来源、报道主题、新闻主角和报道立场上的显著差异性。并通过具体案例说明了其在互联网新闻报道中存在的缺陷。在成都举办的“第一届文化与传播符号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就“新闻符号学”这一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这是一个新闻学理论研究的可行思路，并对符号学视野下的新闻基础理论研究提出具体方式和可能存在的疑问。2015年度对于新闻理论研究分为了概念与方法的结合，在提出新的解读新闻现象的概念和方法的时候，学者们展现出的是审慎的态度，既肯定了这些概念与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推进新闻理论研究，又尽量保存疑虑和问题，避免武断地判定，希望通过实践验证是否可行。

关于媒介驯化还有黄顺铭的《国际新闻的驯化——“马航事件”的跨国比较研究》，他在文中提出三点：第一，公民损失国的报纸在驯化性新闻的比例方面显著地高于非损失国的报纸，但是高损失国与低损失国的报纸之间却没有显著差异。第二，公民损失国的报纸在驯化性新闻的驯化程度方面显著地强于非损失国的报纸，并且高损失国的报纸也显著地强于低损失国的报纸。第三，就本国行动者而言：①高损失国的报纸对于本国乘客的提及率显著地高于低损失国的报纸；②高损失国的报纸对于本国乘客亲朋的提及率显著地高于低损失国的报纸；③公民损失国的报纸对于本国政府性行动者的提及率显著地高于非损失国的报纸，但是高损失国的报纸与低损失国的报纸之间却并无差异；④公民损失国和非损失国的报纸都没有或极少提及本国最高行政领导人；⑤公民损失国的报纸与非损失国的报纸对于本国非政府行动者的提及率没有显著的差异，并且高损失国的报纸与低损失国的报纸之间亦无差异。第四，就本国行动者的话语而言：①高公民损失国的报纸与低损失国的报纸都极少以任何方式引用本国乘客的话语；②高损失国的报纸与低损失国的报纸都比较经常地引用了本国乘客亲朋的话语，并且它们之间无论在间接引用还是直接引用方面均无差异；③高损失国的报纸与低损失国的报纸之间在本国政府性行动者的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异；④高损失国的报纸与低损失国的报纸都极少以任何方式引用本国最高行政领导人的话语；⑤高损失国的报纸与低损失国的报纸之间对本国非政府行动者的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异。[21]

就新闻业及新闻理论研究而言。首先，新闻业将何去何从始终是新闻工作者关心的重点，特别是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这个问题愈发地引起了新闻人的思考。不同于其他新闻人从经济和技术的角度新闻业危机危机，杰弗里·亚历山大从文化社会学的视域对当前的新闻危机进行了解读。新近的技术变革及其诱发的经济动荡被赋予社会意义，文化框架将技术革新阐释成社会危机：它影响了行业、市场，甚至整个社会。这种文化解读不仅触发了对技术和经济变革的极端焦虑，更提供了一种控制后者的路径。但是，独立新闻的民主实践不仅不会被削弱，相反它可以在新的形式中得以维系。[22]不可否认，新闻业处于危机四伏之中，但是在面对新媒体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新闻业的核心职责却正在得到强化。[23]白红义认为近年来新闻工作的自主性和权威面临着来自新闻业内外的严重威胁，新闻业如何建构自身的边界业已成为西方新闻学术界关心的话题。他对这一理论概念在新闻学研究中的应用作一梳理，概述其研究进展，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及在中国新闻学研究中的应用前景。[24]互联网为我们所带来的新闻正在引发传播业的大变局，正是这种以“去规模化、去中介化、去中心”为特征的变化，为未来高质量新闻业的发展也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和种种现实可能。在这一过程中，一种全新的新闻实践方式正在孕育，一批真正热爱新闻传播的专业新闻人正在重新集结，人类的新闻传播不会走反专业化路线，专业传播机构、专业新闻工作者都不会消亡，公众对其专业能力、专业操守要求可能会更高[25]。

也有学者对现有的新闻理论的现状进行了思考。吴飞认为要想推进新闻学的研究水平，维护新闻研究在知识场的尊严，提升新闻学的学科地位，需要真诚、老实和科学的研究，舍此别无他法。[26]张涛甫认为与那些强势学科相比，新闻学在理论装备上严重不足，理论的强度和硬度不够。近30年来，新闻传播学话语繁殖的速度惊人。但这种繁殖是无序的野蛮生长，缺乏理论深耕和语法提炼。中国新闻理论创新可从知识、价值、规范三个层面展开。新闻理论创新不能满足于局部知识和表象知识的增殖，须经得起经验和逻辑的双重检验，打造理论的“硬度”，提炼出内生于中国新闻理论语境的话语语法。[27]杨保军认为新闻理论研究比较重要的几个着力点是：提升理论教材的理论水平；关注新闻活动的最新发展；抓住基础理论研究这个关键；倡导多元化研究的方法论观念。[28]其实不管是新闻业也好，还是新闻理论也好，它们要求的不仅仅是“人”本身要做好自己的分内职责，同时也要能够在大环境中顺应形势的改变，做出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途径。

关于新闻事业的研究，还有学者聚焦于新闻事业的性质与功能研究。新闻媒体是构成新闻业的基本单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新闻媒体的管理思路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这折射出管理部门对新闻业性质的认知。今天，我们应该具有如下更符合当前实际的认识：新闻业是事业，属社会文化事业；与此同时，它又是产业即信息与文化产业。新闻业作为社会文化事业，具备与社会文化事业相适应的性质、功能及特征；作为信息与文化产业，它又具备与此相适应的经济属性和产业特征。

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我们应该具有如下更加符合实际的认识：新闻业是社会文化事业，同时又是信息与文化产业。新闻媒体进行新闻生产和新闻传播，同时又进行相应的经营活动。新闻业既不同于一般的事业，也不同于一般的产业，有自身相当的特殊性。

丁柏铨的文章以义务教育、社会科学研究、国家水准的艺术院团等其他文化事业为参照系，考察作为事业的新闻业所具有的鲜明特征。文章结构分为五个主体部分，分别论述了新闻业的文化特征、独特功能、经济属性、产业发展过程及产业特征。[29]

马妍妍以杭州市余杭区中泰乡居民因反对建造垃圾焚烧项目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为案例，探讨了大众传媒在社会风险事件中的协调与整合功能。通过对事件发生前后新闻报道的分析，认为大众传媒应该建立风险事件报道范式，运用大数据分析法预测和研判断社会风险事件，主动协调与整合事件各方的关系。[30]

