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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霍尔的非语言传播理论

时间:2022-04-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爱德华·霍尔的非语言传播理论爱德华·霍尔无疑是那种有着跨文化人格的人。1955年,爱德华·霍尔在《科学美国》发表了第一篇跨文化的非语言传播论文,即《举止人类学》,它缘起于霍尔试图改变文化知识灌输的教学思路,转而通过日常沟通行为来分析文化,创造性地从人类学层面审视文化与传播的关系。

1.爱德华·霍尔的非语言传播理论

爱德华·霍尔无疑是那种有着跨文化人格的人。他乐于且善于与边缘人相处,自幼就处于不同文化环境之中,形成了对异文化的兴趣;年轻时为美国政府印第安人服务处(Indian Service)工作,与亚利桑那州西北部的土著保留区(native American reservations)内的纳瓦霍人(Navajo)和霍皮人(Hopi)[30]一起修路建坝;第二次世界大战服役期间,他在非裔士兵团获得了对黑人文化的深切了解,也在菲律宾特鲁克岛上经历了美军与土著居民的冲突。[31]这些独特的跨文化经历使他在文化心理与精神上从中心走向边缘,其突出的表现在于,外国服务所的语言学家把语言看作是对文化的反映,习惯于体现那个时代语言学追求普遍描述的趣味,而他把语言看作是对文化的表达,注重通过观察非语言传播的微观方面来展现文化的独特性和互动性,形成了在那个时代多少有些另类的“文化间”(intercultural)意识,并且把教学重点转向教外交官如何跨文化地交换信息和异文化的人交流,由此有了首创“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一说。不仅如此,他还有意识地走向人类学学科的边缘,与心理学、精神分析、语言学形成观念与方法的流动性借用,把语言相对论、语言学的人类行为原理、精神分析的潜意识概念等运用于跨文化传播之中,由此形成了别开生面的跨文化传播研究。

1955年,爱德华·霍尔在《科学美国》(Scientific American)发表了第一篇跨文化的非语言传播论文,即《举止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Manners),它缘起于霍尔试图改变文化知识灌输的教学思路,转而通过日常沟通行为来分析文化,创造性地从人类学层面审视文化与传播的关系。霍尔又进一步扩展这篇文章的思路,形成通俗性读物《沉默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他把文化看作是“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所习得的行为模式、态度和物质的总和”,并认为它从深层持续稳定地控制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也掩藏着人们行为方式的很多层面。他试图使人们意识到并认识那些非语言文化,并建立了分析文化的方法:通过定义文化的基本单位或者“元素”(isolate),然后把这些元素联系到生物基础上,这样就能在不同文化间进行对比,从而建立统一的文化理论。书中所表达的核心意义在于,我们必须学习理解潜意识层面的交流过程,即理解我们的潜意识文化(unconscious culture),因为“理解和洞见他人心理过程的工作比我们多少人愿意承认的困难得多,而且情况也严重得多”。[32]霍尔所揭示的作为文化隐藏之物的无声的语言——声调、手势、表情、时间与空间等,无不蕴涵着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文化心理,尤其是非语言传播的文化无意识特点。这种思考一方面是他与华盛顿学派精神病学的心理分析专家密切合作的结果,一方面又是那个时代的人们对民族优越感、文化偏见与歧视进行普遍反思的反映,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发现具有高度偏见和民族优越感的个体有“独裁主义人格”,从而引发了人们对于民族中心主义的警觉。此后,霍尔陆续出版了《潜藏的层面》(The Hidden Dimension,1966)、《超越文化》(Beyond Culture,1976)、《理解文化差异》(Understanding Cultural Differences:Germans,French and Americans,1990)等跨文化传播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我们至少可以归纳出两种奠基性的跨文化传播思想与方法:[33]

第一,将人类学对单一文化的研究扩展为比较文化研究,进而关注不同文化的人之间如何互动。其中最具启发性的思想是:文化是人类之间的联系纽带,也是他们与他者互动的方式。他让人们了解到,文化指示我们关注一些东西又忽视一些东西,而人们关注什么主要是一个语境问题:在“高度语境文化”(high context culture)中,大部分信息要么存在于物质语境,要么内化在个人之中,很少的信息是编码的和清楚表述的,而“低度语境文化”(low context culture)与此相反,它的大部分信息存在于清晰的编码中;高语境行为植根于过去,相当稳固;低语境行为不统一,但是它们可以轻易迅速地改变;我们需要平衡两种相互矛盾的需要,即调整和变化的需要(低语境)和稳定与传统的需要(高语境)。这种见解成了后来文化差异与互动研究的理论来源(如下面要讲的丁允珠的“面子协商”理论)。

第二,将文化研究从宏观视野转向了微观分析,其中最重要的是界定了文化的“基本讯息系统”(Primary Message Systems),即互动、联合、生存、两性(指男和女之间的文化差异)、领土、时间、学习(文化是共享的行为方式,不同层级的文化有不同的习得方式)、消遣、防卫、利用(包括物质资源的利用、身体机能的开发),构成了对文化的立体化理解。作为一种微观分析方法,其空间行为模式(proxemics)把空间当作文化的特殊表现方式,认为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生存在不同的感官世界中,一种文化中的人根据其文化感知模式而获得的体验会完全不同于其他文化。与此同时,在文化身份确认笼罩下的人们往往把他者视为他们自己的不可预测的、不可控的一部分,从而形成交流的障碍,为此,人们必须超越文化,把自己从潜意识的文化网络中自由出来。应该说,此后的研究正是在微观分析中揭开了文化的潜藏层面,丰富了跨文化传播的思想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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