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权力还是粉丝俱乐部体育新闻引领潮流

第九章　第四权力还是粉丝俱乐部?体育新闻引领潮流

大卫·罗

●记者主要应对谁负责——他们的雇主还是公众?

●体育记者应该代表观众的利益还是应该与观众区别开来?

●记者应当在多大程度上依赖特定的消息来源?

●记者是否应该对自己的“圈子”进行批评性报道，即使这意味着他们的关键消息来源以后不会再向他们提供信息?

●对流行领域的一些记者，比如体育圈子的记者来说，可不可以将“硬新闻”，调查性、批评性的新闻报道，留给像政治、法律或经济等更“严肃”的圈子?

介绍:质疑流行

自从新闻作为现代传播的主要模式以来(Hartley，1996)，记者已经面对了实践中的不少困难问题。这些困难和所有记者都相关，涉及商业的影响、新闻的独立，它们与那些报道流行文化、名流以及娱乐等急速发展的记者关系更大(Turner et al.，2000)。报纸过去总是既报道“轻松的娱乐”，同时也报道“硬新闻”。但是现在，在来自许多其他新闻或娱乐的消息来源的压力之下，报纸内容的平衡发生了可见的变化，朝向更轻松、更“读者友好型”话题转变(Bennett，2003)。

体育作为新闻报道的一个重要主题，已经极好地确定了自己的位置。既不是履行建立在即时性基础上的新闻角色，也不是扮演建立在名流基础上的娱乐功能(Turner，2004)。同时它还为探讨当代社会大众文化提供了大量机会。因此，在信息、娱乐和评论之间采取一种合理的平衡，这是体育新闻面对的主要尴尬境地。比如说，体育记者在他们的专业实践中，既要将体育作为新闻“客观地”进行报道，又要作为某球队的支持者鼓吹(或批评)某些运动员或运动队。这样的紧张状态不仅体育记者会面对，也不只是纸质媒体记者要面对，但是特别适用于体育界(Lindsey，2001)。

本章谈及大众文化形式，如体育的新闻报道，询问了一些体育记者对他们行为的反思，通过对与之相关的关键问题的探讨，本章试图对流行新闻提出批判的议题。但是在用案例分析对体育新闻进行探讨之前，有必要简单地追溯新闻结构与实践中更广泛的发展。

大众化还是毁灭?

报纸新闻目前已经普遍遭遇了一系列艰巨的挑战，这些挑战所呈现的不仅是报纸如何繁荣发展的问题，并且还有关于它们是否能生存的担忧。当代报纸的弊病已经被记录得很多，包括日益受到更为迅捷的电子媒体的挑战，特别是电视和互联网;大众的时间压力越来越大，没那么多时间挤压出来进行阅读，对一天中重大的事件进行反思;还有代际间购买和阅读日报的习惯在衰落，尤其是年轻女性，属于很难送达和维持的群体(Greenslade，2003)。报纸发行量和销售额的下滑带来了一系列战略反应。报纸大小变得更易携带，风格变成摘要式小报版式(实际上，2003年英国的大报《独立报》和《泰晤士报》同时开始印刷小报版式，并在2004年全面转向小报版式)。《卫报》和《纽约时报》等在报头下提示，有在线文本作为报纸内容的补充。

大报习惯上被描述为“高品质”和“严肃的”报刊，它们现在都在不断修正自己，向更明亮、生动以及不那么拘谨的风格转变，在新闻价值上更加民粹化。他们所普遍采用的新闻实践过去都是那些跟他们竞争的小报所使用的，如使用大图片、大标题，在内容上报道新闻更加直接、简洁，更“急速轻快”(Dahlgren and Sparks，1992)。报纸在历史上总是在新闻价值与娱乐价值之间存在紧张的矛盾(Allan，1999)，而当代的趋势已经拓宽了新闻内容，并在大部分报纸上重塑了新闻优先权。很多人批评了这一趋势，认为它令人遗憾地代表着大报走向“软”的、“消费者主义的”、“生活化”的新闻。或者更加糟糕的是，报纸在大小、版式和编辑原则上整体“小报化”(Franklin，1997)。当然，也有人持相反意见，将这个变化解释为一种对精英的、家长作风的新闻规范的挑战(Lumby，1999)。