对新闻事业性质的研究是媒介发展不断纵深化的背景下日益重要的议题。对这方面的研究指出其作为社会文化事业和信息产业的双重性质，并提出其作为舆论机构的功能是其他社会文化事业所不具备的独特功能，也强调了其价值实现应更多地体现在社会效益上。

对新闻事业的功能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领域。有研究强调了其作为党的耳目喉舌的重要功能及其他的社会功能，也有研究从新闻发言人的功能角度，提出新闻发言人作为行使政治权力者的代言人的重要作用，也有研究从群体性冲突事件中的媒介功能角度，分析了媒体在面对官民矛盾的群体性事件时，应担任的客观呈现各方信息的“显示屏”作用。

杨琴和尹秀婉在《历史记忆的新闻表达：17年间中国主流媒体对民国图景的建构》中分析了《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对“民国时期”的建构表现。新闻媒介作为重要的“历史记录者”之一，是历史记忆形成的重要基础。新中国成立初17年间我国主流媒体《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深受时代的影响，采用二元对立的建构思维和宣示立场手法，对“民国时期”报道进行主题凝练，以高峰式的纪念报道，建立起一系列政治“纪念仪式”；从而在报道主题和内涵上呈现出明显的选择性记忆特征，政治上突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发展历程，主题上偏重对军事战争的展现。但在相同背景下，不同性质的媒体虽然遵循统一的报道政策，却在建构方式上给予变化以体现出各自的特色与不同。[31]由于办刊性质和读者定位的不同，在顺从社会大背景前提下，两报的“民国”建构方式和策略有所不同。一是《人民日报》多采用评论手法意在对人们进行舆论引导；多采用独立式和镶嵌式报道相搭配方式在比较中呈现历史，意在将“民国时期”充分历史化；其“官民共建”的特色在形式上弱化了历史建构的政治性。而《光明日报》则在评论基础上，更多采用历史研究与背景资料等体裁类型进行深入报道和呈现，意在给读者以更客观、理性的思考空间；多采用独立成篇及系列报道，力图将“民国时期”作为一个历史时段进行独立呈现；其信息来源也更多元化。二是两报基于不同年代不同任务，各自报道的重点也有所区分，从中可以看出，尽管在同一历史背景下，媒体因统属于同一政党的领导而必须遵循统一的报道方针政策，但会在报道的内容侧重和呈现方式上给予变化以体现各自的特色和不同。纷繁复杂的38年民国历史，众多叙事线相互交错，从某种程度看，任何一种书写或梳理的尝试都意味着必然的选择、舍弃和意义重构。大众传媒所具有的强意识形态性要求其选择那些能够融入主导性话语空间的事件，因而17年间中国主流媒体在特定意识形态的“问题框架”内满足时代需要，建构出有利于当政者的“民国时期”的历史记忆就不言而喻。这也证明“只有在主导性话语结构中被实践的事件，才具有被社会言说的意义。[32]

杨保军在《再论“新闻规律”》中对新闻规律进行了更加深刻的阐释。新闻规律，是新闻哲学研究中具有统摄性的重要问题。新闻规律是主体性的规律，属于人类新闻活动的规律。新闻规律是一个规律系统，有不同的类型规律、层次规律、要素运行规律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规律。新闻传收规律，是新闻规律系统的核心；所有新闻活动的关键，在新闻学视野中，直接解决的就是传播主体（传播需要）与收受主体（收受需要）的关系问题；新闻传播的诸多应守原则或伦理诉求，都是新闻传收规律的内在要求和直接表现。所谓新闻规律是人类作为新闻活动主体的活动规律，具体讲，主要包含这样几个要点：其一，新闻规律，是人类新闻实践活动过程中形成并表现的规律。其二，新闻规律，是不同新闻活动主体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交往、交流性规律。其三，新闻规律，是伴随人类新闻活动方式历史变化而不断产生新的内容、新的表现形式的规律。其四，新闻规律，作为主体性规律，像客体性规律或自然规律一样，是人类可以认识、反思、把握并自觉运用的规律，更是人类可以直接亲身体验感受的规律。

所谓新闻规律是一个规律系统。第一，如果从新闻活动层次的高低或范围的大小看，可以对新闻规律做出这样的层次结构描述：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第二，如果从构成新闻系统的四大基本要素——内容、传者、媒介、收者——入手，那就可以分别以他们（它们）为对象主体，对他们（它们）自身的内在结构、历史变化进行解释，从而发现每一要素自身的变化规律，具体而言就是：传播主体演变规律，收受主体演变规律，媒介形态演变规律，传播内容演变规律。第三，如果从现代职业新闻诞生或现代社会分工意义上看，在新闻规律系统的构成中，最重要的毫无疑问是职业新闻活动规律。第四，如果从关系论的角度看，新闻规律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内部关系规律，是指新闻系统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规律；二是外部关系规律，是指新闻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的关系规律。所谓新闻规律的核心是新闻传收规律。首先，说新闻传收规律是新闻规律系统的核心，最基本的理由是：新闻活动是人类的本体性活动，相伴人类而生，相伴人类而存；新闻需要是人类的基本需要，昨天需要，今天需要，明天依然需要。其次，新闻传收关系是新闻活动的核心关系，新闻传收规律，就是新闻传收过程中，传收之间内在的、稳定的、持久的或本质的关系。再次，像其他所有规律一样，新闻传收规律作为新闻传收主体之间、传收活动之间的内在本质关系是“隐蔽”的，不可能感性直观，但也像任何其他规律一样，传收规律总会呈现出一定的现象表现，体现为实践活动中的诸多具体要求。[33]

新媒体化境下的新闻与传统新闻理论有一定的区别，它更偏重于新闻实践，但对于这些新的新闻报道形式，也有相关的新闻理论研究的议题，就是对新的媒体和新的新闻报道形式进行理论上的定性。许向东的《大数据时代新闻生产新模式：传感器新闻的理念、实践与思考》以及方洁和高璐的《数据新闻：一个亟待确立专业规范的领域——基于国内五个数据新闻栏目的定量研究》两篇论文都与这一议题有关，都是有关数据新闻的文章，随着数据新闻在国内的逐渐增多，对于其的理论定性和理论规范相对脱节，这两篇文章就希望对这一问题加以完善。此外，任瑞娟和白贵也对于数据新闻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思考，他们通过河北大学“大数据”博士课程的针对性实践发现：数据新闻的制作过程有规律可循，犹如传统新闻写作中的“金字塔”模式。它可归纳为：新闻主题发现、该主题相关数据抓取、清洗过滤、分析挖掘、交互性设计、可视化呈现、故事化讲述。核心是数据处理、交互性设计与可视化呈现。讨论与梳理业界所做的数据新闻实践，发现数据新闻带给传统新闻传播多方面影响，引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思考。比如：大数据环境下数据新闻提升了交互性能与传播效果、延展了新闻的时空维度，深度挖掘新闻所呈现的关系、提高新闻“有向路径传播”的精准性、促使新闻在宏观叙事与微观叙事等传播层次的融会贯通、促进大数据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中的应用等[34]。

