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经济与符号民主

第四节　约翰·费斯克：两种经济与符号民主

同样是从霍尔的制码/解码的理论框架中起航，大卫·莫利尚且在“主流霸权”编制的“结构性多义”的意义之网当中寻求受众解读的各种可能性，到了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那里，他不但摆脱了那种“结构先于本质”式的意识形态的强力压迫感，甚至置受众在符号资源可得性上严重的不平等状况于不顾，径直唱起了自虐式的通俗审美的快感赞歌，在感受性方面，他甚至比伊恩·昂的女性主义更具女性气质，在政治上，用欢呼符号民主的到来露出了乌托邦主义者的软肋。正像有些论者指出的，他征用了巴赫金、巴特、布尔迪厄、德塞图到福科、葛兰西、霍尔的许多话语工具和观点，但是他“绝不是一个有创见的思想家”，充其量算是一个“将艰涩的观念通俗化的好手”^[42]。也就是在他对那些观念进行通俗化的过程当中，他挪用和置换了许多概念，如果说在传播研究当中意识形态被泛化，政治被亚政治化，同质性被多样化，费斯克不是元凶的话，也是推波助澜的高手。一句话，后现代理论对传播研究的侵蚀，批判话语被工具化，修正主义的沉渣泛起，在费斯克身上都得到了印证。

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1939年出生于英格兰，现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传播学教授。大众文化的积极救赎者。著作颇丰，最有影响的有《解读电视》（与John Hartley合著）、《电视文化》（1987）。

如果说在传播研究当中意识形态被泛化，政治被亚政治化，同质性被多样化，费斯克不是元凶的话，也是推波助澜的高手。一句话，后现代理论对传播研究的侵蚀，批判话语被工具化，修正主义的沉渣泛起，在费斯克身上都得到了印证。

中肯地讲，费斯克在他多产的写作中为理解、分析媒介文本提供了一套完备的、可操作的工具，尤其是解读电视时我们如何通过符码化的手段来读出电视文本中的意蕴，他的工作实在是太富有想象力了，也是容易让学生去模仿与掌握的，这在第五章中费斯克对电视符码分层的介绍当中已经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然而，费斯克虽然口口声声讲他提倡或者发现的解读方式和目的都是政治的或者意识形态的，目的都是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压制抗衡的，但是由于最终诉诸的是一种想象当中的、内在的、阿Q式的个人体验——快感，他所说的所有的政治或者意识形态都与解读者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社会地位没有关系了，或者说这些环境与地位都奈何不了个体享受解读时的快感了。那么他的所谓的政治抵抗只是在内心中透过“悲剧式的感觉结构”就可以完成了，外在世界的政治经济状况可以丝毫不发生变化，个人的政治斗争就已然获得了胜利，这不是一种精神胜利法是什么？这不是一种政治乌托邦又是什么呢？费斯克在阐述他的两种经济理论时，展现了他的一些思想脉络。

所谓的政治抵抗只是在内心中透过“悲剧式的感觉结构”就可以完成了，外在世界的政治经济状况可以丝毫不发生变化，个人的政治斗争就已然获得了胜利，这不是一种精神胜利法是什么？这不是一种政治乌托邦又是什么呢？

费斯克提出两种经济理论，试图证明不同阶级或者不同社会群体的各种利益是可以通过文化产品，尤其是大众文化产品得到满足的。原因很简单，就因为大众文化产品是流通于两种同时存在但又各不相同的经济中的，这两种经济就是财政经济（finacial economy）和文化经济（cultural economy），其中财政经济注重的是电视的交换价值，流通的是金钱；文化经济注重的是电视的使用价值，流通的不是财富，而是“意义、快感和社会身份”^[43]。为了说明这两种既独立又相互作用的经济系统，费斯克通过图表作了详细说明，表四选自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1989）^[44]。

表四　费斯克的两种经济

费斯克指出，电视节目首先运行在财政经济当中，其中也有两种流通模式：在第一种模式中，节目的制作者把它卖给发行人，节目纯粹是物质商品。在第二种模式中，作为商品的节目改变了角色，变成了生产者。它生产的新的商品是观众，观众则被卖给广告商或赞助商。到此，财政经济的流通即告完成，商品完成了它在经济发行中的角色，而它的文化角色则刚刚开始。在文化经济启动的那一刻，刚刚还被作为商品买卖的观众此时变成了生产者，而文化经济产品的形式是形象、思想和符号。电视台向能“生产”意义和快感的观众播放节目，交换的是心理满足、快感以及对现实的幻想。在这种自我买卖的过程当中，每一次消费行为都成了文化生产行为，而观众不复是被出卖给广告商的“商品”了，俨然是获得自主权的、意义的“生产者”了。费斯克由此认为，在文化经济中，观众作为生产者，权力是相当大的，因为那些所有“直接标示他们在财政经济中的附属角色的标志”统统消失了，在文化经济的出售/消费环节当中并不存在现金交换，人们也不会受到经济能力的限制，想消费多少就消费多少，想怎么消费就怎么消费，因为“意义/快感的生产最终由消费者负责，只根据他/她的利益而产生”^[45]。

