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民主的可能

从国家诞生开始，民主与财产权之间的相对优先性就一直存在着冲突。从古至今，当财产不平等分配时，民主与财产权之间的冲突就会上升，不平等越严重，冲突的可能性越大。对此，一种应对方法就是经济资源必须多少平均地分配，以避免重大的贫富差异，这就是古典共和主义的解决方法。如果存在一种自我管理的经济秩序，能够对财产进行分散配置，就不再需要利用古典共和主义的分配方法。达尔认为，近代美国农业经济时期，由于土地资源丰富，土地分配较为分散，从而使当时的美国维持了相对的政治平等，但是这一时期属于例外情况。^[98]19世纪后期的美国，市场资本主义逐渐取代了农业经济，产生了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平等，并进一步导致了政治不平等和对民主的破坏，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今。

长期以来，私人财产权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基本的、不可让渡的权利，也是资本主义建立的基础。但是，在达尔眼中，私人财产权与私人拥有企业之间不存在必然的逻辑。所有权是否意味着所有者可以恣意实行种种控制方式？以民主的方式来决定经济企业如何受控制是否同所有权相冲突？达尔的回答是否定的。达尔认为，不管是从道德的角度还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与人的自我管理或自治的权利相比，没有哪一种支持私人财产权作为一种基本权利的观点是令人满意的。^[99]相应地，任何一种支持私人财产权可以无限获取私人财产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利用私人财产权为私人拥有企业辩护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在各种权利中，通过民主过程管理自己的权利才是一个人拥有的最基本权利之一。政治生活应当尽可能地满足民主的标准，因为人们享有一种通过民主过程管理自己的基本权利。在民主的思想史上，没有规定民主只存在于某种特定的组织形式。只要关于民主的假设成立，在任何一种组织中针对权利的民主要求都是正当的。因此，民众及其代表有权通过民主的过程来决定如何控制、管理企业，以实现民主、公平、效率等价值。

近代以来，反对在企业内部实行民主自治管理的观点主要有三种，即自我治理的企业将侵害所有者对财产的优先权利；企业中的决策制定和实施不同于国家中的决策制定和实施，而且雇员在管理企业时的能力有差异，平等原则不起作用，支持企业民主的观点便不可行；在企业中寡头、等级或统治的倾向如此强烈，以至民主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虚假的。针对这些反对意见，达尔认为，首先，自我治理的企业不一定侵害私人财产权。那种认为人们利用目前的公司形式来维持企业运行而利用其他组织形式将侵害私人财产权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从道德的角度看，如果财产权被理解为获得政治权利和体面生活所必需的话，那么自我管理的企业将不会减少人们使用财产权的能力，反而会加强它。^[100]

其次，公司内部实行民主是完全可行的。在某种程度上，公司类似于国家，公司内部的决策同样具有较强的约束力。国家的法律或政策由于有强制力作为后盾，公民不得不服从。表面上，公司是一种人们选择性加入的市场组织，工人自愿地以劳动交换工资。公司决策不像国家法律那样对成员具有强大的约束力，公司也不可以行使武力。因此，公司员工与国家的公民不同，他们没有平等享有决策的权力。但实质上，公司决策与国家决策在约束力方面是差不多的——公司的决策对所有的雇员可以实施制裁，甚至开除。尽管在形式上是自由的，雇员可以不服从管理决策而选择离开公司。但是，如同公民选择离开一个社区、地方甚至国家一样，他（或她）还是不得不进入另一个社区、地方或国家，这种“转移”的成本很高。同样，为了生活，公司雇员离开一个公司后仍然会进入另一家公司，选择离开公司的成本也很高。实际上，民主国家中的公民身份比公司中的雇佣机会转换更具有自愿性。因此，达尔认为，公司类似于政治体系，进而民主适用于公司内部也就具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01]

第三，平等原则在公司内部也是适用的。尽管许多人认为雇员并不胜任管理他们所工作的企业，但是，平等原则没有要求公民在各个方面具有同样的能力。只要公民有能力作出类似于政治事务那样的约束性决策，他们就同样有能力作出公司事务方面的决策——他们既可以通过直接方式作出集体决策，也可以通过间接方式将决策权委托给他人行使。如同在国家内部一样，在规模稍大的公司中，雇员选择把决策权委托给管理者，选举产生一个委员会或理事会，由它再来选择或罢免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这一机制与国家治理的机制非常相似。因此，在达尔看来，公司内部无法实行民主的说辞是站不住脚的。更多的人则从目的和手段的角度来反对平等和民主原则在公司内部的实施。人们最担心的是，如果公司实行民主管理，那么工人们就会通过投票将企业的收益用于工资或收入的分配，而非用于投资或发展，民主管理的公司往往比等级制管理的公司目光更为短浅。对此，达尔同样予以了反驳。他指出，许多由工人民主管理的公司发展前景暗淡，不是因为其内在的缺陷，而是由于一些可以弥补的不足如资本、管理技能和信用的短缺。^[102]决策过程中的工人参与很少导致生产率的下降，因为如果公司的生产水平下降，工人们也将直接遭受损失，甚至遭受比投资者更大的损失，因为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进出比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上的进出更困难，代价也更高昂。达尔以西班牙蒙德拉贡公司（Mondragon Corporation）等为例，说明自我管理的公司比资本主义公司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至少，工人在决策过程中的参与很少导致生产效率的下降。在达尔看来，反对企业民主化的主要观点并没有得到相关证据的充分支持。

如同政府内部的民主化改变了政治权力结构，现代公司治理的民主化也将深刻改变企业内部的权力关系和权威结构。对于任何团体的成员而言，如果关于民主过程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他们就有权通过民主来管理自己。达尔认为，这一假设不仅在国家治理中有效，在企业治理中同样有效，人们有权在企业内部通过民主方式实现自我管理。当然，“不能奢望在企业管理中民主的引入能够克服内在于所有大型人类组织（包括政府）中的寡头倾向。”^[103]

最后，达尔提出了建立一种在自我管理企业基础上的经济秩序。达尔描绘了一种理想经济秩序，它在市场体系和民主决定规则结合下运行并由分权且自治的公司所构成，这种经济秩序要实现五个目标，包括民主、经济公正、效率、促进人们的美德以及推动经济自由等。要实现这些价值，就必须建立一个权力分散的经济秩序。大量重要决策应当分散在许多相对自主的企业内部，这些企业在一个市场体系中运行，通过民主来实施法律监督和管制。这种平等的秩序得到公司内部权威结构变化的推动。由此，达尔建议一种“集体拥有、由所有在企业中工作的人员民主管理的经济企业制度”。^[104]具有保护和教育功能的自我管理，将提高工人对他们行动的责任和结果的理解，减少公司资本主义中普遍存在的雇主和工人之间的敌对关系，同时企业决策也包括了对消费者和公民的关注，使后者感受到自己对企业决策的影响。而且，自我管理的企业在受到外部市场和立法的约束时，有助于民主发展，因为它构成了一种“自我管理的平等秩序”。^[105]在最初由市场分配和随后更多地受民主调节的情况下，自我管理的公司将提供一种更平等的秩序，减少利益冲突，赋予每个公民支持政治平等和民主的理由，推动人们在公平的标准下达成共识。这种建立在自我管理企业基础上的经济秩序能够纠正多元主义民主的缺陷，有助于真正实现民主。