4.受众和效果研究

2015年对于新闻传播效果研究主要集中于舆论导向相关议题，不管是新闻报道失真，引发舆论场对立，还是从受众方面来说在线评论导致对新闻解读负面化。这些相关议题都集中在新（自）媒体时代，新闻对舆论的监督，引导到底如何进行，方式方法如何确立，巨大的舆论对立到底如何产生，互联网纷繁的虚假新闻如何治理。这些讨论将新形势下新闻舆论引导所面临的问题展示给大众，并试图寻求理论依据将这些问题加以定性并解决。

张昆，陈雅莉指出对外传播的困境往往来自于文化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催生了差异化的社会环境和媒介生态，进而孕育了多元的受众群体，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各文化主体在信息需求、信息选择以及反馈模式等方面的差异。基于文化多样性对传播接受过程所产生的影响，传播主体应该制定和践行差异化的对外传播战略，即应该以专业、公正为准绳，调适传播者角色；分清文化差异，辨识多样化的受众；把握文化语境，运用多义的话语，传播恰当的内容；整合传播渠道，以官方调控为主导，支持民间对外传播的微观自主；同时针对多元化的反馈模式反思因应之道[35]。

肖珺指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终极关怀是要实现文化融合，从而达致和谐的最高价值理念。新媒体特指数字新媒体，它们均采用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处理和传播信息的技术，其已成为跨文化传播的基本载体，由此，新媒体与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理论脉络逐渐呈现。新媒体的界定、历史发展与权力格局，新媒体与跨文化传播间的内在关系和实践发展催生出学术的现实关怀。跨文化传播的边界从民族国家到网络社会；跨文化传播的主客体呈现出异质性、多样化的对立与统一；跨文化传播方式实现媒体融合下的共享、互动和创新；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认知迈入数字文艺复兴。进而，新媒体之于媒介事件跨文化传播表现出多层面意义，未来新媒体与跨文化传播研究有了新的可能性，亦需关注跨文化交流的核心问题。[36]

王俊秋和张遥指出伴随新媒体的蓬勃发展，网络影视批评的形式也在不断创新，作为网络文化批评中大众参与度最高、最具个性的一部分，其多方位价值在逐步体现。网络影视评论扩大了影视作品的阐释空间，对于观众具有引导功能，同时对于影视作品具有舆论评判与修正功能，作为一种勃兴的大众文化形态，它在影视批评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它的出现和兴盛不仅是影视批评史上的一个分水岭，也是新世纪文艺批评中最值得关注的学术现象。它为中国影视批评基本理论的构成和批评形式的丰富与发展，提供了新鲜的经验和深刻的启示。[37]

刘果、李成指出超链接技术通过对文本阅读和信息传播的影响，为满足用户的个性化信息需要提供技术支持，网络用户个性化的信息需要在超链接语境下有实现的可能。就文本阅读而言，超链接技术在实现个性化的内容理解、寻找个性化的阅读路径以及重塑个性化阅读习惯与品质三个方面对用户的文本阅读产生影响；就信息传播而言，超链接技术则深刻影响信息传播的个性化传播路径、信息的个性化深度整合以及信息传播的效率三个方面。[38]

互联网时代人人有了发声的平台，每个人都可以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自由表达观点，传播信息。公众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信息的受众角色，互联网思维下传统的受众成了“用户”，可以自己生产内容并传播开来，并获得广泛关注。正因为人人都可以发声，舆论的广场就变得众生喧哗，往往莫衷一是，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在新时期面临全新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2月19日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重点强调了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性。习近平指出：“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这五个“事关”深刻说明了新闻舆论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及社会和谐中的地位。2015年对于舆论研究多集中在网络舆情分析。有学者指出“网络受众享受着互联网带来的便利和自由，其话语权利也得以最大化实现。借由网络舆情，人们开始左右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的走向，甚至影响公共决策。”[39]在网络热点事件中，网民的情绪、立场往往影响舆论的发展。作者指出网民参与网络事件虽是个体，但在封闭、集中的网络互动中结果呈现为群体行为，显现出鲜明的群体心理特征。而当下网民心理特征突出表现为仇富心理，仇“官”心理，同情弱势群体，坏消息综合征等几个方面。网络舆论扩散到现实社会中，就会产生舆论倒逼现象。有学者在对自媒体时代舆论倒逼现象及其表现予以简单梳理的基础上，尝试提出我国舆论监管的合理化建议。作者认为“舆论倒逼下的网络民主建设可以从三方面入手，第一，积极应对，转变观念，提升政府与媒体应对机制；第二，把握规律，合理应对，改革网络舆情管理方法；第三，关注民生，重视舆论主体的素质养成。”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信息发布更加便捷与快速，人人都可以充当图片、文字或视频的第一发布者，也可以通过转发或分享链接间接成为信息的传递者。即新媒介的不断涌现，正在不可避免地打破着旧有的舆论格局，特别是公民主体意识及诉求表达欲望的日益增强，网络“舆论倒逼”现象时有发生。研究对自媒体时代舆论倒逼现象及其表现予以简单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典型案例对舆论倒逼的生命周期和运行模式进行探讨，并将舆论倒逼的合理引导视作民意表达的有效途径，进而尝试性地提出我国网络舆论监管的一些合理化建议。[40]对于舆论研究比较具有历史性、宏观性的是汤景泰的《我国网络舆论研究的知识图谱与研究主题——基于CNKI （1998—2014）的数据分析》一文。作者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工具，以截至2014年12月公开发表的论文数据为基础进行量化和内容分析，研究了我国网络舆论研究发展的阶段特点与知识图谱。在1998—2014年我国网络舆论研究论文中，时间分布上以2004年和2008为两个重要节点，这说明网络热点事件和互联网发展趋势高度重合。在代表性作者群体中，多所高校研究实力较为突出，而学者间合作较少，仅见同地域小团队合作。[41]从内容来看，网络舆论研究涉及广泛，舆论主体、主题、演化机制、影响及管控等方面都有研究。