电视台向能“生产”意义和快感的观众播放节目，交换的是心理满足、快感以及对现实的幻想。

费斯克进而用文化产业当中的一些商业风险的例子来证明受众的力量。比如说，每13个录音制品当中必有12个无法盈利（据费斯克的统计），一些电视连续剧被迫删剪，投资巨大的电影转眼就陷入赤字等等，因为文化产业“无法预测他们的哪些商品会被市场中的哪部分顾客选中，来产生既符合顾客的又符合制造者利益的意义/快感”^[46]。换言之，如果文化商品不符合观众生产意义/快感的口味和要求的话，就会遭到失败，这无疑体现了消费者主权的胜利。

于是，文化商品的经济原因并不能制约在它被接受那一刻所提供的文化使用价值，也无法控制或预言它可以带来哪些不同的意义和快感。费斯克进而认为，文化产业的从事者必须认识到，要使文本受到那些与主流意识形态有疏离感的受众欢迎，文本就必须包含对立、分离和反意识形态的痕迹。这些因素就是费斯克所谓的受众所拥有的“大众文化资本”^[47]。于是，“文本要在范围广大的读者中流行，就必须在一个极具危险性的支点上维持住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它的众多对抗力量之间的平衡”^[48]。

要使文本受到那些与主流意识形态有疏离感的受众欢迎，文本就必须包含对立、分离和反意识形态的痕迹。这些因素就是费斯克所谓的受众所拥有的“大众文化资本”。

费斯克对文化产业中的这些现象的观察不可谓不敏锐，关键是他对这些现象的解释与期待。比如他看到文化产业中的一些策略成功地维护了产业在财政经济中的统治地位，但同时却削弱了它们在文化经济中的意识形态权力；比如他观察到那些出于商业目的生产的文化产品最容易跨阶级、种族、性别或民族的界限，因此对各从属阶级来说，也最容易得到和生产快感。那么既然如此，费斯克认为，由工人阶级或其他从属阶级或少数民族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去制作电视，完全是多此一举的事，因为已经有很多失败的尝试了。在费斯克看来，四频道勉力地维持播映独立制作人生产的节目，根本没有必要^[49]。至于对文化工业批量生产的节目、产品难以避免的单一化（出于利润考虑，一件文化产品被出售给尽可能多的不同的观众），费斯克认为根本无须担心那会导致文化统治。因为“阅读的多元化并不等于节目的多元化”，把大众文化变为社会变革的力量，即使观众对多样化的节目无法期望，仍然可以通过“阅读的多元化”从为数不多的文化产品中读出观众自身的“多元化的亚文化身份”^[50]。

费斯克对文化产业中的这些现象的观察不可谓不敏锐，关键是他对这些现象的解释与期待。

那么，费斯克到底是用什么武器来反抗主流意识形态，来从事政治斗争的呢？他用的是一种叫做符号权力（semiotic power）的东西。他把权力分成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建构意义、快感和社会自我的权力，即符号权力；一种是建构社会经济体系的权力，曰社会权力。而作为意义/快感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观众手中正是握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符号权力。这种符号权力发生作用往往是通过幻想等快感达成的。他援引女性主义者麦克罗比（McRobbie）的论述，认为幻想是私人的隐秘经验，可以被描述为“对抗或反对策略的一部分，即划出那些不能被完全殖民的领域中的一块”。在费斯克看来，这种幻想在“骨子里是政治性的”^[51]，而大众文化恰好是幻想的触媒，经由观众的自主性生产出来的幻想并不是逃离社会现实，而是对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及其在社会关系中的体现的直接回应。它所提出的挑战“既表现在生成了什么意义，也表现在谁有权力和能力生产它们”。因此，“幻想最起码维护了亚文化的差异感（和身份认同），属于符号权力运作的一部分”^[52]。于是不同阶级的利益通过两种经济的-渠道都得到了满足，大众文化最终功不可没，既满足了传媒巨头的经济利益，又满足了观众的文化利益，两全其美，相安无事，岂不快哉？

费斯克把权力分成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建构意义、快感和社会自我的权力，即符号权力；一种是建构社会经济体系的权力，曰社会权力。

费斯克声称，他要阐述的是一种“快乐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些产生于下层民众的不虔诚的享乐形式，可以与统治阶级的惩戒性文化策略形成一种永久的抵抗。由于民主远离民众日常生活的结构，民众参与政治只有通过对通俗产品的创造性使用来实现，通过对通俗产品的意义/快感的生产和享用，鼓励了民众更加积极地投身于对世界意义的理解。尽管公民们被排斥在直接参与现代代议制民主的各种决策过程之外，但他们可以被允许以“各种更加微观的方式参与符号民主（semiotic democracy）”^[53]。

安吉拉·麦克罗比（An gela McRobbie）英国伦敦大学金匠学院传播学教授，重要文章有《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1986）。