这些观点正在激烈的争论中，但仍在某些地方达成了一致。也有证据显示，不管好还是不好，新闻对大众文化的报道在报纸上更为显著(Sparks and Tulloch，2000)。有一个领域，不管在自己已有部分还是整个报纸上，都大幅扩张，那就是体育。事实上，体育在报纸上无处不在，从头版通栏标题到商业版的严肃分析，连什么构成体育新闻现在都已经变得不确定了。报纸和其他媒体与体育的牵连如此密切，体育与这些媒体的关系也一样，好像在说明这些过去分开的机构正在进行融合(Rowe，2004)。结果，体育新闻好像摇摆不定，时而对其重要的体育消息来源(比如俱乐部和队员)吹捧阿谀，时而又通过揭露体育丑闻对相同的机构和个人尖声丑化。

本章试图分析当代报纸(以及一些广播电视)记者和编辑常态化参与体育的一些方式:或吹捧或批评。这些问题直指新闻作为一种职业的核心——记者被训练为勤勉工作以服务于更高价值的个体。简言之，新闻媒体扮演“第四权力”的角色，对于权力的使用和滥用进行批判式检验(Carran and Seaton，2003)。正如我之前所说，虽然这个议题可以在每个圈子分析，不管是政治、经济、旅游还是娱乐的报道圈子，但是，体育圈特定的社会文化活力使之成为分析当代新闻实践时最有检验力的领域。

做体育新闻

职业体育包含着一种精英的物质文化形式，它从本质上说是专横而无用的，但是全球观众对此投入了大量的热情和精力(Tomlins On，1999)。因此，体育人可以被看作是移动的大画布，他们的粉丝在这张画布上涂画着他们的渴望、幻想和身份认同。于是，体育报道记者们面对着这样一些人:他们特别擅于在赛场上展现自己的才能，但却在其他方面非常普通(Andre W and Jacks On，2001，Whannel，2001)。体育记者用大量的细节报道这些体坛人物在场上的表现，但同时又被要求将运动员的场上表现和场下性格和行为联系起来描写，还要把运动员的场外行为像一个富有的、高调的娱乐明星一样呈现，以此把这些运动员当作主体“生动刻画”。当记者们尝试完成这些任务时，他们的眼前会遭遇一些困难。比方说，如果报道对象是一个不那么鼓舞人且单调乏味的体育明星该怎么办?又或者反过来说，如果这位体育明星的非体育行为价值超过了他的体育明星地位时该怎么办?

为了完成上述体育新闻使命的理论探究，我们很有必要考察一个受到高度关注的案例。该案例体现了体育、荣耀与娱乐的交叠。安娜·库尔尼科娃是世界上最著名且最富有的体坛人物之一。尽管她还从没赢过任何重大网球赛事，并且由于长期的背部伤痛，她在22岁就已从职业网球比赛中退役，但她依然是个超级体育明星。她的形象通过其经纪人(Octagon)以及新闻、体育和娱乐媒体，被有意地性感化了。在这里，媒体和体育明星之间的协定就是，库娃在场上的比赛表现将会不断地被议论、拍摄，并通过模特化、商业签名和商品化等手段将注意力变成资本。库娃的身体形象无疑吸引了公众的眼球(Harris and Clayton，2002)，但体育记者在售卖库娃上是相互勾结的。那么，这些记者应该向库娃提出作为“第四权力”的核心，那些职业责任所要提出的难堪问题吗?

2002年6月，库尔尼科娃在英国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的首轮就被淘汰——那是她在那一年之中第十次在首轮就出局。当她被一名BBC体育记者问道，她是否应该屈尊降到较低档次的网球比赛中去，以便继续从事她的网球事业时，库尔尼科娃走离摄像机，并要求重新开始采访。后来还是在陪同的女子网球联合会(WTA)一位官员的劝说下重新开始采访。随后采访的播放引发了媒体的巨大兴趣，还有一些报纸在头版刊出了报道。这不仅因为这条新闻是关于一个体育名人的，还因为它的内容在那些传统的陈词滥调，赛后体育新闻交易所生产的东西里早就看不到了。女子网球联合会(WTA)对此提出了官方抗议，对此，BBC予以了回拒，认为自己只是在制作一个“好的新闻”。