蔡惠福，周伟业在《关于准确全面把握受众接受心理时代性变化的几个问题》中指出正在发生的时代之变、社会之变、媒介之变必然引发受众接受心理的诸多变化，重视和研究这些变化是媒体发展需要回答的现实问题。面对当下受众接受心理的变化，媒体应该尽力满足受众对事物真相的需求、改进叙事方式的需求、重塑媒介话语的需求、参与传播过程的需求。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受众接受心理变化问题，应该充分认识到受众接受心理变化的复杂性，既要讲适应受众心理变化，也要讲责任和担当，防止被市场绑架，从“媒介中心主义”堕入无原则的“受众中心主义”。[42]

杨帆借助认知心理学中的生动度假设（Vividness Hypothesis）和双重编码理论（Dual Coding Theory）详细探究受众处理视觉信息时的心理动因。作者以HPV疫苗广告为个案，中西方论文中对有关概念的阐释为指引，中国南方城市的大学生为样本做了一项控制实验。研究发现生动信息在生动度感知、回忆效应和积极回应这三方面的传播效果主要是由想象力与图片添加是否产生显著互动决定的，而非信息生动度本身。与常识相反，图文并茂类信息会削弱对高想象力人群的劝服效果，但同时信息对低想象力人群的影响会得到强化。实验结果为在中国传播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劝服研究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认知心理学思考路径。[43]

隋岩和苗伟山对网络群体事件进行了深入，他们梳理了西方的学术谱系脉络：社会冲突视角、社会运动视角、公民参与视角和传播学视角，并总结了2014年中国网络群体事件研究的文献综述：研究类型上体现了多元化视角和多学科对话的发展趋势；研究话题上，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安全等话题有所下降，而环保事件、政府公权和社会矛盾则持续热门；在理论和方法上，学者们开始尝试不同理论视角的解读，方法上量化和混合的方法受到了研究者的青睐。最后，文章比较了中西之间、理论和实践之间差异，强调在全球视野和本土实践中互动中现实情怀的重要性。[44]

薛可、黄炜琳和鲁思奇研究了形象传播效果，国家形象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具有国际影响的个人是国家形象的重要代言人，研究个人代言对国家形象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国际传播意义。该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专家访谈法确定了四类主要的中国国家形象代言人。以国外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为研究平台，探讨了国际媒体对这四类代言人的关注度，并通过国际受众研究，得出这四类代言人对中国国家形象国际影响的传播效果。研究发现，①从传播效果角度，国外媒体对中国形象代言人的总体报道偏向正面，传播效果好；②从媒体关注度角度，国际媒介对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度最高；③从传播分类研究角度，第一夫人代言中国国家形象传播效果最好。[45]

5.新闻专业主义与新闻价值

对于新闻专业主义，有读者以德勒兹主义为思想路径，从后结构主义和文化研究的视角来重新理解和阐述[46]；也有的通过经典理论的重构来梳理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重构”。总体来说讨论的是“新闻专业主义”在不同的视角以及框架下中国化的过程。[47]

新闻专业主义研究历来都是新闻理论研究的重中之重，新闻的专业主义是一种独立于任何权威之外的新闻从业理念，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和强烈反权威精神，但是在我国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人文环境下，会有诸多的不适应。在新技术格局下，职业与业余、传者与受众等边界早已模糊，以功能界定成为建构新闻专业主义的一次新的尝试。加拿大学者艾佛·夏皮罗采用更理论化的路径，将现行民主体系的大众化进程与剧烈变迁的新闻操作实践相关联，力求在学术界、业界和公众认知上达成对新闻业操作实践及其理念根基的新共识。[48]石力月等人认为虽然对于新闻专业主义并不存在一个唯一的解释，但是无论何种解释都与“公共利益”有所关联。具体到外滩拥挤踩踏事件，复旦学生与广州媒体人关于“知情权”与“隐私权”的争论，说到底就是一个“如何界定公共利益”的问题。[49]不同于以往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理论概念、起源、应用以及本土化等研究，这研究完全从新的视角来分析现今社会中，怎样探索一种具有共识性的新闻专业主义理论，这对于新闻从业者来说更加具有实际意义。

随着以沉浸传播主导的“第三媒介时代”的到来，我们强烈感到现有新闻价值体系时时在“内爆”，并牵动着新闻业的生死存亡。从多元的定义中，我们看到新闻价值的内在变化及其变迁的历史轨迹。从对新闻标准的追寻，到对新闻组成关系的判断，到以受众角度分析新闻的效果，再反推新闻的价值和意义，反映出了新闻价值本身所包容的多面意义。但有两点需要明确，第一，新闻价值以“服务于人”作为它的基本定位；第二，无论哪种学说，都认同社会变化带来新闻价值的变化。以上述两点作为基点本进行第三媒介时代新闻价值的定义推演和要素建构。

新闻价值是如何形成？在第三媒介时代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实质性变化？对于这双看不见的手，该研究借助“风筝模式”，从社会、公众和媒体三部分做了分析。①从社会层面看，新闻价值的演变是在消费需求、市场竞争、政治压力以及社会和技术创新等诸多影响因素交织作用下向前发展的。②从公众层面看，受众需求影响新闻价值，受众需求的多样化使新闻价值泛化。③从媒介层面看，新闻媒介形态的变化影响新闻价值的偏向。

第三媒介时代新闻价值要素的变革包括：内容生产和编辑过程的变革、把关人和把关过程的变革、新闻传播过程的变革、新闻的社会权利发生变革。

第三媒介时代“以技术进步服务于人”成为其新闻价值的定位。首先强调以人为中心：新闻价值最初定义的潜在核心，在第三媒介时代得到极致强化；其次是新闻服务指向的升级：从满足人的信息需求，到人的工作、生活、娱乐一体的全面需求；最后是以技术提升新闻服务于人的能力：达到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能。

第三媒介时代的新闻价值研究，探讨的是一种趋势，一种不断变化中的开放的结构。“数据一旦流动，就创造出透明。在这个过程中，基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在技术进步、人的自我发展升级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不断推动新闻价值的演进和变革。”[50]

