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化生存

第一节　媒介化生存

媒介传播的国际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已非国界和法律所能控制和约束。人们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适应媒介化的环境。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认为，“电子媒介决定性地、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符号环境的性质。在我们的文化里，信息、思想和认识论是由电视而不是铅字决定的”^[1]。尤其是互联网，使得国内信息环境也成为了国际信息环境，多元化的跨国文化正影响着儿童的发展。

一、跨文化的媒介语境

受政治、经济和技术等各方面的制约，全球化进程在各个国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全球化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突变，其主要动力来自西方资本为了追求更大市场和更多经济利益的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近几十年来，卫星电视、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是其助力或实现的手段。传播媒介所承载的内容融合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并以新奇时髦的形态涌向全球各个角落。尽管理论上世界范围内的交流是双向的、多向的，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西方对全球其他地区存在文化输出的巨大“顺差”。“强势文化的全球化以不可逆转的方式对全球各国产生影响”^[2]。

以电视产业为例，国际上主要存在公共电视、国有电视和商业电视三种模式。自1989年以来，伴随着国际形势的激剧变化，世界电视产业的大格局从三足鼎立转变为以商业电视为主的多种模式并存。清华大学陆地教授对此现象归纳了三个方面的原因，即世界政治的多元化、各国经济的自由化和电视产业经营的国际化^[3]。事实上，冷战结束以后，敌对的宣传工具之功能逐步弱化，意识形态之争逐渐让位于经济和科技实力之争，一些国家看到自己的国营或公营电视机构辛辛苦苦“宣传”、“说教”了几十年，花了无数纳税人的血汗钱，也未见得自己国民的道德水准和文化水准比搞了半个世纪商业电视的美国公民高多少，反倒让美国的电视节目赚了大把的钞票，不由自主地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明智^[4]。因此，针对这种全球化市场逐渐一体化所带来的冲击，从制度上进行改革必然成为一种历史潮流，国家及地区的地理边界和意识形态边界不得不向相对强势文化敞开大门。

信息化伴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而加快，尤其是数字压缩技术的出现，更使得异质媒介之间具备了共同的“语言”：0和1。声音、图像、图片、文字等信息形态经过数字技术的处理以数码方式存储，以电子流方式迅捷传播，不同的媒介产品之间具有了“互文性”特征，这就是所谓数字内容产业。它使得西方媒介集团能够由一个概念开始，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出多元的媒介产品，如电影、电视、CD、DVD、MP3、互联网络、演出、主题公园等等，“掠夺”了人们的消费时间和空间，迅速占领多重市场，从而获得超额利润。媒介巨头们在全球制造出一个又一个市场神话，更加速了国际媒介生态环境的巨大变化，将原本无意参与国际传播的许多国家裹挟其中。

由媒介主导的跨文化语境的形成史无前例地荡涤着本土文化、生活、教育各个方面，尤其是对各国媒介素养水平较低的青少年产生强大的冲击。传播学大师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就曾指出大众传播媒介的某些负面效应：“大众传播的内容是有选择的，其‘影响不仅是因为它传播了某些内容，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对另一些内容不加以传播’。媒介宣传使人们丧失辨别能力而不假思索地顺从现状，大众传媒造成了‘社会顺从主义’。大众传媒对新闻的种种解释，会削弱社会和个人自身的判断力。”^[5]正如CNN的强势新闻传播，使得全球别无选择地收看其所呈现的伊拉克战争，而事实到底怎样，人们不得而知。“我们在电视上或报纸上看到关于美国世贸大厦恐怖主义事件的报道，但无论是文字报道还是图片，我们所能看到的都只是一些符号，而不是事件本身，它是已经被媒介化的事件。媒介化这一概念告诉我们，我们通常所接触到的媒介内容都只是一种再现，它们是加工过的、用符号构建的某种东西，而我们正是通过这些媒介再现来认知这个世界。”^[6]两位大师还不无忧虑而又幽默地说：“多少代以来，人们为了争取更多的自由时间而进行斗争，但是现在他们在自由时间里是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打交道，而不是跟哥伦比亚大学打交道。”^[7]人们对媒介的消费早已具有了某种程度的依赖性。