在这种时刻，体育产业和媒体之间通常舒适的共生关系被暴露无遗。上述事件有新闻价值，正是因为普遍成功的体育明星的媒介管理被打破。但是这不是体育新闻发展的分水岭，商业化的、被媒体培养出的体坛人物，照常提供给体育记者们可预测的“画外音”。正如记者保罗·凯尔索(Paul Kels O，2002)指出的那样:

上星期发生的风暴很可能只是成为一个小插曲——库尔尼科娃对于网坛的价值不可能被夸大。打开最新一版的《优势分》网球杂志，就可以发现开头两整页都贡献给了库尔尼科娃的广告，一个是为欧米加手表代言，另一个则是为贝勒公司所作的运动文胸的广告，在接下来的二十二页中，又出现了五张她的照片，其中只有一张是她拿着球拍，其他四张都是生活照。

她还推动了报纸销量，像一个匿名的网球作者所认为的那样:她是那种超越了体育的人。对网球一无所知的人也知道库尔尼科娃的名字。她是这个星球上最著名的人之一，这也对网球运动十分有益。让我们面对这个现实，我们都在一个“秀场”中。

这意味着体育和“秀场”已经合并，并且可以想象的是体育新闻现在已经成为“秀场”的一部分。上面引用的那位体育记者还抱怨说，由于那次采访的结果不可预测，“最有趣的”女子网球选手已经受到了局限。所以，让体育记者通过他们的代表或者组织看透公共关系掩盖之下的体育明星，是极为困难的一件事。但是如果体育要配得上这个名称，这正是它需要做的事情。然而，尽管拥有系统化的媒介管理，体育的世界还是常常爆出丑闻和争议，用一句英语的记者行话来说:“按住葫芦压不住瓢(all goes pear-shaped)”。

记者与体育丑闻

从形式上看，多数体育新闻报道中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可高度预测的。赛季过后就是周而复始的老路线，比如招募新队员、队员的体能测试、对策和战术学习、伤病、退役。这种有条理的一套程序可能会被与之相关的体育丑闻破坏，比如服用能提高场上状态的药物、性骚扰的指控或是经济问题(Rowe，1997)。然而，体育新闻记者在揭露体育丑闻的报道中却鲜有明显作为。原因有二。其一，许多体育记者似乎担心，这会连累他们认出的顶尖运动员与运动机构和自己的关系;其二，有证据显示，体育新闻记者们没有得到良好的培训，以应付复杂的调查性报道。许多体育记者仅仅只是在体育部工作，而这个是存在个体和国家差异的(比如，美国的体育编辑和记者的教育水平比英国的同行要高)。体育记者在运动的“小王国”中工作，和其他抓突发新闻的记者相比，职业经验更为有限(Rowe，2004)。

这样一来，主要的体育丑闻，像国际体育组织如国际奥委会(IOC)的腐败就是由体育圈之外的记者曝光的。作为“持不同异议”的记者，安德鲁·詹宁斯(Andre W Jennings，1996)极具说服力地说道:

奥运会对那些关心它的记者来说是很难面对的报道对象……国际奥委会的总部远在瑞士的一个小镇，而其成员分布于世界各地。好在奥委会对外有数千份新闻发布，肯定自己的成就。这样我就找到了自己需要的材料。

其他分析来自欧洲记者们在一些大报上的报道，以及一些新闻通讯社记者提供的材料，其中一些与他们的报道对象有很紧密的关系，用起来很顺手。

根据詹宁斯(Jennings，1996: 14)所披露的，“内部的”体育记者接受了由国际奥委会提供的免费旅行，给公共关系的“自由撰稿记者”出版费用的资助，只有那些在这个圈子之外的人才会进行揭发报道:

一次偶然机会在这个圈子之外的记者曝光了奥委会内部的劣迹。引起了极大的骚动!紧接着报纸的标题上都是否认和借口，令人不悦的真相被最小化甚至忽略。奥委会说世界上仅有15名记者能够报道这个新闻。这对剩下的我们，是多大的解脱和赞美啊!