2015年1月1日，浙江大学吴飞教授在微博中批评《解放日报》只给了外滩踩踏事件一个“小豆腐块”，网友以截稿时间和编辑惯例为由进行了辩护。据此，祁涛通过分析截稿时间及其对新闻报道的影响、编辑常规与新闻生产准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及编辑中的特殊惯例及其展现的新闻报道价值取向。认为截稿时间、编辑惯例与新闻报道价值取向的关系，他认为在截稿时间和编辑惯例对新闻稿件处理产生影响的同时，新闻宣传理念和价值取向也在发挥指引作用。该报若能及时改变由其宣传理念设置的报道框架，也许会做出更接近受众需求的报道。

截稿时间到底会对新闻内容产生怎样的影响？截稿时间和出版流程是解释《解放日报》如此报道外滩踩踏事故的充足理由吗？编辑惯例如何体现新闻报道的价值取向？为了厘清这些问题，祁涛的研究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一是截稿时间及其对新闻报道的影响；二是编辑常规与新闻生产准意识形态的关系；三是编辑中的特殊惯例及其展现的新闻报道价值取向。

得到的结论是，截稿时间、编辑惯例虽然对《解放日报》报道外滩踩踏事件造成了诸多影响，但却不能成为否决吴飞教授批评的充要条件。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不影响签付和出版流程的报道方案，以充分体现人文关怀。[51]

许加彪和杜丽洁通过对辩式新闻的媒介选择与价值旨意的分析，认为声音的多元是社会治理的常态，媒体通过对某些社会争论议题的选择，对文本进行构建，从而达到社会理解与共存。论辩式新闻基于媒体的议程设置与修辞表达，逐渐建立民众的批判性思维和实证精神，引导受众对社会存在做出公正评判，以期实现社会对公共事务的理性思考。论辩式新闻，需要实证的精神，也是实证精神的体现。在论辩式新闻的文本中，为了证明某一观点，要有大量的论据作为支持。在新闻中引入论辩的形式，是为了实现过程中的实证精神。概括而言，虽然论辩式新闻的形成需要过程，但却在逐渐地培养着属于新闻的批判性思维与实证精神。在传播过程中，首先基于“议程设置”功能，媒体选择议题，然后呈现关于这个议题的公众论点，通过不同媒介载体进行传播。在传播过程中，则需要一定的标准衡量才可构成论辩式新闻。对于公众来说，公共事务暗含着自身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博弈，但主动性的思考方式将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同一个问题，与他人分享经验，将自身融入到社会中，建立社会关系，实现面对社会现实的共同感。[52]

在对新闻价值论的研究中，关注层面也较为多元。主要有针对第三媒介时代下新闻价值要义的变革的研究，研究认为网络社会的演化和受众需求的变化都在冲击着传统的新闻价值内涵，也有研究关注在传统的编辑惯例模式的影响下，对新闻价值的认知的突破空间，提出打破惯例生产优质新闻恰恰是新闻媒体的荣耀所在，也有从论辩式新闻的价值和精神角度进行的分析，认为新闻中注入论辩的形式可以培养批判性思维和实证精神。

在实际的新闻业务中，新闻专业主义常常受到虚假新闻和烂尾新闻的冲击。虚假新闻就是为了达到某一目的而采用发布假信息达到欺骗当事者的一种舆论。未能真实反映客观事物本来面貌，带有虚假成分的报道。白红义、江海伦等人发布了《2014年虚假新闻研究报告》，报告中根据案例分析了2014年的虚假新闻，然后分析其原因，并在结论部分就虚假新闻的治理给出了自己的意见，分别是巩固维护新闻质量的行业共识；创设提升新闻质量的工作常规；建立制造虚假新闻的惩罚机制。[53]在新媒体环境中，对于打击虚假新闻也是不遗余力。美国社交网站“脸书”2015年1月20日宣布，该公司将采取行动遏制虚假新闻在其网站上的传播。什么样的新闻属于虚假信息？“脸书”将这个任务“外包”给了广大用户，在页面上添加了一个举报键，用户可说明某新闻是故意造假和欺诈或是经权威渠道辟谣的假新闻。[54]虚假新闻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假新闻、失实新闻等可以归入虚假新闻之列。虚假新闻中有一种页数表现形式——“伪新闻”，其实质是：将不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当作有新闻价值的新闻事实；或夸大或消减新闻事实的新闻价值。作者主要分析了伪新闻的特征、主要表现，探析了伪新闻产生的核心原因以及提出治理伪新闻现象的一些针对性对策。[55]烂尾新闻在新媒体语境中经常出现，这主要是因为随着舆论新热点的不断出现，这些“烂尾”新闻迅速被媒体和受众遗忘，除了浪费了大量“注意力”资源以外没有留下任何反思。烂尾新闻确实新闻业的一大问题，是需要整个行业有危机意识的。并就烂尾新闻的治理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建议，分别从媒体从业者、媒体机构、媒体管理部门和新闻教育机构四方面出发。[56]不管是虚假新闻还是烂尾新闻，都有违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以及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在治理的方面，应该更加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一问题。

6.媒介的变革与发展

党东耀在《媒介再造——媒介融合的本质探析》为媒介融合的价值取向进行了思考。从WEB1.0时代到WEB2.0时代，历经网络媒体的兴起，社会化媒体的崛起，传播平台由固网向移动网络转型等阶段。实践表明，媒介融合始终由媒介再造的过程推动着，媒介再造也是媒介融合的路径。媒介融合需要通过媒介再造来实现，它既是对媒介再造目标的要求，也是对媒介再造效果的评价。因此，必须紧紧把握好媒介再造作为媒介融合的本质，重塑媒介流程、产业链和价值链。[57]尹明华在《破解媒介融合的相关性制约因素》提出了更好促进媒介融合的方法。媒介融合是近年来我国传媒业发展的大趋势，对其中存在的制约性因素的探讨具有积极意义。该文为作者近期演讲的记录稿，对目前制约我国传统媒体融合发展的诸多因素做了有意义的探索。其中包括：全覆盖、可占有、快繁殖的内容分发渠道的缺乏、缺少可购买的第三方实时数据社会提供者、从内容为王到理解为王的转换障碍、被选择被评价的自我角色定位障碍、社交媒体传播新方式对复合型竞争能力的新要求等。[58]

