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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民主的限度

时间:2022-03-2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然而,达尔经济民主思想的缺陷是十分明显的,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存在着或是片面的理解,或是理想主义的色彩。首先,达尔的经济民主模式赖以为基础的两个重要概念即权力和参与,没有得到确切和充分的界定。达尔的权力观没有脱离自由主义的视野,也未能有效解释个人参与集体行动的动机。
经济民主的限度_民主的要义:当代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研究

在达尔那里,经济民主既是一种目的,也是一种手段。作为目的,它体现了程序民主本身;作为手段,它有助于实现国家的程序民主。然而,达尔经济民主思想的缺陷是十分明显的,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存在着或是片面的理解,或是理想主义的色彩。

首先,达尔的经济民主模式赖以为基础的两个重要概念即权力和参与,没有得到确切和充分的界定。达尔的权力观没有脱离自由主义的视野,也未能有效解释个人参与集体行动的动机。达尔的“公民”之间不存在结构性的互动以建构集体利益,除了保护自己的物质利益以外,不存在可以有效界定的共同利益或推动集体行动的团结或社群。这样一种权力观下的参与就变得十分狭隘,缺乏真正的参与式民主所内涵的民主实质。即使是在达尔的合作制公司内部,参与也只局限于投票活动,投票决定了公民追求自己利益的民主过程的结果。然而,投票是否能够代表权力本身呢?这个问题已经被当代的理性选择理论所质疑。传统的平民主义或自由主义对民主的理解,均认为选举过程可以有效真实地将所有选民不同的偏好集中到一个整体的意志上来,这也是近代以来代议制民主运行的一个基本依据。但是,在理性选择主义者看来,集体决策只是根据特定的选举规则进行投票的结果,不同制度下民主选举的规则和程序不同,选举结果也就产生了巨大差异。投票使得民主成为一个偶然的、相当有限的事件。正如威廉·赖克(William H.Riker, 1920—1993)认为,“只要一个社会维持着民主制度,其社会成员就会发现他们的某些社会选择将是无序的和不一致的。当这一情况发生时,就不可能作出有效的社会选择。”[112]因此,认为公司内部工人通过简单的投票就可以实现经济民主的观点显然是不充分的。

其次,达尔关于建立在自我管理基础上的民主观,混淆了政治事务与社会性事务之间的区别。达尔通过指出公司像国家一样权威性地分配资源,从而将对政治领域的关注转变到对经济领域的关注;达尔将程序民主的规则从国家延伸到公司内部,因为他确信公司资本主义将资源不对称地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从而使民主规则变得无意义;达尔将政治等同于决策过程,将政治贬低为仅仅是为了追求自我利益。对此,梅尔文·艾森伯格(Melvin W.Eisenberg)质疑将公司视为政治机构的观点,“所有的政治机构应当由政治原则来治理,任何对社会作出重要决策的机构就是一种政治机构。然而,这一假设忽视了官方或非官方机构之间的区别,或者属于国家的机构和不属于国家的机构之间的区别。”[113]达尔将企业比作国家的做法是不合适的,因为两者的核心区别在于成员资格的强制性和自愿性。显然,企业成员的行为接近于自愿。作为国家的公民,一个人先天性地受制于所在国家的地域,出身环境约束了其以后的选择,迁居他国的成本很高。而个人在职业选择时范围更加广泛,即便受制于某一行业,在这一行业内也有许多企业可供选择。尽管公民也会选择国籍,但这种调整的程度无论如何也比不上更换工作单位来得容易。这种区别实际上体现了非自愿性的政治秩序与自愿性的经济秩序之间的差异。即使人们接受了公司应当实行政治模式的观点,还是没有充分理由认为,作为社会中的一个机构,只有当所有受其影响的人有权参与对该机构的控制时,才是合法的——尽管人们可以坚信合法性就是一个机构的权威依赖于大众的接受程度。

第三,许多人对工作场所的参与可能产生的民主结果表示怀疑或反对。爱德华·格林伯格(Edward S.Greenberg)对达尔关于公司内部经济民主的性质表示悲观,认为它“总体上不会形成与民主的、自治的社会主义相一致的态度和行为,或者与美国主导的社会、经济、政治气氛不一致。”不过,他认为,“通过鼓励人们积极参与社区的政治生活及训练人们必要的参与技能,工作场所的自治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114]达尔本人也曾经提到参与式民主会遇到困难,他指出,“参与式民主的方法不仅遭到那些已经拥有权力、影响力和权威的人士的强烈反对,它也遭遇到许多根深蒂固的政治不平等的障碍,在这些障碍中,有两个特别的具有相关性:参与所需要的时间成本和(允许所有成员直接管理的)组织规模的限度。这种显著性——影响作为变化媒介的参与式民主——可能会强烈地促进这种运动(民主社会学生运动)逐步走向衰亡”。[115]

达尔民主思想的前后变化十分明显,但他始终关注的是古希腊时期理想的民主理论和实践有多少内容在当代社会得以保留下来。尽管当代西方国家中民众的政治参与积极性和选举投票率在不断下降,但他仍然持续地关注公民有效参与的方法,他坚持卢梭的基本原则——要成为一个自由人就必须按照自己选择的规则进行治理。他花费大量时间,从哲学和经验层面来分析群体规模、多元主义、市场经济的民主结果,以及它们在民主理论中的地位。与早期侧重经验主义的民主理论不同,达尔后期的民主思想逐渐转向了一种先验的和伦理的视角,为经济民主的辩护也更多地从道德的立场进行。然而,经济民主不应当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论,而更多地应具有现实的改革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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