当重大体育丑闻被曝光后，比如奥委会成员的受贿行为(像盐湖城2002年冬奥会竞选丑闻那种)，体育记者倾向于在事件“公布于众”之前不要扮演核心角色。例如，2002年澳大利亚Bulldogs橄榄球队的经济丑闻，那个牵涉此获奖球队的调查正是被两名来自《悉尼先驱早报》的非体育记者完成的。我曾经采访过的一位体育记者将这看作是劳动力的合理分配:

我认为多数时候，体育记者关注的是他们所在的体育领域，将那些队内队外运动员的信息提供给公众，给公众他们喜爱的运动员的各种娱乐和有趣的信息等。当你在关注重大赛事时，你很难找到时间进行特定的调查。而此时其他领域的记者就能进来做这些事……我觉得没啥，因为一般记者可以花费调查新闻所必须的大量时间来报道这类事。我认为，如果体育记者继续做自己的主要工作，那么这也不失为一种不错的报道方式……我并不觉得这是体育新闻的负面。我更多地把它看作是技术和培训的分配。

(托尼——所有的被访者名字均为化名)

近来世界各地都出现了体育丑闻，包括足球、网球、田径、自行车和其他体育项目中兴奋剂测试阳性，美国篮球和橄榄球、英国足球超级联赛以及澳大利亚橄榄球、足球中的强奸和性暴力指控。一些体育记者在报道这些丑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另一些却明显地采用了另一种立场。用詹宁斯的话来说，这些记者试图避免“令人不悦的内部真相(或者至少是一种指控)”，并且尽力使用所在领域的权力，捍卫“体育圈”不被来自其他领域的社会评论家和记者“侵犯”。不过，应当承认的是，每个体育记者的职业信仰不同，而且他们对于批评性和调查性的体育报道的态度也有个别差异。比方说，汉宁汉姆(Henningham，1995)对澳大利亚体育记者的研究显示，由塞尔文和加里森(Salwen and Garris On，1998)对美国体育编辑和记者的抽样调查发现，对于批评调查新闻实践的担忧要少得多。此外，在每个国家体育媒介结构中，体育记者和体育协会之间的工作关系也各有差异，而这会影响他们如何处理这些丑闻，以及它们的常规体育报道主题是谁。比如在有些运动中，体育记者有可能比其他人与运动员更加亲密。在采访一名体育记者时，他认为:

……在一些运动项目中，体育记者群体或多或少被看作是粉丝。比方游泳，这个项目的“记者”都有点感觉这更像是一个粉丝俱乐部。都是积极的正面报道，没有必要提及负面的报道。就是这个家伙是最强的，这个家伙是最强的，这个家伙是最强的。如果有一丁点负面报道的痕迹，那么没人真的愿意去追踪它。

(特里)

还有些记者对曝光体坛人物私生活存在顾虑。我采访了一名专门从事板球运动报道的记者，他报道了沙恩·沃恩(ShaNeWarne)的案件。这个澳大利亚的顶尖投手卷入了多种不同的体育丑闻和指控中，包括与出版商签订协议、通过移动电话进行性交易，婚姻不忠以及服用违禁物品等。这名记者迫于编辑和读者的压力，报道了沙恩·沃恩(ShaNeWarne)在“卧室”的行为:

我不是沙恩·沃恩的朋友，多年来我作为一名板球记者和他有很紧密的联系。(但是)像这样报道他的私人生活，他有家庭和年幼的孩子，我认为对他个人来说是不公平的。现在人们会说，他是个公众人物，应付这个是很合理的。可是，沙恩·沃恩从没有要求自己成为公众人物，他的出现和消失都应该是在板球场上的事，所有议题应该和这个相关。如果他的错误行为，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对自己或他的球队或澳大利亚板球运动造成普遍伤害，那么曝光就足够公平了，并且应该为自己犯下的不端行为受到惩罚。但是我认为，从个人的层面来看，当你把这种情况放在你所做的事情中考虑一番，就会发现他确实是一名不错的板球运动员，(而且)窥探到他卧室的领域，这是越界了。然而不幸的是，我的编辑和其他人不这么认为，得到某个人好色和品性的八卦，尤其此人是沙恩·沃恩这种有名的人，似乎是值得一试的。

