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证公众的媒介接近权

二、保证公众的媒介接近权

知情权是公众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实现的前提，而媒介接近权则是公民这些权利最终得以实现的保障。媒介接近权同样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媒介接近权是指“一般社会成员利用传播媒介阐述主张、发表言论及开展各种社会和文化活动的权利，同时，这项权利也赋予了传媒应该向受众开放的义务和责任”。^[6]媒介接近权的概念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美国学者J.A.巴隆在《哈佛大学法学评论》上发表了《接近媒介——一项新的第一修正案权利》一文，第一次提出了“媒介接近权”的概念。1973年，他又出版了《为了谁的出版自由——论媒介接近权》一书，对这个权利的概念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媒介接近权的核心内容是要求传媒必须向受众开放。传媒接近权概念提出40年来，虽然尚未形成法律上的明文规定，但至少在三个方面产生了普遍影响:“第一是‘反论权’，即社会成员或群体在受到传媒攻击或歪曲性报道之际，有权要求传媒刊登或播出声明。第二是‘意见广告’。为了争取受众的好感和信任，目前很多印刷媒介在不同程度上以收费的形式接受读者要求刊登的意见广告。第三，体现在多频道有线电视领域，一些国家在发放有线电视系统经营许可证之际，规定必须开设允许受众自主参与的‘开放频道’的附加条件。”^[7]

媒介接近权基本的前提是肯定人的存在，重视人的尊严和价值，重视人的主体地位。它把人视作权利的主体，强调人是媒介的使用者，媒介服务于人的生存、发展的需要。大众传媒因其公共性、公益性的特征，应当向一般民众开放，真正的新闻自由一定是允许社会公众自主参与的。公民媒介接近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该权利是实现公民言论自由的保证。当今社会，大众媒体以日益强劲的影响力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利用媒体发表意见、交流思想是实现公民“公共话语权”的主要途径。第二，该权利有利于制止公权力的擅权，维护社会公正。利用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用权力制约权力是遏制社会不公的有效途径。第三，该权利有利于社会公众参政、议政。现代社会一般公民很少有直接参与政治的机会，利用媒体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是大多数人唯一的途径。第四，该权利有利于发挥媒介社会“排气阀”作用。公民利用大众媒介表达意见、反映情况、宣泄不满，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相反，压制、限制人们言论自由表达，时间久了则会成为社会安定的“隐患”。由于公民“媒体接近权”具有上述价值，因而各国政府都十分重视。

在我国，传媒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媒介应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从原理上来说是不存在公众的媒介接近权问题。在现实的新闻实践中，政治的强势使得媒介的政治接近权、代表接近权都优先于公民个人对媒体的接近权。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当媒体有了自己的利益。媒体的利益与受众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受众的权利往往是被搁置的。媒体资源的有限使媒介时常被一些强势力量所左右，普通公民在公共媒体上难以获得表达的机会，处于弱势地位的声音在媒介上就更难以听到，媒介接近权和使用权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歧视，公众开始对媒介身上越积越厚的权力色彩忧心忡忡。这就需要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加强对媒体的监管，防止强势阶层对公民媒体接近权的侵害，培育社会公众的媒介素养，切实保障公众的媒介接近权。在媒介时代，大众传媒是促使人们思想、观念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而公众对媒介的选择性接触又反作用于传媒，直接影响着大众传播主导性作用的发挥。随着人们对传统主流媒体的不满和不信任程度的增加，人们表达自己的愿望日益强烈，网络以其传播空间全球化、传播方式交互化、内容更新实时化、传播手段多媒体化、传播者多元化和受众主动化等特点成为人们发表言论、交流思想的主要方式。网络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象征着媒介接近权的里程碑式的进步。它是对媒介作为社会公器这一基本性质的再次确认。更为重要的是，传播景观的变动促进了公民新闻的兴起，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中找到自己表情达意的一席之地。在网络中任何人都可以是记者，这就弱化了传统媒体高不可攀的神坛光环，网络传播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着公民对传媒接近权的突破。当然，网络传播的低门槛和网络上信息准入的宽松，使得人们在发布信息时很少考虑行为的后果，语言的粗俗、信息的虚假，从整体上降低了网络传播的影响力，影响了受众“接近权”的更好实现。

按照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媒体作为一种公器，理应对社会公众开放，成为公众诉求表达的一个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