在媒介变革相关研究方面，陈力丹和熊壮概述了2014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研究中的十个新鲜话题。对“媒体融合”、微传播、线上内容生产模式、微信公众账号作为传播新方式的试验场、网络事件的扎堆、媒体反腐、新闻传播学论文质量和学术道德问题以及公共外交等话题进行了研究，并引进了“数字遗忘权”新话题。[59]杨娟分析大数据技术驱动下新闻生产要素的变化情况，探讨了中国新闻生产方式变革的主要原因，特别是数据新闻生产发展缓慢的制约因素。提出，中国的新闻生产应该借助大数据技术，做到产品形态多样化、生产技能专业化、生产方式本土化和发展思路理性化，从而建构中国特色的数据新闻生产模式。由于大数据时代新闻资源的新特点。媒体要从体量巨大的碎片信息中提取素材，加工成各种各样的新闻产品，便于受众随时随地随意获取有用信息，就必须借助大数据技术进行分析处理。加之媒体之间的新闻信息采集、编辑、处理、反馈以及相应技术设备，都已达到深度融合。

用自然科学的方法重建新闻客观性。全数据分析模式提升了数据的代表性，建立在大数据技术之上的事件分析和解读，比单纯依靠记者判断和专家采访更有说服力，使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得到增强。以此生产的客观新闻报道，更容易被受众接受，也更能体现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数据新闻的生产不再完全依赖社会精英提供内容，而是更多依赖国家统计部门、社会化媒体和物联网相关行业的大数据。以上这些都构成了新闻生产方式变革的原因。

然而，中国的数据新闻生产也存在一些制约因素。首先由于中国具有长篇叙事的历史文化积淀。数据新闻多种链接、多种动态、多种进出口呈现的信息量固然巨大，与人们的接受习惯不相符合。其次，数据新闻宏大的叙述产品比较贴近美国的受众的需求，与中国以平民阶层为主体的受众的文化特征和审美需求不太吻合。加上中西方传媒市场的发展差异。

当然，数据新闻只是传媒产品的一种类型，不可能取代旧有的新闻生产方式。对此应当持有的态度是，在促进数据新闻发展的同时，促进新闻产品形态多样化、生产技能专业化、生产方式本土化、发展思路理性化。说到底，新闻生产的终极目标还是报道事实真相，引导受众与社会建立和谐关系。[60]

随着社会发展、媒体变革和学科的进步，新闻传播理论亟待拓展、深化与创新。从方法论路径讲，应当从体系建构转向问题研究，且在弄清研究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学术创新，更要正确处理好全球视野与本土学术的关系，才能切实有效地推进新闻传播理论的深化与创新。新闻传播理论深化与创新的方法论路径，首先是学术取向问题，即是注重学科体系建构还是突出问题研究；其次是研究传统与学术创新的关系问题，即如何在研究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再次是西方学术与本土学术的关系问题，即如何在全球视野中做好本土学术研究。对研究者来说，做任何一项研究，都要把自己的问题建立在相关论域的理论脉络之中，以对学术背景的阐释作为研究基础。对新闻传播学科来说，则应当加强对重要理论学说的专题研究，梳理各种理论学说的发展脉络、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把握其理论精髓，澄清其错误与局限，从而建构起科学的理论发展脉络。关于真正意义上的传播研究本土化，祝建华说得好，应“从本土实情出发（而不是从某一理论或假设出发）、广泛搜索国际学术界的知识巨库、从中严格选择直接相关而又能够操作化的概念、命题或框架，以此为基础而发展本土化理论。”具体可从两方面进行操作：首先，要有明确的本土问题意识，要分析研究中国语境中的新闻传播问题。其次，要在认真梳理古今中外研究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学术创新。[61]

童兵在分析中国新闻传媒改革的重大课题时提出，就新闻传媒产业而言，当前要下决心在下面三个方面力争有所突破。其一，在传媒管理制度上有所突破，把加强党的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其二，在传媒运作机制上有所突破，在坚持传媒事业与企业分开、采编与经营分开、采编播人员与经营人员不混岗的前提下，确保不同岗位的不同人员职责明确，分配合理。其三，在国有传媒资产监管运营上有所突破，充分发挥文化经济政策的引导、激励和保障作用。通过对马克思和列宁的办报经历的简要回顾可以看出，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没有“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或者“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的片面政治主张和新闻政策。他们既重视现代传媒的社会效益，又重视它们的经济效益，在坚持“双效统一”的原则下，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应该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政治立场，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新闻政策。《指导意见》的要求阐明了新闻媒体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引下，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双效统一”的使命和责任。在具体执行环节，应切实把握好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和坚持“双效统一”的量化指标。就新闻传媒产业而言，当前要下决心在下面三个方面力争有所突破。其一，在传媒管理制度上有所突破，把加强党的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其二，在传媒运作机制上有所突破，在坚持传媒事业与企业分开、采编与经营分开、采编播人员与经营人员不混岗的前提下，确保不同岗位的不同人员职责明确，分配合理。其三，在国有传媒资产监管运营上有所突破，充分发挥文化经济政策的引导、激励和保障作用。[62]

针对用户生产内容对新闻生产方式的变革的影响，曾祥敏和朱玉芳指出核实、求证、赋予意义是专业媒体在使用用户生产内容中的前提和重要环节，用户生产内容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专业新闻生产与用户生产内容在一系列的合作、确认、纠错中，最终能提炼出报道事实的本质。目前，已经有不少媒体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用户生产内容的求证机制上正进行尝试和努力。针对用户生产内容的求证机制，首先，公众信息的发布必须验证其真伪，因此一套严格有效的求证机制成为必需。在此方面，美联社、路透社、《纽约时报》、BBC等西方媒体近年来都相应增加了对使用社交媒体的指引，制定了相应的求证制度；其次可通过提供专门的内容平台、开展线上培训课程、开放学习素材等途径从源头上予以把关；再次面对海量的用户生产内容，建立一个有序的审核团队和机制显得非常必要；另外可使用基于电脑智能的验证工具；制定社区准则和条款的方式促使用户承担发布责任。[63]

在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普遍出现下滑的趋势的背景下，程曼丽认为“主编将死”的视角尚未脱离媒体本位和新闻传播学科自身的局限性。如果以发展的、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就不难发现，媒体或传统媒体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的变局不是孤立存在的现象，而是社会大变局图景中的一部分。新的媒介生态、社会生态提出的全新问题是：第一，媒体经营者是否能够关注并了解社会公众的现实需求，及时提供影响和指导其实现需求的有效工具。第二，媒体经营者是否能够注意到社会公众的潜在需求，并通过创新思维和独到的策划为其潜在需求提供实现的窗口。[64]