(迈克尔)

在这里，迈克尔表达了他想要将体育新闻限于与体育相关的领域之中的欲望。但是，体育和名流文化的融合事实上已经使两者的独立发展不可能维持。2004年4月，英国媒体投入了大量精力关注大卫·贝克汉姆的婚姻不忠，及其对他和“辣妹”维多利亚这段婚姻的影响，关于这事的新闻不可遏制地贯穿报纸，从体育版一直滑到头版。这就是体育新闻现状的案例。而现在，维多利亚和贝克汉姆已经是全球媒介文化的一笔“财富”(Cashmore，2002)。不过我们应该记住，世界体育和地方体育的视角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体育新闻的地方性与党派性

体育记者每天的工作状态都是不尽相同的。政治文化中心的记者每天进行多项体育报道，他们有更多的潜在资源，于是就不那么依赖于那几个关键的知情人。在新闻界里有许多方法用来报道贝克汉姆现象，许多记者手头也在做这样的工作。然而，大多数体育记者仅仅只报道一个或者是有限范围内的几个体育项目，他们的报道对象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知名度很高的几个地方队伍。在更小的城镇里，记者不仅极大地依赖有限的消息来源，而且地方那些组织严密的粉丝团体还都认识他，这些粉丝总是希望记者能支持他们的队伍。体育记者越以地方为基础报道体育新闻，越会感受到成为一名粉丝的压力，也越有可能为当地的知名体育实体辩护(Lowes，2004)。

比方说，在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市中心，橄榄球联赛是冬季的主要运动项目，而纽卡斯尔骑士队占据了大多数报纸和广播的报道，同时还占据体育方面最大的赞助、市场和广告(Rowe and McGuirk，1999)。新闻媒体《纽卡斯尔先驱报》赞助骑士队，并常规性地在头版对它进行报道。自1998年改版为小报以来，该报采用了多种小报的形式。它常常在头版对骑士队进行文字和图片报道，关于骑士的故事越来越多地散布于整张报纸的新闻、八卦和特写之中，还有社论和读者来信。位于报纸最末的体育版的版面也适时地扩充了。周六版刊登一个上周报纸中提到的“新闻人物”名单，在橄榄球联赛赛季，橄榄球队员和他们的教练总是占据那个名单的前十名(赛季之外也常常如此)。例如在2004年4月的一周，体育报道在当周1 028条新闻中占据了265篇(占26%)，其中骑士队两名队员和他们的教练是前11位最常在新闻中提及的个人。

该报主要的足球记者常常报道与俱乐部相关的常规文章，但很少批评它们，而且还常常开设“球迷论坛”和“足球之页”来获得读者反馈。然而，因为球队队长安德鲁·约翰斯(Andre W Johns)(广泛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得分大前锋)的伤病，报纸发表了认为俱乐部不能在2003年继续获胜的评论后，一位读者抱怨道:

“作为一个狂热的俱乐部成员，我很难相信你，这个经常报道球队而且明显是球队支持者的记者，在看完昨晚对阵勇士队的比赛后，能写出如此消极的评论。”奥黛丽(Audrey)写道。

“难道你没有意识到，现在球队和球迷需要的是积极的反馈，以度过余下的赛季吗?”

“我们最不需要的就是我们当地的体育记者给我们添堵。我们已经从悉尼的媒体中受够了这些!”

(Phythian，引自Keeble，2003: 123)

在这里，竞赛的压力将地方体育记者逼入一条狭窄的道路。他要对那些球队给予“积极的反馈”，这是他为球队作出的贡献。这是因为他通常的评论都是青睐本地球队的(与本地球迷相似)，和那些带着大都市偏见，看不起小地方俱乐部的“悉尼媒体”不同。这种将记者建构成球迷的做法使得记者很难作出批评和反思的评论。这就会造成批评性反思意见的沉默。地方体育记者对骑士队输赢机会的评估得到了大多数媒体评论员和大多数体育赛事结果预测专家的肯定，在适当的时候得到了辩护。在此，新闻的理性与现代性的理性都和球迷话语中主观主义的体育群体主义相冲突。这一点在全球体育中都越来越明显。比如2004年3月，3名莱斯特球队球员在西班牙被指控“性侵犯”，在他们获释前2个月，球迷们就在标语中宣告他们是“无罪的”了。