二、媒介与儿童发展

无论什么国家，对儿童健康发展的关注都是教育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媒介教育的主要对象也是儿童，因此，媒介与儿童的关系一直是传播学界、教育界、政府、各种社会团体与组织所经常涉及的议题。

1.电子媒介环境中的儿童

电子媒介成为当今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儿童主要接触的媒介。电子媒介对儿童社会化的作用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正像约书亚·梅罗维茨所提出的那样，电视“允许低龄儿童在成人的交往中‘在场’。电视扫除了曾经区别对待不同年龄和不同阅读能力的人、使之进入不同社会情境的障碍。……电视强行把儿童推入一个复杂的成人世界，刺激儿童询问那些他们在没有电视时不可能听到或看到的行为和话语的意义”^[8]。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对儿童就是一种无所顾忌的“霸权”，尽管各国都在采取一定的措施来限制儿童接触成人内容，但电视的易接触性却再也无法使儿童回到印刷时代，难怪西方学者们提出了“童年的消失”^[9]命题。传播与媒介产业仍然会依照本身的惯性继续向前发展，如同在物质产品中即使出了次品，社会也不能禁止此类产品生产一样，电视依旧存在，而且在商业化的道路上越走越快，人们的目光也只好转向媒介教育，以期让电子媒介环境中长大的儿童学会在媒介世界里健康“生存”。

关于儿童社会化的主要理论假说还有“媒介依赖论”。美国学者鲍尔洛·基奇指出，媒介传播能产生强大的效果，因为它发出的讯息能协助建构社会现实，提供给接受者一种世界观，久而久之，人们便会依据媒介所提供的参考框架来确立并修正个人的观念和行为。个人依赖媒介建构社会现实的程度，视讯息与个人直接经验的距离而定，对于距离生活范围越远的事件，人们依赖媒介提供的讯息的程度就越高。我们由此可推论：儿童年龄越低，其个人直接经验越少，距离讯息越远，因此，他们比成人更依赖媒介，媒介提供的观念和行为规范对他们影响更大^[10]。在另一些学者看来，媒介已经成为儿童成长环境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媒介也应当在儿童的课程中占有一席之地^[11]。这样，才能使儿童能够获得摆正、调适与媒介关系的能力。

电子媒介引起社会许多方面发生多个维度与程度的变化，这已是不争的事实。1982年，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出版了《童年的消失》以后，2000年，英国学者大卫·白金汉又有《童年之死》^[12]问世。此后，一批影响甚远的研究电视与儿童的著作相继出版：2002年，作为电视研究系列丛书中的一部，英国伦敦金史密斯学院的大卫·奥斯威尔（David Oswell）所著的《电视、童年和家：英国儿童电视观众的形成历史》^[13]出版；另一部更为详细透彻研究电视与儿童发展的书则在2004年第3次再版，这就是朱迪斯·凡·艾芙娃所著的《电视与儿童发展》。^[14]这些著作成为关注儿童在媒介环境中成长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成为世界各地研究媒介与儿童的经典著作。

有证据显示，“在过去20年间长大的许多成年人还像成长过快的男孩那样说话、穿衣和行事。当然，所有的儿童和成年人不会也不可能行为完全相同，但是与过去相比，行为上有了更多的相似之处。传统的分界线消失了。”^[15]现在的家长常常说孩子个个像‘小大人’，而电视中许多名为‘少儿节目’的节目，都在把‘玩小孩’作为成人逗乐的道具。譬如河北电视台《超级宝宝秀》、深圳电视台《饭没了秀》等栏目。这些孩子们穿着成人装，说着成人话，模仿成人的动作，成人们在乐得坐不住时，是否应该想到孩子们心灵深处在想什么？这应当是成人所给予儿童的吗？

最新的研究发现，儿童喜爱面向成人的节目超过了面向儿童的节目。据一些研究人员提供，即使是最易引起儿童兴趣的节目也无法与成人节目竞争。海伦·帕克赫斯特（Helen Parkhurst）提出了儿童‘偏爱’成人节目的原因是：电视为儿童提供了“进入幕后并了解世界和了解人类的知情的满足感”^[16]。这就是说，在儿童与媒介的关系中，“存在儿童图书与成人图书，但是并不存在儿童电视和成人电视。按照人们能够看的和确实看的内容来分，只有一个电视。”^[17]也许这样的结论还一时不能被人们所接受，然而，事实上，解读当下的儿童电视节目文本，不难发现成人所放置于儿童身上的自己的影子，许多儿童节目中的儿童实际上是成人的“傀儡”。