产生于下层民众的不虔诚的享乐形式，可以与统治阶级的惩戒性文化策略形成一种永久的抵抗。

费斯克的立场很像是一种“新边沁（neo-Benthemite）式的激进主义”^[54]，它与实用的寻求快乐隐晦地结合在一起，它的结果与自由放任的经济是相当一致的。事实上，费斯克的“符号民主”与自由市场经济中的“消费至上”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反映到媒介政策上，也与1986年皮考克委员会所寻求的“去管理化”的广播政策是一致的。他对所谓“父权制资本主义社会”的修辞式的抵抗，完全忽略了财政消费能力的不平等与文化不平等之间存在的显著的相关性，对改善民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帮不上一丁点儿的忙。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所谓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民粹主义的策略”都是相当可疑的，他甚至还不具备伊恩·昂“女性主义的政治乌托邦”色彩。

费斯克的立场很像是一种“新边沁式的激进主义”，它与实用的寻求快乐隐晦地结合在一起，它的结果与自由放任的经济是相当一致的。

【注释】

[1]参见《媒介研究读本》，第425—429页。

[2]同上书，第422页。

[3]同上。

[4]詹姆斯·D·哈洛蓝，《论电视的社会效果》，见《媒介研究读本》，第434页。

[5]詹姆斯·D·哈洛蓝，《论电视的社会效果》，见《媒介研究读本》，第434页。

[6]同上书，第436页。

[7]詹姆斯·D·哈洛蓝，《论电视的社会效果》，见《媒介研究读本》，第437页。

[8]转引自《媒介研究读本》，第422页。

[9]参见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第237—238页。

[10]麦奎尔，《向一种大众传播的社会学迈进》（1965），见《媒介研究读本》，第422页。

[11]参见麦奎尔等，《电视受众：一个修正的视角》（1972），见《媒介研究读本》，第438—454页。

[12]菲利浦·艾略特，《对使用与满足研究的批判》，见《媒介研究读本》，第455—463页。

[13]转引自《媒介研究读本》，第423页。

[14]菲利浦·艾略特，《对使用与满足研究的批判》，见《媒介研究读本》，第455—463页。

[15]霍尔指陈先前将媒介视为mass-communications，应该是意指其针对所谓无差别的受众大量复制与传播的意思，后文有印证。

[16]转引自《媒介研究读本》，第467页。

[17]《媒介研究读本》，第467页。根据我对英国传播理论文献的阅读，一直到麦奎尔之前，并没有论者界定“理论”的含义，但是从语境中来分析，他们的“理论”一般指哲学的、形而上学的论述。到了麦奎尔的《大众传播理论导论》中，将大众传播理论分为四个层面：社会科学的、规范的、操作的和日常的。这里的“理论”还是专指前两层。参见麦奎尔，《麦奎尔的大众传播理论》，第7页。

[18]转引自《媒介研究读本》，第467页。

[19]莫利，《枙国内焦点枛的观众研究》，转引自陆扬、王毅，《大众文化与传播》，第75页（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

[20]参见《媒介研究读本》，第468页。

[21]尼克·斯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中译本，第130—131页，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

[22]同上。

[23]尼克·斯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中译本，第132页，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

[24]同上。

[25]《认识媒介文化》，第136页。

[26]同上书，第137页。

[27]詹姆斯·库兰，《重估大众传播研究中的新修正主义》，收于《欧洲传播系刊》上卷（1990），第152页。

[28]参见格里格·费罗，《新闻内容和观众信仰》，收于《媒介研究读本》，第687—693页。

[29]伊恩·昂，《观看枙达拉斯枛》，第10页，转引自《认识媒介文化》，第164页。

[30]伊恩·昂，《观看枙达拉斯枛》，转引自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第376—37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31]《文化研究读本》，第378页。想一想霍尔批判美国传播理论的口吻。

[32]《文化研究读本》，第380页。

[33]转引自《文化研究读本》，第381—382页。

[34]同上书，第383页。

[35]《文化研究读本》，第391页。

[36]同上书，第392—393页。

[37]同上书，第393页。

[38]《文化研究读本》，第393页。

[39]同上书，第395页。

[40]《文化研究读本》，第395页。

[41]参见《认识媒介文化》，第172—175页。

[42]吉姆·麦克盖根，《文化民粹主义》中译本，第84页，桂万先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43]转引自陆扬、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第112页。

[44]陆扬、王毅，《大众文化研究》，第136—137页。

[45]《大众文化研究》，第137页。

[46]同上。

[47]同上书，第147页。

[48]同上。

[49]费斯克没有去深究这些尝试失败的原因，事实上独立制作人的艰辛和媒介产业中所有权与资本的高度集中有直接关系，本书第四章第二节已有论及。

[50]《大众文化研究》，第153页。

[51]《大众文化研究》，第142页。

[52]同上书，第143页。

[53]《认识媒介文化》，第148—149页。

[54]《文化民粹主义》，第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