讽刺的是，上面提到的“悉尼媒体”与《纽卡斯尔先驱报》都来自一家公司(John Fairfax)，而且都是默多克所有。值得注意的是，当纽卡斯尔最知名的体坛人物和他妻子离婚时，是悉尼的媒体曝光了此事。《纽卡斯尔先驱报》声称这种个人问题不适合报道，这显然与他们之前积极报道球员场外故事的立场不一致。正因如此，在处理不同严肃程度的体育丑闻时，地方体育记者——事实上所有的体育记者——都倾向于在此保持低调，让其他记者同事们(而且可能让来自于俱乐部或个人关系没那么紧密的其他新闻机构)来负责报道。在我的访问中，一个记者解释道，实际上地方媒体自动地为其主要的体育“客户”说话:

我认为在一个有一支球队的镇上，而且该球队的水平是省级的，在某种程度上你如果不“上路”，那么你将很难操作新闻。你会没法接近球队。我可能会惹怒一些记者，他们在省级水平上工作得不错……他们引用教练和球员的话就可以做好了，但是如果有一个议题出来……那总是地方球队的反应最为重要。记者在这种情况下工作是有困难的，因为他们报道的是自己的家乡队，报道着家乡的反应。(但是)记者是不称职的，因为更广阔的议题是记者的家乡球队没能担负好自己的责任，这就是议题所在。记者在这种情况下，躲在后面引用别人的话是非常容易的。结果，你看不到自己写的是有偏见的报道，你总是援引官员的话突出他们的观点，让他们的信息传达出去。而不是用自己的明确的观点，对自己说“嗯，等一下，在我看来这是对的，那是错的，我们要这么处理它”。因此，他们已经做错了。

(迈克尔)

可以发现，体育记者由于他们的职业信仰、机构所在地、接近性、对信源的依赖程度等不同而各有区别。尤其对于地方媒体的记者来说，最尴尬的就是是否发出不受本地读者欢迎的批评意见，或者是否应该像一个流行的体育迷那样进行报道，破坏他们声称要塑造的有名誉的新闻界。

结　论

正如加里·哈金森(Garrie Hutchins On，2002: 3300-3301)在对体育新闻写作的调查中所提出的:

当今体育记者所发挥的作用，不仅仅是提供措辞巧妙的描述性语句，还应该有调查报道。电视记者和印刷媒介记者的报道已经变得不协调。所有电视网的经营所有者深深地陷入了体育产品的控制和市场营销过程中……这种现象给印刷媒体的记者造成了明显的问题……对记者来说，今天媒体中的体育报道给他们提供了大量令人兴奋的机会和可以写作的事件。它同时也将他们指向一个个伦理与专业方面的尖锐问题。

体育记者每天所面临的问题日益恶化。哈金森认为，这是由于利益的结合越来越多，也有学者认为是由于媒介与体育产业的共同所有者越来越多(Rowe，2004)。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的人看来(有时是相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看来)，人们期待体育记者成为不加批判的运动迷或苛刻的体育批评员。他们见证了近几十年来他们所选择从事的报道对象，随着它的分割和成长，变成其他记者的领地，以填充日益扩展的媒介空间。

为了对付这种情况，一些体育记者拙劣地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后现代”体育新闻名流新闻报道。例如2002年《体育画报》中有篇文章是关于一个叫波波娃的年轻迷人的东欧网球选手的。在WTA收到许多媒体采访的要求后才发现，这个长得非常像库尔尼科娃的波波娃是媒体创造出来的人物。WTA把此事看作是对女子网球运动的不尊敬，但这也可以看作是体育新闻记者对自己职业实践的一种无意识表白，体育记者们急切地想要培养出下一个“性感的”体育名人(尤其是2004年该杂志的泳装照卖得超好之后)。像这样的讽刺之事说明新闻把体育延伸为一种无边界、多功能的大众文化形式，这既是一种成功，也是一种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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