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众媒介素养的基本现状

从媒介使用到媒介参与：中国公众媒介素养的基本现状⁽¹⁾

周葆华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摘要：媒介素养理论与实践强调公民对媒介信息的处理能力，以及公民对媒介的参与能力，并视之为相对于单向“媒介使用”行为而言受众主动性的体现。本研究聚焦媒介素养的这两个维度，尝试探讨个人的政治认知、人际讨论模式、媒介使用、媒介评价和媒介参与功效意识对它们的影响。在对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四城市2409名市民随机面访调查的基础上，研究发现：公民的政治与公共事务兴趣和开放型的人际讨论模式对媒介素养的两个维度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网络新闻和海外媒介的使用对媒介信息处理能力有重要贡献，媒介评价和媒介参与功效意识正向影响公众的媒介参与意向，而更高的媒介信息处理能力也预示着更高的媒介参与意向。

关键词：媒介素养　媒介信息处理　媒介参与意向　媒介使用　媒介评价　媒介功效意识

20世纪30年代肇始于英国的“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理念与教育实践，在70多年间已历经数次重心转移。根据学者们的概括，从第一代源自精英文化脉络、强调保护公众免受不良媒介信息侵害的免疫式媒介素养观，已经逐步转移到强调对媒介的质疑和批判性思考，并进一步拓展到以公众媒介参与为核心的研究范式（Buckingham，2003；Masterman，1997，1998；郭中实、周葆华、陆晔，2006；陆晔、郭中实，2007）。作为现代公民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素养被视为一个“赋权”（enpowerment）的过程，即教育和引导受众以自己本该拥有的传播权力重新调整和平衡与媒介传播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尽到参与社会的公民责任（陈世敏，2005；陈国明，2007）。因此，媒介素养格外关心两个问题——即受众如何处理所接触的媒介信息（特别指向是否具有质疑和批判意识），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到媒介内容的生产和创造。如果说媒介使用概念基本意味着被动、单向的接受过程，那么媒介信息处理则代表着受众对媒介信息主动、积极的处理策略，而媒介参与更进一步，不仅接收信息、处理信息，而且参与生产信息，三者之间构成了一个受众主动性递增的链条。恰如霍布斯所言，媒介素养就是从基本的能够使用媒介到思考分析、再到利用媒介参与创造的过程（Hobbs，1996）。

因此，从关注受众主动的认知和行动能力出发，本文将集中探讨媒介素养的两个维度——媒介信息处理和媒介参与意向，具体地，我们试图回答如下问题：首先，在中国社会，受众媒介信息处理和媒介参与意向的现状如何？不同地区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其次，影响公众媒介信息处理和媒介参与意向的因素是什么？什么原因造成了受众之间媒介素养的差异？我们希望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一方面厘清媒介信息处理、媒介参与意向之间，以及它们与媒介素养其他相关概念之间的理论关系，另一方面也可为媒介素养教育的开展——特别是提高受众信息处理能力和参与意识的社会实践，提供依据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