电子媒介的出现，使儿童过早地接触到成人世界的场景和信息，他们要对这些做出判断，如同跨越了游泳池中的“浅水区”到达“深水区”一样。然而，在他们还没有掌握“深水区”游泳的技能时，危险就极可能出现。通过媒介教育使儿童理解媒介、掌握媒介、发展能力，就可以有效地提升驾驭媒介的能力。

2.媒介教育——赋权于儿童

事实上，人们对儿童所处的电子媒介环境并不是特别担心，所担心的是其负面作用，互联网对儿童的负面作用尤其令人瞩目。英国学者大卫·白金汉对儿童在媒介环境中的成长表示了极大的忧虑，他在《童年之死》一书中对儿童成长的电子媒介环境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在书的最后，他说：“我们不能将儿童送回童年的秘密花园里，或找到那把魔法钥匙，将他们永远锁在花园的围墙内。儿童正在逃往更宽广的成人世界中——那是一个充满危险和机会的世界，其中电子媒介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18]

人们并不能渴求媒介世界是一个理想的、纯洁的世界。事实上，生活中有什么，媒介中就会有什么。媒介有优点，是因为生活本身充满光明、正义和理想；媒介有缺点，是因为生活存在灰暗、邪恶和腐朽。因此，人们不能仅仅将儿童看作生活在媒介世界中，更重要的是生活中客观世界中，最终的影响是各方面合力的结果。

当今的儿童与媒介的关系已在发生变化。儿童的活动空间正在由公共场所（街道、公园）转向客厅和卧室。由于住房的改善，现在的独生子女有了更多的私密空间，他们与机器的交流时间变多了，与父母和其他人面对面交流的时间却变少了。以前的公共娱乐场所如电影院正日益被电视、电脑、游戏机所取代。因此，无论人们怎样历数媒介负面的影响，中国媒介教育也已不可能再走过发达国家“保护主义”的路，简单的“堵”也许已经不是好办法了。

中国学者卜卫对媒介与儿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阐释了“赋权”的命题^[19]。她认为，“教育的实施者是成人，成人只有尊重儿童的自然生长状态，只有研究儿童生活环境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给童年生活带来的影响，才能在这个基础上为儿童提供与他们身心发展相适应的生活资源。”^[20]除了进行理论的研究之外，卜卫领导的研究中心还积极开展实践活动，采取切实可行的方式对儿童进行媒介教育，组织儿童拍摄自己的新闻，并通过游戏节目让儿童亲身参与新闻的制作过程，以期在行动和学习中，让儿童逐渐意识到并有能力实现自己的媒介权利，努力改变目前许多儿童参与的电视节目中出现的“集体失语”状态。

卜卫认为，赋权儿童的观念主要是基于以下对童年概念的理解：

·儿童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在人格上与成人是平等的。

·童年生活与成人完全不同，他们的生活值得充分尊重。

·儿童应该享有健康、安全、精神充实的童年生活。这是儿童的基本人权之一。

·成人社会有责任为儿童创造一个适合成长的环境，使儿童身心得到充分发展^[21]。

就上述意义而言，大众媒介应当成为丰富、充实和扩展童年生活的工具，而非缩短童年的工具。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媒介便不应向儿童灌输成人的概念，而应当从儿童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和要求出发，制作适宜他们的内容。

三、媒介与人的社会化

人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从呱呱坠地开始，便开始了漫长的社会化历程^[22]。从幼儿到少年、从青年到中年、从老年再到离开人世，在家庭中要为人子/女、为人父/母……在工作单位中要为员工/老板……，人们在不同的场合或社会系统结构中要得体地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实在是一项复杂的任务，而扮演角色所需要的各种“技能”则是社会化过程中学习的主要内容。

显而易见的是，人的社会化不是一次性完成的结果，而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终生都在进行的过程。影响人的社会化的因素很多，主要包括遗传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两方面^[23]。由于前者的影响是稳定的，也是不可控的，人们更为关注后者的影响。全国13所高等院校社会心理学编写组编写的《社会心理学》一书中把影响人的社会化的环境因素分为6类：1.社会文化；2.家庭；3.学校；4.同辈群体；5.大众传播媒介；6.计算机网络^[24]。书中没有把第6类归入大众传播媒介，而是将其单独作为一类，足见编著者对计算机网络的格外重视。