喻国明认为互联网作为一种“高维媒介”，激活了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社会传播的全新格局。“个人”被激活之后媒介生态的重构本质上是一场革命，而“平台型媒体”则是“互联网+”时代媒体转型融合发展的一个主流模式。平台型媒体的操作要点是：打造一个吸引和掌握着海量流量的开放平台；构建新型的信息节点及节点集群；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应从传播机构的管理者转变为社会传播生态的共建者。“平台型媒体”：运行法则与操作有三个要点：一是开放连接是第一生产力：媒体运营的观念变革，二是传统媒体模式无法简单地平移型媒体：关于“The Daily之死”的思考，三是“产销合一”的生产模式：平台型媒体内容生产和价值构建的节点。[65]

隋岩和陈一愚认为在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个体或群体利用媒介关注度汲取资源在短期内实现阶层跨越的事件屡见不鲜，媒介已成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杠杆。资源配置与社会阶层彼此干涉、密切相关，同时，社会阶层也是观察社会结构的重要窗口。资源配置机制与社会结构演变间的关联，当下社会行动体借助媒介关注度实现社会阶层流变，体现了媒介在资源配置机制中的重要作用。传媒业已成长为一种与家族继承、政府分配和市场调节同样重要的资源配置机制，是各种资源得以配置的重要环节。[66]

强月新和刘莲莲认为法律、行业法规、行政手段、书面或口头命令构成了我国媒介规制的基本结构。整体上看，该结构存在几方面问题：方式上，正式规制的柔性与非正式规制的刚性相混合导致了规制效力错位，并使得媒介规制缺乏稳定性；内容上，授权性规定少，禁止性规定多，使得媒体经营管理行为面临边界不清的尴尬；范围上，我国媒介规制尚存在诸多空白领域，导致媒体经营管理行为缺乏制度保障。这种规制结构的形成与我国的探索性改革思路、运动型治理方式及“条块结合”的媒体管理格局等因素相关。[67]

廖圣清、黄文森、易红发和申琦通过梳理媒介使用的研究传统，结合新媒介技术环境下媒介使用的现实，从媒介使用的概念和测量问题出发，探讨媒介使用新的研究角度及其测量技术和方法，从受众媒介使用的媒介、时间和空间三个维度，提出媒介“碎片化使用”的概念和测量指标，借此回应移动互联网时代研究者对受众的媒介使用、多任务行为等问题的关注“碎片化使用”指数是一个多媒介、多变量、多维度的综合性指标，对回应和解决新媒介技术环境下媒介使用的新变化和新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今后的进一步研究中，我们将通过实证数据对“碎片化使用”的信度、效度进行检验，以确保其测量的可靠性和有效性。[68]

隋岩指出：今天，媒介文化实践已是整个社会变迁的重要表征，它的纷杂多样，是基于技术变迁所触发的一系列社会思潮演变的结果。因此，要进行媒介文化研究，需要从社会思潮、技术变迁以及学科融合三个方面出发：得益于消费主义、群体传播和新历史主义三大思潮的理论支持，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当下媒介文化实践日益娱乐化、传受关系日益散点化以及文本意义不断重构的命脉；同样，梳理信息传播方式变迁的历史，通过对互联网数字技术的再思考，能够帮助我们挖掘诸如“沉默螺旋”“议程设置”等传播学理论发挥功能的语境与再发展的可能。同时，要进一步深化媒介文化研究，还需要从相关学科领域汲取养分，跨学科、海纳百川，如此才能契合当下的媒介文化实践语境，创造新的理论嫁接。[69]

7.媒介素养与新闻教育研究

关于新闻教育这一议题，相关学者一是通过美国经验的总结，希望中国高校新闻教育突出院校新闻学科特点，打破学科之间壁垒，重点加强新闻价值观的培养。二是坚持新闻专业主义在本科教育中的地位，并对于新闻人物在本科教学中的榜样作用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得出大学生更认可与“新闻专业主义”相关的新闻报道。由此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在关注新闻教育这一议题时，依然寄希望于西方经验和西方的经典理论，并希望开展基础理论、通识课程和实践能力相结合的教学方式。

新媒体的快速发展迫使新闻传播教育面临亟需转型的现状。对于新闻教育的问题是学术界近几年非常关注的话题，新闻专业教育改革面临许多挑战，如何寻找出路需要各位学者的共同探讨与努力。首先是新媒体专业的设置问题，针对目前我国新媒体专业建设的三种模式：一是以传统新闻学训练为主，以互联网信息传播和应用为辅；二是以互联网应用和技能训练为主，以传统新闻学训练为辅；三是以传播学训练为主，以互联网信息传播和应用为辅[70]，有学者指出“这种新媒体专业培养模式类似于融合新闻传播教育，仍受传统新闻学理念影响，束缚了新专业的发展”。并提出教育理念创新和新媒体专业体系重建的新路径。新媒体的发展壮大对传统媒体形成冲击，不仅打破了既有的传播格局，也对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形成挑战，对新闻传播从业人员职业素养提出新要求。新媒体在实践和理论方面，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传统新闻学，旧有的新闻传播教育理念不适于新媒体专业建设。在强调传承的教育领域，传承的是知识文化，但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是动态的，是可以合理颠覆和重建的，这是谓“破坏性创新”。故新媒体专业教育要以自身媒介特性为抓手，重建课程体系。[71]有学者从具体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学术型硕士与专业型硕士的培养入手，分析目前新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作者指出“从社会需求看，学术型和专业型硕士有不同的社会供求，学术型硕士为全社会培养高端理论人才，即为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培养理论研究人才；专业型硕士为媒体行业培养学以致用的应用人才。这两者在专业需求上和学科逻辑上不能混为一谈，而应泾渭分明。”[72]并针对“不能厘清学科性质和专业特点，学科对象和研究范围相互混淆，缺乏正确的研究范式”等培养误区提出了创新路径。对新闻传播教育研究更具有宏观性、国外视野的是杜慧贞的《全球新闻教育改革五大焦点评析》一文。该文从全球视野出发，梳理了近15年国际期刊近百篇新闻教育研究论文。作者从改革的视角选取了当前五大焦点问题，分别是“新闻专业主义教育、新闻教育的使命、课程设置、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以及新闻教育中的多样性与国际化意识”，通过对全球焦点问题的考察，为中国的新闻教育提供新思路。作者指出“新闻教育的改革不能再满足于简单地增加几门课程或新增一个专业点，而是需要具有前瞻性的全新思路，联合业界共同探索品质高、效率效益高、公众参与度高的新型新闻生产模式。”[73]在探索新闻专业教育改革之外，对于新媒体环境下人们的媒介素养问题也是2015年重点探讨的话题。有学者从信息风险的角度分析媒介素养。社会化媒体环境下，公众在表达自我时，面对真假难辨的碎片化信息缺乏分辩能力，就有可能不自觉的成为谣言的传播者。作者提出“提升社会化媒体受众的媒介素养有助于减少信息碎片传播过程中的负面效能，使受众尽可能准确地解读社会化媒体信息”[74]，而探寻社会化媒体环境下受众应对信息风险的可行性路径是很有价值的研究问题。手机的迅猛发展也使学者对手机媒介素养产生了思考。通过分析手机媒体迅猛发展以及发展中呈现出的特点，阐释手机媒介素养的核心内涵及其特点，并指出“手机媒介素养已成为人们生活质量的决定性因素，研究手机媒介素养的内涵与特点就不仅是一种理论需要，它更是一种迫切的现实需要。”[75]对于不同人群，媒介素养的要求也不同。信息时代青少年的网络依赖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关心的议题。有学者提出网络素养教育是应对青少年网瘾问题的创新之举。“通过网络素养教育，使青少年能分辨网络信息的真假和好坏，能合理控制上网时间，并能懂得如何规避网络危害，从而使青少年成为“网络的主人”，而非沦为“网络的奴隶”。[76]而具体网络素养教育的展开，有研究认为可分为三大版块，分别由学校、媒体监管机构和公益组织牵头。新媒体时代，青少年群体是网络依赖问题，而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知识沟还依然存在。农民的媒介素养也是我国在发展转型中不得不关注的问题。有学者对四川省北川县擂鼓镇、江苏省丰县首羡镇、宋楼镇、大沙河镇等地若干行政村的农民媒介素养作了田野调查，结果并不如意。低收入型农户获取信息的渠道较为单一，主要依靠广播电视、乡村能人、邻居和亲戚，作者指出“在城镇化、市场化背景下，在各种市场主体中，农民群体是一个具有先天性弱势的群体。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小农经济的环境里，缺乏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技术手段，只能依靠政府和媒介提供相关信息”。[77]所以提升农民群体媒介素养目前依靠两条途径，一是需要政府的顶层设计，二需要大众传媒承担责任。