为了考证媒介与人的社会化的关系，结合人的四个社会化发展阶段^[25]，我们就媒介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个环境中所起的作用进行简单分析，具体做法是：把三个环境和四个发展阶段的相关做成表，把人在各阶段和不同环境中所受到的影响以“强（█）、中强（▅）、中弱（▃）、弱（▁）”四个程度来表示，如表6-1所示。

表6-1　环境与社会化发展阶段

②《社会心理学》一书中使用“继续社会化与再社会化的概念”作为第四个阶段的标题，为了清晰方便，此处使用“后成人期”以示与成人期的区别，并不意味着此为一个独立的阶段。参见该书第45页。

表6-1显示了人在各年龄段和不同环境中受到的影响是各异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庭的影响逐渐变弱，学校和社会的影响逐渐变强；成人期之后，由于社会化过程基本完成，所受各方面的影响程度均变小了。我们关心的是，媒介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媒介与人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1.儿童期

刚出生的婴儿生理机能（特别是高级神经系统组织）很不完备，心理活动处在萌芽期，但在最初的几个月里，父母对其基本生物需要的满足响应了婴儿的情感需求。大约三个月左右，婴儿能辨认出人的面貌，此阶段他/她必须发出和接受强烈的情感信息^[26]，为以后情感发展打下基础。到了12～18个月时，儿童就可以获得母亲的喜爱而对外部世界开始注意了^[27]。有实验表明，其实在早于这个阶段，大约是在6个月时，幼儿就开始注意电视荧屏了。

美国学者波特指出，3岁时，许多孩子就已经发展到每天大约可以有规律地观看电视1～2个小时，此时的观看基本上是富于探索性的，这意味着他们所观看特定事件主要是由于特定的动作、色彩、音乐、音效或不寻常的怪异声。他们寻求的是（电视中的）动作而不是（与电视）对话或交流^[28]。这时，尽管他们的视力已基本发展成熟^[29]，但他们还没有发展出电视叙事结构的解码机制，无法理解其中的情节，对他们来说，电视只是片断化的、碎片式的刺激物。如果让他们复述所看到的内容，大多不能说出其中的情节。到了3～6岁阶段，儿童开始形成最初的人格倾向，这一时期的儿童心理活动带有明显的具体形象性，抽象概括能力还比较差^[30]。笔者曾有意观察一位4岁半的女孩看电视时的反应，情形确是如此。女孩已能明显觉察到音乐的节奏，能非常准确地随着不同节奏的音乐跳舞，她在随意吹口琴时的节奏也能跟随大人手臂的指挥动作进行准确的反应^[31]。

4岁的儿童能够根据笑声不断的信号来判断出喜剧节目，并且开始试图分辨广告与节目的区别，但这对他们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他们还不具备概念描述的能力。随着不断地进行“试-误”学习，他们就获得了分辨的技巧^[32]。针对儿童的广告意在说服他们购买东西或让他们央求大人为他们购买。5-7岁的儿童中大约只有10％明白电视广告的这种真正意图，55％的儿童完全不知其用意而仅仅把广告视为娱乐。譬如，威尔森（Wilson）和威斯（Weiss）发现，相对于7-11岁的儿童，即便玩具广告的“代言人”是另一部动画片中的角色，4-6岁儿童也不大能够分辨出一种在动画片中播出的特定玩具的广告^[33]。这是美国学者在美国儿童中做出的研究结果。

关于媒介内容偏好，国内学者卜卫所主持的一项五城市调查得出了以下的结论：总的来看，儿童所偏好的电视、报纸和书籍内容大致可分为四类：纪实类、儿童戏剧类、成人戏剧类和刺激性戏剧类。……儿童对电视的偏好百分比从高到低依次为：刺激性戏剧类为50％～60％；儿童戏剧类为30％～60％；综艺类为35％～55％左右；纪实类为30％～40％；成人戏剧类（不包括综艺类）为20％～30％。儿童对报纸上的儿童戏剧类内容最感兴趣，其百分比高达70.4％，其次是知识类，为53％，对新闻感兴趣的儿童百分比较低，但也有28％。^[34]

儿童在与媒介的接触中，渐渐建立起自己的观察方式并做出自己的判断。从一项关于儿童与广告的研究，可对儿童如何看待媒介有所了解。大部分的儿童（42％）认为电视广告所说的有一半是真的，一半是假的。大约有10％和19％的儿童认为电视广告所说的“差不多全都是真的”或者“大部分是真的”，10％的儿童认为电视广告所说的“差不多全都是假的”，13.2％的儿童认为“大部分是假的”，剩余5.7％的儿童则报告“不知道”^[35]。

关于儿童判断广告真与假的标准。总体而言，大部分儿童以“试试产品”或者“看看产品的品牌和生产商可不可靠”来判断广告的真实性（分别为27.3％和24.6％）。大约18％的儿童说他们会去店里看看产品，而16.3％的儿童会询问父母和老师（由于儿童选择询问老师的比例太小，因此在表中将询问父母和询问老师这两项合并在一起）。大约有10％的儿童报告说他们会“看看广告的内容像不像”。剩余大约4％的儿童会“看看广告是不是由明星和名人介绍”^[36]。

关于儿童对电视广告的喜好程度。将近三分之一（30.8％）的儿童对电视广告持中立的态度，超过24％的儿童报告他们喜欢电视广告，9.2％的儿童报告他们非常喜欢电视广告，而20.3％的儿童报告他们讨厌电视广告，15.4％的儿童报告他们非常讨厌电视广告^[37]。

显然，中国儿童在对待媒介广告内容时是存在着多元的态度和标准的，并没有形成占绝对优势的意识或观念，但从喜好程度上却占有较大的比例，说明广告对他们的吸引力还是比较大。

2.青春期/青年期

青春期是一个敏感期，由于青少年的身体与思想都在戏剧般地发生变化，因而他们要去适应许多方面。《社会心理学》一书指出：“这个时期的个体更多地受到学校与同辈群体的影响，能在更大程度上采纳别人的意见，逐渐学会自觉地评价自己的人格，自我意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38]。对媒介形象的追捧是这个时期年轻人的喜好。众所周知，电视媒介中每年都有各种面向青年人的活动。

在卜卫所做的调查研究中，儿童是指18岁以下的人群，当然也就包括了儿童青春期（11-18岁）。因此，其中的数据无法单独用于考察这个年龄段的人群。但是，卜卫也指出，根据儿童心理年龄特征，大多数国家的电视台将儿童节目至少一分为三，分为学前节目（6岁以下）、儿童节目（6-10岁）和青春期（11-18岁）节目^[39]。卜卫还注意到，我国儿童媒介内容在总体设计上存在种种缺陷。在这个阶段，儿童性生理、性别角色以及交往甚至恋爱或结婚成为儿童喜欢谈论的话题，但在电视上很难发现适合儿童观看的信息。可以说儿童的某些发展需求被大大忽略了。进一步说，我们还没有形成一种根据儿童身心发展需求设计儿童节目的有效的制度^[40]。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儿童在收视并不适合他们的电视内容。

在我国，这个年龄段的儿童正处于初中和高中学习阶段。教育体制使得儿童的升学压力非常大，绝大多数的家长和教师会限制儿童看电视或接触互联网的时间和内容。然而调查显示，中国青少年一周内媒介的接触情况为：看电视7.161小时，听收音机4.116小时，读课外书3.613小时，读报纸2.505小时，读杂志2.458小时^[41]。2002～2003年度《中国电视市场报告》显示，4～14岁的儿童平均看电视时间每天为145分钟^[42]。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每年发布两次的互联网调查也显示，青少年儿童成为电子媒介主要的接触群体^[43]。毫无疑问，媒介中的内容会对他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根据卜卫1992年的调查研究，喜欢媒介（包括电视）纪实类内容的儿童，其现代化程度、社会化程度较高。对儿童媒体来说，比较理想的情况是，其目标人群的年龄越高，纪实类内容所占的比例应该越高^[44]。然而，所谓的纪实类内容真的是真实再现吗？不是的。“它既非现实，又非想象，它是一种拟仿，它创造了现实的强化形式，却又永远无法成为现实。”^[45]换句话说，媒介所呈现的一切只是一种再现或重构，指出这一点，对青少年来说非常重要。这个年龄段的儿童身心发展特征决定了他们容易产生模仿、尝试等行为。