8.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

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论文不多，最重要的有两篇。一篇是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机制探讨，指出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机制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果。①在传播内容方面，首先存在一个“什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问题。②传播主体存在问题。③传播受众上的问题，一是对传播者与受众关系的认识和把握不准确。二是对重点受众认识不够明确。④从媒介与传播者的关系角度看，新的媒介生态使传播者面临如何有效地选择和使用传播媒介的问题，其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反向影响尚难评估。健全和完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机制，有如下基本对策。①实现主流话语与社会现实的互动。②强化党组织传播功能。③建立适应受众结构新变化的传播机制。④健全新型媒介生态调控机制。[78]另一篇论文是从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的历史与逻辑进行研究，该文章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的内容的选择是由当时‘救亡图存’的最高社会需要决定的，人们认识到社会是发展变化的且社会发展是有方向性的，并意识到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手段是竞争法则。”在这样的逻辑与社会共识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科学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输入中国。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这一历史事件为‘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奠定了传播主体和传播内容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79]

田秋生分析了迈克尔·舒德森和詹姆斯·W.凯瑞的新闻观，他立足迈克尔·舒德森与詹姆斯·W.凯瑞的新闻观，结合本土情境，探讨了新闻学研究的文化取径。研究发现，迈克尔·舒德森将新闻视为“故事”，关注作为特定文化形式的新闻生产方式的历史生成；詹姆斯· W.凯瑞将新闻视为“戏剧”，关注新闻传播过程中共同世界观的形成；在此基础上，尝试探讨文化视域下的新闻学研究的本土取径——立足“文以载道”，展开“文人论政”与“书生读报”的研究，并关注作为语文的新闻的文体演变。舒德森将新闻视为记者依照传统所建构的故事，其关注点在于“传统”——即新闻生产方式的历史生成；凯瑞将新闻视为人们展开交往和会话，进而建构共同事物的戏剧，在关注新闻传播过程中共同世界观的确立过程的同时，也关注传播技术对新闻及社会的影响。

我们必须立足中国，直面中国的新闻传播，首先回答以下基本问题：中国人是如何理解文化的？根据国人对文化的理解，我们又可以如何理解作为文化的新闻？

我们获得了一种有关新闻传播的本土文化视野：作为文化人的新闻人、作为修身的新闻阅读、作为学子的读者，以及——作为语文的新闻。

若是将新闻视作语文，可以提出的总的问题就是：立足“文以载道”，作为文化人的新闻人与作为学子的读者，对于媒介与新闻，持有何种认知与期待？又展开了怎样的实践？在新闻人与新闻生产方面，我们立即会想到所谓的“文人论政”与“报人报国”；在读者与新闻消费方面，我们会联想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文人论政与书生读报，又可统一于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与书生意气。在这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新闻史，既是一部“文人论政、报人报国”的历史，也是一部“书生读报、胸怀天下”的历史。[80]

9.新闻概念研究

对新闻概念的理论研究文章不多，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三篇文章。一是对新闻隐匿权的分析，二是对话语体系概念的分析，三是关于西方倡导性新闻的分析。在《新闻隐匿权：未完成的理论表达及其思想困境》一文中，作者通过梳理“新闻隐匿权”在美国的发展历史，认为“新闻隐匿权从提出直至今日，并非完全都是为了保护新闻自由，其对新闻自由的促进作用也令人存疑。”[81]直到现在新闻隐匿权仍然是个争论不止的问题。还有学者分析了话语体系的概念。在《话语体系：概念解析与中国命题之反思》一文中，作者认为“尽管‘话语体系’一词具有浓厚的主流意识形态色彩，但其学理意义似乎也不容忽视，而解析‘话语体系’的内涵，需从中国模式的客观事实入手，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出发，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遗产构建中国崛起的解释学框架，阐发中国模式的正当性，进而获得世界的普遍认同。”有学者面向国外，探讨西方新闻学中常见概念的发展，来深化我们本土新闻理论研究。如《论西方倡导性新闻的发展进程及其合法性》一文，作者分析了“倡导性新闻”这一概念的概念界定、发展进程及理论合法性等问题。

（郝 雨、李艳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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