3.成人期

进入成人期，个体的初级社会化^[46]已经完成。成人的自我已经发展起来，他们不断地选择、学习与尝试各种社会角色，对现行角色进行重新定义与再创造，生活与事业趋于稳定，心理上也更加成熟^[47]。

这个阶段，人们广泛参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人们的道德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基本定型。人们既参与创造媒介文化，同时又身陷媒介文化当中。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在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背景下，文化发展出现多元化格局，各种传统的观念在不断地经受冲击与消蚀，成人后已建立的各种观念也必须不断地进行调整以适应社会变化。

刘燕南等人在《当今中国城市电视观众收视特征及传媒对策》一文中得出结论：拥有潜在观众群前5位的电视节目依次是：科技、文化健康卫生节目（40.6％），社会服务节目（38.9％），环境保护节目（37.4％），法制节目（34.2％），纪录片和游戏娱乐类（并列，33.7％）。其中，游戏娱乐类和法制节目目前已拥有较大的基本观众群（分别为46.5％ 和39.7％），其余四类基本观众群仅在16.1％～23.1％之间。另外，基本观众群较小的财经、时尚、妇女、儿童、老年节目和教育讲座也拥有19.2％～30.6％之间的潜在观众群。^[48]作为当今最为强势的媒体，电视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和休闲娱乐的首选。如果将本次调查结果同1992年全国观众调查中的城市样本的统计数据相比较，还可以发现在“收视目的”一项中，本次调查对象选择“了解国内外时事”的占48.7％，选择“消磨时光”为主要目的和次要目的的合计为12.8％，而1992年这两项百分比分别是21.7％与19.9％。与此同时，在本次调查中，选择“娱乐消遣”项的占18.5％，比1992年城市观众的13.1％也略有增长。

前后7年的“此消彼长”十分有力地表明，在当今城市群体中，有更多的观众已从无目的的被动收视转为有目的的主动的使用媒介，亦即由“仪式性使用”态度向“工具性使用”态度转化^[49]。不难理解的是，这其实已成为社会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认为，在信息时代，如果个体与社会脱节，那么就意味着可能失去发展机会与财富，即便是娱乐信息，对于某些人来说，在娱乐成为“娱乐经济”或“娱乐产业”的现实面前，娱乐中也会透出某些十分有价值的知识或信息，信息有时就等同于机会和财富。

4.后成人期

在成年期，个体的人格依然在成长变化。为了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个体要继续学习社会知识、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这一过程就是继续社会化。个体将随环境与自身状况的变化而承担新的行为模式，学习新的社会角色，继续社会化很好地说明了社会化是一个持续终生的过程^[50]，也即所谓的终生社会化。

从终生社会化这个角度切入时，既可以把后成人期看作是成人期的继续，也可以看作是成人期还没有完成。把18岁作为社会化完成的分界线为时尚早，现代社会给人们提出了更多的社会化的内容。知识的爆炸，信息的泛滥，媒介的日新月异，在丰富精神生活的同时，社会化内容迅速增多。如前述及的“反向社会化”即是由新媒介的发展所引起的，而所谓“数字鸿沟”的出现也与媒介的发展密切相关，这恰恰暗合了麦克卢汉式“技术决定论”的思想。如果把语言作为一种媒介，那么，造成国与国文化差异的恰恰是媒介本身。假如没有语言的障碍，地球上的人们沟通要容易得多，当然，也就不可能产生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了。

通过剖析“人—媒”关系，我们发现，人们也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进行着社会化的过程。因为，技术手段已在使人们彼此隔离，至少减少了面对面的接触机会，人已被物化为“产品”和“服务”。美国学者波特曾指出，72％的美国人不知道自己的邻居是谁，在“电子媒介社区”中长大的儿童缺乏社会沟通的基本技能^[51]。美国学者库利（1864-1929）早在20世纪初便提出大众传播是社会化的一个方法，尽管当时的大众传播媒介仅仅主要是印刷、铁路、电报和电话。正如学者陈卫星所总结的，这些代表新的传播形式的大众媒介，不仅改变了传统社会内部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反应，而且改变了个人的日常生活概念^[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